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守涛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此诗是清代思想家、诗人龚自珍（字定庵）的代表作，系大型组诗《己亥杂诗》的第125首。据可查的文献资料，毛泽东主席曾三次引用此诗。
第一次是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化用龚自珍诗句为“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阐发“党性与个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二次是1958年，毛泽东读《旧唐书·刘蕡传》有感，创作了一首《七绝·刘蕡》：
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蕡。
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
在这首诗中，毛泽东将龚自珍原诗“万马齐喑究可哀”化用为“万马齐喑叫一声”。（《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还有一次也是1958年，毛泽东完整地引用了龚自珍这首诗，激发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创造性。（《介绍一个合作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古典诗歌中，被毛泽东整首引用弘扬者，似仅此一例，龚自珍之名也一时广为人知。
梁启超把他比作卢梭
如《龚自珍传》作者王振羽所言，龚自珍乃“明清思想解放之先驱，三百年来诗文第一流”，堪称“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近代思想启蒙第一人。
马戛尔尼事件的前一年，即1792年，龚自珍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一个仕宦之家。其父龚丽正曾任军机章京、安庆知府、苏松太兵备道兼江苏按察使等官职；外祖父段玉裁是著名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说文解字》的注解者；母亲段驯出身书香门第，亦文采不凡。
龚自珍自小跟随母亲吟咏诗文，12岁则随外祖父学习经文，18岁初登考场便得中副贡生。但此后他多次乡试未中，直到8年后才中举人，之后考进士的会试则一直落第。
乡试、会试屡屡不中，并非因才学欠缺，而是龚自珍已渐渐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不屑于钻牛角尖的“虫鱼学”和八股文。1813年第二次乡试落第之后，他填了一首《金缕曲》，其中有句：“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1819年会试落选后，他更是与魏源一起拜今文经学家刘逢禄为师，“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从此更加注重“微言大义”和“经世致用”。
龚自珍把历朝历代分为“治世”“乱世”和“衰世”，第一个指出清朝已步入“衰世”。他有对时弊的真知灼见和犀利批判，观察到清廷的天下已“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封建统治就像“将萎之华，枯于槁木”。因此，他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应改革科举制、内阁制等，并提出反对贫富悬殊的“平均论”和整顿“人心世俗”，反对女性缠足……除了文学、史学，龚自珍还精通“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广泛研究地理学、边疆学、农学、算学等实务学问。他撰写了《西域置行省议》，最早建言在新疆设省；撰写了《东南罢番舶议》，对东南地区贸易管理提出建议；完成了旨在“经世致用”的《蒙古图制》《平定罗刹方略》《辑录〈西藏志〉》等书，另著有数百篇其他文章。
龚自珍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尤其是开“士大夫慷慨论天下事”的风气，影响了很多知识人从埋头书斋转向经世致用。梁启超也曾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沈尹默说，鲁迅先生“少时喜学定庵诗”；胡适自命的“但开风气不为师”一语，也是龚自珍的诗句。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的改良思想泽及后人，如康有为的一些维新主张就借鉴了龚自珍的“更法”“改图”等思想。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说：“吾向亦受古文经说，然自刘申叔（刘师培）、魏默深（魏源）、龚定庵（龚自珍）以来，疑攻刘歆之作伪多矣，吾蓄疑于心久矣。”
在诗文风格方面，龚自珍对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也有重要影响。王镇远在《亦狂亦侠亦温文：龚自珍的诗文与时代》中说：“尤其是他的诗，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广泛受到人们的喜爱与模仿。特别是对近代的‘诗界革命’和‘南社’诗人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梁启超把龚自珍比作卢梭，也有人说，龚自珍是“中国的但丁”；其实更可以说，龚自珍是“清朝的鲁迅”。龚自珍和鲁迅先生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思想博大精深，见识卓绝超凡；都才华横溢飞扬，性格特立独行；都“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都注重呼唤国人的觉醒独立，其文都成为后世的思想原典……不同的是，龚自珍生活在众人更为昏睡的清朝“铁屋”中，因而比鲁迅更加孤独，更加命运多舛。
《己亥杂诗》有最为自由酣畅的精神
“一箫一剑平生意，尽负狂名十五年。”龚自珍“清醒地感到自己是处在‘世人皆欲杀’的境地”，他自称“狂生”，被时人称为“龚呆子”。他“不喜修饰，故衣残履，十年不更”，当时“所谓名士派最足者，以龚定庵为第一”。
1826年，龚自珍第四次参加会试，但和魏源一起再次落第。老师刘逢禄为他们写下鸣不平的长诗《题浙江湖南遗卷》，称龚自珍为“红霞喷薄作星火”，称魏源为“更有无双国士长沙子”。从此，龚魏二人并列为当时的“双子星”。
龚自珍和魏源相识于1819年在京科考之时，两人志趣相投，都注重“经世致用”，因此成为一生的好友。两人同住时，连穿衣都不分彼此。龚自珍性情激烈，而魏源性格温和，但两人非常友爱，互相规勉劝谏。龚自珍曾在信中批评魏源治学过于繁琐，魏源则屡屡提醒龚自珍要注意谨言慎行。
在1829年的第五次会试中，龚自珍终于考中贡士。在殿试中，他对考题胸有成竹，对答如流，效法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作《对策》，从变革吏治、农耕、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最终位列三甲第十九名。接下来如再通过朝考，他就可以像林则徐那样入翰林院学习，而后有机会平步青云。
可惜，主持朝考的大学士曹振镛看不惯龚自珍的狂狷作风，便以书法不合程式为由，未将他选入翰林。据说，龚自珍对此非常气愤，令家人婢女都练习八股考试专用的“馆阁体”书法，对外人傲然称：今日之翰林，尚犹足道哉？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他还专门写过《干禄新书》，讽刺科举以书法为标准。
虽然龚自珍后来也曾任内阁中书、国史馆校对、宗人府主事等官职，也曾有“功高拜将成仙外，才尽回肠荡气中”的抱负，也一度戒诗以“沉默是金”，但他注定在宦海中难以合群，且“才高触动时忌”。官吏考核时，他曾被列为三等，还莫名其妙地被停俸一年。
“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美人如玉，剑气如虹，龚自珍的理想是成为王安石那样变法自强的改革家；可命途多舛，他长期心情郁闷，甚至曾吐血半升。他“玩物丧志”，寄情于诗酒、赌博、收藏文物，乃至以“美人经卷”为理想，一边钻研佛学试图禁欲，一边却放浪形骸，与风尘女子谈情缠绵。
1839年，48岁的龚自珍辞官回乡，而其叔父龚守正此时则高升礼部尚书。
“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龚自珍在回乡路上带着百卷文集，一边访友，一边写诗。他将沿途所思所感随手写在账簿上，然后揉成纸团扔进随身携带的竹筐中，回家后再抄录。这便有了统题为《己亥杂诗》的315首诗歌，回顾、总结了龚自珍一生的经历感想，亦诗亦史。回乡后，他在侍奉老父之余走亲访友、吟诗作文，其间撰写了名作《病梅馆记》，借被扭曲摧残的梅花为喻，呼吁人性自由、个性解放。
《己亥杂诗》风格雄奇哀艳，浸润侠骨柔情，奠定了龚自珍作为古典诗词大家的地位。
如历史学家张荫麟所言：“龚定庵诗，在近世中国影响极大。既系维新运动之先导，亦为浪漫主义之源泉。甲午、庚子前后，凡号称新党，案头莫不有《龚定庵诗集》，作者亦竞效其体。”
诗集中的很多名句广为流传，乃至后世知识人流行“集龚”游戏。《己亥：余世存读龚自珍》一书介绍，所谓“集龚”游戏，是指从龚自珍诗中摘句，重新组合成诗，冰心在中学时代就有几十首“集龚”诗作。“一百多年来的读书人愿意以《己亥杂诗》为基础‘集龚’，因为《己亥杂诗》里有最为自由酣畅的精神。”
余世存还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至暗时刻，龚自珍在己亥年的行旅，一举实现了人生的逆袭。一生的怀才不遇、挫折，中老年生活的衰亡、绝望，突然因为回首往事和立此存照而得到了安顿和至高的意义。”
支持林则徐禁烟
在龚自珍辞官回乡的同时，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抵达广州主持禁烟。林则徐与龚自珍之父龚丽正曾一同进京为官，结下友情；到京后，他在参加“宣南诗社”活动时与一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龚自珍、魏源相识相交，颇为欣赏，也与他们建立了深厚情谊。
在林则徐离京时，龚自珍特意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坚决支持禁烟，并提出详细建议，如对买卖鸦片和吸食鸦片者都处以严刑。他还提醒林则徐要警惕各种破坏势力，做好发生战事的准备，“此行宜以重兵自随”，“多带巧匠以便整修军器”，并颇有预感地指出：“此千载之一时，事机一迭，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他还在此文中提出了应对之策，即“持之如何，自诛食妖，以肃津梁。创之如何，楼船炮台，虎门中央”。
早在1835年，龚自珍就对泛滥成灾的鸦片走私有过关注，曾大声疾呼，指出列强的侵略野心：“海氛墨矣！……维海之西，有英吉利，隆鼻高眶。环伺澳门，以窥禺服……”龚自珍还表示愿随林则徐前往广州参与禁烟，并送了一方砚台给林。此砚背刻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希望林能像‘快雪时晴’一样，雷厉风行地革除积弊”。
林则徐看完建议书非常感动，回信赞同龚自珍的建议，称其“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但林则徐婉言谢绝了龚自珍随同南下禁烟的想法，他可能认为，龚自珍作为一介书生、狂生，并不适合参与实际工作；也可能是想保护龚自珍，不让他轻易冒险。
而龚自珍送的那方砚台，据说林则徐一直随身携带，即使后来被贬新疆时还写诗道：“定庵贻我时晴砚，相随曾出玉门关。龙沙万里交游少，风雪天山共往还。”龚自珍在回乡途中也惦念着林则徐，写诗道：“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表达了壮志未酬的遗憾和对林则徐的厚望。
就在回乡的第二年，鸦片战争爆发，龚自珍写信给广东的朋友说要赴粤抗敌。不久，林则徐遭撤职查办，龚自珍对此十分愤懑，在1840年9月给朋友信中写道：
今之中国，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唇焦，于今数年，欲使民不吸鸦片而民弗许……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风纳款，中国尚且可耻而可忧……
据说，龚自珍晚年时勤勉阅读西方译著。1841年，英军大举进攻沿海，在江苏丹阳书院主讲的龚自珍时刻挂念着“海氛未靖”，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表示自愿“即日解馆”，投笔从戎，随梁章钜共同抗敌。梁章钜欣然同意。
可就在即将成行时，龚自珍因病溘然辞世，年仅50岁，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第一个发出清朝已处“衰世”警报的龚自珍走了，也许带着许多遗憾和不甘。他是否预见到，自己的思想将影响一代代人，而好友魏源、林则徐以及国家的命运，都将彻底改变？
龚自珍去世后，素来与他意见不合的叔父龚守正送挽联道：
石破天惊，一代才名今已矣；
河清人寿，百年士论竟如何？
魏源编辑龚自珍文集为《定庵文录》十二卷、《定庵外录》十二卷，后经龚自珍之子龚橙删减为文九卷、诗三卷。在序言中，魏源评价道，龚自珍的文章即使在当时被“锢之深渊，缄以铁石，土花锈蚀”，千百载后被发掘整理出来，犹光芒如新。他相信龚自珍的文章可千古不朽。
作为先驱者，龚自珍在旧时代与新时代的夹缝里承前启后，但他未能充分了解、超越那个时代，提出的改革措施枝节零散，有失整体。当然，在客观看待龚自珍的同时，也要如学者钱穆所言，对待本国历史文化应持“温情与敬意”，应更多地理解龚自珍与他所处的时代。“创榛辟莽，前驱先路”，龚自珍开创了关心社会、“救裨当世”的新风气，以他和魏源为代表人物的“经世致用”思潮，更是“为中国近代化提供了思想准备，在中国思想文化由封闭到开放的转折中起了过渡和中介的作用”。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一个时代的先知去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接踵而至。龚自珍所预言的“衰世”结束，中华民族穿越百年苦难，终于在“九州生气恃风雷”的变革中走向新生，走向辉煌。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