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从学徒到“西药大王”】
在近代民族企业家群体里，“宁波帮”颇引人注目。此处所说的“宁波”，指的是明清年间浙江省宁波府，与今天宁波市、舟山市的范围大体相当。宁波帮虽然籍贯在甬，而发迹舞台大抵在上海，因为上海与宁波隔海相望，交往十分密切，“自上海发达，交通日便，外人云集，宁波之商业，遂移至上海”。近代旅居沪上的宁波人如此之多，以至于上海方言中的第一人称复数也采用了宁波话的说法——“阿拉”。
“英雄莫问出处。”这些昔日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宁波帮人物里，有“缙绅硕贤”出身的世家大族，也不乏“负贩杂技”之类白手起家的平民人物。西药业的翘楚项松茂（1880—1932）便是其中之一。他出生在宁波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其父早年与人合伙经商失败，以致家道中落。项松茂14岁时被迫辍学，独自一人背井离乡，到苏州的一间名叫“正丰栈”的货行当学徒。
旧时当学徒非常辛苦，不但要给师傅打白工，往往还要承担家务。劳作之余，项松茂常常手不释卷，夜深人静之时，便是他挑灯自学的机会。栈主十分器重他的品德才学，满师以后，将栈内的账务重任都交给了他。少年项松茂在正丰栈干了整整6年，初识经商之道。
到了20岁那年（1900），借由亲戚引荐，项松茂来到上海，在中英药房担任会计。这是一家新式的西药店，采用近代会计制度，讲究成本核算。项松茂在实际工作中开了眼界，增长了学识。他还坚持业余学习英文，成为当时商界颇有才气的新晋之才。有了英文这个特长，他被派往汉口（今属武汉）中英药房分店。初次独当一面，项松茂不辱使命，把经营搞得有声有色。1909年汉口成立商会时，他被推举为董事，成为武汉三镇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在商界来往中，他结识了“海上闻人”黄楚九。
黄楚九日后以“大世界”创办者闻名，但他实际上是以医药业起家的，还与夏瑞芳（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等人在上海福州路广西路口合资开办了一家“五洲药房”。这只是一家员工不过区区25人的小店，主要经销西药、化工原料、化妆用品及医疗器械，并自制自销以“地球”为商标的成药，生意没什么起色。黄楚九很赏识项松茂，于是邀他担任五洲药房总经理，赋以全权。1911年，项松茂欣然买舟东下，对他来说，接管五洲药房，正是自己在十里洋场施展抱负的大好机会。他事必躬亲，每天工作到深夜，使五洲药房在进货、销售等环节上很快有了起色。
在五洲药房站稳脚跟后，项松茂又作出一个重要决策。1912年，五洲药房开设了“合药间”，这是五洲药房最初的制药部。项松茂一边招罗沪上为数不多的药学技术人才，负责在合药间调制药剂；一边搜罗国外医药书刊和外国药典，坚持让药剂师按正宗的西药配方进行生产。他敏锐地意识到，随着大批攻读西医的留学生回国，新式医院正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国内市场对西药的需求量将大增。在项松茂看来，五洲药房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所谓的经营西药，只不过是代外国人推销罢了”，与其继续当“二道贩子”，成为洋人的附庸，不如“我们自己发明新药、制造新药”，在商战中取胜。
项松茂主持开发的新药，以“人造自来血”最为出名。这是一种补血药，比进口西药便宜很多。因为这种药内含铁剂，人体吸收后可补充血液中的铁质，对于贫血、缺氧等症确有一定疗效，且药液色泽鲜红，味甜可口，服用方便。推出市场后，其配方获得政府认可，还先后取得首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银奖、日本东京大正博览会三等奖。
项松茂深谙营销之道。一方面，他在《申报》等报纸上为“人造自来血”打广告：“人造自来血，血来自人造”，“补血生精唯一圣品，培元疗损尤有特效”。另一方面，五洲药房还随药赠送“辨真券”一张，积满百张者可向五洲换取银壳刻有“人造自来血”字样的瑞士手表一块；不满百张者也可作价换成五洲的各种成药。
物美价廉加上广告攻势，“人造自来血”一炮而红。1911年产销为1.5万余公升，至1920年高达5.3万余公升，为五洲药房带来了丰厚收益。在1915年到1921年6年间，五洲药房的营业额由31万元（银元）上升到137万元，增长342%，同期利润也增加了近一倍。当时有人说，“五洲是靠人造自来血发家”，实非空言。
项松茂旗开得胜，五洲药房的实力也随之壮大。店里逐步添置了丸片机、蒸馏机、研粉机、过滤机、煎熬锅、搅拌机、搓捏机、抽浸机及干燥装置等设备，实现了机械化制药的跨越。在技术力量的支持下，五洲药店不仅开发了“代参膏”（宁神补虚）、鱼肝油精丸”（滋养补肺）、“肥儿疳积糖”（治小儿寄生虫）、“五洲麦液止咳露”（祛痰止咳）、“止咳杏仁露”（润肺化痰）等成药，还按照各国药典的不同规格，用中草药炼制酊剂软膏，并开始自制天花疫苗、醚精、纳夫他林、甘油、硫酸低铁柠檬酸等化学药用原料，改变了国内西药业历来依赖外国原料加工的窘境。
到20世纪20年代末，五洲药房生产的药品，包括滋补药品和防疫药品两大类，达150余种。此时，其资本总额已增至上百万元，并在汉口、天津、北平（今北京）、重庆、成都、贵阳、杭州、广州等地开设支店，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制药售药企业。项松茂也因此被人称为“西药大王”。
【洋碱”大战】
不过，项松茂的雄心并未因此满足。1921年前后，德商买办张云江因经营不善、连年亏损，意欲出售原德国人创设的徐家汇固本皂厂。按理说，五洲本是制药厂，对于制皂是外行，但项松茂亲自前往察看后却主张，“只有发展我国工业，振兴实业，才能与舶来品相抗衡，挽回利权。肥皂是卫生用品，与制药不无关系。况厂屋机器现成，比自行购置，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因此他力排众议，于1921年6月完成收购，厂名也更改为“五洲固本皂药厂”。
厂子虽然轻易到手了，但进军肥皂工业并不容易。1823年法国化学家尤金·契伏尔发现了油脂与碱液发生反应后会生成硬脂酸钠，这便是如今肥皂的主要成分。自从上海开埠后，肥皂市场向来被外商垄断，长三角一些地方甚至直接将“肥皂”称为“洋碱”。项松茂虽然买下了固本肥皂厂的机器设备，却无从得到固本肥皂的生产技术。这是因为，固本肥皂的生产技术是德国人发明的，并享有专利权。德国技术的最大优点是可以使肥皂所含的甘油成分减少，较多地收回清净甘油，而甘油是当时工业的紧缺原料。因此，采用固本肥皂生产工艺的厂家都严守秘密，不肯公开技术。
这难不倒项松茂。当时上海销量最好的肥皂是英商“祥茂洋行”的祥茂牌洗衣皂。于是项松茂特派制皂部主任乔装成工人，打入祥茂的生产车间长达9个月，把技术奥秘摸了个透。他又重金聘请制皂专家，在厂内建立一个研究小组，经过多次技术改进，终于创制出五洲自己的“固本肥皂”。
这种肥皂确有独到之处。祥茂肥皂含脂肪酸40%，固本肥皂则提高到55%；祥茂肥皂含水量为48%，固本肥皂则减少到34%。这样一来，固本肥皂就以外表硬实、颜色统一、体积稳定、擦洗后泡沫多、去污力强等优势，在质量上一举压倒对方。有的店拿来两大碗清水，一个碗里放固本肥皂，一个碗里放祥茂肥皂，放在柜台上做实验给顾客看。开始时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时间一长，当祥茂肥皂开始收缩、变得软塌塌时，固本肥皂仍旧相当坚固。虽然固本肥皂的价格要贵一点，每箱6.7元，而祥茂肥皂每箱只要5.35元，顾客还是愿意购买质量更好的固本肥皂。1922年，固本肥皂的营业额为白银26.4万两，1923年上升到32.9万两。
五洲固本肥皂虽然在市场打开了销路，却旋即需要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1923年，英国利华兄弟公司（联合利华公司前身）在中国注册了一家子公司，名字就叫“中国肥皂公司”。它先后收购了中国市场上的几家英国肥皂公司（包括“祥茂”），还在沪东的杨树浦一带建成一座规模庞大的肥皂厂，其生产规模甚至超过英国利物浦的利华肥皂总厂。“中皂”的野心昭然若揭——垄断中国的肥皂市场。
这样一来，刚刚兴起的国产五洲肥皂就成了中皂的眼中钉。杨树浦工厂刚刚投产，英国人就邀请项松茂前往“参观”。在炫耀了己方的精良装备与技术后，英商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建议”：用超过五洲公司总资产的代价，收购五洲皂厂，包括“固本”商标。项松茂平时就在勉励同事“如没有国货固本皂，利权外溢会更惊人”，怎么可能答应这桩交易？中皂见他不肯就范，商场上的一场恶战就在所难免了。
由于固本肥皂在市场上的口碑已相当牢固，中皂决心利用财大气粗的优势，通过价格战打垮五洲。这手段相当毒辣。原本固本肥皂就比祥茂肥皂价格高，英商为了占领市场，进一步低价倾销，将祥茂肥皂的售价降到每箱4.42元。为了保住市场，项松茂也只好将固本肥皂的价格降到每箱6.2元。谁知，不久英商又将祥茂肥皂降价到低于成本的每箱3.72元。五洲亦被迫咬紧牙关，将固本肥皂降价到5.8元。结果，1924年，固本肥皂的营业额虽然增长到38.3万两，可年度结算下来却亏损了5000余两。
这还能继续坚持下去吗？当时，肥皂的原料行情看涨，五洲公司如果抛售制皂原料，可以赢利无疑，而削价销售成品，却要遭受亏损。但项松茂宁可忍痛维持生产，也不愿断送实业。他不顾周遭目光短浅者的讥讽，决定“以血养皂”，以五洲的“人造自来血”和其他药品的利润来弥补固本肥皂的亏损，坚持同英商斗争到底。
就在这种情况下，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帝国主义者的暴行引发了中国民众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
上海工商联合会宣布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市民也群起抵制日货、英货。受此冲击，祥茂肥皂无人问津，杨树浦的制皂厂也一度关闭。结果，中皂在1925年上半年尚盈利白银2.6万余两，下半年反而亏损了7000余两。
肥皂是日常生活必需品，英商遭遇抵制，市场自然留给了质量过硬的国产肥皂。固本肥皂因此销路大增，日产500箱还供不应求。这一年（1925），固本肥皂的营业额迅速增至59.6万余两，尽管由于低价竞销而年终盈余有限，但五洲终于经受住了挑战，在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下，成为畅销全国的名牌产品。无力继续价格战的中皂后来虽然开始研发生产优质新品种“祥茂白蜜皂”，但五洲的固本肥皂在市场上已然根深蒂固，不是一两种新式“洋碱”所能动摇的了。
【“中国人不爱中国爱什么！”】
凭借着“人造自来血”与固本肥皂两大拳头产品，五洲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到1931年，本厂职工数由最初的25人增至400余人；年产“人造自来血”7.6万公升，日产固本肥皂2000余箱，全年营业额764万元，纯利润23万元。这时的五洲，无疑已成为与外商竞争的一支重要力量。项松茂还联合十余家同行，成立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出任常务委员，该会的宗旨是：“发展民族工业，抵抗外国经济侵略。”
在项松茂的眼中，“发展民族工业”与“取外人之长”并不相悖。为了创办国人自己的西药工业，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向国外同行学习。他曾与胞弟项载伦一起东渡扶桑，参观日本的制药厂，同当地制药界人士交流，还订购了制药设备。
可能也是因为早就与日本人打过交道的缘故，项松茂一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抱有警惕。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短短几天后，项松茂就宣布停售日本药材，还发起组织十人救国团，宣传抵制日货。5月19日，五洲等药房更是联合发表了不进日货的声明。
1931年，日本关东军悍然制造“九一八”事变，武力抢占中国东北，消息一出，举国哗然。项松茂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加入上海各界人士组织的抗日救国会，带头抵制日货，封存自己店内的日货药品。为了表示与日本帝国主义经济绝交，项松茂指令撤销辽宁省营口五洲分店，因为那里已被日军占领。在他的动员下，五洲全体职工捐出一天的工资，送去支援在敌后浴血奋战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项松茂坚决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曾应著名画家孙雪泥之请，在生生美术公司印制的《抗日月历》上，题词“煮豆燃萁，内争可耻”，其爱憎分明的立场溢于言表。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组织五洲职工编成义勇军，随时准备抗日御侮，卫厂卫国。“除50岁以上职工及体弱不能实施训练者外，一律加入”，厂内重要职员分别担任连、排长，而“营长一职即由该厂总经理（即项松茂）兼任”。项松茂专门从交通大学聘来一位军事教官，凡参加义勇军的职工，每天工余必须参加一小时的军事训练。一时之间，五洲厂区成了军事操演场，口令声声，声震数里。
对于如此壮举，1931年9月30日的《申报》以“五洲固本厂职工全体武装”为题做了报道。新闻一出，项松茂随即成为焦点人物，全国人民为之叫好，但日本人也被惊动了。很快，一些日本特务化装成中国人，出现在厂区周围，打听五洲厂和项松茂的举动。项松茂对此毫无惧色，他特意购买大批粮食储存于厂内，准备局势有变时用于维持厂内职工的生活，以作长期斗争。
这时，五洲药房第二分店已成为斗争前线。第二分店坐落在北四川路靶子路（今四川北路武进路），今属上海市虹口区。民国时期，虹口虽属“华界”，但此地日侨较多。由于这些人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享有治外法权，中日关系一紧张，在北四川路一带活动的日本浪人就出来寻事生非。对此，五洲第二分店针锋相对，他们的员工在店内外张贴抗日标语，还抄录东北义勇军的战斗消息，广而告之。
上海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1932年1月28日，日寇悍然在上海挑起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爆发。五洲药房接到生产军用药品的任务，项松茂亲自督产，日夜不停地赶制药品，供应前线急需。靠近战区的第二分店成为日寇蓄意报复的对象。1月29日上午，日军包围该店，强行闯入搜查，搜出“抵制日货”爱我国货”等宣传标语和义勇军的制服。随后，日军砸毁店面，将留守的11名职工全部捕去。消息传到项松茂那里，他忧心如焚，立即决定前往营救。同事担心他的安危，加以阻拦，项松茂慨然表示，“吾不救，谁往者？”
然而，这一去，竟成诀别。“项松茂失踪”登上了报纸的大字标题，全市震惊。上海市商会、市药业同业公会等纷纷致函租界工部局及日本领事馆，要求查找项松茂的下落。但日本侵略者不顾舆论谴责，残忍杀害了项松茂及其11名员工，并毁尸灭迹。后来，社会活动家黄炎培在撰文纪念项松茂时描述，项松茂被掳去设在江湾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面对日寇逼降，项松茂慨然作答：杀便杀，中国人不爱中国爱什么！”日寇闻之恼羞成怒，遂将其杀害，时间是1932年1月31日。
后来，为纪念项松茂及11名同仁的殉难日，五洲在店徽、厂徽上加刻“131”字样，并把试制出的牙膏也用“131”作为商标。
家人在收拾遗物时，发现项松茂留在书桌上的一副自勉对联：
平居宜寡欲养身，临大节则达生委命；
治家须量入为出，徇大义当芥视千金。
这是项松茂的绝笔，52岁的他用生命实践了这句真言。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