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怀宇
叶恭绰乃著名的书画家、收藏家，他的一生涉足政界与文化界，曾自谓：“我个人的历史虽说复杂，还不及我的思想复杂得厉害，思想是说不尽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从叶恭绰一人之史，可见时代风云的侧影。
交通救国
叶恭绰生于北京米市胡同，这是他祖父叶衍兰的寓所。叶衍兰是岭南名士，叶恭绰的六世祖叶谦亨于清乾隆末年入粤为官，后居番禺，子孙后代都入籍广东。叶恭绰虽出生在北京，以籍贯而论属粤人，故其平生自署“番禺叶恭绰”。
1898年，叶恭绰在广东参加童子试，写下《铁路赋》，点燃了他胸中“铁路救国”火种。冥冥中，这正与他日后的工作有缘。他曾自述：光绪末年，北京邮传部新组织成立，调我去当部员。那时邮传部管辖的邮、电、路、航，我样样都不懂，不过办文书罢了。或者短中取长的缘故，长官却说我很不错。我自己觉得应当奋勉，而且应当力求在行，因此选定一门特别用心，从此便与铁路为缘。
恰在其时，梁士诒任铁路总文案，成为叶恭绰的上司，叶恭绰的仕途与梁士诒从此紧紧相连。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中，梁士诒是三水人，唐绍仪是香山人，叶绰恭是番禺人。广东人在外谋生，重乡谊，能相互提携，荣辱与共，共渡难关。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于1912年抵达北京。与袁世凯会晤期间，孙对袁说：“十年内，你练兵百万人，我筑铁路二十万里，如何？”袁即任命孙为全国铁路督办。
1912年6月，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梁士诒任会长，叶恭绰为副会长兼铁路总局局长之职。孙中山与叶恭绰相谈甚欢，他高兴地说：“吾之北也，喜得一同志焉！”叶恭绰从此努力践行孙中山“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的实业救国思想。
叶恭绰在政治生涯中曾任交通总长，属于“交通系”的中坚力量。1922年，梁士诒内阁垮台，梁士诒、叶恭绰被革职后，结伴共赴日本。叶恭绰卜居神户郊外，未尝一日废书，闲暇时闭门写作，著有《交通救国论》等书。《交通救国论》经上海朋友印行，重印至十版，又被译成英文。叶恭绰在《绪论》中说：“著者向罕著书，尤恶空谈，今兹所述，盖几经审顾而后下笔。盖交通之为物，其与国家前途关系之重要，及吾国人对其观念之不明确，概如文中所述，而十许年来，迄无不避嫌忌，深切痛快以言之者，著者深虑今后影响于国家之前途者益巨且重，故忘其地位与历史，敢本平日经验所得，抒其管见，以饷国人……”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邀梁士诒相助。梁士诒未往，却向孙中山推荐了叶恭绰。1923年5月，叶恭绰应孙中山之召，离开日本，转道香港，到了广州。
叶恭绰到广州的前一天，广东军务督理、桂系军阀沈鸿英攻打广州。叶恭绰到广州时，看到孙中山正在炮声隆隆中指挥战斗，孙中山笑着对叶恭绰说：“君乃来观战！如畏，可暂回香港。”叶恭绰笑答：“本来共患难，如怕死，即不来矣。”
当时，胡汉民、谭延闿、廖仲恺、程潜、宋子文、孙科、邹鲁、吴铁城等人均在孙中山的广州大元帅府大本营，共商大计。在财源枯竭的情况下，叶恭绰出任财政部部长，可谓临危受命。就职之前，孙中山召集党、政、军的重要人物，于大元帅府宴请叶恭绰，席间他说：叶先生来助本党，是个好兆头。此话让叶恭绰深为感动。随后几天，叶恭绰为孙中山筹款二十万元，帮助李烈钧进军江西。孙中山致叶恭绰的一信中说：“所虑者则财政之困乏耳。对于此事，深望兄与诸同人之尽力。倘财政之困难能解决，则军事敢说必有把握……”
叶恭绰周旋于各军阀之间，关系都不算太差。也许孙中山看中了这一点，常常让他辗转南北，进行调和。叶恭绰所作的努力，亦颇不负孙中山所望：玉甫真吾党之继者，吾在北方之翼，玉甫殆其中之一人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临终时，叶恭绰侍立病床之侧。中山陵的建设过程中，叶恭绰给陵园方面写信，表示愿捐五千元在此建一纪念亭。1932年，纪念亭落成，亭畔植梅花松柏数千株，叶恭绰为其取名“仰止亭”，寓意出自《诗经·小雅》中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中山陵的所有建筑中，此亭是唯一由个人捐建的纪念性建筑。1970年4月，叶恭绰的学生茅以升派人将老师的骨灰安葬于中山陵仰止亭旁，并立墓碑：“仰止亭捐建者叶恭绰先生之墓。”
1931年12月，孙科任行政院院长，邀请叶恭绰任铁道部部长。叶恭绰就职后说，孙总理的铁路蓝图十分宏大，这个计划只能分期一步步完成，而“我们负有继往开来的责任”，要培养专门人才去实现它。在修筑铁路的过程中，常常遇到古文化遗址或市政改造，在修筑粤汉铁路株洲到韶关段时，遇到韶关的街道要改造，拟拆去风采楼。此楼不是一般建筑，是北宋天禧年间为纪念政治家、思想家余靖而修建，经历代重修，为粤北名胜。叶恭绰即与胡汉民一起给广东省长陈铭枢写信，协商保护古建筑的办法。
叶恭绰的为官生涯虽然没有离开铁路、邮政系统，从事的是技术层面的筹划管理，但他始终是一位“文人官僚”。与“技术官僚”不同，他所关心的不只是铁路、邮政等技术问题，还关心文化教育问题。他认为中国要富强起来，铁路固然重要，但最终还要以文化来提高从业人员乃至国人的素养。
神交古人
叶恭绰的后半生，从政界转向文化界。在学术事业上，陈垣和叶恭绰合作多年，对叶恭绰深有了解。虽然陈垣在写给儿子的家书中谈到叶恭绰有“官气”，郑逸梅也曾调侃：“叶恭绰官交通总长，既卸任，犹喜人称之为叶总长。”但在当时，叶恭绰凭着自己的财力和政治身份，在艺术界地位特殊，往往能够因人成事。
《清代学者像传》由叶衍兰、叶恭绰祖孙二代历经六十年编撰完稿出版，该书分第一集、第二集两册，第一集为叶衍兰所编。叶衍兰早年即喜好书画，在未入仕之前，就留意搜集历代名贤画像，其中以清代学者的画像居多。自入京师，交游既广，诗酒之余，搜罗唐、宋、元、明、清五朝人物遗像，清朝人物尤多，亲手自勾摹本，仅清代即得169人的171幅肖像，其中部分画像系顺天大兴人黄小泉摹绘。在那个没有照相机的时代，这是保存学者相貌的重要手段，具有很高的价值。
叶衍兰辞官回乡后，主讲于广州越华书院，康有为回到故乡后，叶衍兰频陪文宴，笙歌酒酣之时，才尽出珍藏。康有为看了这些清人画像，赞叹“色相如生，惟妙惟肖”，建议出版，公之于天下，以启后人。但是，叶衍兰未能等到《清代学者像传》出版，便与世长辞了。叶恭绰“亟图赓续，期成完帙”，三十年后，张元济主政的商务印书馆愿成其美，书籍终于1928年出版。
《清代学者像传》第一集第一册由谭延闿题写书名，第二册由蔡元培题写书名，第三册由于右任题写书名，第四册由罗振玉题写书名，沈尹默为该书出版题写小令一首，这些均印在书中。每一学者一像，并附简单传记。叶衍兰擅小楷，将这些学者传记全部用工整小楷誊写，前图后文，十分悦目，印行后风行一时。
叶衍兰辑入的主要是同治以前的学者，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的学者没有辑入。即使是同治以前的学者，也有不少因无法找到画像无法辑入，因此，叶恭绰想编续集。他当时甚至设想：“嗣有所得，当陆续继出为第二、三集以至无限。”由于时局动荡及学者传撰写方面的难题，一直未能如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恭绰从事文史工作，才有时间整理这些收藏，于1953年编辑完成《清代学者像传》第二集。令人遗憾的是，第二集只是每一学者一像，没有传记。《清代学者像传》两集共收入368人的图像，比较知名的清代学者基本上能在该书中找到，被学界誉为研究清代文化学术史的必读之作。
第二集出版后，叶恭绰曾赠毛泽东主席一册，并附以短函。毛泽东读后很高兴，于1953年8月16日复函叶恭绰：“誉虎先生：承赠清代学者画像一册，业已收到，甚为感谢！不知尚有第一集否？如有，愿借一观。顺致敬意。”
叶恭绰收到信后，另找了一部《清代学者像传》第一集，并附短函一同送交毛泽东，大意说第一集存书已在战乱中毁掉，这部书是从别处另找的，用后不必归还。后来毛泽东将这两部《清代学者像传》转赠给他的秘书田家英。田家英因为研究清史，十分珍视这两部书。
叶恭绰对清词亦深有研究，曾组织词学家编辑《全清词钞》。抗战时，叶恭绰避居香港，请杨铁夫、饶宗颐帮忙，继续从事《全清词钞》的工作，直到1952年该书出版。饶宗颐回忆：叶老搞《全清词钞》收集的资料，在那时可称天下第一。”
在香港期间，叶恭绰于1939年应邀到岭南大学演讲，提出中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诗经、汉赋、宋词、元曲四个时代：
文学经二三百年总有一个变更，诗之后有词，词之后有曲，而曲的承继者是什么呢？上面已很明显地说出梆子二簧一类东西多半没有文学的价值，这岂不是曲之后便成中断的趋势么？在文学传统方面有中断的可能，在国家社会文化立场有这样大需要，我们应该有什么办法？鄙人最近的主张以为，最低限度应将音乐与文学配合的关系，使之回复元代的情形一样。现在我国门户大开，最易吸收外来文化，我们可以将我国古代音乐优点保存，加以外来音乐的优点而制成一种中华民族的音乐。
他主张建立一个“诗、词、曲、歌”的新文学体系。
南海衣冠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陷，梁鸿志出面邀请叶恭绰出任伪政府的交通部部长。本来叶恭绰正准备到广东去扫墓，听到这个消息，立即离开上海，去了香港。
1939年，叶恭绰等三十余人发起组织“中国文化协进会”，讨论教育艺术等问题，举行文化座谈会，整理广东文献，讨论粤剧的改革，并组织了大型的广东文物展览会。推定执行委员为叶恭绰、许地山、简又文、陆丹林、陈君葆、邓尔雅、黄般若等九人，叶恭绰为主任。
广东文物展览会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于1940年2月22日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行开幕典礼。会场门口的两侧挂着朱联，是叶恭绰所写的“高楼风雨，南海衣冠”八个大字。入口的左旁朱红木架上插着两块高脚牌，分别写着“研究乡邦文化”“发扬民族精神”，可谓大会宗旨。
叶恭绰在开幕词中说，粤省旅港学生有12万人左右，我们有为青年对于本省文物更应有真切的认识，望能多来参观。史学家简又文则在讲话中特别提出“广东精神”：广东先贤、先哲、先烈之忠于民族，崇尚气节，刚正廉介义勇坚毅者，代有其人。而富于冒险性、奋斗性、创作性、革命性，则尤为粤人之特质，是所谓“广东精神”之表现也。表扬此精神，则是此展览会之目的也。
1940年2月22日是元宵节。展览会的前一天，正在忙于陈列和审查出品时，忽下小雨，陆丹林说：这真是“高楼风雨”，你们看，窗外路上戴着篦帽、穿大襟衫的青年，都是“南海衣冠”啊，都是应了叶恭绰写的红联。另有人说，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集会。
叶恭绰推崇陈献章、屈大均、陈子壮、黎简，对他们的作品多有收藏，并在此展中陈列。陈献章用茅龙笔写苍劲文字，岭南书风为之一振；屈大均由明入清不仕，是有气节的先贤；陈子壮拥永明王于肇庆，图复明室，兵败被俘，誓死不屈；黎简隶书二屏及设色绢本山水十二条屏，观者称之为“粤中盟主”。叶恭绰题跋：“先贤遗物，飘零海外，辽东皂帽，同此欷歔。”
广东文物展即将结束，而叶恭绰写的红联“高楼风雨，南海衣冠”，八位执委都想留下作为纪念。但是对联只有一副，且先被简又文取去。后有人建议，另请叶恭绰加写几副，每人一对，结果皆大欢喜。
展览结束后，众人又集资编辑出版了《广东文物》，叶恭绰于卷后作跋：“窃以为广东省之急务盖有四焉：曰，设图书馆；曰，设博物院；曰，编印丛书；曰，纂修方志。此四者久为主持文化教育事业者所应有事，而在吾粤则尤为急要者也。”《广东文物》的撰述者多为学者，其学术价值远远超出了文物展览会的范围。
艺林索隐
叶恭绰一生喜欢收藏，而他的收藏理想是写一部《中国美术史》。
1948年，叶恭绰写下《纪书画绝句》，卷首即是两首七绝：
藏珍本意供研索，聚散奚烦苦刻舟。
著录烟云聊鉴影，本无一物更风流。神州文物散如烟，大地纷流费简编。
惆怅吉光搜片羽，白头把笔尽忘年。
叶家收藏甚丰，祖父叶衍兰深深地影响了叶恭绰，正是在祖父的熏陶下，叶恭绰四岁时即受启蒙开始读“四书”，五六岁即会作诗。伯父叶佩玱将叶恭绰过继为子后，为其广购图书典籍，带其广交士林。从学问到精神风骨，叶恭绰得到了家学的极好滋养。
为收藏文物古籍，叶恭绰花费了大量财力和心血。他的收藏品类广且丰富，可以和明代大收藏家项墨林相媲美，当中不乏大量的稀世珍宝，如国之重器西周毛公鼎。上海沦陷后，叶恭绰去香港避难前，将平生所藏文物装了满满七大箱，秘密藏于公共租界一家英商公司的仓库里，其中就有毛公鼎。1940年，由于身边的人走漏消息，毛公鼎差点落入日本宪兵队的手里，正是叶恭绰从中斡旋，国之重器终于没被日军掠去。最终，毛公鼎在抗战胜利后被交由国家保管。
此外，叶恭绰还收藏有许多名品巨迹。他曾购得一幅宋徽宗《祥龙石图》，据叶恭绰分析，此画与《五色鹦鹉图》尺寸相同，画面格式、文字题写的格式也相同，应该是整册后来被拆散的。这是宋徽宗艮岳名石图（艮岳是宋徽宗在开封建造的著名园林，内中收藏全国各种名石，尤以太湖石最为著名）唯一存世者，为研究艮岳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资料。
叶恭绰在苏州时，曾收得一古琴，宋太祖二年制，上有周必大的题款，因自己不熟悉弹奏，便将其赠送给徐少峰。徐在上海居住期间，有天夜里一警察敲门，徐惊问何事，警察说：我每夜在此巡逻，就听您弹奏，今夜实在禁不住上门请教。”一时被传为佳话。
一次，叶恭绰用重金购得晋代书法家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如获至宝。《鸭头丸帖》为王献之行草书，共两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是王献之给友人的信札。叶恭绰马上请好友——著名篆刻家陈巨来专门刻了一枚印章，印文为“第一稀有”，并在《鸭头丸帖》上钤上此印。后来叶恭绰生活困难，只好忍痛将《鸭头丸帖》卖与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考虑到如此珍贵的名迹无法论价，于是建议，俗有一字值千金之说，此帖两行共十五字，就以一万五千元论价。
叶恭绰一生辗转广东、江西、北京、上海、苏州和香港等地，每在一处均交游广泛。朋友遍及交通、邮政、医疗、考古、艺术等各个行业。齐白石、陈师曾、何香凝、徐悲鸿、吴湖帆、张大千、黄般若、梅兰芳、朱启钤等都是他的艺坛好友。
画家陈衡恪（师曾）为陈三立之子，陈寅恪之兄。叶恭绰十九岁时与陈师曾相识，当时正值青年的叶恭绰居住在江西，因此与陈师曾早有诗文唱和，是少年知己。后来叶恭绰长居北京，与陈师曾之间更是来往不断。
据郑逸梅说，张大千家有祖传的王羲之的《曹娥碑》帖，上有唐代名人崔护、韦皋等七人的题跋，是一件无价之宝。20世纪20年代初，青年时期的张大千“颇好博戏”，一次他在朋友家赌博，输了很多钱，只好将家传的《曹娥碑》帖抵债。多年后，张大千的母亲在重病中要看《曹娥碑》，恰好叶恭绰与王秋斋来访，询问张母的情况，张大千如实告知输掉碑帖的事情，希望他们可以帮忙找寻。
张大千与叶恭绰相识已久，二人及大千的哥哥张善孖同在苏州名园网师园居住过四年。叶恭绰笑着说该帖正在自己手中，张大千喜出望外，把王秋斋拉到一边，请他从中说和，想把《曹娥帖》以原价买回，或以家中所藏历代书画，不计件数任叶恭绰随便挑选。如果实在不肯割爱，希望能暂借二周给老母看过之后再“完璧归赵”。当王秋斋把张大千的意思转达之后，叶恭绰爽快地说：我一生爱好古人名卷，从不巧取豪夺，玩物不丧志。此乃大千先德遗物，而太夫人又在病笃之中，预谋快睹，我愿以原物还大千，即以为赠，不取任何报酬。”三日后便将《曹娥碑》送来。叶恭绰此举令张大千感激不已，后来他在给叶的画集作序时将这一美谈记于其中。
叶恭绰避居香港时，听闻日军要进攻香港，人们都争相逃往内地，他也不例外，虽不想去重庆，但还是想到广西和云南暂避一下。当时已订好机票，因飞机上不让多带行李，叶恭绰不得不对多年的藏品进行一次大清理。为了尽量减少重量和体积，对于一些一般的文物已经顾不得了，准备丢弃。只拣所藏书画藏品中较好的，裁去轴首拖尾，甚至连引首、题跋也被迫裁去。当时的痛苦和依依不舍的状况可想而知，正如他说：如人之裂裳毁冕，刖足劓鼻，惨痛已极。”
令叶恭绰万万想不到的是，当这些工作做完后赶到机场，却得知机票已被某上流人士夺去。此后飞机竟然再也没有飞往内地。宝物毁的已毁，再也不能复原，虽能勉强修复，但终究与原貌相差很大。此事成为叶恭绰终生的一大憾事。
护生扫尘
叶恭绰与佛有缘。十六岁时，他受梅光羲、桂赤等友人影响，开始研究佛学。其侧室张净持病逝，叶恭绰即潜心研究佛学，而且食素。1927年秋，弘一法师和他的学生丰子恺共同酝酿绘制《护生画集》，弘一题写诗文，丰子恺作画。“护生者，护心也。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护生画集》已出两集，欲出版第三集时，弘一法师已仙逝。1949年，叶恭绰为丰子恺《护生画集》第三集配文书写，他写了唐白居易《鹦鹉诗》、宋苏轼《戒杀诗》、清周思仁《戒杀诗》及缘缘堂主的诗文。
叶恭绰与吴湖帆多有诗画交往。叶是吴的梅景书屋的座上客，每隔三五日即登门畅谈。吴湖帆胃纳不佳，经常发胀吐酸水，叶恭绰对此甚为关心，把自己的养胃经验告诉吴：服陈皮、白芍或旧普洱茶亦甚有效，饵沙仁、豆蔻亦有效，须从养肝及胆入手，治胃无用。对治疗胃酸，叶恭绰在信中说：第一须慎选食物，万不可任意偏嗜，凡寒滞及易发酵之物，一概戒绝。每饭宜食陈米、炒米及煎炒小菜，内皆加姜汁，以及洋山芋、白薯等宜戒，豆芽宜戒，花生少食，凡水果宜熟食。
1942年，叶恭绰由香港返回上海，无以为生，随即将房产、古墨、古砚等变卖。1944年1月底，上海大雪，叶恭绰和侧室钟永持以雪烹茶，围炉话旧，苦中作乐。生活无计，叶恭绰以卖字、卖画、卖文为生。钟氏见他画竹大有进步，甚为高兴，但又担心他虚弱的身体。叶对钟说，书画与健康，或是两者不可兼得。苏东坡、金冬心皆说竹可医俗，但他们仍然喜食肉，因而赋诗：遐庵居士不食肉，却有三竿两竿竹。既求医俗又求肥，齿冷贪痴苏玉局。不如一概空所有，手写筼筜聊悦目。小楼弄笔意森然，未碍幽居在空谷。敢云直节从来瘦，一室清风聊自足。”凭叶恭绰的声望与资历，如果他当时愿意为汪伪政府或日本人做点事，哪怕是挂个闲职，也可衣食无忧，但他从不考虑。
而叶恭绰“书法之超迈”，更是其一生用力最深者。他少时习书即远离“馆阁体”，主要取法颜、柳；及长，取法诸家，转益多师，终于自成一家。他的侄女叶崇德回忆，她暑期去青岛避暑，曾帮助叔父理纸、磨墨、备笔，看到叔父用的笔，无论大小都剪去笔尖，他认为毛笔留尖写出的字，表现不出腕力。
古人写篆隶，常以火烧笔锋或束笔端使笔锋较短，叶恭绰把写篆隶的用笔经验借用于写行草，此法虽有些取巧，但他的书法具有力度和骨气。他又是藏墨家，对用墨特别讲究，其书法墨气内敛。叶恭绰对书法的要求是：字字有气势，务使大字如细字，细字如大字，大字缩小固有气势，小字放大亦有气势。”他对书艺的追求是：“盖以盈尺之势，缩之一粟，自然气象不凡。凡一切虚法，板滞之弊，扫除净尽矣。”
“衣被满天下，谁能识其恩，一朝功成去，飘然遗蜕存。”这是叶恭绰十五岁时的诗作《茧》，少年的他似乎早已预见了自己一生的轨迹。1968年8月6日，叶恭绰在北京灯草胡同30号的家中辞世。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