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桃疆
2015年，刘慈欣以长篇小说《三体》获得第73届“雨果奖”，标志着中国科幻文学达臻世界级水平。雨果奖”是世界科幻文学领域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堪称“科幻界的诺贝尔奖”。近些年，由刘慈欣作品改编的现象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流浪地球2》接连热映，让人们感受到科幻“硬核”之美。
在一般观念中，科幻小说通常被视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文化副产品，而直到晚清，古老中国才出现了这种“类型文学”创作所需的土壤。科幻文学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历史变革和文学革命双重作用合力的结果。
【“法螺先生”来中国】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徐念慈以“东海觉我”为笔名发表了中国第一篇完整的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谭》（荒江钓叟1904年发表的《月球殖民地小说》系未完成稿）。这篇小说以口出怪谈的“法螺先生”的第一人称叙事出发，讲述了一个颇为荒诞的历险故事。
法螺先生爬到一座高山上，苦苦思索中国超越西方科学的办法，忽然被一阵风吹得灵肉分离。他的躯体下坠至地心，见到了中华民族的始祖“黄种祖”；灵魂得以漫游太空，先后游历了月球、水星、太阳，最后回到地球，和身躯合二为一。从这次奇妙的历险中，法螺先生获得了利用精神领域的科学研究改进国民灵魂的启发，他试图将这种启发转化为教育中国民众的方法，最后以失败告终。小说中充满了“电”“光”“磁极”“北极”“显微镜”“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卫星”“离心力”“加速率”“吸力”“微秒”等自然科学术语；主人公游历诸星球的情节，也是建立在当时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汪洋恣肆的幻想。
这个在今天看来貌不惊人的小故事，在中国文学历史上有着革命性的意义，然而它的作者徐念慈却算不上中国文学历史上革命性的人物。按照当代流行的说法，《新法螺先生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蹭上“大IP”的热度，而这个“大IP”就是1904年翻译家包天笑的《法螺先生谭》及《法螺先生续谭》两部译作。
德国作家埃·拉斯伯于1785年创作了《闵希豪森男爵叙述他在俄罗斯的奇妙旅行和战役》（今通常译作《吹牛大王历险记》），主人公虚构了自己的一系列奇遇。日本翻译家岩谷小波择取这个童话故事中的一部分进行“豪杰译”，创作了《法螺先生》和《续法螺先生》，闵希豪森男爵便成了“法螺先生”。豪杰译”源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即知名译者挥动大笔，对原作宰割挥斥。这种翻译方式不完全忠实于原文，呈现出大量在翻译基础上的改写或原创内容。
“法螺”是古代做佛事时用的乐器，“吹法螺”的原意是讲经说法。而日语俚语中的“吹法螺”可形容人吹牛说大话，此语义当时尚未成规模进入中文主流语境，包天笑日语水平不足，并不懂得“法螺先生”真正所指，所以直接挪用了这一称呼。倘若他能体会日译者所指，“法螺先生”来到中国应该叫“牛皮大王”或是“牛皮先生”才对。
徐念慈自称，他二十岁左右时便通英文、日文，也翻译过美日作家的科幻文学作品。拜读包天笑的两部译作之后，徐发出了“咸以为闻所未闻，倏惊倏喜，津津不倦，至三日而毕”的感慨。他十分喜欢包天笑翻译的这部《法螺先生》，与包天笑译本中的主人公产生共情，有感而发，创作了自己的《新法螺先生谭》。徐谦称自己的小说系东施效颦的游戏之作，却无意之间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第一”。
从德国男爵虚构历险记到包天笑的“法螺先生”，原本的故事已面目殊异。徐念慈为何选择这部作品作为自己的创作蓝本？这还得从晚清科幻小说兴起的背景说起。
【科普运动与“小说救国”思潮】
在列强军事威胁下，晚清官民率先认识到的是西方之船坚炮利，遂开启“师夷长技以制夷”模式。以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办为起点，各种专门学校应运而生，中国人开始在学习枪炮机械制造的过程中接触先进的科学理论与应用技术。
1871到1879年间，仅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代表的官方翻译机构便翻译书籍98种，其中自然科学类47种，军工技术类45种，售出的译本多达数万部。这些书籍不但直接向国人介绍了武器制备所需的实用技术，同时也引进了前沿的科学学术理论。
对于文化程度不足、科学素养不高的百姓而言，时人认为：亟宜先从浅近者着手，渐及而至见闻广远，自能融会贯通矣。”晚清报刊开始出现一些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并出现了以《格致汇编》为代表的专门性科学杂志。作为大众获取科学信息的中介，它们刊载科学课程短篇解说文章和科学演讲，并专门介绍已出版的科学著作。1887年，基督教信众在上海创立以介绍西方文化为宗旨的出版机构“广学会”，出版规模、数量仅次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其出版的《万国公报》大量介绍诸如自行车、氢气球、无线电等新鲜事物及农政水利等学术理论，影响力颇深。
书刊的科普作用仍然非常有限。继而，李鸿章、沈葆桢等在《奏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中认为：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察，终难探制作之源。”遂开启沪局派幼童留美、闽厂遣艺徒赴欧的晚清官派留学先声。
中日甲午战争让晚清知识分子认识到，仅仅输入西方科技无法彻底改变中国命运。庚子一役，清廷丧钟敲响，有识之士迫切想要将新知推广至更广泛的民众中去，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引入不再局限于实业制造等目的，转而更加强调普及性和教育功能，科普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廓清蒙昧、启迪民智的任务。
1897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已对传统小说教育功能之缺失提出批评。戊戌变法失败后，自上而下推行变革的设想破灭，知识分子不得不转变方向。受到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翻译西方文学和创作政治小说风潮的启迪，梁启超又萌生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想法，“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902年，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中国小说史自此进入了新里程。
“小说界革命”以“觉世新民”为创作指导，力求使新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娱乐消遣”的功能，引导了晚清科学文艺创作的新方向。1907年，天僇生在《月月小说》上发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称：昔欧洲十五六世纪，英帝后雅好文艺。至伊利沙白时，更筑文学之馆，凡当时之能文章者，咸不远千里致之，令诸人撰为小说戏曲，择其有益心理者，为之刊行，读者靡弗感动，而英国势遂崛起，为全球冠。”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更是被夸大为激励英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主要工具。在这种气氛下，小说从被传统士人所轻视的“小道”，一跃成为“文学之最上乘”。
在晚清士人达成“小说救国”共识的大前提下，关于何种小说能够救国并无定论。在提出“小说界革命”口号的同时，梁启超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将小说分为理想派小说与写实派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等十余类小说，大都可归入梁启超所谓“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的理想派小说中。
“哲理科学小说”或曰“科学小说”，在海天独啸子《〈空中飞艇〉弁言》中被描述为“具有高尚之理想，科学之观察”，能“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的独特类型。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类似当代文学语境中对“硬科幻”的描述。
1903年，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记载时人最关注的三种小说类型：观西人政治小说，可以悟政治原理；观科学小说，可以通种种格物原理；观包探小说，可以觇西国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险诈诡变……”1905年，“定一”的《小说丛话》一文再次强调此三类小说的重要性：“然补救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盖中国小说中，全无此三者性质，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
时人对“科学小说”文学类型的推崇，增强了晚清士人翻译、创作科幻小说的积极性，促使他们竞相投入创作。但在文学实践中，晚清科幻小说往往模仿、遵循他国先驱的范式，并没有明确的创作规范。
【出版市场的催化作用】
除了在救亡图存层面上对“新小说”的迫切渴求，大量科幻小说的翻译与创作则是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
近代城市化进程促使市民阶层壮大，刺激了新的精神文化需求。洋务运动以来，报纸杂志数量激增，1902到1917年，仅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有29种，其中不少刊物销量很高，足见小说这一文学类型广受读者欢迎。广阔的市场使得出版商有利可图，他们愿意开出优厚的条件，为作者、译者提供丰厚的稿费和法律保障，以便在小说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取胜。出版市场的繁荣，催生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小说家和文学翻译家。
在本土原创科幻作品亮相之前，科幻文学在中国便以翻译引进的形式出现了。明治时期，日本社会急速开启现代化进程，日本文人对于西方科幻文学产生浓厚兴趣，不仅积极翻译诸如儒勒·凡尔纳、亚尔培·罗比达等科幻名家的作品，同时也孕育出以杉山藤次郎、村井弦斋、幸田露伴、押川春浪等为代表的本土创作者。“小说界革命”运动中活跃的晚清文人里，有旅日背景者的数量明显多于留学英法者。率先进入晚清时人视野的科幻小说译作，大多转译自日译本。中国士人将日本当作一种学习的跳板，因而通过日译本转译西方科幻小说成为晚清翻译文学的主流。
“小说界革命”之兴起，目的在于开启民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倡导者将小说的受众设定为“愚民”，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导致译者本身并不在乎自己翻译的精准程度。晚清翻译文学中出现了大量“豪杰译”行为，典型的例子是当时的大翻译家林纾。他自幼接受传统程朱理学教育，不懂任何一门外语，只能“玩索译本，默印心中”，根据懂外语者的口述转译成书面语。译作与原著差异之大可想而知。依靠这种方式，林纾与魏易、王庆骥、王庆通、毛文钟等人合作翻译了英、法、美、日等多国的文学作品。由于林先生的福建乡音中“胡”“福”不分，以致Holmes这一姓氏被翻译为“福尔摩斯”，自此形成了这位知名英国侦探在中国独有的称呼。
包天笑的情形与林纾相差不远。他开办了一家书店，专门从上海搜罗日文书籍，自己翻译之后再销售。当代人将包天笑身份定义为“晚清著名翻译家”，但他其实是受传统私塾教育长大的富家少爷，没有接受过现代化教育，更无留学经历，因受革命思潮影响，方始自学日语。1901年，包天笑到上海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并帮助严复校对译文。在沪上工作期间，包天笑又应《小说林》杂志创办者曾孟朴邀请，参与杂志和书社的编译、撰稿工作。也是此时，他结识了时任《小说林》杂志编辑的徐念慈。
在《小说林》工作期间，包天笑开始通过日文译本转译西方科幻作家的作品。1903年起，他陆续翻译了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铁世界》《秘密使者》《无名英雄》等五部作品。其中，《铁世界》启发了本土作者“高阳氏不才子”的原创作品《电世界》，对中国科学小说创作影响甚大。
社会动荡、时代巨变、士人的热血与傲慢共同成就了晚清科幻文学得以兴起的社会基石，其中掺杂着民族的苦痛血泪，也催生了希望的花朵。晚清科幻文学就像是为孕育它的社会打造出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人们能看到时人的期许和希望。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