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卫 昕
成都西北角有一座文殊院，为禅宗“四大丛林”之一，占地面积82亩，有殿堂房舍190余间。文殊院始建于隋大业年间（605—618），蜀王杨秀定名信相寺。会昌五年（845），唐武宗灭佛，寺毁。唐宣宗即位修复，历800余年与世并存。清顺治元年
（1644）全毁。
康熙二十年（1681），慈笃禅师来到已荒芜的古寺，在两棵杉树之间结茅为庐，苦行修持。传说慈笃禅师圆寂火化时，红色火光在空中凝结成文殊菩萨像，久久不散，人们认为他是文殊菩萨化身。此后，官绅军民捐资重修寺庙，改信相寺为文殊院，康熙皇帝御笔题“空林”二字，钦赐“敕赐空林”御印一方。嘉庆、道光年间，文殊院方丈本圆法师又采办了82根石柱，改造扩建了主要殿堂，形成了现今的规模。康熙墨迹至今仍存院内，82根石柱亦是院中一景。
1300多年以来，文殊院已与成都这座城市血肉相连，融为一体。历朝历代，不少高僧大德在此诵经修行，从汶川大地震到雅安地震，文殊院积极赈灾祈福，悲心拔苦。
文殊院内，有一副近代成都名士方旭题写的禅联，以高度的概括性和启发性，道出了成都人的处世哲学：
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
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生生还是无生。
佛学中，文殊菩萨象征智慧。方旭此联充满禅意，可谓禅宗思想的高度概括，其中机锋跨越时空，对于今天的现代都市人来说，也能引发共鸣，别有意味。
“见了便做”，自己该承担的，即当仁不让，莫犹犹豫豫，错失机缘。“做了便放下”，不挂碍于心，念念不忘。“了了有何不了”，做一事即了结一事，不再耿耿于怀。
“慧生于觉”指大智慧从觉悟中产生，有“慧光”则能了彻洞明世间一切现象。“觉生于自在”则提出，觉悟是从“自在”中产生的。自在是一种无拘无束的逍遥境界，既可指身体的不受羁绊束缚，又可指心灵的自由放逸。敢作敢当，轻松自在，拿得起放得下，即可顺其自然，不被烦恼困扰。
此联作者方旭（1851—1936）字鹤斋，系清末翰林，曾任四川提学使、夔州府代理知府。他能诗、善书、工画，为蜀中“五老七贤”之一。今存《鹤斋诗存》《鹤斋文存》。
“五老七贤”是近代成都耆宿名流的尊称，他们都是前清状元、进士、举人出身，多为翰林、御史。曾为政者，则清廉刚正，循良之声卓著；为教者，则扶掖后学，培育英才，诸硕彦德高望重，名闻巴蜀。
方旭年纪最长，也是“五老七贤”中唯一的非四川籍人士。他是安徽桐城人，在四川为官，后来因为喜欢成都风物而定居于此，而包容的成都也接纳了这位外乡人，将其视为文化血脉中的一员。
光绪二十九年（1903），方旭以四川省学务处提调身份到日本考察学务。次年，他回国任夔州府（现重庆市北部地区）代理知府，遂将考察心得付之实践。方旭就任时，正是清廷废科举、兴学堂之际，旧有体系崩塌，新的体系尚未建立，百废待兴。他曾感慨：“庚子以来已四年矣，州县之兴学者几何耶？假令终始本末，知所先后，以新民为心，从师范着手，则得天得时，今日必有客观矣……悠悠忽忽，四年一瞬……再逾四年，仍如是也，不亦大可悲乎？”虽是“代理知府”，方旭却有所作为。他在《州县学堂谋始》一文中写道：“学堂为今日第一要务，舍此更无自救之策。”他首先对夔府及奉节县教育行政机构进行改革，在原木牌坊文峰制订《学务综核所章程》，规定综核所的职责是上承四川省学务处命令，统摄府属六县学务。
他还规定下属六县各设学务局，各乡设学务分局，统一听令于学务综核所。同时，针对“兴学堂莫不曰经费难矣”的问题，方旭提出“非征学费不可”。他甚至大胆地“挪用经费”投入教育，并兴建了中学堂、师范传习所。
次年春天，学校落成，校舍宏敞，设备齐全，可容纳六县学生300多人入学。而“学堂与书院不同，不专为造士而设……课程宜浅近，办法宜平易”，目标是“以开风气，敦实业，造成明毅忠爱之人格为主义”。同年四月，方旭尚未离任，由即将继任的知府鄂芳负责正式招生，创立了夔州府第一所官立中学堂。
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方旭还兴办了十多处师范传习所，大力培养师资。针对留学生回国后无所用的情况，他建议留日学生（当时近7000人）“咸习师范，增设教授、教谕、训导，以待师范卒业者”。
方旭在任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却也造福一方，福荫后人。蜀地进步报纸《广益丛报》称赞其“振兴夔州中学，甚为热心，调理井然”。因为官清正，方旭在清廷的宦途并不长久。辛亥革命后，他定居成都，曾在自家门前悬挂一副质朴无华的木质门联：
油油不忍去，
鹿鹿无所长。
“油油”指悠然自得之貌，成都生活滋润，方旭作为异乡人以此为家，不忍离去；“鹿鹿”形容平凡忙碌，自嘲一生无为。寥寥数语，展露出这位名士温厚谦逊、不同流俗的精神风貌。
不再为官兴学，方旭便身体力行教书育人。他曾在成都高等师范学堂授课，讲过“桐城义法”，更与好友们游览山川、诗词唱和。“闲来书画自陶情，南北玻窗照眼明。问字有人时送酒，年家子弟小门生。”此诗是方旭当时生活的写照。
1916年，方旭与蜀中名流宋芸子、邓休庵、林思进、赵熙等人结锦江词社（春禅词社）。1933年，他与刘咸荥发起创建了成都第一个研究学术和美术的组织——蓉社，积极开展诗文、美术创作活动，培养美术人才，并举办书画展，义卖助赈。1936年，齐白石来蓉特意拜访，与方旭结为相知。
然而，方旭的生活并非一直如此闲适。民国时期四川军阀割据，战乱频频，成都尤其是征战之地，“五老七贤”常居间斡旋调解，以弭干戈，为市民减少战祸之苦。
1924年，军阀杨森盘踞成都，北洋政府任命其“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杨森次年在成都推行“市政建设”，强令拆民房扩建马路。民房要市民自拆自建，不予补偿，以致民众流离失所，怨声载道。“五老七贤”联袂至督署交涉抗议，为民请命。
此事令杨森甚为难堪，又不好发作。事后恼羞成怒，杨森蛮横扬言：“我才不信你‘五老七贤’的脑壳是铜打铁铸，我就要试试看砍得落砍不落？”“五老七贤”也由此自嘲为“五个烧火佬，七个讨人嫌”。
方旭一辈为一代学人，但绝不只是枯坐书斋的儒士。抗日名将王铭章为国捐躯，成都举行公祭，方旭与林思进共挽一联，追思烈士：
早书遗命别家人，真所谓慷慨捐躯、从容就义；
更有贤声光国史，更难得子遵葬礼、妻却赙金。
抗战初期，蒋介石在成都庆祝三年“禁烟”告成，曾在少城公园“烧鸦片”。纸扎牌坊上贴着方旭撰写的一副对联：
于今三年，哀我人斯，诞先登于岸；
唯此六月，嗟而君子，继序思不忘。
对联手法最难的是集句，而此联天衣无缝地句句集《诗经》典故，非常人可及。“哀我人斯”“嗟而君子”等，表现了“仁人之心蔼如，是对联作者在痛哭”。这时方旭已有87岁，仍忧国忧民，谆谆告诫吸鸦片者快快戒烟，忠告“君子”们勿忘国耻。
此后不久，方旭逝世。身处历史转折的年代，旧与新的转变如此之快，令人目不暇接，方旭的一生，正如他的一首诗中所写：“任尔青年笑旧寮，胸无愧怍自逍遥。三人二百五十岁，摇曳清风话隔朝。”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