文│成 健（文史学者）
【故乡和亲人】
汪曾祺的故乡高邮属于里下河地区。里下河地区西起里运河（俗称“里河”），东至串场河（俗称“下河”），北自苏北灌溉总渠，南抵老通扬运河。这四条河流围绕的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平原地势低洼，土壤肥沃，水产资源丰富。汪曾祺笔下故乡的食物、野菜，正是源自这辽阔无垠的原野和纵横交错的河流。
所有这些，连同淳朴的民风人情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给许多作家准备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汪曾祺在《〈菰蒲深处〉自序》中称：我是高邮人，高邮是个水乡”，“我的小说常以水为背景，是非常自然的事”。
汪曾祺的许多作品是蘸着里下河的水写成的，写小城的生活，写平常的人事，充满了水一般的轻柔和灵秀。在汪曾祺看来，世间那些最普通的事物，总是平中显奇，淡中有味。一草一木、一街一巷、一河一桥、一饭一粥，岁月如歌。
汪曾祺从小在高邮城里生活，虽然是大少爷的身份，但时常能接触闹市和郊外的烟火，体会原始韵味的人情，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从我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我放学回家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对外部世界的浓厚兴趣，让汪曾祺养成了善于观察的习惯。
汪曾祺以昔日故乡为题材的小说发表后，有人问过他的弟弟：“你大哥是不是从小带一个本本，到处记？要不他为什么能记得那么清楚呢？”汪曾祺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我当然没有一个小本本。我那时才十几岁，根本没有想到过我日后会写小说。”只是“小时候记得的事是不容易忘记的”。
受祖父、父亲的教导和熏陶，汪曾祺为人洒脱，处世随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闲适气质。他喜欢读书写字，也显然得益于家学渊源。汪曾祺五岁就入学，此后家里一直支持他四处求学，即使是在抗战爆发后，也不惜辗转借读于淮安、扬州、盐城等地的中学。从小学和初中开始，汪曾祺的作文成绩几乎每次都是“甲上”，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文章，以恬淡自然的文笔写平常人物，堪称汪曾祺习作的模板。
汪曾祺的写作还深受恩师沈从文的影响。有段时间，汪曾祺曾静下心来，比较集中、系统地重读了沈从文的小说。湘西迷人的风景和古老的风习，以及美好的人情和人性，引导着他去塑造自己梦中的人物形象。可是很长时间里，汪曾祺一直没有动笔，总觉得条件还不够成熟，他在默默等待着一个时机。
汪曾祺曾自我反思，《受戒》这篇小说究竟像什么，他得出的结论是“有点像《边城》”，虽然在写作过程中他并未察觉到这种潜在的影响。从沈从文那里，汪曾祺学会了怎样诗意地抒情，学会了热爱和歌颂自己的故乡以及故乡的河、故乡的人。沈从文八十岁生日时，汪曾祺写诗祝贺，诗中有一联云“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抒情”可以说是沈、汪师生二人小说创作的一个共同特征，而且他们对美、对爱都有着超常的敏感。汪曾祺说过：“人生如梦，我投入了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
【“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1981年，汪曾祺在《关于〈受戒〉》中谈及，他之所以写《受戒》，原因之一是他重写了32年前的旧作《异秉》。早在写《受戒》前两三个月的一天，汪曾祺蓦然想起自己1948年写的、发表在上海一家文学杂志上的短篇小说《异秉》。当时自己对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和理想，虽然不乏同情，但总体基调却是揶揄调侃的，经历几十年的人海浮沉、世事变幻，汪曾祺感到自己的情感、认知跟早年比有所变化，沉淀在心中的“旧梦”，似乎可以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
其次是外部环境的变化——“百花齐放的气候的感召”。汪曾祺强调，写《受戒》是一种“感情需要”：“我写《受戒》的冲动是很偶然的，有天早晨，我忽然想起这篇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段生活……我感到作品中小英子那个农村女孩子情绪的发育是正常的、健康的，感情没有被扭曲。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样式，在当时是美好的，因此我想把它写出来。想起来了，我就写了。”“写之前，我跟个别同志谈过，他们感到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写它有什么意义？再说到哪里去发表呢？我说，我要写，写了自己玩；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这就叫美学感情的需要吧。创作应该有这种感情需要”。
1980年春，汪曾祺还迎来了分别数十年的大姐汪巧纹。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结过三次婚，共有十三个孩子，最大的叫汪巧纹，是可以在汪曾祺面前“指手画脚”“耳提面命”的大姐。虽然从小就没了生母，但大姐对汪曾祺的关心和照顾，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他缺少的母爱，姐弟感情十分深厚。1938年夏末，汪巧纹违抗父命，师范毕业后要去大后方重庆继续学业，临行那天，汪曾祺把姐姐一直送到运河码头，两人依依不舍地告别。
次年夏天，汪巧纹从重庆给汪曾祺写来一封信，嘱咐他一定要考大学。这是一个长姐作为过来人的劝告，也更加坚定了汪曾祺要走出高邮的决心。40多年后，汪曾祺与阔别已久的汪巧纹在北京重逢，姐弟之间叙旧畅谈，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但相聚终有一别，大姐回去后，接连好多天，汪曾祺常常独自坐在窗前发愣，家里人怀疑他得了“思乡病”。
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汪曾祺拿起笔，花了两个上午写成了一篇小说。小说篇幅不长，仅约万字，题目叫《受戒》。
《受戒》的故事发生在水乡的一个叫庵赵庄的村子，讲述了17岁的小和尚明海到全县第一大庙善因寺受戒，其实是着力描写明海与少女小英子之间天真无邪的爱情。这篇小说翻译到国外时，题目也被改成《一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
当年汪曾祺呱呱降生时，作为长子，全家视如掌上珍宝。因怕他长不大，便按照当地习俗在和尚庙、道士观里都记了名，并有个法号叫“海鳌”。有人据此认定汪曾祺就是明海，汪曾祺则表示“我没有当过小和尚”。不过小说里那几个和尚并非凭空捏造出来的，仁山、仁海、仁渡他从小都亲密接触过，当然法名是创作时另起的。当地和尚娶亲、赌钱、杀猪、吃酒等情节和场面，也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故乡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庙，初中时汪曾祺天天从善因寺旁边经过。如果寺里放戒，一天就会去看几回，看怎样设立法坛、传戒受戒。如此，汪曾祺便对和尚们的生活有了深入了解：“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三个月后，《受戒》修改定稿，汪曾祺习惯性地在末尾写上日期“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就在他准备搁笔的时候，忽然心潮澎湃，在后面又加上一句话：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为什么要加上这寥寥十个字，这给编辑和读者带来了无限的猜想。四十三年前的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梦，有人专门就此写信向汪曾祺询问，汪曾祺的回复有点出人意料，他说：“‘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无甚深意，不必索解。”
其实，所谓“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中的“四十三年”，具体指的是1937年。那一年，汪曾祺为躲避战火，被迫中断了在江阴南菁中学的学习，回到故乡高邮。此后又随同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名叫庵赵庄的农村，住在村中的“菩提庵”里避难，一住就是半年。汪曾祺后来回忆，那个小庵的附近确实有户农家：“这一家，人特别的勤劳，房屋、用具特别的整齐干净，小英子眉眼的明秀，性格的开放爽朗，身体的姿态优美和健康，都使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和我在城里所见的女孩子不一样。她的全身，都散发着一种青春的气息。”
发表《受戒》这一年，汪曾祺刚好六十岁。他既感慨万端，又不无自嘲地说，花甲之年“执笔为文，不免有‘晚了’之感”。话虽如此，在新的时代下得以复出，置身于思想解放的文化氛围，从而焕发出旺盛的创作生机，汪曾祺的喜悦心情溢于言表。
【“发表它是要胆量的”】
1980年10月，《北京文艺》正式改名为《北京文学》，为使改刊后的《北京文学》“一炮打响”，编辑部的同志们上下一心，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认真筹备“小说专号”。就在全部稿件将要下厂付排的前夕，《北京文学》负责人李清泉却从已编好的“小说专号”中抽下一篇，改用一部费尽气力才“挖”来的短篇小说——《受戒》。
当时，李清泉并不熟悉汪曾祺。他只是大致了解，汪曾祺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文系，是沈从文的学生。李清泉是在一个偶然情况下得到关于《受戒》的信息的。一次，北京市文化局召开文艺单位党员负责人会议，议论中，北京京剧团的老杨同志随意的几句话，引起了李清泉的注意。老杨说，他最近读了一位朋友写的小说，写的是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农村少女初恋的故事，“味道十分迷人”。会议间隙，李清泉向老杨打听这篇小说的作者是谁，老杨随意地回答：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位编剧，叫汪曾祺。出于职业敏感，李清泉向老杨讨要稿子，但老杨坚持认为：这个东西不能发表，送不出去，不能让它流入社会。李清泉又问：不发表，只是看看，行不行？答复还是说不行。
这里所说的“老杨同志”，其实就是汪曾祺西南联大的同学杨毓珉，两人一生交好。汪曾祺曾替杨毓珉写过一篇读书报告《黑罂粟花——〈李贺歌诗编〉读后》，对唐朝诗人李贺有极精彩的分析：他的时代是黑的，这正作了他的诗的底色。他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一片浓绿，一片殷红，一片金色，交错成一幅不可解的图案。而这些图案充满了魔性。
这些颜色是他所向往的，是黑色之前都曾存在过的，那是整个唐朝的颜色。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百花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据说闻一多读了这篇读书报告，大为赞赏，直呼：比汪曾祺写得好。殊不知，这其实正是出自汪曾祺之手。
李清泉无计可施，只好直接给汪曾祺写了个条儿，说希望能看看这篇作品。汪曾祺倒也爽快，当天就请人将稿子送给了李清泉，并附上一纸短信，其中写道：“发表它是要胆量的。”
李清泉一口气将稿子读完，最让他击节赞赏的是《受戒》的结尾：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太美了，简直是一尘不染”，李清泉从心底发出赞叹。想到汪曾祺的提醒，李清泉不能不再慎重思考一番。但他“正面看，反面看，斜侧着看，倒过来看，怎么也产生不出政治联想，看不出政治冒犯”，“我倒觉得《受戒》作者，难以自已的艺术跃动，在是否能获得出生许可毫无把握的情况下，终于写了出来”，“这事于他于我，更为内在的因素都不过是对于艺术的诚实，表现出一点艺术开拓的勇气，硬要说胆量，那也仅仅是艺术胆量”。最后，李清泉力排众议，极力推举，终于让《受戒》如期刊登。
一部作品的诞生，往往取决于其特定的内在和外在的诸多因素。女儿曾经问汪曾祺：“你还能写出一篇《受戒》吗？”他如实回答：“写不出来了。”《受戒》甫一面世，就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汪曾祺说“《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80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这样一部独特的作品，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绝对让人眼前一亮。于是，《受戒》的成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最终，《受戒》荣获《北京文学》当年的优秀短篇小说奖，汪曾祺也开始被广大读者所熟知。
正如李清泉所言：“《受戒》又有点像投石问路，心地踏实了，才好照着他认定的路子继续翱翔。”《受戒》发表后的种种赞誉，进一步激励了汪曾祺，“老夫聊发少年狂”，创作才能喷薄而出，《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故里三陈》等脍炙人口的名篇接连问世，一位沉寂多年的作家最终浮出了历史的地表。
【为大淖著文】
《受戒》余热未散，1981年2月4日，农历大年三十，汪曾祺又推出了另一篇代表作《大淖记事》。这篇依然不长，约一万两千字。有人给汪曾祺提建议，说他的某些小说如《大淖记事》，稍微抻一抻就是一个中篇。汪曾祺却不以为然：为什么要抻一抻呢？抻一抻，就会失去原来的完整，原来的匀称，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
里下河地区水网密织，河湖沟汊随处可见，但“淖”这个字在本地还是比较生僻的，有人会说不会写，有人会念错。1958年，汪曾祺下放到张家口坝上劳动改造，发现这里把大大小小一片水都叫做“淖儿”，这是蒙古话，坝上蒙古人多，很多地名都是蒙文词语。后来汪曾祺又到内蒙走过不少叫做“淖儿”的地方，更加证实了自己的发现。由于高邮话中没有儿化字，所以家乡一带称之为“淖”。汪曾祺为什么念念不忘地要去考证这个字呢？因为他很久以前就想写写大淖这个地方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淖”字催生了《大淖记事》，也为家乡的大淖正了名。
其实，小说里的大淖就是汪曾祺故乡的一片水域，是他儿时常去玩的地方。小时候的汪曾祺，听说过发生在那里的一件事。一个小锡匠因为与保安队的兵的“女人”相好，被保安队活活打死，后来又被人用尿碱救活了。汪曾祺出于好奇，特地跑到事发地点看个究竟，在那里看到了几只尿桶，也看到了跟小锡匠要好的年轻女人。虽然屋里很黑，并不能看清她的长相，但他无端觉得那女人确实很美。过了两天，锡匠们上街游行，顶香请愿，为同伴讨还公道。这些事给少年汪曾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渐渐酝酿成了一个难忘的梦，并最终促使他在四十多年后写成了《大淖记事》。
小说里巧云的原型，除了这个与小锡匠要好的女人，还有汪曾祺从小认识的其他女性的影子。这就是移花接木，“杂取种种人”的手法。比如一个姓戴的轿夫的妻子，在丈夫得了血丝虫病后，她为了养家活口当了女挑夫。当时在高邮的越塘一带居住着许多挑夫，作者将他们的家“搬”到了大淖。
汪曾祺发现，生活的重担非但没有压垮柔弱的戴家女人，反而让她变得更挺拔精神，一百五十斤的担子挑起来嚓嚓地走，而且每天仔细地梳妆打扮，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让他感到惊奇。这个女人的品性性格，在巧云身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长睫毛忽闪忽闪的。但是眼神显得更深沉，更坚定了。她，从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小媳妇。”这是巧云最美最动人的地方。
少年时代的记忆，经过几十年沉淀，突然有一天酝酿成熟，于是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作家的夙愿。创作有时是一个奇妙的过程，汪曾祺说：“至于这篇小说是怎样写出来的，那真是说不清，只能说是神差鬼使，像鲁迅所说‘思想中有了鬼似的’。我只是坐在沙发里东想想，西想想，想了几天，一切就比较明确起来了，所需用的语言、节奏也就自然形成了。”“一篇小说已经有在那里，我只要把它抄出来就行了。但是写出来的契因，还是那点向往和那点惊奇。我以为没有那么一点东西是不行的”。
这种向往和惊奇，显然包含了一种寻根的意味。高邮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小城，保留了很多苏北的古风。大淖记事》中，水乡生长着的小民百姓，心地善良而命运坎坷，他们的悲欢离合早已融入汪曾祺的心灵深处，他们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汪曾祺的梦里，他们身上隐藏的宝贵品质，这群人所代表的民间道德力量，让汪曾祺肃然起敬。比如，老锡匠给学徒立下规矩：不许他们赌钱喝酒；嘱咐他们出外做活，要童叟无欺，手脚要干净；教他们不要怕事，但也绝不要惹事……
《大淖记事》的结构极具特色，这篇小说总共六节，主要人物之一的巧云直到第四节才登场。也就是说，小说写到一半，故事情节才逐渐明朗，叙事节奏才随之加快。评论界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前面三节不是直接写人物的部分着墨太多，有比例失重之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其特点正在于结构的与众不同，这样处理是重在展现旧时乡村的风俗画。
汪曾祺对本文结构的看法是：“我这样写，自己是意识到的。”之所以一开头着重写环境，是因为“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和事。有个青年作家说：“题目是《大淖记事》，不是《巧云和十一子的故事》，可以这样写。”汪曾祺也倾向于这种意见。
芸芸众生相，尘世一蜉蝣。《大淖记事》中描写了一群贫穷而卑微的人们，但小说的基调仍然是快乐的，汪曾祺表示：我相信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这至少是我的希望。”沈从文当年教学生写作，反反复复强调“要贴到人物来写”，这句话有些难于理解和把握。《大淖记事》中有一个细节：为了给十一子治伤，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他的喉咙，写到此处，作者笔下忽然冒出一行“神来之笔”：“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这个简单的动作描写，渗透了人物内心丰富而真实的情感，而汪曾祺写这一句时，眼泪也禁不住夺眶而出。
《大淖记事》与《受戒》在主题和风格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可视为姊妹篇，彼此独立又相互辉映。《大淖记事》发表于1981年第4期《北京文学》，并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沈从文谈及汪曾祺的《大淖记事》等作品，认为其特征可概括为“素朴亲切”，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到难，老师的言语之中饱含了欣慰和嘉许。此后十多年内，影视界多次试图将这篇小说搬上银幕，如199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买下《大淖记事》的改编权，并邀请经验丰富的编剧担纲改编，但由于没有找到理想的方式来呈现汪氏小说的散文化风格和风俗画特质，改编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汪曾祺去世多年后的今天，他的作品非但没有在时间的长河中湮没，反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喜爱。汪曾祺魂牵梦萦的里下河水乡，充满了美，充满了爱，充满了诗意，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成为当代小说界一道迷人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