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克敌
日记、书信通常属于私人写作范畴，故可窥见作者的真性情。当然，也有写作之时就为日后公布于世做准备者，故其日记书信所言已非全部真实。胡适日记书信即可谓后者，他留学美国时就立志日后要做世人导师，其私人记录文字当然要小心处理。而鲁迅日记书信算是前者，特别是日记，基本属于日常收入和人际交往的流水账，也就没必要有所隐晦。
鲁迅笔下之真实坦诚虽较之胡适有天壤之别，但要在日记书信中做到忠实于生活、完全袒露真情实感，其实并不容易，而名人更难。例如在与许广平的书信中，鲁迅常有一些敏感内容，在公开出版时还是删去，或作技术性处理。对兄弟决裂事件之缘由，鲁迅日记也只字不提。
就文化大师陈寅恪而言，他似乎没有日记，至少现在还没有发现，书信就成为诗词之外窥见其思想情感的绝佳材料。三联书店出版有《陈寅恪集·书信集》，之后又有学者搜集发现了不少未收入此集的陈氏书信，为我们研究陈氏日常生活及与同时代人的交往情况提供了良好条件。
治学严于律己
陈氏书信多以谈论学术为主，最著名者是那封《与妹书》，其次可能就是《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前者因被好友吴宓称为“寥寥数百字，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早已蜚声学林。
后者则与当年一件公案有关。陈寅恪在1932年为清华入学考试出国文试题时，有“对对子”这一传统考试题型，其中如“孙行者”答案为“胡适之”等，更是引发强烈的社会舆论。为申明自己的出题用意，陈寅恪遂写信给清华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字叔雅），后该信连同记者采访一同发表，才算暂时平息了人们的议论。由此信引发的汉语语法与印欧语系异同问题，其实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至今值得学术界重视。
虽为著名学者，陈寅恪从未在友人和弟子面前表现出学识渊博、高人一等的自负。相反，其书信中常见“寅于此范围一无所知，病中匆读一过，信笔写其印象而已”“寅于西南民族语言无所通解，承询各节愧无以对，甚歉甚歉”等字样；更有多次为自己论文中出现失误，向其他学者道歉的文字。
仅就现有书信看，他曾两次写信给陈垣，说自己某篇文章中出现错误；也曾为此写信给胡适，请胡适千万不要发表，以免误人子弟，其语气之谦恭，态度之诚恳，令人肃然起敬。
那是1930年5月9日，陈寅恪给著名史学家陈垣写了一封信。他说，自己此前所写并呈赐教的一篇文章，在资料引用方面因“误检年表，致有讹舛，可笑之至，疏忽至是，真当痛改”。为此，他请求陈垣“勿以示人，以免贻笑为幸”。
根据《陈寅恪集·书信集》的注释，我们知道这篇文章是《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这是陈寅恪关于蒙古源流系列研究论文的第一篇。对于此文，傅斯年曾给予极高评价，认为该文在运用异国古文之史料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千年旧史之误书，异国译音之讹读，皆赖以订’……诚学术中之快事也”。
该文有多处根据西历换算唐代年号和彝泰赞普年号的文字考证，并最终根据拉萨长庆唐蕃会盟碑上的吐蕃文，改正了流传千年的谬误。应该说，年表的恰当使用，是该文可以得出正确结论的关键。据臧伟强《陈寅恪致陈垣的“敬求教正”》一文，所谓“误检年表”，系指把《蒙古源流》中达尔玛·持松的生年丙戌年（866）误为戊戌年（878）。
显然，这是一篇极为专业冷僻的考据之文，能够读懂已经不易，没有相当水准，更不要说发现其资料引用是否有误。即便是陈垣这样的史学大家，如果不是专门对照年表来看，可能也很难发现错误。但陈寅恪对此极为重视，发现失误后不仅马上给陈垣写信承认，而且同一天又写信给胡适表达同样的意思。这种严谨坦诚、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值得敬佩。
陈寅恪自己承认的又一个失误，是关于《大乘义章》的作者问题。1929年10月14日，他给胡适写信说，自己《大乘义章书后》一文把作者弄错了，“可谓笑话”。虽然公开发表之前已改正此误，但他依然看作一件大事，警告自己要更加严谨，否则“真不能再做文矣”。敢于写信告知他人，也表明了一个学者严于律己的可贵品格。
照常理推想，特别是按照今天很多人的治学惯例，既然论文尚未公开发表，则失误无关紧要：这是初稿嘛，反正会再修改的。更何况，陈寅恪写信给当时学界的领军人物胡适，等于向学术界自揭其短，但他还是毫不犹豫承认了自己的失误，这和今天某些学人拒绝认错的态度真有天壤之别。
不吝褒美同侪
与律己甚严相反的是，对于同时代学人及弟子的研究成果，陈寅恪在书信中总是不吝文字大加赞赏。有些可能是出自客气，但字里行间显见他对学术界有此成果或进步的欣喜之情。不妨列举几处：
大著病中匆匆拜读一过，不朽之盛业，惟有合掌赞叹而已。（致董作宾）
大著多古文奇字，俟请人代读；然此书为近年出版物中第一部佳作，虽不读亦可断言也。（致杨树达）
大著读讫，欢喜敬佩之至。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定义者，以寅恪所见，惟公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致沈兼士）
此处褒赞的沈兼士文章，题目为《“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最初刊发于《国学季刊》1935年第5卷第3期。陈寅恪称，沈的文章虽只解释了一个字，却等于写了一部文化史，评价可谓极高。不过，这也不是完全出于客气，因为沈氏此文也得过郭沫若的高度评价。
一般来说，陈寅恪很少在书信中褒贬他人，但也有例外：
岑君文读讫，极佩（便中乞代致景慕之意）。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致陈垣）
这一段文字对岑仲勉评价很高，却不是直接写给被评价者，而是见于陈寅恪写给陈垣的书信。由此可见，陈寅恪对岑仲勉的称赞确实发自内心，尽管两人的学术见解并不一致。
管窥生活琐屑
现存陈寅恪书信中，有一部分内容谈论生活琐屑，如个人收入、家庭困难及为弟子介绍发表文章和谋求工作等。可见，长期处于社会动荡和战乱之中，即便是陈寅恪这样的著名学者，也要为让自己和家人弟子有口饭吃而疲于奔命，有时不得不放下读书人的“清高”而大谈金钱。
诸如“请速汇款”“请支付评审费”等字样不时出现于陈氏书信中，令人为之叹息。也不乏大发牢骚，或直接以诗寄托情怀的文字，于讥讽时事之余，字里行间仍袒露他因生活动荡、难以安心治学的担忧。当然，牢骚之余，其渊博学识也常“不小心”贯穿书信中，令阅者获益匪浅。
“弟所患为穷病，须服补品，非有钱不能愈也。”“薪金不足以敷日用，又无积蓄及其他收入可以补助，且身病家口多，过俭则死亡也。”诸如此类，比比皆是。陈氏现有书信中，当以写给傅斯年的数量最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很是引人瞩目：
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古人谓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也。
在写给傅斯年的另一信中，陈寅恪再次重复这一说法：古人谓著述穷而后工，徒欺人耳。”
陈寅恪和傅斯年既是多年老友，又有姻亲关系，故通信最可见真实思想情感。他们两人相识，最早当为傅斯年1923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之时。彼时，他们两人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中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这个说法的另一个版本是陈寅恪和俞大维）。
查《傅斯年遗札》，最早提及陈寅恪者，是傅斯年1925年12月写给罗家伦的信。信中提及，陈寅恪借给傅斯年20德国马克，用来交学费及其他开支；此外，陈寅恪还借给另一人30马克。其实陈寅恪自己也急需用钱，因他马上要到英国，却把旅费暂时给了他人。傅斯年此信说，那几个月，他和毛子水、姚从吾、俞大维等人全靠陈寅恪的钱维持生计，弄得“老陈大苦”，如今陈寅恪一走，他们几个就该更苦了。
彼时傅斯年等人是官费留学生，而陈寅恪是自费，但陈寅恪似乎总有办法获得资助，故才有余力资助他人。可注意者，此信中傅斯年多次称陈寅恪为“老陈”，足见他们彼时已极熟悉亲密。从傅斯年这些留德书信可见，他和陈寅恪那时生活极为窘迫，却学习刻苦、思想充实，由此奠定了他们之后数十年的友谊。抗战期间，两人虽因陈寅恪为养家糊口兼职授课之事有过不快，但并未真正影响他们的友谊。
其实，上述书信中陈寅恪反对古人“诗穷而后工”之说，就是在向傅斯年表示，他不是为赚钱而赚钱，而是要为从事学术研究准备一个最低限度的基本生存环境。此外，陈寅恪不止一次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为经济困难大发牢骚，也说明他并未把傅斯年当作大学里的上司，而是可以托付和信任的好友。
也因此，在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信中，有时可见他为了多挣点钱和他人讨价还价的细节，以至到了“斤斤计较”的程度。那时，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想请陈寅恪写篇文章，开价是千字三百元法币，已经较常规翻倍，但陈寅恪提出要每篇一万元法币，后因双方分歧过大，遂作罢。还有一次，陈寅恪告诉傅斯年说，四川大学请他演讲，因“四川大学之贱买”，陈寅恪开出了万元法币一次的高价，“因弟只能演讲学术问题，须准备稿子，仍与作文无异也”。
陈寅恪如此索要高价稿费和演讲费，似乎和人们心目中读书人的“清高”形象不符。其实，陈寅恪等文人学者彼时正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唯一能维持生计的就是撰文研究。于乱世中坚持学术、靠学术谋生，自然堂堂正正，
较之卖身投靠者，不是高尚得多么。
亦见安适风趣
当然，陈寅恪的书信中也不全是抱怨和牢骚，有时也会显现其幽默风趣的一面。
1943年，战火逼近湖南长沙，迫于形势，本在桂林广西大学任教的陈寅恪不得不携家人经贵州入川，先在重庆小住，年底至成都担任燕京大学教授，直至抗战胜利。虽然彼时物价飞涨，但不必担心颠沛流离，陈寅恪的身心算是暂时安定。
燕京校方对陈寅恪来校任教十分重视，在该年年底的全校教职工会议上，校长梅贻琦说：我校迁徙西南，设备简陋，不意请得海内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前来任教。陈先生业已到校，即可开课。这是学校之福。”虽然是战时，燕京校方还是尽其所能给陈先生及家人最好的安排。当时，一般教授薪资最高为360元，而给陈寅恪的则高达450元，以示崇敬。
陈家初到时，学校安排多位教师看望，并协助布置家具、安排生活日常等。后又请他们一家搬到华西大学文学院的宿舍，因燕京学生彼时也在华西大学上课，陈寅恪到教室极为方便。陈寅恪女儿陈流求回忆说，那里环境幽静，树林茂密，夏天显得格外凉爽。
为了让陈寅恪的身体好起来，陈家还特意养了一只奶羊，如此陈寅恪可以不时喝到羊奶。这应该是抗战以来，陈寅恪心情最为安定甚至舒畅的一段时间，他不顾自己体弱、目病，奋力工作，除授课外完成了多篇论著。也是在这期间，多位好友如吴宓、李思纯、朱自清等先后来访，老友重逢，自是欣喜万分，故这一时期陈寅恪多有唱和诗作。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陈寅恪书信，难得出现了较有平常生活气息的文字。例如，他写给萧公权先生的一封信，主旨是向对方讨要一只猫来养。萧公权1920年自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1926年取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抗战爆发后任教于四川大学、成都燕京大学等，抗战胜利后继续在四川任教。1948年，他和陈寅恪同时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估计就是在陈寅恪迁居华西大学宿舍后不久，萧公权送给陈家一只小猫，深得陈家人喜爱。后小猫被偷走，陈夫人乃至寝食难安，陈寅恪即写信给萧公权，请求再次得到帮助，甚至表示可以出高价购买：
前承惠赠小猫，家人爱玩之，甚于以前所蓄养者，昨日午后忽被人窃去，举家惋惜，而内子尤甚，至于废寝忘餐。不知尊处尚有猫儿可以暂时见借否？如某有则请愿顶一头矣，将来备礼、奉聘，尝蒙赐允，不胜感幸之至。
《陈寅恪评传》的作者、台湾中央大学教授汪荣祖教授曾是萧公权的学生，也是陈寅恪研究大家。陈寅恪写给萧公权的这封信，就是汪先生捐出来并公布于世的。由此信不仅可知陈寅恪彼时心情较佳，也可见他对夫人及家人的关爱。
这一时期陈寅恪心情较佳，还可由他1944年10月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看出。此前他写给傅斯年的信大都是抱怨战乱之苦和生活艰辛，而这封信没有谈及经济事务，倒是关心傅斯年的西北延安之行。
傅斯年等人赴延安，系当时国民参政会之决议，他们以参议员身份考察延安，实际带有在国共两党间联络之意，寻求抗战后两党和谈的机会。
陈寅恪在信中向傅斯年索要新出的几种中国史书籍，如果他没有，即委托他向林伯渠、范文澜等人求取。接下来，陈寅恪罕见地幽默了一回，半开玩笑地引用典故说：“求之与？抑与之与？”此句出自《论语》，子禽问子贡道：“我们夫子每到一国，必预闻其国之政事，这是有心求到的呢？还是人家自愿给他的呢？”子贡说：“我们夫子是以温和、良善、恭庄、节制、谦让之心而得到。夫子之求，总该是异乎别人家的求法吧！”
陈寅恪引用此语的意思是，只要傅斯年能找到这些著作，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行。范文澜是著名历史学家，他的《中国通史简编》出版于1941年；林伯渠虽未有类似著作，但与延安学术界关系密切，故陈寅恪有此言。
相较一般作家书信，现存陈寅恪书信不免显得有些古奥艰深、典故迭出，但同样是他那个时代社会风貌之再现，也是其思想情感的真实记录。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