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基宁（资深媒体人）
作家汪曾祺主张随性读书、读杂书等观念，不少人深以为然。但深入了解汪曾祺不同人生阶段的阅读史以及读书态度，就会发现，受情怀和经历等影响，他的读书方向还是有所侧重的。正如汪老给出的建议：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或有志成为作家的青年，应该博览群书，但是可以有所侧重，有所偏爱。”
“一折八扣书”改写人生
汪老晚年曾调侃自己很多年没买过书了。原因有二：一是家里太小，没地方放；二是书价太贵。
汪曾祺坦言，年轻时特别是中学生时代，有买书的习惯，只要上街，总要到书店里逛逛，挟一两本回来，但他买的都是特别便宜的书——“一折八扣书”。上世纪30年代，汪曾祺在江阴南菁中学读高中，那个时候迫于经济条件，学生多半买这种廉价书，定价的基础上打一折，然后再打八扣，比如定价1元的书，实际售价只要8分钱。
这种书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成本确实低，那时没什么版权概念，只要找个好的本子排印，除了印刷必需的纸张和油墨，也就没什么其它成本了。放在今天，这就是盗版书，还是最粗劣的那种，谈不上编辑或排版美化，大都只有正文，没有前言后记，没有注释评语，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
这样的“一折八扣书”很多都是各类笔记小说，如《子不语》夜雨秋灯录》《续齐谐记》等，还有余澹心的《板桥杂记》、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等。也能买到旧诗词集，他高中时代大量阅读宋词，漱玉词》《断肠词》《剑南诗钞》都读过，也是这种“一折八扣”本。尤其是两本很厚的《剑南诗钞》，属于“一折八扣”中的高价书，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那几年正是汪曾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他曾在文章中忆起江阴水果店永生难忘的香味，坦言那是初恋的滋味。宋词的情绪恰恰应和了少年忧郁的心情，他甚至一首一首地抄录，到了星期日，便坐在自修室里，喝水，吃粉盐豆（江阴特色小吃），读李清照和辛弃疾，别是一番滋味。
1937年暑假，汪曾祺回到故乡高邮。他在老家曾给初恋对象写情书，开明的父亲汪菊生还给他出过瞎主意。但好景不长，江阴沦陷，南菁中学回不去了，初恋也无疾而终。战火很快向北蔓延，他随祖父和父亲到高邮乡下避难，就住在小说《受戒》里庵赵庄的荸荠庵（菩提庵）。这次他带了两本直接改写他人生的书，“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是哪两本呢？汪曾祺后来回忆，“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上海的‘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选集》”。
汪曾祺为什么这么笃定《沈从文选集》是盗版书？因为他后来在西南联大读中文系时，选读过沈从文的三门课，是名副其实的沈室弟子，沈从文的书他再熟悉不过了。而这本《沈从文选集》，多半盗版自沈从文1936年出版的《从文小说习作选》。
19岁的汪曾祺当年因为这本书一路向西向南，直奔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后来他在文章里这样表述：“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
少有作家是真正的“土著”
汪曾祺毕业于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学制4年，汪曾祺却读了5年，因为体育和英语不及格，留级一年。
他在西南联大算不算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当真难以评价。一方面，他常常逃课泡茶馆，“不爱上课”（汪曾祺语）；另一方面，他不上课并不代表不读书。他是个夜猫子，晚上去图书馆读书，白天睡觉。他曾提起一个历史系的刘同学，同他住上下铺，但一学期下来几乎没见过面。因为人家是个正常老实的学生，白天早起晨读、上课，晚上早睡；而汪曾祺却是黑白颠倒，等到鸡叫了他才回宿舍睡觉，刘同学早已晨读去了。
西南联大的图书馆汪曾祺一般不去，一方面是人太多，正襟危坐地集体苦读，他受不了那份拘束。另一方面是他不喜欢借书还要填卡片等麻烦的手续。不过，中文系办公室有一个小图书馆，他和另外一两名同学每晚都去看书，钥匙就由他们拿着，随时可以去。
那几年，汪曾祺读书极多，看的都是什么书呢？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读的是中文系，可大部分时间所看的却主要是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
写于上世纪90年代的《西窗雨》，正是一篇汪曾祺回忆那段时间所读外国文学作品及其影响的文章。他明确表示，只喜欢气质上与自己比较接近的作家，所以类似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类厚重型的作家，他完全提不起兴趣。
他欣赏的是契诃夫、伍尔芙以及阿索林。假如单纯认为是因为他偏爱短篇小说，倒也不尽然。长篇小说中，他欣赏的是《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他甚至在看完《追忆似水年华》“飘飘忽忽”的片段后，野心勃勃地打算写一篇类似的自传体长篇。而以短篇小说闻名于世的莫泊桑、欧·亨利，他评价都不高，认为是“职业小说家”，“耍了一辈子的结构，但是他们显得很笨，他们实际上是被结构耍了”。
大学生汪曾祺的阅读喜好，自然和当时西南联大整体的文学氛围密切相关。当时的西南联大中西融合、群英荟萃。其时在西南联大执教的卞之琳，他的译介文学影响非常大。卞之琳翻译过法国作家纪德、奥地利作家里尔克等人的多部作品，其中最受联大学生追慕的是纪德。汪曾祺回忆，在昆明茶馆里，随时可以看到大学生捧着纪德的书在读，有段时间他也“成天挟着一本纪德的书坐茶馆”。
不过，真正影响汪曾祺一生创作的，则是西班牙作家阿索林（又译阿左林）。这个名字如今少有人知晓，但晚年汪曾祺曾郑重其事地说：“阿索林是我终身膜拜的作家。”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受阿索林影响，他开始写一些很轻淡的小品文。
前文提到的《西窗雨》，标题就来自卞之琳一本名为《西窗集》的译作。这本书选译了一批西方作家的作品，绝大多数是节译而非全文，其中就收入了阿索林的随笔小品。后来，卞之琳又翻译出版了《阿左林小集》。
可以说，汪曾祺在文学创作伊始，深受西方现代派影响，他早期的小说被点评有点“洋派”。上世纪80年代，真正让汪曾祺蜚声文坛的那些作品，外界看来似乎只和现实主义、传统文学和民俗文化有关。但实际上，散文化的文体、美好而略带忧伤的气质，还有笔下的手艺人……如此多共通之处，无不透露出阿索林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宣布要“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随即又调皮地补了一句：“这种现实主义是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这种民族传统是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民族传统。”他认为：没有一个作家是真正的“土著”。
哪怕读本老黄历也有好处
汪曾祺晚年不止一次表示：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英文学好。因此他读不了外文原著，所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其实是译文的影响。对此他曾自嘲说：“我吃的其实是别人嚼过的饭。”对于英文，他始终心有不甘，毕业后他也曾下决心苦学，在上海当教员时，他在旧书店买过一本英文的《威尼斯商人》，大概是鼓起勇气想好好学英文，然而终究没有读完。
英文成了他的心结，以至于成名后还要感慨：我觉得不会外文（主要是英文）的作家最多只能算是半个作家。这对我说起来，是一个惨痛的、无可挽回的教训。”汪曾祺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他一直认为一个作家首先要是一个杂家，作家最重要的是博学，兴趣和知识都要更广一些。如果能把英文学好，他看的书会更多、更杂，涉及面也会更加宽广。
关于自己读书纷杂无序的特点，早在西南联大时，汪曾祺就做过自我分析。当时两三个同学晚上一起去系图书馆读书，有的同学看书是有目的、有系统的。一个姓范的同学每天都摘抄《太平御览》。而汪曾祺则是随心所欲，随便瞎看，他总是强调抓到什么读什么，读得下去就认真读，读不下去就抛置一边。
他读杂书的兴趣最早大概始于十一二岁。有一年暑假，他看了家中所藏的《岭表录异》《岭外代答》，从此对笔记、游记类的书产生了浓厚兴趣，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什么书都看：桐城派古文，归有光的小品、节令、风物、民俗……来者不拒，甚至连《宋提刑洗冤集录》这类讲古代仵作（法医）验尸的书，读来也怪有意思的。
为此，汪曾祺写过《开卷有益》《谈读杂书》等好几篇文章，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读杂书收获很多，看书就是要看得杂一点，甚至看似武断地下了定义：只要是书，翻开来读读，都是有好处的，即便是一本老年间的黄历。
汪曾祺在写给老友朱德熙的信里，曾提过一些自己读的书，其中包括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最后五分钟》——光看这个标题，很多人就会望而却步，但他却津津有味地读了一遍，赞曰：这真是一本妙书！比他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还要好玩儿。”
那时，汪曾祺在北京京剧团工作，单位离琉璃厂很近，他没事就去中国书店翻旧书，然后以剧团资料室的名义登记落账，像赵元任的那本书就是这么买的。有一次，他还找到清代状元吴其濬写的《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也是如此操作。儿子汪朗曾笑称：除了他自己，团里不会有人会看这种杂书了。”
同样，汪曾祺对这本前清状元所写的植物书评价也很高，在给朱德熙的信里，他说：“那里的说明都是一段可读的散文。你说过‘中国人从来最会写文章’，怎么现在这么不行了？对于文章，我寄希望于科学家，不寄希望于文学家。因为文学家大都不学无术。”
汪曾祺所读的各种杂书，都可以在他的创作上找到踪迹。比如他喜欢看草木，在1945年就写出长篇散文《花园》，当时他才25岁，已掌握大量植物知识。喜欢花草也会关注虫鱼，汪曾祺常翻法布尔的《昆虫记》，从而知道“知了”是个“聋子”，着实高兴。为了研究“花大姐”（瓢虫），他把《中国经济昆虫·鞘翅目·瓢虫科》通读了一遍。就这样，从爱好逐渐发展出来，草木虫鱼成为他散文的一大特色。
因为写过大量美食文章，汪曾祺“吃货”的形象深入人心。他最早提出“到一个地方最爱逛当地菜市场感受人间烟火”。他的美食文章不仅活色生香，还富有很强的文化趣味。这背后正是因为他读过大量中国古代记录饮食文化的书籍。
还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汪曾祺有一次看到一本《饮膳正要》（元代太医忽思慧所撰），里面有一道菜叫驴皮汤，翻完之后，汪曾祺一直琢磨，这东西能好吃吗？结论是，不好吃。儿子汪朗曾忆起一个细节，60岁后，汪曾祺除了写评论文章外，基本不看文学作品，看得多的都是历代文人谈吃的小册子和各种诗话。包括《随园食单》《中馈录》《能改斋漫录》等，都很薄，但是经常翻，还会用里面的材料写上几篇文章。
细看汪曾祺的各类杂书书单，当真是随心所欲：花草、烹饪、书画、方言、考古、家具……无所不包。他的积累偶尔在笔下灵光一现，看似入门级的体悟里，总能出现几句颇吃功力的金句，见识不亚于专家。更重要的是，那些普通人很少触及的资料，经由他简练而诗意的笔触，一下子变得生动活泼起来。
生活在民间文学的活水里
按说，读杂书已是包罗万象，而汪曾祺的阅读已远超读杂书的范畴，除了上文所及，还有更广阔的民间文艺，包括戏曲、民歌、民间传说等。他曾说过：“我甚至可以武断地说，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如此重视民间文艺，与他的个人情怀和学习、工作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同样热爱民间文学。沈从文20岁出头、初到北京时，恰逢北京大学发起民歌运动，他便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整理的20多首湘西苗族民歌。汪曾祺受他影响至深。
1949年后，汪曾祺先在北京市文联工作，后又调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杂志担任编辑。这两本杂志分别由赵树理和老舍主持。这两位前辈尤其是赵树理，对汪曾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赵树理是深受农村口头文化影响的作家，汪曾祺后来曾多次撰文怀念这位“农村才子”。
在《鸡蛋书》中，他回忆起赵树理曾希望自己的书能在农村庙会上卖，农民拿几个鸡蛋便能换。汪曾祺以此为由头，探讨只花几个鸡蛋的价钱便能买到的书，他凭经验列举了两种，一是“石印唱本”，一是“百本张”的鼓曲段子。而这些“不值钱”的民间曲艺唱本，在他看来蕴含着极大的研究和学习价值，他说自己读过最有趣的唱本名为《王婆骂鸡》。
担任杂志编辑期间，汪曾祺彻底徜徉于民间文学的海洋里，对民间文学特别是民歌的热情空前高涨。回忆起这段搜集各地民歌和戏曲小调的时光，他曾感慨：因为我编了几年民间文学，我大概读了上万首民歌，我很佩服，我觉得中国民间文学真是一个宝库。”
1958年10月，汪曾祺离开编辑岗位，被安排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这一时期曾使他一度认为自己“对民间文学的感情被割断了”。但事实上，他与民间文学之间非但没被切断，反而真正“生活在民间文学的活水里”，因为“我和农民一道干活，一起吃住，晚上被窝挨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
在张家口的时光，是他自认从学校出来后，读书最为专心的日子。当一个人真正“生活在民间文学的活水里”时，很多生活经验也会改变一些固化的思维模式。
在汪曾祺眼中，《诗经》是一本先秦的“民歌总集”，对于名篇《硕鼠》，他的理解便和惯常的考据完全不同。他表示，自己在张家口时，曾随农民挖过田鼠洞。挖开一个田鼠洞，能翻出上斗的粮食。而且豆子是豆子，麦子是麦子，高粱是高粱，分门别类，毫不混杂。有无真实的田间劳作经验，对理解《硕鼠》这首先秦民歌来说，结果完全不同。
这些真实的生活经验，让汪曾祺对民间文学的热情更加澎湃。重返文坛后，汪曾祺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也不是戏剧，而是一篇题为《“花儿”的格律——兼论新诗向民歌学习的一些问题》的民歌研究论文。在汪曾祺的文字中，不仅可以看到他家乡的江淮民歌，可以说，他的足迹到哪里，哪里的民歌就被他吸收。他对民间文学的态度和读书是一样的——海纳百川，博采众长。
有一句内蒙民歌是这样唱的：鸟飞在天上，影子落在地下。汪曾祺在散文《我是一个中国人》中曾经引用，意指不管多高深，终究能找到源头。人们常说，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汪曾祺最厉害的是语言——拆开来看，每一句都平平常常，可放在一起，便会生出一种味道来。
汪曾祺的阅读和作品虽然很杂，但语言风格却出奇干净，从不含糊费解，最特别的是“还有一点口语的神情”，非常有辨识度，这毫无疑问与他的阅读量和大量阅读之后的提取精华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