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运峰（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1979年4月，66岁的孙犁在《书的梦》一文中写道：“夜晚多梦，在梦里却常常进入市场。在喧嚣拥挤的人群中，我无视一切，直奔那卖书的地方。远远望去，破旧的书床上好像放着几种旧杂志或旧字帖。顾客稀少，主人态度也很和蔼。但到那里定睛一看，却往往令人失望，毫无所得。”对此，孙犁自己解释：“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这种梦境，实际上是幼年或青年时代，残存在大脑皮质上的一种印象的再现。”
是的，在农村集市或城市商场里，对孙犁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偶尔出现的旧书摊或杂乱放着的旧书堆。
青少年时期的阅读体验
孙犁的家乡是冀中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村里祖祖辈辈都是普通农民，有书的人家很少。村东头有一位“四喜叔”，曾经把一部《金玉缘》（《红楼梦》）借给年幼的孙犁。这部书给孙犁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对人生的感悟。由于四喜叔最后死于非命，联想到《红楼梦》中人物的命运，孙犁在朦胧中感受到了生活的严酷。
大约10岁的时候，孙犁来到离家60里外的安国县城读高小。虽然这所小学的教育质量乏善可陈，却有一间很像样的阅览室。在这里，孙犁读到了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儿童世界》等，还有文学研究会叶圣陶、许地山、刘大杰等人的文学作品。这些书刊开阔了孙犁的眼界，使他了解到现代短篇小说新的样式和新的写法，也使他接受了“为人生的艺术”这一创作准则。
13岁的时候，孙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这是一所私立中学，教学质量很好，教师多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中学6年，对于孙犁日后走上文坛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不仅系统学习了文化科学知识，而且阅读了大量书籍、报刊，尤其是鲁迅翻译的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两本书，给孙犁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读书偏好上，孙犁更偏重于文学。鲁迅、周作人、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等名家使他着迷，泰戈尔、法捷耶夫、绥拉菲摩维支、纪德等外国作家的作品让他废寝忘食。他还同时读《四书集注》《庄子》《韩非子》《文选》《楚辞》等中国古典著作。
广泛的阅读和对人生的思考激发了孙犁的创作欲望，他尝试着写出自己的所闻所感。他创作了《孝吗？》《麦田中》《自杀》等小说和剧本《顿足》，大多为学校的《育德月刊》所采用，老师也经常将他的作文评为范文，这无疑是对他的鼓励。中学时期，孙犁奠定了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打下了较为坚实的知识基础，为日后走上文学道路创造了条件。
中学毕业后，孙犁无力升入大学读书。1934年春，通过父亲托关系，孙犁来到北平谋生，在市政府工务局当了一名负责抄写的文书，月薪20元。处在青春期、富于幻想的孙犁很不适应新环境。所幸单位后门恰好面对北海图书馆，工作之余，他便到那里看书，平时还到北新桥、西单商场、西四牌楼、宣武门外逛旧书摊。
孙犁那时买的都是进步书刊，包括《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有时他甚至带上这些书刊“上衙门”（上班）。当时孙犁的职位虽然是最低的，但他的精神昂扬向上，因为他所阅读的书刊给了他人生的勇气，使他获得了精神力量，也使他自觉地与旧官场保持距离，没有被黑暗的社会势力所吞没。
读了《子夜》后，孙犁很快写出了论文《〈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他还根据见闻，写了《故都旧书摊巡礼》《北平的地台戏》等，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有感于社会不平等，孙犁写了一首诗《我决定了》，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一部分的人，正在输血，给那一部分的人。”“多量的血，形成了少数的健康美。多量的泪，换来了一两个浅笑。”这首诗以“芸夫”的笔名，发表于1934年4月26日《大公报》的“小公园”副刊上，得到了5角钱的稿费。
由于不会低声下气、摧眉折腰，年轻的孙犁还是被辞退了。但他并没有垂头丧气、一蹶不振，而是平静地接受了残酷的现实，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精神支柱是书本。”作别同事后，孙犁用最后一次的薪金买了鲁迅翻译的《死魂灵》。
走投无路之下，孙犁只好回到家乡。他带回家的，除了少量的生活用品外，就是一年中节衣缩食所搜集的一柳条筐书刊。这是他精神追求的物质形式，也是他的精神乐园。
以笔为枪的文艺战士
1936年暑假后，经育德中学同学侯世珍、黄振宗介绍，孙犁来到白洋淀边的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担任国文教员。教学之余，孙犁经常通过镇上的邮局代办所，从上海、北平邮购新书，他还订阅了鲁迅曾任主编的《译文》杂志。夜深人静后，孙犁细细品读新买的书刊，将其中的名言警句抄写下来，贴在墙上，反复品味、诵读。他还会给学生们讲一些进步的文学作品，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很快侵占华北，孙犁无法再回同口镇小学教书。他只能站在滹沱河的大堤上，望着茫茫洪水和自北涉水而来的无数民众，还有乘着多辆大车、仓皇南逃的国民党官兵，陷入苦闷之中。
就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冀中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在风云激荡中，孙犁加入了抗日行列，成为了一名文艺战士。
在抗战初期，孙犁以笔为枪，先是编写了一本《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由抗日自卫军政治部作为文件油印下发给基层部队和农村；随后，他又选编了一本中外革命诗人作品，命名为《海燕之歌》，在安平县城铅印出版；接着，他又在路一主编的《红星》半月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万言论文《现实主义文学论》，在第二期上发表《战斗文艺的形式论》；不久，又在《冀中导报》上发表《鲁迅论》，占去整版篇幅。作为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竟能有如此的积累和才华，孙犁一鸣惊人。路一逢人便说：“冀中真有人才呀！”他称孙犁为“冀中的吉尔布丁（吉尔布丁是苏联著名文学批评家和文艺学家，著有《现实主义论》——笔者注）”。
1940年夏天，孙犁调到刚刚成立的晋察冀边区文联工作。在那里，他应《抗敌三日刊》的邀请，写了一组讲稿式的文章，总题为《连队通讯写作课本》。随后，又和田间、康濯等一起，编辑《山》《鼓》等刊物，开始了他漫长的编辑生涯。孙犁研究专家金梅说过：“编辑生活，也是一种读书生活，一种特殊的读书生活。如果把阅读的对象，分成‘完成形态的书’（包括报刊及其发表的文章）和‘未完成形态的书’（包括进入编辑流程的能够出版、发表和不能出版、发表的书稿和单篇文稿）这样两种‘书’，那么，编辑所阅读的，主要是‘未完成形态的书’。”在从事编辑的过程中，孙犁阅读了大量作品，其中不乏名家之作。同时，在阅读来稿的过程中，也促使孙犁更深入地思考一些理论和创作问题。
1944年春，孙犁和华北联大的师生一起奉命调往延安。经过近3个月的长途跋涉，孙犁进入鲁迅艺术文学院，分配在文学系当研究生。与晋察冀相比，延安的条件要好许多，孙犁可以安心读书和写作。他回顾梳理了七八年来亲身经历的抗日战争，经过适当的艺术加工，在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小说和散文，其中包括奠定他文学地位、形成“荷花淀派”风格的《荷花淀》《芦花荡》《游击区生活一星期》等。一系列作品的发表，让孙犁成为了一颗文学明星，他随即被提升为教员，为学生讲授《红楼梦》。
“野味读书”乐趣无穷
从1937年到1949年，孙犁经历了10多年的战争洗礼。转移、行军、隐蔽，几乎是那个时代的常态，自然没有完整的时间阅读和写作，即便如此，孙犁还是利用一些零散的时间读书。
在孙犁简单的行囊中，总是装着几本书，如他最爱读的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在反“扫荡”的间隙，无论是在河滩还是路旁，他都会坐下来读上几页或几行。在农户家的窗台上，往往容易找到零散的《聊斋志异》，孙犁也会不失时机地读上几篇，有些篇目他不知读过多少遍。有一次，在河间县城尽头的树林里，孙犁从一个卖旧纸的小贩那里淘到了一本《孽海花》，便坐在柳树下读了起来，感到乐趣无穷。作家杨朔曾在冀中导报社暂住，和孙犁很投缘，他把一部《全唐诗》带到宿舍里阅读，离开时携带不便，只好留在住处，孙犁便将其中的乐府部分抽出来，装订为4册，取名为《全唐诗乐府》，一直珍藏。
在饶阳参加“土改”时，孙犁经常在造纸厂收回来的烂纸旧书中“淘宝”。他曾淘到一本《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一本《唐孙过庭书谱》，虽然都是普通的石印本，但在穷乡僻壤，这种机会不多见，孙犁很满足。从“土改”时各县上交的图书中，孙犁还找到了几本上海亚东图书馆印的白话小说，虽残缺不全，但他依然读得津津有味。对于这种类似游击式的读书，孙犁称之为“野味读书”。他说：“我对野味的读书，印象特深，乐趣也最大。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大富大贵，说穿了，意思并不大。山林高卧，一卷在手，只要惠风和畅，没有雷阵雨，那滋味倒是不错的。”
1949年1月，孙犁随解放大军来到天津，在天津日报社副刊科担任副科长，主要工作是下去采访和编辑副刊。对于新生的天津，孙犁充满热情，他经常一人深入农村、工厂采访，回到报社后，立即动笔成文，第二天便发表在《天津日报》上。但是，孙犁对复杂的城市生活越来越不适应，曾随家乡水，九曲入津门。海河风浪险，几度梦惊魂。故乡月浩朗，天津日昏沉。乌鹊避地走，不闻故乡音”，这首诗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孙犁先是请了创作假，完成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随后便回到乡下，为创作寻找素材，完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名篇《铁木前传》。
由于在创作上精力透支，孙犁患上了精神疾病。他形容自己“就像一个撒了气的皮球一样，人一点精神也没有了，天地的颜色，在我的眼里也变暗了”。孙犁暂时中止了创作，开始到各地疗养。养病期间，他再次和书结缘，萌生了当藏书家的念头。
尽管青年时期有大量阅读体验，但孙犁始终认为自己的知识不系统，自感不是书香门第出身，也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因此他有意识地想要弥补这个缺陷。于是，养病期间，他经常进出旧书店、逛旧书摊，购藏古籍中的经史子集和丛书。他根据鲁迅日记所附的书账，按图索骥地购置图书，他相信先生的眼光是不会错的。每到一处疗养地，孙犁往往对当地景点不感兴趣，而是直奔那里的古旧书店。济南、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留下了他访书的足迹。他也通过这些书店提供的书目，购置了大量图书。几乎每天，都有一名叫王淑媛的投递员，将他购自各地的旧书送到孙家门前的台阶上，成为一道景观。
孙犁搜求古籍，先是买笔记小说，后买正史、野史，再买碑帖、汉画像、铜镜拓片，还买出土文物画册、汉简汇编一类，反正是“越买离本行越远，越读不懂，只是消磨时间，安定心神而已”。虽说不是“本行”，但对古籍的搜集和阅读不仅开阔了孙犁的眼界，而且使他身心愉悦。他在《我的史部书》中曾写道：买书就像蔓草生长一样，不知串到哪里去。它能使四部沟通，文史交互。涉猎越来越广，知识越来越增加。是一种收获，也是一种喜悦。”广泛的浏览、阅读，也为孙犁晚年文论、画论、读书记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唯对于书，不能忘情”
1966年夏天，孙犁全家迁居到偏远而窄小的平房。这一时期，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为了读书，孙犁从一位老朋友的孩子那里借来两本大学古汉语读本，将其中的《论语》《庄子》《韩非子》《诗品》《扬子法言》《汉书》《文心雕龙》《宋书》《史通》等书的片段，以及一些名篇的全文，逐字逐句抄在本子上，精心阅读，反复咀嚼。他说：“自拥书城时，是不肯下这种功夫的。读书也是穷而后工的。”
1972年，孙犁迁回原住所，大部分藏书得以发还。但有的藏书曾遭污损，向来有“洁癖”的孙犁便对它们进行去污、修补工作，同时为它们包上书衣，写上书名、作者、卷数等，有时还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在书衣上。这些文字集中写于1973年3月至1976年9月，总计达10万字。
对于这些文字，孙犁形容：“曾于很长时间，利用所得废纸，包装发还旧书，消磨时日，排遣积郁。然后，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偶有感触，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此盖文字积习，初无深意存焉。”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文字竟然成了一种特殊的文体。
这些书衣文字，可看作孙犁的日记，也可看作孙犁在这一时期的一种创作，还可看作他对社会现实的真实记录。如1973年12月21日，孙犁在《中国小说史略》的书衣上写道：“此书系我在保定上学时，于天华市场（也叫马号）小书铺购买，为我购书之始。时负笈求学，节衣缩食，以增知识。对书籍爱护备至，不忍其有一点污损……今余老矣，特珍视之。凡书物与人生等，聚散无常，或屡收屡散。得之艰不免失之易，得之易更无怪失之易也。”
在孙犁的书衣文中，有对老战友如远千里、康濯的怀念和牵挂，有对命运的感叹，也有生活烦恼的流露。孙犁还曾有感而发，特意作了一篇《书箴》：“淡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阙（缺），以安以宁。唯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勿作书蠹，勿作书痴。勿拘泥之，勿尽信之。天道多变，有阴有晴。登山涉水，遇风遇雨。物有聚散，时损时增。不以为累，是高水平。”因此，孙犁的书衣文字堪称“信史”，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1976年，孙犁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他始终关注文坛的变化，不断阅读新时期以来的作品，发表了一系列的《读作品记》，其中涉及刘绍棠、刘心武、林斤澜、宗璞、舒群、李準、冉淮舟、贾平凹、柳荫、莫言等，他还给旧雨新知的书作序，其中涉及方纪、韩映山、阿凤、克明、万国儒、从维熙、柳溪、吴泰昌、金梅、张志民、王昌定、田流等。
孙犁晚年系统阅读文史典籍，写了大量《耕堂读书记》。正是广泛而深入的阅读，使得孙犁在学术和创作上实现了新的开拓，他的“芸斋小说”、怀人散文、文论、书论、画论等文字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孙犁晚年的作品，一改早期清新、明丽、活泼的风格，而变得更加老到、纯熟、隽永，不剑拔弩张而自有锋芒，不标新立异而自有风骨。从1976年到1995年封笔，孙犁一共写了从《晚华集》到《曲终集》10本书，占他全部著作一半以上。因此，学术界有“老孙犁”和“新孙犁”之说，这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之中，是一个难以复制的个案。
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寒冬，从维熙、康濯专程到天津看望孙犁。那时，孙犁还住在多伦道的大院里，屋里没有暖气，火炉似明似暗，寒气逼人。但孙犁安之若素，兴致勃勃地拿出几本线装古书，让两人欣赏。在归途上，康濯颇为感慨地对从维熙说：“从解放区来的作家中，只有一个孙犁独行其路；如此甘居清贫远避世俗的作家，在当代怕也难寻第二个了。”从维熙说：“其文学成就，怕也难寻能与他媲美的另一个了。”
在现代作家中，孙犁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不仅具有特殊的创作风格，而且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最为突出的一点——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2001年，缠绵病榻的孙犁念念不忘的依然是书。他多次和自己的小女儿孙晓玲提及《金光大道》《暴风骤雨》《山乡巨变》《野火春风斗古城》《创业史》的作者，还提到刘勰的《文心雕龙》，王夫之的《船山全书》等。可以说，孙犁是一位少有的一生买书、读书、藏书、品书、用书的现代作家，可谓“书卷长留伴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