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吟方
书信中的礼仪
我国的书信，向来讲究表达的练达及辞章之美，也注重行文过程中的礼数与谦词。它既是传递信息的媒介，也通过语言表达，呈现中华文化的“恭俭庄敬”。
传统书信的结构，主要由抬头的称谓语、提称语，结尾处的结束语、请安及具名语组成。在长期的运用和积累中，一套专门的语汇系统逐渐形成。比如行文中提到尊长，要空格或另起一行，以示尊敬，人们写信大多遵循这套规程。
进入20世纪，书信的写作出现了一些变化。一部分年轻人受新文化启蒙，其语体由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书信写作也裁撤或简化过度的传统礼仪，写信人与收信者平等相待，书信回归到叙事本身。
但在现实生活中，白话文与文言文并行不悖，不同阶层的人群，在书信写作上各行其是。像我们熟悉的开时代风气之先的鲁迅、林语堂、胡适、徐志摩、郁达夫等文化名人，他们与友朋的通信多用白话及新式礼仪；而他们跟尊长通信时，依旧保留了旧式语体与习惯。这一时期的许多人都能适应这种环境，左右开弓，白话与文言兼长，旧式礼仪与新式礼仪切换自如。
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已有一部分人的书信书写格式从传统竖式易为横式——这标志着书信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从书写工具来说，钢笔进入实用书写领域，与毛笔分庭抗礼，并逐渐占据上风。在书信写作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中，文学作品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当时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说在社会上反响大，还有一些是被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大众从阅读到追摹，用时新的方式表达感情或对事物的看法，影响如波浪，渐次传开。
最近出版的《一个寓沪青年的婚恋与生计——余光裕书信的日常生活史（1944—1947）》（中西书局2023年7月版），通过一个从浙江上虞乡村来上海奋斗的青年与亲友的通信，勾勒出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一个年轻人不断闯荡，在交游中确立目标，改变人生轨迹的经历。余光裕书信涉及他的职业学习与情感生活，是一份典型的民国时期青年人生活的样本。余光裕在与爱人通信时提及，他喜欢读鲁迅、巴金等人的小说。阅读的直接作用反映在书信里，他用读小说获得的经验去叙述都市生活中感受到的压力与对感情的某种依恋，叙事文字带有巴金小说的色彩。
余光裕在与不同对象通信时，也和同时期的名人那样，保留了双重状态，即与友朋书信交流时用当时流行的白话；而与生活在浙江乡村的母亲通信时，采用文言文与旧式礼仪。这种有差别的对待，照顾到不同人群的习俗与传统，成为20世纪书信写作的一种常态。后来，随着人际关系被重新定义，除了少数老派文化人的通信恪守旧制，在大多数人的通信中，各种复杂的用语被省减。例如，结束语统一简化成“此致敬礼”，签名后亦省略掉“顿首拜上”一类敬语。
传统书信中，还有一种不太常见的形式，即正本之外还有一种副启。副启类似便条，附于正本，既无抬头，亦无名款，推测原意是所写内容不想为第三者所知，故采用隐晦的方式出之。周退密老人生前有一次与我通信，就用到副启，谈到我寄给他的碑拓。他认为我所定的年代缺乏判断上的依据，因此提出质疑。在这里，副启的使用，显然有既想说明事由又为他人避讳之意。
信封，书信的门面
作为日常生活中使用广泛的实用文体，历代文人喜欢编辑出版各类书信集，著名者有周亮工编选的《尺牍新钞》。还有绍兴师爷许思湄的《秋水轩尺牍》及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在民间有着更广泛的影响。
民国时期新编的实用尺牍集更多。谭正璧的《日用交谊尺牍》把中国古代常用的书信分为“通候”“庆贺”“延荐”“介绍”四大类，各类范例都有一封去函和一封回函，而且每封信分别用文言与白话二体写出，是20世纪同类书信读物中较周详仔细的一本。即便是这样的出版物，也没有提到怎样写信封。可见，尽管信封是书信的一部分，但缘于信封的格式相对固定，易于掌握，书信读物都没有把写信封列入示范内容。
仅见的一例是《傅雷家书》中，傅雷跟傅聪传授写信封之道：
还有一件要紧的小事情：信封上的字别太大，把整个封面都占满了；两次来信，一封是路名被邮票掩去一部分，一封是我的姓名被贴去一只角。因为信封上实在没有地位可贴邮票了。
傅雷这段话，一是强调避免因地址不清，妨碍投递；二是指出，莫把姓名障去，或弄得残缺不全。
现实生活中有时不存在一定之规，一些情形未必如傅雷所说，如开国领袖毛泽东的信封，常常是满格甚或出格书写；画家齐白石的信封，也写得恣肆豪迈；熊十力的信封则似棘藜满径。可见常规之外，亦有人突破一般规矩，自成一格。这对于实用书信而言，或许有些许不便，不过信封的实用时段很短，投递成功后，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从书信艺术而言，或许正是这种突破，带来全新的阅读感受。
晚清时邮票传入中国，1878年开始发行邮票。最初的信封收藏系于集邮，因邮票而牵及信封，不过，这一举动，为书信史研究者留下了无数当时的“实寄封”。文化人中也有收藏信封的，但那只是附带性质的。
国内的书信收藏家有二类。一类人本就有学人、文人身份，其一路成长的经历，每一个阶段都陪伴着书信：与家族尊长，与师长，与同门学友，科考仕进后与上官、同官、幕僚……书信是旧时代重要的交际手段，记录着某人与各类关系下人物的交往，其一生留下的数量极大的往来书信，从今天的角度看来就是档案资料。如果此人的品级高、影响大，那么书信也是见证他生活时代迁变的文献。另一类是专门收藏家，如陶氏五柳堂收藏明清尺牍、钱镜塘收藏明人尺牍等。
前一类藏家往往会把书信与绝大多数信封保留下来。我所知道的已故的郑逸梅、洪丕谟都是收信封的文化人，在他们眼里，尽管信封没有书信正文那么大的信息量，但作为书信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封书信，有了信封才算完璧。
至于学术界对信封之重视，主要是由于上面留下的地址。其间的居住信息，无论属于哪种状态，借居、暂住或自购，都可为研究人物行踪提供实证。据说，有的学者就是通过信封上的时间排列获得某种线索，从而对齐白石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研究。
信封书写的风度与章法，则一定程度上反映秉笔者的涵养、气度、审美与精神品格。吴昌硕的信封往往写得密不通风，马一浮所写则密而健朗，具充实之美。茅盾的信封写得干干净净，一丝不苟，明秀雅隽，文气沸沸。钱钟书写信封，则是一手洒脱的行草，纡徐纤秾，神采飞扬，如见其人。叶圣陶写的信封与书信一致，谦恭厚道，从不马虎。
还有一类信封，也值得一提。有些名人，喜欢在人家来信的信封上直接批注。绍兴书法家沈定庵曾给我讲过：当初他们致函郭沫若，请郭老为绍兴鲁迅纪念馆题馆名，郭老接到信后，把题签写在信封的背面，后来做成金字招牌，签名还是别处移来的。这或许是特例，却是信封越位临时充当书信角色的明证。其实在民国政军界、文化界，这不算是稀见，今天的拍卖场上，不时能见到出自那时候的类似物件。这也证明了，书信的功能是在使用过程中逐渐明确的，即使形成习惯，也常被人突破，当然也受一时一地风气的影响。
书信里的艺事人物
《傅雷家书》是读书界公认的一本优秀的“教子书”，另外，傅雷作为一个自矜的美术评论家的身份，也在这本书里有充分展露。家书记载了傅雷与若干美术家的交往，也是珍贵的美术文献。如黄宾虹，是书中出现较多的一个美术家。
1954年9月21日函记载，当年9月20日下午，华东美协为黄宾虹举办个展，展出一百多件近作。当天上午黄宾虹去拜访傅雷，下午的座谈会上，傅雷被指名发言：“一百多件近作，虽然色调浓黑，但是浑厚深沉得很，而且好些作品远看很细致，近看笔头仍很粗。这种技术才是上品！”这封信提到贺天健、刘海粟转述的话说，黄宾虹把傅雷当作他平生一大知己。1954年11月17日函记载，傅雷去杭州拜访黄宾虹并看画，“因为天气太好了，忍不住到杭州去溜了三天，在黄宾翁家看了一整天他收藏的画，元明清都有”。
1955年3月27日函记述了傅雷获悉黄宾虹逝世消息后的心情：
黄宾虹先生于本月二十五日在杭患胃癌逝世，享寿九十二岁，以艺术家而论，我希望他活到一百岁呢。去冬我身体不好，中间摔了一跤，很少和他通信；只是在十一月初到杭州去，连续在他家看了二天画，还替他拍了照，不料竟成永诀。听说他病中还在记挂我，跟不认识我的人提到我。我听了非常难过，得信之日，一晚没睡好。
傅雷的记录，是目前见到的有关黄宾虹生前最后一阶段的记载。
1954年12月31日函记载，傅雷欣赏上海画家唐云的才干，也为他日常忙于事务性工作而抱憾：“昨晚请唐云来吃夜饭，看看古画，听他谈谈，颇学得一些知识，此人对艺术甚有见地，人亦高雅可喜，为时下国画家中不可多得之才，可惜整天在美协办公、打杂，创作大受影响。”另在1961年4月25日函中，傅雷谈拓片的展示方式：“倘装在框内，拓片只可非常小心的压平，切勿用力拉直拉平，无数皱下去的地方都代表原作的细节，将纸完全拉直拉平，就会失去本来面目。”几十年后，记者采访唐云，对于拓片的展示方式，他发表了与傅雷相近的观点。他甚至认为，拓片不宜裱托，直接以原生态放入镜框即可，凹凸不平的趣味，正是欣赏拓片的一大看点。自金石学出现以来，傅雷和唐云是不约而同申述自己对拓本的审美立场不同于古人的两人。
施蛰存与文学编辑古剑的通信，内容常常逸出他们的本行，涉入其他领域，可见施蛰存多方面兴趣，也显示他在时代转折期对文物市场的敏感。1994年的一函记载，施蛰存以一人之力与日本人争夺中国古美术资源，其焦虑之情溢于文字：
我近来想收一些碑拓，过去买的都是未剪裱的单片，做研究工作有用，临池不便，现在想收一些裱好的汉唐古碑的装裱本，要有木夹板。……我从苏州买到一本《曹全碑》裱本，价30元，前后两块木板都是楠木的，这种东西，现在上海友谊商店标价都在300元以上，日本人买去不少，但收购价还是极低。我要买，也是为了保值，我估计将来会大贵，因为没有新的货源的。现在任何裱本碑帖拓本，至少都是六七十年以前的拓本，一般都是晚清的拓本。
李劼人是作家中的收藏家，藏有数量不菲的古籍与古书画。他购藏古籍、古书画固然与兴趣爱好有关，还出于同情心，帮助那些在特殊时期不得已出售家藏字画的人渡过难关。他与卖家的通信，特别是书画目录与价格清单，记录了当时民间艺术品交易的行市。如1961年5月8日致朱良辅函：
曹稚云花鸟屏一堂，既已成议，此十二元，随时来舍，随时面交。……赵之谦字条开六元，即照还六元；黄宾虹字条开八元，还六元；……此一批开价中平，还价总数亦在七折以上。如前途尚不满意，则全部退还。即使前途答应，而此五十五元，亦须老实缓一下才能付出也。
从出让者的开价来看，当时在四川人心目中，黄宾虹作品的价值高于赵之谦，而顾印愚作品的价值又重于黄宾虹。艺术家的市场地位才经过60多年时间，在排列次序上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说明，人们对艺术家与艺术史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而李劼人对赵之谦的字条未还价，原价照付，也证明了他的好眼光。
1980年，史学家周一良想刻藏书印，托其弟周珏良去琉璃厂打探。周珏良从琉璃厂回来后，给大哥写信：
日前去琉璃厂，看到一些篆刻家的润格，稍有名的，竟然以过去的一家一元，提到一字十元，初出茅庐者也要五元一字，大约是因为“洋庄”卖买兴隆所致。这一来，要刻你上次提到的藏书印，共有八字，所费将近百元，而且质量如何，还很难说，如何之处，请斟酌。（《可居室藏周叔弢致周一良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这通短信叙述了一位北大名教授难堪的经历。最终不得已，他求助于在天津的老爸周叔弢，结果周叔弢请了一位无名刻手完成此事。
追寻书信里的好父亲
论书信中的父亲形象，傅雷无疑是影响最大者之一。其实傅雷只是好父亲形象中的一个类型，像梁启超、周叔弢、陈垣、林纾都称得上“中国好父亲”，只是他们对孩子的爱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因为白话文与古文之争，林纾给人以保守守旧的印象，其实他是开一代风气的人物。辜鸿铭曾说：自严复《天演论》一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以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一出，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指责林纾的翻译小说带偏了一代风气。就是这样的林纾，其示儿书写道：
一钱来处均不易，父老而力疲，须认俭为是，亦以体贴老父即为孝子。风寒宜慎，饮食尤宜慎。热时戒食冷物，夜凉被褥尤宜近身，不可露体以招凉。德文、算学，以全力赴之；国文流览而已。
有人以“德文、算学，以全力赴之；国文流览而已”句评价，林纾哪里像个国粹派？他顺从时代发展潮流，谆嘱孩子学好外语与数理，一个有格局、知世情的好父亲形象跃然纸上。
梁启超对子女的用心，也是一等一的。读他1927年12月7日致弟的家信，为操办梁思成、林徽因婚礼，从庚帖、聘书、聘礼、主婚帖到林家拜帖的款式、用纸、封套、人员名单，大宾宴、行礼之日大门易挂的红绿绸彩，甚至连购置庚帖费用都作了详细交代。后来林、梁赴欧洲度蜜月，线路安排及沿途要经过哪些古迹，都出于梁启超的筹划。梁启超的子女都受到很好的教育，他对子女的爱从物质贯彻到精神，无微不至。
安徽建德周家是近现代望族。周叔弢晚年与子女通信不断，关心他们的家庭生活、专业研究及第三代的成长，书信中还涉及晚辈婚恋的取向。20世纪80年代初，周一良要刻藏书印，嫌琉璃厂印人要价太高，最后还是老爸出面在天津找了一个印人解决：
“毕竟是书生”印已刻好，印拓附去。刀法还好。“毕”“竟”“生”三字左右两笔皆与下一横相连，“生”字犹不耐看，此美中不足也。1980年10月15日周叔弢致周一良）
后来，周一良以《毕竟是书生》为名写了一本书。这方印章尽管刻得一般，因为周一良的关系，大概会在区域篆刻史上留下一笔。20世纪70年代后期，周一良值艰难时刻，父亲周叔弢给予他极大的安慰与鼓励，曾抄叶剑英诗句，并嘱“一良请书置案头以自励”。儿子是名闻中外的学者，时老父年近九十，仍然充当儿子的良师益友，携手同行。家书写得平实，文字却浸透着深沉的爱。
陈垣的教子书写得息心平气，没有太多热烈的感情色彩。作为教育家，陈垣面对儿子尽心尽职，他写给儿子陈约的家书就体现了这一点。如谈学书：
汝既然喜欢学字，何不学篆？今付汝篆帖多种，先认识《说文》部首五百四十字，照《续卅五举》笔画先后，写得半年，便有模样，比行楷易进步也。
又如批注陈约的书信，谈书信的礼仪：
来字或示字之上应空一格，以表敬意，此去信与尊辈或平辈均应如是也；
高二格谓之双抬，高一格谓之单抬。前叶父亲二字高二格，此叶父亲二字及金安二字高一格，何也？无论高一格或高二格，应前后一律乃合；
要知书札行款，最好看《故宫周刊》之宋人尺牍；
凡写信作文，以人能明白为要；
对家中尊辈或凡不认得草书之人，不可写草书信，防有不识，误事；
写家信与作文不同，如不能达意时，只可写白话，胜于令人不明白也。
虽琐细，却受用；既示以门径，又是经验之谈。由此可见，名流弟子的好家风，并不是空穴而来，都是家长一言一行悉心传授的结果。
说傅雷是爱子深切者，大概没人会反对，来看看他给傅聪推荐的书目就能知道：
你现在手头没有散文的书，《世说新语》大可一读。……《人间词话》是最好的文学批评。（1954年12月27日）
寄你的书里，《古诗源选》《唐五代宋词选》《元明散曲选》前面都有序文，写得不坏；你可仔细看，而且要多看几遍；隔些日子温温，无形中可以增加文学史及文学体裁的学识。（1954年12月31日）
二十九又寄《李白集》十册，《十八家诗钞》二函，合成一包……（1961年5月1日）
过几日打算寄你《中国文学发展史》《宋词选》《世说新语》。第一种是友人刘大杰旧作，经过几次修改的。……此书对古文字古典籍有概括叙述，也可补你常识之不足。……《宋词选》的序文写得不错，作者胡云翼也是一位老先生了。《世说新语》久已想寄你一部……我常常认为这部可与希腊的《对话录》媲美，怪不得日本人历来作为枕中秘笈。（1962年9月23日）
傅雷如此论读书：一个人没有性灵，光谈理论，岂不成为现代学究、当世腐儒？为学最重要的是“通”，“通”才能培养气节、胸襟、目光。在具体做法上，他又引用京剧大师盖叫天的“慢就是快”，强调要打好根基。他推荐的书都是为傅聪量身定制的，或许没有太特别，但都是经过精选，认为是对一个年轻音乐家的素养有滋养的。
为充实傅聪的专业知识，傅雷特意译制音乐笔记供儿子阅读，表达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深情。一本《傅雷家书》，塑造出傅雷循循善诱、知识渊博的慈父形象。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