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戡（文史学者）
1991年3月，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公布获奖名单，除了《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等五部获奖作品之外，还有两部小说获得首次设立的荣誉奖，分别是宋代历史题材的《金瓯缺》和革命历史题材的《浴血罗霄》。后一部小说的署名作者萧克，正是时年已经84岁的开国上将。
开国将帅群体战功赫赫，其中不乏理论精深的笔杆子、名牌高校的大学生，但像萧克将军一样以小说创作获得文学奖项的，可谓独一无二。萧克回顾《浴血罗霄》的创作经历时，将1930年代阅读苏联小说《铁流》作为写作灵感萌发的起点。读书在萧克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不仅激发文学创作，也助他克服了人生历程中的一道道难关。通过阅读获得的经验、思考和启示，贯穿他革命生涯的全过程。
读书少年的经历抉择
1939年夏，32岁的萧克正在迷茫中苦苦思索。他率领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活动在北平西部地区，如何寻找一条适合在这一地区发展的道路，是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这段时间，萧克在阅读中反复思考，他最主要的读物，是《孙子兵法》、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这三本书，恰好代表了萧克成长历程中，最主要的三个阅读方向：传统经典、革命理论和军事典籍。对湖南人萧克来讲，形成这样的阅读兴趣并不奇怪。湖南是晚清的儒学重镇，“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是湖南士子的骄傲；湖南也是革命思想在近代的传播中心之一，出现了国内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湖南还是著名的“军省”，“无湘不成军”是公认的铁律。
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萧克有阅读嗜好不足为奇。但将时代背景投射到他个人的成长经历当中，将宏观的阅读方向还原成不同时期接触的不同著作，更有助于理解读书与萧克一生经历的密切关系。
萧克出身于书香门第，从曾祖父、祖父到父亲、伯父都有贡生身份。父祖四代都没有做到高官显宦，但长年以教书为业，特别是他的伯父、父亲兄弟之间作诗联对、诵经讲史，逢年过节为人挥毫写春联的情景，深深刻入了幼年萧克的脑海中。
只是，萧家长辈这样的旧知识分子，已经走在了时代的下坡路上。萧克出生在1907年7月14日，在他出生的前两年，清政府废除科举，父辈的功名成了废纸，他们的学识不再是能够换取官位俸禄的敲门砖。
但对于少年萧克来说，影响还没有那么剧烈。传统经典虽然失去了博取功名的作用，但依然可以传承文化、塑造风骨。萧克回忆，曾祖父留下一部用毛笔抄写的《书经》，全书万余字，只错了一个字。《书经》即《尚书》，对于清代读书人来说，已经属于佶屈聱牙的上古经典。父辈也没有要求萧克死记硬背先人手书，更多是要他发扬其中蕴含的意志力量，我的父亲和伯父、堂哥常用它来教导我，让我学习祖辈认真治学的精神”。
7岁时，萧克到堂兄开办的私塾读书。此时已经是民国年间，新学问从大城市触及小乡村。这位堂兄除了教授四书五经之外，还自学四则运算和分数，为孩子们讲述数学、地理和历史课程。即便是文学课程，也不拘泥于《论语》《左传》，还引入北洋政府教育部编写的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在那个激烈动荡的年代，既读旧书，又不受旧教育制度的束缚，接受新思潮的洗礼，是很有意义的”，萧克如此回忆。
1920年，13岁的萧克进入嘉禾县社塘高等小学读书。按照他的家境和经历，原本应该在求学路上继续前进，甚至有望考入大学，但一场变故改变了一切。父亲无力继续为萧克缴纳新式学堂的费用。萧克不愿就此失学，自力更生寻找机会。1923年秋，他考入收费低廉、学制简短，有望毕业后找到工作的县立甲种简易师范学校。在校长的帮助下，萧克靠为教师刻蜡版、印讲义勤工助学，换取报酬，维持学业。虽然工作填满了课余时间，他仍然坚持自学到深夜，“就是从这时起，我养成了‘手不释卷’的习惯。以后，无论是戎马倥偬，还是在繁忙的领导岗位上，我都保持着这个习惯”。
萧克对军事方面的书籍特别感兴趣。他手头并不宽裕，还是挤出钱来买了《孙子兵法》《曾胡治兵语录》，连同学搞来的《步兵操典》都不放过。萧克在伯父的书架上，看到过宋教仁的《我之历史》，入校之后，辛亥元勋的革命事迹、战斗经历随之进入视野，孙中山的《伦敦蒙难记》，朱执信等编写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都成为他的枕边书。
进入学校后，萧克的阅读视野日渐拓宽，单纯的军事知识已经满足不了需求。简易师范学校订阅的《向导》周报、《政治周报》等宣传革命理论的报刊，以及堂兄从广东寄回的革命书刊，成为萧克新的阅读对象，也铸就了他新的思想——“从书刊中我第一次看到了列宁的名字，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激动人心的学说……我认识到，只有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潮中，才能报国恨家仇”。
1926年2月，萧克下定决心，申请提前取得简易师范学校的毕业证，南下广州，投笔从戎。一个常常苦读到深夜的学生，开始用他的阅读经验，认识这个汹涌澎湃的时代。
革命青年的阅读思考
初离家乡的萧克，虽然思想上受到了新理论的浸润，但底色还是传统社会的读书人。
前辈文人志士的自我期许，帝王将相的传奇事迹，是他用来自我鼓励的心灵解药，也是他用来说服自己和家人的思想锁钥。
考入简易师范学校后，萧克衣衫破旧寒酸，也没有钱加餐，他以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敦促自己刻苦读书，“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决定去广东后，他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虽然讲了一通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的新道理，但落脚点还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担当，举的还是李世民18岁起兵、帮助李渊打天下的例子。
1926年春，萧克先在韶关的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3师第8团住了十几天，之后奔赴广州，考入宪兵教练所第2期学习，毕业后在宪兵团当中士班长。萧克一心想参加战斗，而不是在后方维持军纪，于是请长假加入前线的北伐军，先后在蒋先云担任团长的补充第5团任辎重队兵器员、在叶挺任师长的第24师第71团当连政治指导员。
1927年8月，萧克随军参加南昌起义，转战江西、福建、广东。起义军失败后，他回到湖南，以宪兵教练所学员的身份，寄身于国民革命军第13军。不久后，他以第13军侯差员身份回到家乡。1928年春节后，萧克参加湘南起义，从此开始了他的红军生涯。
这段时间里，读书是萧克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韶关等待去广州时，他一天到晚在第8团团部读书阅报。在第13军时无事可做，他同样躲在僻静的地方整日读书。
日后萧克成为著名的红色指挥员，他的军事知识积累来自阅读。“我学军事是从宪兵教练所的学习起步的，刘嘉树引我走进军事知识的天地”，多年后萧克如此回顾。刘嘉树是萧克在宪兵教练所时的大队长，一次他去刘嘉树房中办事，看到了黄埔军校的四大教程教材：《战术学》《筑城学》《交通学》《兵器学》，请教之后便借来阅读，“不管白天上课和操练有多紧张、劳累，晚上我都要挑灯读书”。
苦读巩固了萧克的军事知识，为日后的军事斗争奠定了基础，他也为此赢得了刘嘉树的器重和赏识。1926年7月，萧克决定离开宪兵教练所，赶赴湖南参加北伐，便是由刘嘉树为他开了一张免费的乘车证明，才得以成行。
5年后，刘嘉树担任国民党军第52师第310团团长，参加“围剿”红军时，被萧克所部击败。萧克在俘虏中发现了这位老师，嘱咐战士为他松绑，又送了一点钱零用。不久后，刘嘉树被释放。1949年，担任国民党军第17兵团司令官的刘嘉树，再度被解放军俘虏，萧克恰恰又是俘虏他的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一参谋长。只是，“当时的情况不一样了，我不便过问，也不便去看他”，萧克如此回忆。刘嘉树被俘后作为战犯接受改造，1972年病逝在辽宁抚顺，这是后话。
阅读同样引导萧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宪兵教练所时，他读了彭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书中论述的农民求解放的道理，十分透彻，使我抑郁了两三年的胸怀顿觉豁亮”。
在第24师担任连政治指导员时，萧克发现连长郑鸣英也是《向导》周报的读者，两个年轻人很快有了共同话题。郑鸣英介绍萧克读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一本引导无数革命青年认识并认可共产主义的启蒙读本，又教他唱《国际歌》。郑鸣英对萧克既是朋友同事间的指导，也是同志式的考察，1927年6月，在郑鸣英的介绍下，萧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阅读甚至帮助萧克摆脱了生存困境。南昌起义失败后，萧克一度流落广州，他没有熟人，也不愿沿街乞讨，可囊中羞涩又是实际问题。两难之间，多年的读书嗜好启发了他。萧克写了一篇自述：“前不久我还是一名北伐军的军官，由于政局变化，不幸流于楚囚……”他拿着这篇自述，专门到书店给人看，因为“逛书店的人一般都有文化”。果真，不时有人掏出一两毛小银洋给萧克，使他免于沦为饿殍，得以重返家乡。
红色军官的学以致用
从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到1985年退出一线工作，萧克50多年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读书这一习惯始终坚持不懈。奔波转战之中，萧克能静下心来阅读的时间不多，但从点点滴滴的事迹中，能看出读书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阅读经验的感悟运用。
参加红军后，萧克随地方农军上了井冈山，加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4军，从连长、营长、支队长、纵队司令晋升为师长、军长。担任红军指挥员之初，萧克对革命理论的掌握尚属浅显，自学的军事知识也不够精深，军事教科书上的经验，往往要和青少年时期阅读的历史知识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1929年4月，红4军进攻宁都。当时城中有6个连的民团据险死守，红4军也不过2000多人，难以一战而下。围城之后，萧克指挥部队向城上零零散散打了5天冷枪，到了第6天，看到守军对打枪已经没有反应，便立即集中二三十支枪快放压制城头，接着架设云梯，率先突破了城墙。萧克回忆，这个战术，是读《三国志》学来的，曾国藩说过，诸葛亮北伐攻打陈仓“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但他反其道行之，先是消磨对手的锐气，待其疲惫涣散，再一击成功。
对于阅读经验的实践，贯穿了萧克的军事生涯，伴随着他职务晋升而升级进化。1934年春，萧克率领红17师转战湘鄂赣边区3000里，5次冲破国民党军包围，部队无论前进、冲锋，还是走散、失利，始终保持建制，互相协同，不失指挥。总结这段经历时，史记·项羽列传》的记载映入萧克的脑海，“项羽退至乌江只余28人，还保持一正一奇的战斗态势，未自杀前，汉兵不敢轻易接近。17师也能达到这个要求……这已形成了部队的作风”。
进入1930年代，国内外局势急剧变化，红军经历了长征、西安事变，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并挺进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萧克身临其中，从红军师长、军团长，转变为八路军第120师副师长。1939年1月，他以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的身份率部抵达北平北部，开始独当一面的敌后抗战生涯。
对《孙子兵法》、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的反复阅读，正发生在萧克挺进平北初期。经过反复思考，他提出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发展平北”的方针。阅读、思考、实践、领悟，成为他认识和分析局面的重要工具，这样的例子，在萧克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不断重现。
伴随着职务提升、工作局面变化，以及个人阅读实践的积累，萧克对阅读传统经典和军事典籍的兴趣，逐渐让位于革命著作。当年那个阅读《共产主义ABC》的革命青年，已经成长为从马列经典中汲取思想力量，以理论指导具体实践的领导干部。
抗战胜利后，萧克先后担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第4野战军参谋长等职务。在华北军政大学时，萧克的阅读取向明显发生了变化，他说：“我又读了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更认识到华北军大对旧军人的使用和信任，是列宁主义作风。”
萧克还回忆，校长叶剑英告诉他，列宁对恩格斯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评价很高，“叶剑英这种认真读书的精神，使我受到不少启发和教益……也使我能坚持‘手不释卷’的习惯，以及更注意读马列的著作”。
1949年后，读马列主义著作成为萧克工作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59年，他调任农垦部副部长，下沉到广东实践时，“白天同农场职工一起开荒，晚上就坐在油灯下读《列宁选集》”。1969年，萧克在江西生活期间，带了一个大书箱，“里边装满中央编辑的马克思主义30本书……在沉闷和孤寂中，我就读马列的著作，通读《列宁选集》时，特别喜欢第四卷中《十月革命四周年》这篇文章”。
回到1939年，那个萧克反复阅读思考的年代，他凝聚经验形成个人工作方法的同时，还完成了一部小说的初稿。由阅读转为写作，是无数读者都走过的道路，但对于身处战争硝烟中的指挥员来说，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萧克回忆，战争时期他不忘阅读文学作品，从郭沫若、冰心、胡适、鲁迅，到歌德、托尔斯泰都有涉猎。西安事变后，他读到了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一部讲述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英雄部队的小说，随即产生了撰写一部红军在罗霄山脉斗争题材小说的思路。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他已试写了几个章节，开赴平西后，在繁忙工作的夜晚、在躲空袭的间隙，他都不忘继续写作。到1939年10月，萧克完成了命名为《罗霄军》的40万字小说初稿。这部手稿随着他转战华北、华中、华南，在40余年后，直到1985年底，他退出一线工作后，才集中修改成书。
1988年“八一”前夕，这部更名为《浴血罗霄》的小说出版。开笔时，萧克还是29岁的青年，出版时，已是81岁的老人。对于一个手不释卷的读书人来说，这部小说更重要的意义是，萧克个人阅读生涯的总结和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