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在今
“冒险家的乐园”
香港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它位于中国大陆南端，是东亚的门户和太平洋西岸的要冲，亦是跨洋贸易的理想之地。
鸦片战争后，香港被英帝国主义侵占，成为殖民统治下的“自由港”。财货流通，鱼龙混杂，近代史上的香港一度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来香港冒险的角色众多：国际掮客、鸦片烟贩、苦力蛇头，不一而足。
因其特殊的环境，香港也成为许多革命者奔赴的战场。
“杀贼雄心在，怀乡噩梦惊……离家成死别，蹈海岂生回。”此诗作于1862年的香港，作者是闻名天下的“长毛状元”王韬。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王韬隐藏在上海英国领事馆，又乘船逃到香港避难。王韬自称“海角孤臣”，在香港与太平天国旧部书信往来。
1892年，孙中山先生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1894年，他在檀香山创办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他又把兴中会总部迁到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
因广州、香港两地毗邻之便，孙中山在香港策划袭取广州城，起义失败后，他经澳门逃回香港。清政府向港英当局要求引渡，孙中山又从香港逃往日本。
1925年6月，中共党员邓中夏、苏兆征等人发起省港大罢工，声援上海五卅反帝运动。罢工历时1年零4个月，时为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罢工。
1927年国共分裂，中国共产党人发起武装斗争。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而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周恩来和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张太雷及叶挺、聂荣臻等将领，都一度前往香港避险。
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相对安全的香港涌来空前的难民大潮和许多社会名流。1938年6月，宋庆龄先生联络海内外著名人士，在香港组建“保卫中国同盟”，为抗战争取援助。宋庆龄在香港熟人很多，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的家宅就在香港中环。何香凝之女廖梦醒在香港多年经营秘密交通站，儿子廖承志也到了香港经办八路军办事处。
通过香港，海外华侨捐助的大量援助物资可中转到内地。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柯棣华等国际友人率领的外国志愿医疗队也是从香港登岸，转往内地抗战前线。
香港成了热土，公开的斗争活动轰轰烈烈。明火之下，还有隐蔽战线的暗战。
打不垮的红色交通线
铜锣湾位于港岛东北，依山傍海。西岸有个三层小楼，主人是李少石、廖梦醒夫妇。选择此二人驻守华南交通总站，正是周恩来的精心谋划。廖梦醒的父亲廖仲恺是近代民主革命家、国民党左派领袖；母亲何香凝出身香港富商家庭，其家族被称作“何氏茶叶大王”。
1930年，为了建立上海党中央同江西苏区及南方各根据地的联系，中央交通局特意选择香港作为华南交通总站的驻地，利用“自由港”便于通行的条件，开辟秘密交通线。
华南交通总站有四条主要线路：
香港—广州—南雄—江西
香港—河内—镇南关—广西—江西
香港—海防—十万大山
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瑞金
跨越多个区域，经历公路、水路和山间小道，秘密交通线远行千里。
华南交通总站的首任站长为饶卫华，交通员为李少石、廖梦醒。交通站的任务是输送党的文件、药品、无线电器件等物资，更重要的则是输送干部。
仅1930年9月至12月，上海党中央经香港往苏区输送的多批干部，就有叶剑英、左权、萧劲光、徐特立、张爱萍等几十人。还有被居住地当局驱逐的东南亚华侨党员干部等，也从香港入境转入苏区。不少干部还是夫妇同行。
秘密交通，其实是隐蔽斗争中最容易出事的环节。人员和物资经常处于流动状态，途经多个检查站，比卧底更容易暴露。1931年，饶卫华因内奸出卖在上海被捕；1933年，继任站长肖桂昌在上海被捕；1934年，第三任站长李少石（时已转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也在上海被捕。
环境如此艰险，多条秘密交通线都被国民党斩断，只剩下一条香港经大埔到苏区的绝密线路得以存留。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央机关在上海难以存身，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陆续从这条线路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这条秘密交通线，一直坚持到了中央红军走上长征路离开江西之时。
1980年代主持中英谈判时，邓小平同志曾说：“将来香港回归，我想去香港看看。”其实，他早年也曾五次到过香港。
最早是1920年9月，16岁的邓小平从上海登船去法国勤工俭学，9月14日经停香港。
1929年7月，已回国的邓小平奉命去广西组织武装起义。从上海到广西路途遥远，怎么通过国民党的重重关卡？邓小平化名邓斌，从上海乘船到达香港，再前往广西。这年的年底，邓小平回上海汇报广西起义的情况，第三次途经香港。
1930年1月，邓小平奉命到广西经营根据地，第四次途经香港。在香港时，邓小平特意向党的第一部电台的创始人李强请教，如何在广西和上海之间建立秘密无线电通信。
原来，香港不仅是中共人员、物资交通线的重要枢纽，还是秘密电讯交通的试验基地。1927年11月，周恩来在上海创立中央特科，同时指挥秘密交通系统。但是，从上海中央机关到江西苏区路途遥远，人力交通要跑几个月才能传递一次信件。为提升效率，必须使用现代化无线电通信。党内的技术人才李强寻遍上海的电器材料行，自行组装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一部电台。无线电通信必须进行长距离试验，李强又带着这部电台远赴香港，成功实现了中共党史上的首次远程无线电通信。
1931年2月，广西百色起义失败。邓小平化装成商人，在一位交通员的护送下步行穿越粤赣边境的大庾岭；再由广东南雄交通站护送到韶关，乘火车到广州，当晚乘船到香港，最后转往上海。这五次途经香港的经历，深深地印刻在邓小平的记忆里。
粤港大营救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和上海租界这两个“孤岛”也燃起了战火。周恩来从重庆急电香港和上海，要求两地的党组织立即行动，保护抗日民主人士安全撤离。
香港的党组织各系统密切配合，立即筹划营救抗日民主人士返回内地。可是，转运人员不同于输送物资，而且抗日民主人士本身知名度高，工作难度极大。
好在香港的党组织颇有工作基础。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是广东本省人，多年领导香港地下党组织，发展了不少党员。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支部书记连贯负责华侨工作和统战委员会，熟悉港澳民主人士的情况。华南交通总站多年经营，秘密交通线早已打通。
关键时刻，中共的游击战特长又显现奇效。日军占领广东后，中共组织起当地的抗日游击武装，逐步发展为纵横两广的东江纵队。东江纵队有个港九独立大队，根据地就在香港辖区的九龙半岛，成员大多是九龙本地的农民。港九大队从中立的九龙半岛出击广东的日军占领区，得手后带着战利品返回九龙休整。从香港进口的抗日物资，又由港九大队护送进入广东，且在广东地面能得到东江纵队的兄弟部队接应。这样，从香港到广东再到广西的秘密交通线就有了武装护卫。
一条路线是，从香港渡过深圳河进入广东。另一条路线是，从香港乘船到澳门，再从澳门经珠海进入广东。澳门这边也有接应。中国秘密党员柯麟在澳门长期经营，同澳门爱国人士马万祺、何贤密切合作，成功掩护梁漱溟、范长江、夏衍等人从香港逃回内地。
潘汉年还有更加特殊的秘密途径。他假称有情报人员需要从港岛撤离，可从上海日军情报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和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弄来特别通行证。于是，被日军通缉的中国人士，拿着日伪特务机关颁发的特别通行证，平安通过了日军的检查站。
香港的抗日民主人士安全返回内地，抵达尚未沦陷的广西桂林。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负责人是情报战线“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另二人为钱壮飞、胡底），桂林行营办公厅主任李济深坚决抗日，同李克农密切合作，欢迎民主人士的到来。一时间，桂林成了文化人聚集之地。
中共中央判断，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将促进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形成。日军进攻香港后，东江纵队主动协助英军保卫香港。可惜孤岛难防，英军只守了18天就投降，大批英军战俘进了集中营。英国军情系统策划营救行动，东江纵队的情报部门与其密切配合，帮助上百英军战俘成功逃出集中营，又经秘密交通线到达安全区。
护送民主人士北上
1947年，国民党当局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许多民主人士避难香港。一时间，香港成了中国的政治热区，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大多聚集于此。
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人士于1947年2月到达香港，公开发布《对时局的意见》，呼吁停止内战，要求重开政协，重开国民大会，改造国民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建国。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人士纷纷响应。蒋介石却宣布开除李济深党籍，还派特务去香港行刺。
李济深、何香凝在香港联络国民党内部的各方反蒋力量，邀请谭平山、柳亚子、朱蕴山等赴港，还委托朱学范到美国联系冯玉祥，并取得宋庆龄的支持。1947年底，海内外代表一百多人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李济深当选为主席。民革宣言：“吾人当前紧迫的革命任务，为推翻反对民主，破坏和平，媚外卖国的蒋介石之反动独裁统治。”
在南京宣布解散的民盟也在香港复立。内地无法存身，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潜往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此次会议决定：否认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无理狂妄举动；不能接受本盟总部在南京反动独裁政府的劫持与威胁之下，未经合法会议而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及“停止盟员活动”的声明。三中全会还决定：由沈钧儒、章伯钧两人轮流担任代主席，领导全盟工作。民盟三中全会之后，许多地方组织积极响应，秘密恢复活动。
1948年5月1日，南京“国民大会”闭幕，蒋介石当选为“总统”。前一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发布“五一口号”，倡议召开新政协，中国的解放战争和政治协商同步加速。急迫的问题是，能否把民主人士平安及时地接到解放区来。
铜锣湾希云街的一座简陋小楼里，从解放区赶来香港的钱之光与潘汉年、方方、连贯、饶彰风、章汉夫、夏衍挤在一起商议。为了护送香港民主人士北上，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由方方、潘汉年、夏衍、连贯、饶彰风组成的五人领导小组，专职负责。
钱之光在香港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身份开展工作，对外称“简老板”。过去，八路军办事处在香港创办了“联和行”，现在事业扩大，钱之光又在皇后大道毕打行的六楼租了几间大写字间，住处也搬到成和道一幢临街楼房。新公司要起个好名字，钱之光提出“华润”——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毛润之的“润”代表共产党。华润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政府对外贸易部在香港的进出口总代理，规模越来越大。
中央通知，长江以南进入解放区的政协代表，大多要经香港转运，上海、广州、海南都会有人来。内地有许多文化界人士到香港避难，还有一些南洋华侨想去解放区，加上商人、大学生，少说会有三四百人。国民党的封锁很严，无论港口还是海警都会拦船检查，这么多人经过香港，接站、住宿、掩护、转运工作繁复，每个环节都要考虑周到。
香港分局在香港经营多年，各界都有朋友可以帮忙，当务之急是找船。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这船一定要有行业保证；而且最好是外国轮船，国民党的检查要松些。找船必须借用贸易理由，可以由华润公司出面去租外轮，也可以通过别的商人代为租借。登船也是难题。这些名人在港岛的住处已经受到港英警方和国民党特务的监控，很难摆脱，上船又要再受检查，也难通过。这就要采用秘密手段，化装出行。
船运准备妥当。但是，这第一批出海的“冒险尖兵”，由谁出马呢？
周恩来在地图上勾画出一条海上航路——从香港乘船出发，要通过港英海关检查，必须严守秘密；北上航线经过狭窄的台湾海峡，必须骗过国民党海军的巡逻；终点站大连港处于作战地域，必须保证安全上岸……他命令香港分局：民主人士北上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而且，每条船都必须有中共党员随船护送。北上既然危险，那就由中共党员与民主人士共同赴险。
李济深与沈钧儒经过认真商议，决定民革派蔡廷锴、民盟派沈钧儒，另外再加上民进的马叙伦三个代表去哈尔滨。可是，民革和民盟内部都主张每个党派去两人更合适。于是，民革增加谭平山、民盟增加章伯钧。
香港码头，停靠着一艘苏联货船“宝德华”号。对于苏联船舶，港英当局还是相当客气，国民党保密局特工也不敢找麻烦，但监视方面却是一点儿也没有放松。一旦发现民主人士登船，依然可以找借口扣押，或是报知海军拦截。
这天，登船的都是一些“普通人”：高个子者穿着黄胶绸衣服，戴着旧毡帽，上衣太短，还露出裤子的白布裤腰，一望而知是个苦力。穿长袍、戴瓜皮帽者准是富商。身后两个长胡子老先生互相挽着，大概是账房先生……保密局特工踱向远处的“泽生”号，那是一家新公司购买的，估计有中共背景……恰值此时，“宝德华”号趁机离港。
船上众人摘下帽子：扮苦力者是蔡廷锴，富商是章伯钧，老先生是沈钧儒和谭平山。众人相视大笑，又过来一个海员，原来是章汉夫。众人不禁互相欣赏化装技巧。军人出身的蔡廷锴身板笔直，装成商人或文人都不像，自称装苦力还不大离谱，到解放区也可以和工农相处。沈钧儒先生像个寿星，那长髯就是识别标志，可潘汉年怎么劝说，老人家也舍不得剃掉，于是只能屈就扮账房先生。众人在船上谈天说地。在香港表面上自由，但实际上无形压力极大，登上开往解放区的船，心情顿时轻松。
万里海程，历经艰险。1948年9月20日清晨，“宝德华号”终于成功抵港。尚未停稳，就有人迎了上来。“李富春！”见到老朋友，沈钧儒等四人方才放心。李富春也是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与他们相当熟悉。周恩来也早已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安排负责同志迎接第一批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
机智掩护李济深离港
1948年末，在筹划解放军渡江南下的同时，中共中央给香港发电：务必在12月底之前护送民革主席李济深来解放区。
此时，香港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已经有两批民主人士北上，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也引起了港英警方和国民党特务的警惕。新闻媒体纷纷猜测李济深是否也要北上。港英警方政治部主任黄翠微亲赴李公馆，说是探望身体，实则是打探行踪。黄翠微还借口谈业务，到华润公司看看动静。保密局香港站更是加强秘密监视，甚至派了个特务租住在李公馆的地下室。一时间，李公馆门庭若市。警察、政客、特工，往来不断。南京政府新任命的行政院长何应钦也派人来香港找李济深。
周恩来委托民革中央委员朱蕴山亲赴香港，请他亲自陪同李济深北上。多年追随李济深的梅龚彬，其实是中共秘密党员。周恩来命令香港方面，李济深的出行必须严格保密，安全必须绝对可靠，生活也要照顾周到……
李济深的家庭生活，也确有难处。抗战期间，李济深把未成年的儿子送到军队，三子李沛钰和四子李沛琼正在国民党军空军服役，形同人质，父亲走了，儿子怎么办？李济深心爱的夫人正患重病，幼女李筱桐才四岁，一大家子连伙食费都紧张，男主人走了，家属怎么办？这一切，周恩来都考虑到了。为了免除李济深的后顾之忧，钱之光特意给李府送上一笔可观的款项。
钱之光夫妇的重要任务都是营救李济深，钱之光在香港送，夫人刘昂在大连接。此时大连虽然已经解放，但一直有特务潜伏，在民用码头登岸还是有危险。周恩来致电大连刘昂等人，布置他们与苏联方面交涉，一定要租用苏联轮船，一定要在大连军港上岸。细致的周恩来，把李济深出行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1948年12月26日，香港沉浸在圣诞节的氛围里，娱乐场所都门庭若市，各个民居也在不断地拜客送客。半山区罗便臣道的李公馆，这晚也是访客不断。
李公馆对门有间杂货铺，其窗口正好能望见李济深的衣帽间。里面挂满了衣帽，看来，拜访任公的客人很多呢。杂货铺的小老板心不在焉地做生意，目光始终射向对面的衣帽间，那里有件外套是李济深的。夜已深沉，客人的衣物少了，李济深的外衣仍在。小老板悄悄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边，黄翠微这才松了一口气。最近，各方势力都加紧争夺李济深，为了严密控制其动向，港英警方在李公馆对面特设秘密监控点。李济深至今未动，看来，大家都可以度过一个安生的节日了……
灯火通明的香港是一个不夜之城，今夜更是一个无眠之夜。李公馆的客人刚刚告退，年过花甲的李济深可以坐下休息了。北上决心已定，过去是下决心难，现在是下了决心后行动难。李济深了解潘汉年的工作方式——自从自己表态之后，随时可以出行。但是……他起身踱到衣帽间，果然，对面依然有人监视。在香港，国民党特务进行半公开活动。而中共却是地下活动，处处局限。能不能秘密离开香港，能不能安全通过台湾海峡？
安静片刻的李公馆又热闹起来，这次是很少露面的潘汉年亲自来访。节日祝贺之后，潘汉年立即转告：何香凝先生在邓文钊公馆等待任公赴宴。邓文钊是民革机关报《文汇报》的董事长，李济深乐呵呵地去取自己的外套，潘汉年却伸手拦阻。李济深顿时明白：这是要走了！
一行人簇拥着只穿夹袄的任公出行了。李公馆对面，杂货铺的小老板还盯着那件外衣。邓文钊公馆里，迎接李济深的不只是何香凝，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陈此生等人都在。直到此时，李济深才被告知，这些好友今夜将陪同自己前往解放区。
海湾码头。即使是节日，这里仍有港英警察在游荡。忽见远处开来两辆汽车，只见一群“阔佬”下车，登上一艘游艇，扬长而去。对于这些人，港英警察是不必干预的。
今夜的香港海湾热闹沸腾，船只灯火辉煌，组成海上的大街小巷。一艘游艇在形形色色的船只中穿行，仿佛赶庙会一般，艇上笑声不断，原来是李济深等人。远处港外，停泊着一艘巨大的货船“阿尔丹”号，只见上面人流如潮。
李济深的游艇靠上“阿尔丹”号，看到船上有多位中共党员迎候，龚饮冰、连贯、徐德明、李嘉仁……当天晚上，“阿尔丹”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香港，历经十多天的航行，顺利抵达大连码头。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共护送民主人士20多批、350多人北上，加上中共干部共1000多人，均安全抵达目的地。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