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昊燕（大理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生活中，中国女性大多“养在深闺人未识”，接受“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的家庭教育，被剥夺参与社会教育的机会，多数女子不识字、没文化，甚至没有作为个体的基本权利。直到19世纪，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中，产生了重视女性教育的现代思潮，仁人志士兴办女子学堂，女性意识觉醒、萌芽、生长，女子教育得到跨越式发展。朗朗读书声中，走出了中国近现代最早的一批自立自强的奇女子，成为料峭春寒时蓬勃怒放的迎春花。
秋瑾：读书与先觉
1875年11月，在福建省云霄县城，一个可爱女孩呱呱坠地，父母为女孩起名闺瑾，希望她像美玉一样祥瑞、诚信，富有君子品格。果然人如其名，这个女孩就是后来被称为“辛亥三杰”之一的鉴湖女侠、革命志士——秋瑾。
秋瑾的父亲秋寿南是浙江绍兴人，在福建、湖南等地任官，思想开明，为人耿直，做官廉洁；母亲单氏是浙江萧山望族，温柔和蔼，热爱生活，受过良好教育，时时亲自教授儿女读书识字。
秋瑾幼年时起学文习武，5岁随兄在家塾读书，跟表兄学习骑马击剑，她稚声稚气念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传统文化的春雨随风潜入夜，润心细无声。秋瑾10岁时，已经读完“四书”“五经”，“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诗词中蕴含的侠义精神与爱国主义情怀，像奔腾的黄河水滋养出富饶的河套平原一样，培养了秋瑾豪爽的性格与拳拳爱国之心。
随着年龄增长，秋瑾的视野愈加开阔，不仅钟情于中国古典文学，也汲取现代文化的营养。13岁时，秋瑾在父亲的书橱中翻阅到了很多新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所提出的“天下大公”“天下之法”主张，仿佛振聋发聩的木铎，唤醒沉睡的思想，引发秋瑾对社会政治制度进行探究与反思的兴趣。
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一本政治地理学书籍，从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研究各地兵要地理，为秋瑾日后的爱国活动实践奠定了行动指南。《罗兰夫人传》更是让少女秋瑾热血沸腾。罗兰夫人的博学、理性、勇敢与坚定，点燃了秋瑾内心的激情，她视罗兰夫人为黑夜的启明星，愿像她一样终生为祖国、为理想而奋斗。
1895年，秋瑾随丈夫居住在北京，接触到了《时务报》《国闻报》《湘学报》等关于变法思想的先进报纸，从中学习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君主立宪”的观点。秋瑾与“万柳夫人”吴芝瑛成为挚友，经常到吴家借书，在这里读到最新的《苏报》《新民晚报》等报纸与《东欧豪杰》等书籍。
特别是梁启超写的《变法通议·论女学》令秋瑾醍醐灌顶。梁启超写道：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秋瑾对“欲强国必由女学”的观点深以为然，思想境界更上一层楼。正如高尔基所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书籍的影响下，秋瑾渐渐从一个深闺小女孩，成长为一位民主革命家。
1904年与1905年，秋瑾两次东渡日本留学；1906年初回国创办《中国女报》，宣传革命，号召女界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1907年，秋瑾与徐锡麟发动起义，失败后拒绝逃走，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被捕后不屈服，仅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于轩亭口从容就义。她曾写下的“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诗句，正是她一生的写照。
秋瑾成为中国女性革命的一面旗帜，与她自幼养成的读书习惯有密切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西交融的新学、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文章，是秋瑾精神世界的三大思想源头，成为秋瑾跨越国界的开阔视野与为国为民的先进革命思想的坚实基础。
杨苡：读书与成长
在无数现代知识分子开拓者前赴后继的努力下，女性逐渐获得高等教育的接纳。1920年秋，北京大学正式招收第一批女学生，女子中小学教育也开始实行男女同校，男女学生在中小学阶段的课程设置、经费来源、升学资格等都保持一致，女性正式在形式上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被中国作协称为“使文学经典如种子般在不同文明的土壤里生根开花”的翻译家、作家杨苡，因为读书造就了另一种传奇人生。
1919年，杨苡出生于天津的官宦人家，父母为之起名静如。杨苡的父亲杨毓璋出身于“五子登科”的书香世家，留学日本，回国后担任中国银行行长，却不幸病逝于杨苡刚出生两个月之时。杨家虽然衣食无忧，但是并不主张读新式学堂。杨苡的母亲徐燕若很早就意识到教育对女性独立的重要性，于是通过艰苦努力，为杨苡争取到去天津中西女子中学读书的机会。
杨苡最初的审美教育源自小学时期“兔儿跳”的儿歌、南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李叔同的《送别》等，“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铿锵生动的韵律节奏与木兰自立自强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杨苡。
升入中学后，杨苡最喜欢的课程是国文课。讲文言文的王德修先生性格温和，教授辛弃疾的《西江月·遣兴》时，王先生一边吟诵着“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一边比划出醉酒欲倒的样子，轻松有趣。
讲白话文的范绍韩先生充满朝气。他常常鼓励学生，要求学生每周写一篇命题作文，白话、文言文轮流写，主张“求真”——“你怎么想就怎么写，骨鲠在喉，一吐为快”，还带领同学们办了班刊《十九枝箭》。
讲新文学的高玉爽先生严肃认真。他亲手编写油印讲义，为同学们讲述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等人的小说与新月派的新诗。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格律整齐，意境优美，不拘一格而又法度严谨，抑扬顿挫，朗朗上口。错落的节奏既符合诗人感情的潮起潮落，又优美感人如同一首歌，呼唤着杨苡对剑桥的向往与想象，培养了她对世界的好奇心，也影响了她日后的文风。
文学给杨苡以人生的启迪，巴金的《家》给了她深深的震撼。她对作品中的大家庭生活感同身受，却不能像觉民、觉慧一样投入到社会斗争的广阔天地中，而是被困在封建礼教的金丝笼中，不知如何找到解放与自由的出路。于是，杨苡把自己的疑惑写成一封信，寄给了巴金。没想到巴金回信了，耐心回答了杨苡的问题，劝她“你小小年纪，得先读书。不要动不动说离开家”，并鼓励她“向前看”“乐观”“未来是美好的”。从此，巴金与杨苡开始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书信来往，对文学、书刊、创作、翻译进行深入讨论，这也推动着杨苡走上翻译之路。
阅读之外，杨苡还喜欢和同学们去中旅剧团看话剧，她们是《梅萝香》《少奶奶的扇子》《茶花女》《雷雨》《复活》等话剧的狂热粉丝，现代女性意识在16岁的杨苡心中播种。
1937年，杨苡中学毕业。中西女校有毕业班学生用英语演出莎士比亚等外国名家戏剧的传统。此时，东北沦陷，国难当头，同学们排练了李健吾的反战独幕剧《母亲的梦》与中文版本的易卜生话剧《玩偶之家》，抒发处于民族灾难深重之际，以做玩偶为耻的态度和追求解放的决心。这些文学作品影响着杨苡世界观的形成，养成了她开朗乐观、坚定爱国的性格。
中学毕业后，杨苡被保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后，杨苡把家国天下作为人生奋斗方向，离开生活优越的大家族，怀着青春理想，穿越硝烟四起的大半个中国，随学校迁至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把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密切结合在一起。
在沈从文的建议下，杨苡转入外文系学习，听陈嘉讲莎士比亚、谢文通讲英诗、冯至教德文、吴宓讲欧洲文学史、陈福田讲英国小说、莫泮芹讲英国散文……在博雅精神的洗礼中快速成长。杨苡业余时间还进行散文、诗歌、翻译的创作，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的活动，在《大公报》副刊上发表作品，在《现代文艺》上翻译发表英国诗人拜伦的叙事长诗《栖龙的囚徒》。
杨苡大学毕业后，先后从事过文学教师与作品翻译等工作。1955年，杨苡翻译了艾米莉·勃朗特一生中唯一的小说WutheringHeights，并命名为《呼啸山庄》。此前，伍光建译为《狭路冤家》、梁实秋译为《咆哮山庄》、罗塞译为《魂归离恨天》，文学界普遍认为，呼啸山庄”，既形象概括了山庄的自然地理环境，又符合作品的情节与人物情绪，最贴近原著。杨苡译本也因而成为最流行的译本之一。
此后，杨苡陆续翻译了《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天真与经验之歌》《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等作品。2023年，103岁高龄的杨苡逝世，生命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
罗曼·罗兰说：“和书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会叹息。”山河沦陷时，杨苡心怀民族大义，千里求学，报效祖国；国泰民安时，杨苡潜心治学，翻译经典名著，传播优秀文化。无论命运如何起伏，她终生都在读书与写作，在知识的海洋中成就了独立、明亮而怡然的自我。
群像：读书与责任
读书是乐趣，是途径，是方法，也是责任。
秋瑾的挚友、民主主义教育家吴芝瑛1867年出生于安徽桐城的书香世家，伯父吴汝纶是桐城派后期的古文大师，父亲吴康之是清末官员。吴芝瑛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加之天资过人，尚在闺阁之中，其诗、文、书法就被誉为“三绝”，并因此被慈禧太后召见与赏赐。但是，吴芝瑛不愿做文化的“花瓶”，而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1898年，吴芝瑛随丈夫廉泉移居北京，接受维新思想，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提倡“产多则多捐，产少则少捐，无产则不捐”的“国民捐”。父亲去世后，吴芝瑛秉承吴康之“恤民兴学”的遗志，捐出田地、房产等约值银万两的财产，创立鞠隐小学堂，编写《俗语注解小学古文读本》，启迪民智，教化乡邻。
1907年，秋瑾在绍兴英勇就义，吴芝瑛不惧清政府压力，冒死将秋瑾遗体“偷”回，安葬在杭州西泠桥畔，和岳飞墓遥遥相对。吴芝瑛整理了秋瑾的诗稿，并撰写了《秋女士传》《秋女士遗事》，详细记载了秋瑾平日行事、报国壮心及视死如归之大义的珍贵史料。文化成就了吴芝瑛的传奇一生，而吴芝瑛亦举起文化的火炬，把文化知识化为大义，薪火相传。
民国教育界有一种说法——“男有蔡元培，女有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出生于1893年，父亲吴守训博学却守旧，吴贻芳与姐姐吴贻芬自小被缠脚裹足，接受传统教育。吴贻芳11岁时，姐姐吴贻芬以自杀相逼，父母才同意她们进入杭州附近的弘道女子学堂学习。
中学时期，吴贻芳连续失去三位至亲，精神几近崩溃。后在朋友鼓励下，她振作起来，发奋读书，考入金陵大学，并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会长，在五四运动中组织同学游行。1928年，吴贻芳获得密执安大学（密歇根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她谢绝导师留校任教的邀请，毅然回国，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她以“厚生”为校训，其立意为“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吴贻芳用一生践行这句话，小脚孤女，以书为桥，走向世界，成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成为杰出的女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
到了1920年代，全国已培养有小学文化的女子130余万人，中学文化的近6万人，女大学生几千人。知识女性的数量日益增多，她们由传统家庭勇敢地迈向社会领域，提出婚姻自由、受教育权、参政权、经济权、就业权等诉求，在各行各业取得显著成绩。
1900年出生于福建的林巧稚，5岁时母亲因癌症去世，她立志学医，走进协和大学深造，成为“万婴之母”。
1900年出生于江苏的史良，从小跟随父亲习字读书，阅读历史故事与维新书籍，萌发了初步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14岁进入武进县立女子师范附小读书，1925年主编《雪耻》刊物，宣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成为新中国司法工作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1904年出生于浙江的林徽因，5岁接受启蒙教育，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8岁进入新式学堂读书，16岁随父亲在欧洲游学，阅读雪莱、拜伦、济慈、丁尼生、霍普金、勃朗宁的诗，还有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与萧伯纳的剧本等，涉猎广泛，理解透彻，20岁与梁思成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读书，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
随着教育普及，越来越多女性从小接受启蒙教育，接受新学熏陶，进入学堂读书，甚至走出国门刻苦学习，读书不仅改变个人命运，更是雨果所说的“学会读书就是点燃火炬”，无数女性成长为国之栋梁，真正顶起了“半边天”。
回望晚近的岁月，19世纪的古老中国仿佛一匹深陷沼泽的骆驼，庞大的身躯困于沉重的灾难之中，内忧外患，举步维艰。知识分子先驱在暗夜中前行，苦苦追寻救国救民之路。他们意识到，救国必须启智，启智必须兴教，女性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新女性为中国发展带来勃勃生机。列宁说，“书籍是巨大的力量”。历史不会忘记——20世纪上半叶，每个自立自强的奇女子背后，是一本本翻开的书，给予她们改变人生的机会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