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一路走来《人世间》

2024-05-17 14:50:09 来源:广东政协网

  文│李师东(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社原总经理,《人世间》责任编辑)

  【梁晓声的辨识度】

  梁晓声创作的辨识度,是从他写知青小说后开始清晰起来的。

  他是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兵团知青,是半军事化、集体性的存在,不同于农村知青和农场知青。从这一身份出发,所能写出的知青生活,自然不同于其他人,辨识度一目了然。

  许多年后,梁晓声写兵团知青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还在被一些学校推荐,供学生阅读。阅读的目的,是为了让今天的青少年们了解过往的一段青春岁月。这段青春岁月,有理想的憧憬,有生活的磨砺,有青春的无怨无悔。其实,梁晓声写《今夜有暴风雪》,是在为返城后的兵团知青们发声,是出于道义、责任和血性。他要告诉其他人,我们曾经经历了什么,收获了什么。据说,因为这篇作品,至少哈尔滨地区负责接收兵团知青的部门和领导,原先固有的态度产生了松动。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梁晓声所具备的道义、责任和血性,这样一种质朴而坚定的文学人格力量,就一直流淌在他往后的创作里,成为他获得清晰辨识度的基本底色。

  后来,梁晓声还写了《雪城》《返城年代》,直到《知青》电视剧的播出,他成了“知青文学”当仁不让的标志性作家,仿佛梁晓声天然就是为知青而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梁晓声把“知青小说”从短篇写成中篇,从中篇写成长篇,从长篇写成电视连续剧。他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下,不断回望当年的知青岁月,讲述后知青们的当下际遇。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能够一以贯之关注知青和后知青生活的,恐怕也就只有这么两个人:一个是北方的梁晓声,一个是南方的韩少功。

  梁晓声写知青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知青,这只是他的一个阶段性身份。他做知青时,被推荐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1977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来去了儿童电影制片厂。再后来,他长期在北京语言大学任教,担任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至今还在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身份为国家建言献策。随着人生经历的变化,梁晓声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所关注的重心,逐步向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发散,后来他也写了不少文学作品,但并未超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的影响力。倒是他持续不断的社会时评和生活随笔,还有他的影视作品,更为人们所熟悉。

  梁晓声渐渐成了一个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和人文气息的社会化的作家。他从一个作家和学者的角度,对社会和现实发言,他分析中国社会各阶层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征和变化,他关心中国人的人心和人性。他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作家型、社会化的学者和教授,一些在文学领域里孜孜以求的同行,以为他越出了文学创作的边界。其实,他所秉持着的,依然是当初的道义、责任和血性。这一文学的初衷,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展开,增添着新的内容,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校正着自己。他笔下的文字更有现实主义的锋芒和筋骨,他的辨识度更加突出,并且更贴近时下,更贴近人心,更迥异于他人。

  但印象中那个写小说的梁晓声,已然让我们有些陌生了。不过我心中有数,《青年文学》在“名家”专栏中发表的梁晓声短篇小说,还被《新华文摘》转载过,梁晓声并没停下写小说的那支笔。

  【回到原点,超越起点】

  六十岁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是人生的一条分界线,不管你在不在意,寻常人们会在这个时候,回首自己大半辈子的人生经历。作家更敏感,梁晓声尤其如此。有没有可能把自己大半辈子的生活积累、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做一次阶段性的文学总结呢?这个时候的梁晓声,酝酿着写一部大的作品。对这部要写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梁晓声很是慎重。以后恐怕没有体力、精力去写这么大篇幅的作品了,他后来说。

  他回到了自己生活的原点。

  梁晓声出身于北方城市哈尔滨的一个建筑工人家庭,写底层社会的生活,向来是梁晓声的强项。大家习惯地认为他是一位平民作家,他笔下的知青都是城市平民出身,他后来的大量发言也多是基于平民立场的人文表述。而反观同时代的作家们,他们大多具有乡土生活背景,而中国当代文学最为出色的部分,还是乡土写作。

  梁晓声回到他生活的根基所在,从城市底层生活写起,这是他不同于大多数作家的独特优势。多少年后,梁晓声才落笔行文,真可谓思前想后、用心良苦。

  那么以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为线索来支撑、贯穿这样一部作品呢?有知青身份的人显然不合适,梁晓声已写过许多,再写未必有更多的新意。他想到了自己去兵团当知青时留在城里的弟弟。

  梁晓声成年后正赶上“上山下乡”,按照当时的政策,多子女的家庭可以有一位子女留城。留城的子女似乎从来没有被人关心过、被文学表现过,他们被声势浩大的知青运动遮蔽了,也一直被文学创作所忽视。当哥哥姐姐们去下乡的时候,留城的往往是家中最小的弟弟妹妹,他们经历了什么,有着怎样的人生,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一个很纯粹的城市平民子弟的视角。

  梁晓声的心里怦然一动:从这样一个城市平民子弟的视角去看几十年的社会生活变化,看人生的酸甜苦辣,看家庭的悲欢离合,看不同社会阶层的变迁,看时代的迅猛发展对生活的冲击和裂变,那将是何等宽广、何等壮阔的人世间的情形。

  从2010年开始构思这部作品,这一酝酿就是三年。直到2013年年初,梁晓声才正式动笔。

  梁晓声在牡丹园的家,我去过许多次。一条很窄的小街里的一个不大的小区。梁晓声说,小街现在通畅多了,前些年人来人往,小商小贩川流不息。有一点好:一下楼就接地气,适合我写小说。

  我深深记得我见过的场景:一张小木桌,一把小木椅,桌上是一摞标有“北京语言学院”字样的400字大稿纸。小桌放在朝北的阳台上,窗外阳光明丽。梁晓声坐在这里,一笔一画地写着字,完完全全一个爬格子的工匠样子。梁晓声的字写得十分认真,很有劲道,棱角分明。给人的感觉是,他对笔下的每一个字,都格外尊敬。直到现在有人找他签名时,他的手指还有些僵硬。

  五年里,那一摞手稿,越积越厚,足足有3600多页。稿纸上的字,起初工工整整,安安静静;过了二三十万字后,这些字慢慢醒来,个别的笔画在探头探脑;再过30多万字,梁晓声已然按捺不住字里行间的拳打脚踢;到了最后,就索性写在了A4空白纸上。

  梁晓声的书写,着实辛苦。就这样,年复一年,日积月累,梁晓声率领着他笔下的115万个汉字,组成了一支雄壮又浩荡的队伍。后来,这些文字变成了书。打开它时,不经意间,会隐隐觉出些特别:这些字有手感,有体温,细细绵绵地传递着一个手艺人的气息。而通篇看来,它精神饱满,底气充足,115万字一以贯之,仿佛是一气呵成。

  【难忘的合作经历】

  最初接触到《人世间》这部书稿,是2015年11月20日,那是一个阳光充足的上午。

  梁晓声说,他的新长篇要写100来万字,他兴致勃勃地讲起这部长篇小说里的故事:在A城的贫民区里,有一位叫周秉昆的小伙子,还有他的哥哥周秉义、姐姐周蓉……我们早就知道梁晓声在写长篇,也一直期待着一个时机。梁晓声说,其他出版社盯得很紧,这部书,我决定还是交给你们、交给中青社。这么多年,我们相处一直很愉快。

  我明白,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书,梁晓声肯定读过,也一定对他的人生产生过或大或小的作用。我更清楚,早在1982年,梁老师就和我们有了渊源。那个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刚刚创办《青年文学》杂志,编辑周晓红读到他的一个短篇小说,非常兴奋,转念想了想,由衷地对梁晓声说:你对那块土地这么深情,发在那里的文学刊物上,会更有意义。这就是发表在《北方文学》上的、给梁晓声带来广泛声誉的成名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梁晓声是我的学长,我们同校同系。两人聊天的时候,我叫他大师兄,有旁人在场,叫他梁老师。“你一直在做出版,还在办《青年文学》,没有离开过文学。这部小说要写上中下三部,第一部已经写完,第二部也快写到一半。你们把第一部带回去,先看看,不着急,有什么意见,我们回头再交换”。我和同事李钊平、万玉云抱着好几斤重的书稿回单位,手上重,心头更重。当时我想的只有这么一句话:不失信任,不负重托。

  这部带着手感和体温的作品,从上世纪的1972年写起,写的是新中国几代人的生活遭遇和社会变化,落笔在东北一座省会城市的一个平民区,贯穿始终的人物是一位叫周秉昆的平民子弟。梁晓声显然是在对自己大半辈子的生活积累、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作一次阶段性的文学总结。

  这部有年代感的作品,立意很清晰:这几十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个人命运是如何与时代变迁交集的,中国怎么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他要把这些告诉今天的读者。这些年来,我一直期盼着出版一部让今天的青年读者了解中国几十年进程的文学作品,这个愿望要实现了。

  我很快读完小说的第一部,向梁晓声表达了基本的判断:很有年代感,放心写,而且肯定会越写越出彩,细节问题等初稿完成后再议。

  我和同事商定好,这段时间尽量不打扰他、不打断他,让他聚精会神写完初稿。我们分头进行审稿,先做一些初步的加工,发现什么问题,有什么疑惑,事先做好笔记。比如,“三八红旗手”的说法是哪年有的,上世纪70年代时有没有,我们要查资料;悲惨世界》在1966年前出过几卷,我们要去核实,等等。我专门找了两个小本子:一本记的是情节推进过程中的脉络和走向、疑惑和问题,一本记的是小说中每个人物的来龙去脉和人物之间的往来明细。

  取回《人世间》第二部,已是2016年春节过后。梁晓声说他身体不适,颈椎病明显加重,每每写作都要围上护脖,也只能坐在小椅子上就着小桌子写,这样颈部压力会小一些。他还怕冷,胃部时常隐隐作痛,去过医院几次,医生安排他做进一步的检查。他却说:“我不做。真要检查出什么问题,那这部小说就没法写下去了。”

  2016年年底,梁晓声完成了三卷本的初稿。

  看完整部书稿,我们展开了密切的互动。小说中的人物线索、情节进展、生活细节、重要史实、时间地点、说法提法,包括对人与世事的分寸拿捏和尺度把握,我们一一加以辨析。梁晓声的写作与我们的审稿有条不紊,持续推进——这是一次深度而又特别高效的合作,更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其中有我们作为编者的理解和要求,更有作者的宽容和大气。

  【敲定书名】

  眼看《人世间》就要修改完成,图书出版合同也该签署了。2017年6月5日,我们来到梁晓声家中。他说:你说要签上十年,十年里一万册总该能卖得掉吧!我说:那我们写不写起印数?梁晓声说:现在做出版不容易,只要你们把书做好、做到位。我很清楚,现如今,一位知名作家对自己的新作提出五万册八万册的起印数,早已不算稀奇。而梁晓声对自己要写整整五年的长篇小说,居然不提起印数上的任何要求,我在这个行业里待了很久,在我看来,如果这不是绝无仅有,也一定是闻所未闻。梁晓声对他的写作是有信心的,同样他对中青社也充满信任。

  完成初稿后,梁晓声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进行修订。2017年9月4日,书稿全部完成。但有一件挠头的事还没着落,这便是书名。

  2017年10月24日,我们再次来到梁晓声家。一同前往的还有书籍设计师傅晓笛。本是来谈书籍设计的,梁晓声先掏出了一张纸,纸上有一段话,是给长篇小说写的“题记”。我认真看了,觉得不妥。我说,你的长篇写了这么多的内容,一句话、两句话概括,反而会限制读者的阅读。他说那好吧,顺手就把那张纸撕掉了。几年里,我们和梁晓声之间就是这样直来直去:我有问题,他来解析;他有困惑,我来释疑。

  这段100多字的“题记”里,有三个字突然往我心里扎了一下。我脱口而出:人世间!梁晓声一愣,说:高尔基有《在人间》。我说:高尔基是在人间如何,“人世间”是中国百姓用语。多贴切呀,“人世间”把世上的一切都给罩住了,我们这部书里装的正是人间世事。梁晓声心理上好像还没有准备,他最初给长篇暂定的名字是“共乐区的儿女们”,自己并不满意。我们磨合了几回,也没想出更好的书名,这是一个结。我们用这个暂定名,申报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补报“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申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一一顺利通过。这都是对梁晓声和中青社的信任,但反过来也加重了我们起好书名的压力。

  “人世间”概括性强,一看就知道内容。我继续坚持。梁晓声总是为他人着想,满怀同情地说:那好吧。

  《人世间》,从此成了书名。

  【与时代相向而行的大书】

  为慎重起见,在2018年1月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我们推出《人世间》征求意见版。听取多方意见后,我们组织修订,于2018年5月拿出了正式版本,起印1万套;8月,加印1万套。2018年9月,在长春出版年会上,《人世间》荣获“首届中国文学好书奖”。在第十五届《当代》长篇小说论坛上,经在场的百余位专业人士现场投票,《人世间》被评为“2018年度五佳长篇小说”之一。2019年8月16日,《人世间》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人世间》出版后,得到各方面的积极评价;梁晓声所到之处,受到读者的热情追捧。有一个花絮:2018年6月,我陪梁老师来到方志敏烈士的故乡江西弋阳。梁晓声给县委中心组学习会讲述“读书与人生”,全县300余位乡镇以上负责人与会,座无虚席。会后县里的同志找到梁晓声,让他题款签名一套《人世间》,连夜送到一位拆迁困难户的手里。这是一位“梁粉”。第二天一早,这位“梁粉”通知当地,他准备搬迁了。梁老师不意之间,解决了一道久拖未决的难题,这是我们回上饶市的路上,“三清媚”文学会会长毛素珍亲口讲述的。

  2019年1月23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文艺报社联合举办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认为,《人世间》是一部大书,一部与时代相匹配的大书。

  梁晓声说,他写《人世间》,在尽最大的努力向现实主义致敬。人是这样的,更可以是那样的、应该是那样的。他通过他笔下不同层面的人物,传达他对社会的感知和愿景。

  梁晓声心目中的现实主义,经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打、日晒夜露,不矫情、不媚俗,已然成为他披沙沥金之后的内心坚守。这也正是《人世间》的魅力。

  【两个“没想到”】

  小说出版后,梁晓声对我说过他的两个“没想到”。

  第一个“没想到”,是2015年11月,我和同事从他家里取回了小说的第一部手稿,我通读完后,随即向他表达了明确的意见:很有年代感,放心写,肯定会越写越出彩。梁晓声后来多次说,我们最初的判断,对他是非常大的鼓励:“没想到你们这么肯定。如果要我从八十年代写起,那我这部小说就没法写下去了!”

  梁晓声的第二个“没想到”是,小说写完了、改完了,他要去忙其它要写的事了:“没想到你们会这么上心、这么投入。”梁晓声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他太了解出版的常态了,尤其是文学刊物。办文学刊物,实在是锻炼人。我在《青年文学》做编辑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体会:埋头看了一天的来稿,居然没有一篇中意的,就觉得这一天过得特别失败,心情会沮丧;一旦看到一篇很不错的作品,则是眼前一亮、神清气爽。好作品确实是难逢难遇。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职业习惯:看到好的东西,定会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直到水落石出。当年我编刘醒龙的《村支书》《凤凰琴》《挑担茶叶上北京》、编麦家的《陈华南笔记本》《听风者》,还有他的长篇小说《解密》,都是如此。只不过《人世间》难度更大、困难更多而已。这是一种长期的专业训练,考验的是人的眼光和见识、担当和坚韧。

  好的文学作品,要有坚实的文学出版质地。把一部书稿从文稿形态转化为出版形态,出版者要付出巨大的心力,这包括对于作品的价值判断、对文本的悉心打磨、对图书的专业打造、对产品的精心推广等,这里体现的是出版的事业情怀、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准。

  以前人们总爱说,编辑出版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今天看来,这一说法,未免偏颇。作者和编者的关系,本质上是生和养的关系。一株小树苗生在作者的苗圃里,要移植到适当的地方去长大,要培土、浇水、杀菌、整枝,让它长成心目中的那么一棵大树,这是编辑出版要做的工作。所以我说,一部作品,生在作者,养在出版,这才是作者和编者之间的正常逻辑。这样去理解编辑出版工作,我们就能更好把握文化出版的价值和要义。

  《人世间》拍成电视剧后,据说有三亿多人在看。梁晓声和我也在看,我们时常会在看完当天的两集后,在电话里聊上一会,交流一下,就像在打量一个似曾相识的人。

  记得有一次聊完一个细节后,梁晓声突然问我:你说作者和编辑是什么关系,我们是什么关系,良师益友、助产师,好像都不大恰当。

  我想了想,说:就说你和我、和《人世间》吧,这是你的孩子,我是他叔叔。我喜欢这个孩子。看着他长大,一些时候我可能比你还上心。他天资足,有培养前途。

  我坚信:《人世间》会有越来越多的亲人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