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瑞生
1948年9月10日的《大公报》发表了一篇常书鸿先生的文章：《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常先生在结束语中写道：“现在是塞外的深夜，我坐在元代及道光年间重修过的皇庆寺庙廊上写这些琐事，外面一颗颗细沙从破了的窗帘中透进来，正是：‘惊风拥沙，散如时雨。’那一粒粒沙子像南方春雨一般散落在砚台上。这种沙子是从荒原大漠漫无边际的瀚海中随着风浪流泻而来……不要小看这轻微沙粒，它时时刻刻在毁坏千佛洞和宝藏，也就是中华民族文化能否万世永生的一个挑战！”
一代又一代的敦煌守护者和敦煌文化研究者，在茫茫大漠上，于漫漫风沙中，艰难而坚定地跋涉于维系中华民族文化万世永生的征途中，常书鸿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的付出与贡献令人钦佩。值得一提的是，在近百年前的广州，也有一群学者关注敦煌的研究，他们的事迹，同样值得书写。
【史语所对敦煌研究的设想】
再读《旨趣》中的敦煌材料研究。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是中国近代首个人文科学官方研究机构，设立于广州。利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的文科教师，先在1927年创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以下简称语史所）作为模式探索，为后来史语所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组建史语所时，从筹备至北上，将近年余，除了经常被述及的民族学、考古学研究外，还有对敦煌材料研究的设想，从研究机制建立、研究领域和计划、专刊出版、专才聘用和培养及研究成果等，均跨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1928年3月，史语所筹备处在广州越秀山下文明路国立中山大学校内设立；5月，以史语所筹备处名义撰写的《旨趣》一文，分析了中国当时历史学和语言学落后的原因之一，认为“凡一切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就退步”。文章并列举敦煌石藏、内阁档案、摩尼经典等良籍任其搁置的例子，认为这样“焉能进步”。文章提出，最要注意的是新材料，第一步是河南安阳至易州的调查，“安阳殷墟以前盗出之物并非彻底发掘，现在已着手调查及布置”。在第二步工作中提出了设立敦煌工作站，“第二步是洛阳一带，将来一步一步地西去，到中央亚细亚各地，就脱了纯中国材料之范围了。为这一些工作及随时搜集之方便，我们想在洛阳或西安敦煌或吐鲁番疏勒，设几个工作站，‘有志者事竟成’！”《旨趣》在这一段已经涉及敦煌调查机构设立的事项。
《旨趣》一文最后结束段提出要向生物、地质学科学习，“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这句话的意思，推论是与史语所筹备时，中山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的辛树帜带领师生开展中国最早的田野调查，并帮助语史所和史语所搜集人类学的材料有关。在史语所成立后创办的《集刊》中，曾有多期发表了中山大学生物系教师的瑶山调查报告。
1928年6月11日，傅斯年主持语史所第三次事务委员会，会议议决：1.暑假期间本所工作仍继续进行；2.关于调查广西瑶人事宜，由杨成志、史国禄与任国荣接洽，本所派专员到瑶人地方实地考察；3.暑假期间由本所指定容肇祖、商承祚到韶关调查一切古迹及历史遗迹。
1928年语史所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以下简称《周刊》)上，分期刊载任国荣的《瑶山两月观察记》、辛树帜的《瑶山调查》、石声汉的《瑶歌》、黄季庄的《采集瑶山风俗物品目录》，这些均是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辛树帜在1928年5月率领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蔡国良等助教，组成生物调查队，深入桂黔粤等深山调查的成果。辛树帜的《瑶山调查》是以通讯形式致信傅斯年展开的。辛树帜在调查结束后发表演讲，在广西各界欢迎会上，对中国少数民族发展问题提出建议。
1929年1月28日，顾颉刚为任国荣出版的《广西瑶山两月观察记》作跋，其时顾颉刚还受聘于中山大学，同时兼顾史语所的工作。跋文中，顾颉刚勉励他们不要以在生物学上开一新记录为足，还要在民族学和方言学上开启新记录。他们将征集的数十件风俗物品均送给中山大学语史所收藏。
最初设立八组中的敦煌材料组。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将1928年3月至9月定为史语所的“筹备时期”；10月开始搬入东山柏园独立办公。史语所后来由广州迁至北平，结束时间是1929年5月。
从广州迁北平，首先设立并选择办公地址的是“语言组”，赵元任负责，时3月大部分史语所的人仍在广州。抵达北平后，从原成立时的八组——史料、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人类学及民物学、敦煌材料研究——归并为三组，为历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
1929年1月10日傅斯年致函蔡元培，请求中央研究院寄聘书来广州，因为前期虽已确定各组组长，但尚未发聘书，需要补发，以求手续完善。需要开出的聘书包括：陈寅恪为史料组主任；赵元任为汉语组主任；顾颉刚为文籍考订组主任；刘复为民间文艺组主任；李济为考古组主任；陈垣为敦煌材料研究组主任；汉字、人类学及民物学两组未定。
敦煌材料系统研究萌芽南国、花开北国。
“敦煌学”概念的提出，来自史语所的《集刊》。在史语所筹备阶段，傅斯年与陈寅恪南北信札来往，内容最集中的是关于敦煌卷子和清内阁大库档案。
1928年10月，陈寅恪写信给傅斯年：“近闻赵万里言，见敦煌卷子有《抱朴子》，并闻李木斋亦藏有敦煌卷子甚佳者，秘不示人。赵万里现编一目录，专搜求关于敦煌著述，如能成书，当可供参考。”
1928年创刊于广州的《集刊》，成为史语所主要的学术载体。第二本《集刊》，即1928年第一本第二分册，在1930年才发行出版。陈寅恪对敦煌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敦煌劫余录序》，首次提出“敦煌学”的概念，就是在此期《集刊》上发表。在1931年正式出版的《敦煌劫余录》中，可以查到落款时间是1930年4月。以此可以判断，影响力延续至今的《敦煌劫余录序》，是在《集刊》上先于书籍公之于众的。
《集刊》的历史学术地位意义重大深远，现今仍保持每年出版四分册，敦煌学仍是不变的题材。
【敦煌学者云集史语所】
广州时期是史语所从筹备到成立并获得学术成果的关键一年。从筹备到正式成立，史语所的研究学者分散于北平、上海和南京等地。1928年5月，史语所筹备组制订的计划是若干重要历史研究的开端。除了明确研究领域和方向，他们还开始物色领军人物和研究专家，争取中央研究院的支持。
1928年9月11日，傅斯年致函蔡元培，请求中央研究院出资购买故宫清内阁大库档案，送赠史语所整理研究。此举成为影响中国文献资源的重大突破。根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陈寅恪于1928年10月开始在北平研究清明史料，考定蒙古源流，接洽购买清内阁大库档案。
1928年9月，史语所聘陈垣、陈寅恪、胡适、罗常培、刘复为特约研究员，徐中舒、董作宾、余永梁、黄仲琴、商承祚为编辑员。此前，5月5日，还聘用了三位外籍研究员，包括伯希和。伯希和掠取藏经窟的写本，为国人发指。但在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中，他提供了帮助，胡适、傅斯年、陈垣一直保持与伯希和的学术交流。陈垣、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刘复、罗常培等，都是日后敦煌研究的佼佼者。
史语所1929年年度报告特别提及出版物，敦煌材料研究是重要内容。刘复的《敦煌掇琐》、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没有前期的准备，不可能一到北平就马上以史语所的名义出版。报告还总结了1928年的成果，安阳调查、云南人类学知识调查、泉州调查、川边调查均是重要成果。
一时之间，敦煌学者云集史语所。
陈垣的历史性贡献。1928年11月14日，傅斯年致函陈寅恪，询问“‘敦煌材料研究’一组事，未知寅恪兄接洽如何”。11月傅斯年致函蔡元培，拟聘任陈垣（援庵）、陈寅恪、沈兼士、顾颉刚组成敦煌组。陈垣1922年春以教育部次长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开始查阅、著录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经卷。上世纪20年代，叶恭绰先生召集一批学者成立“敦煌经籍辑存会”，借故宫午门历史博物馆办公，陈垣任采访部部长。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中写到“敦煌材料目录，研究员陈垣旧稿已就，但也须改定清缮”。至于敦煌材料有关之壁画，仍由助理员赵邦彦继续研究。1929年到了北平，赵邦彦对旧书稿《历代壁画考》进行补充，发表《调查云冈造像小记》及《九子母考》两文，同时研读福舍（法国人，佛教艺术研究学者）著作有关印度佛教部分。
根据1931年3月以史语所专刊出版的《敦煌劫余录》，陈垣在自序中写到前期编写书稿的情形，敦煌劫余录》未及刊行，十八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属编北平图书馆敦煌写经目录，予乃重理旧稿”。此序写于1930年春分，于丰盛胡同之励耘书屋，也是陈垣在北平的住处之一。
1929年春，陈垣再次整理《敦煌劫余录》。陈寅恪于3月31日函告傅斯年，关于陈垣特约和兼任的建议，“其所拟办法，想无不可行，因敦煌组非援庵（陈垣的字）担任不可”，并提出三点理由，“一是渠现为此北平图书馆之负责任者；二为渠已先下过工夫，他人若从事于此，尚需重费与陈前所费过之工夫，太不经济；三、陈君学问确是可靠，且时时努力求进……”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报告》中，关于出版事项，记述了《敦煌劫余录》是在1930年以史语所单刊乙种开始印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代，陈垣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所长，1960年代发表《跋西凉户籍残卷》。另一位史语所创建人罗常培，1950年代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1951年发表《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五种跋》，继续以敦煌学研究为毕生己任。
刘复在史语所。1928年12月14日，傅斯年致函刘复、陈寅恪，提出让陈垣担任敦煌材料组主任，津贴每月百元。刘复即刘半农，留欧6年，1928年史语所聘为特约研究员，最初是邀请他担任民间文艺组组长，到了北平，民间文艺组归入语言学组。刘半农在法国留学期间，手录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中的敦煌写本104种，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绎、艺术、豪宅田亩、社会契约等诸项，编为三集。1925年6月25日，刘半农在法国马赛撰写的《敦煌掇琐序目》一文提及：书名叫做《掇琐》，因为书中所收，都是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但这个‘小’字，只是依着向来沿袭的说法说，并不是用了科学方法估定的。”他拿《尚书》和“小唱”来举例：《尚书》最多只是经解上的小发明，几首小唱却能使我们在一时代的社会上、民俗上、文学上、语言上得到不少新见解。1925年10月蔡元培为《敦煌掇琐》写了序。此书再版时，以史语所专刊分上、中、下辑。
英才余永梁。余永梁（1906—1951）是中山大学语史所《周刊》的负责人。1928年5月16日，在广州文明路校舍三楼，傅斯年主持召开语史所成立“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28年《周刊》第30期“本所纪事”中记载：“5月16日召开本所第一次事务委员会会议，傅斯年主持，杨成志记录，出席会议者有：顾颉刚、黄仲琴、余永梁、马太玄、徐信符、罗常培，推举顾颉刚、余永梁、黄仲琴为常务委员，并对其他各教授确定分工。”推举余永梁“负责主理本所出版事务一切事宜”，“推举傅斯年、余永梁审查历史学研究所稿件负责人”。在负责《周刊》编辑时，余永梁自己发表多篇论文，如第五期《论散氏盘》，他同时也是史语所创办的具体执行者。
余永梁曾就读于东南大学、清华大学。1929年，史语所决定送余永梁赴法国直接研究伯希和带回法国的敦煌材料。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中关于敦煌材料研究写道：敦煌材料，藏于外国者甚多，巴黎伦敦，尤便观览。本所拟派编辑员余永梁赴巴黎，从事工作。”可惜，他在1930年得病，未能成行。
李济先生于1928年12月5日《周刊》（第57—58期）发表文章《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由李济口述、余永梁笔述，是李济在文明路语史所的演讲记录。他讲述了新的历史研究观念和方法，回顾了自己在山西的考古实践，分析了世界考古现状及经验。“这次到美洲、欧洲、非洲，绕地球一周，此行目的为考察他们的方法。美国可说从前是没有历史，可是博物馆每州每县都有，无处不用地方上力量去保存。欧洲的成绩尤堪惊异，过去已整理得很好，现在犹进行不已。埃及学者对于发掘的精细，是梦想不到的。中国地下的材料，真是遍地黄金，一扒总可以扒出些来。可是不去工作，或工作也不精密，损毁许多固有的材料，以致英、法、美、德各国的人都以人类全体历史的关系来向我们吵。我们自己若不去工作，还等待什么呢？”附白中，余永梁先生写道：“此篇为李先生在中山大学所讲。讲毕李先生即离粤，故不及请正”，时间是1928年11月8日。
被大树遮住的顾颉刚。顾颉刚1928年12月准备辞去中山大学教席，转而担任史语所研究员。12月15日，顾颉刚草拟《国立中山大学历史语言所文献考订组工作计划》，12月24日傅斯年复函，赞赏之词多多：“又承示下计画各节，弟奉读之余，无任钦佩。先生考订史料，整理传说，早已成风，普喻国人，从此担任本所文籍校订之工作，必更有光华之贡献，以隆吾国学术界，岂特所中同人之欣幸而已。”
顾颉刚在计划中提出需要一名助理员，并建议聘用中山大学四年级文学系学生李晋华。李晋华，广东梅县人，家里经济条件甚差，顾先生特别关心他，为他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李晋华毕业后回梅县东山中学教书，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继续追随顾先生。李晋华研究明史的成果为史学界所称道。1933年，李晋华自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后，进入史语所。
顾颉刚的研究重点《尚书》和“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此后有了敦煌材料的支持，得以考订。
【中大的支持是史语所诞生关键】
中山大学文科教员是建立史语所的原始力量。1928年6月24日至29日，容肇祖和商承祚赴粤北调查，容肇祖写成《韶州调查日记》，虽然研究深度不够，但也可作为南岭文化遗产调查的先声之作。
1927年12月编制的文科教职员名册造表以到校先后为序。文科教授：徐绍棨、陈楙、伍俶、黄尊生、龚茹里、崔载阳、何思敬、傅斯年、顾颉刚、汪敬熙；文科教职员：马衡、陈嘉蔼、庄泽宣、罗鸿诏、商承祚、杨振声、吴梅、丁山、罗常培、刘奇峰、刘应南、石坦安；预科教授：容肇祖、伦叙、李德桂；文科讲师：谭太冲、杨伟业、温仲量、李伟南；教务助理：钟敬文（中文系）、夏廷棫（史学系）、鲁子惠（心理学系）、刘朝阳（教育学系）等。
创建中山大学语史所的主要教员占名单的大部分，筹备史语所的骨干也是语史所的主力。
罗常培、丁山、容肇祖、黄仲琴、余永梁等“两所”兼顾。筹备处成立，使用的也是时处文明路中山大学的学校资源。
在中山大学出版的《周刊》发表有关敦煌研究的系列文章。中山大学语史所《周刊》1927年11月1日出版，顾颉刚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要打破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偶像，屏（摒）除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成见！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此后《周刊》刊载了许多敦煌研究论文。顾颉刚将师友来信在《周刊》的“学术通讯”栏目陆续刊载，包括周予同、胡适、冯沅君、钟敬文、黄仲琴、李笠、何定生、陈槃、杨成志等的来信。
陈寅恪1927年在《周刊》第三期发表《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利用了敦煌写本材料。
1926年胡适致信顾颉刚，述及在巴黎和伦敦查阅伯希和的敦煌材料，抄写图书馆馆藏目录的经历和思考。两信分别刊载在1927年12月27日中山大学语史所《周刊》第一集第九期和1928年2月7日第二集第十五期。“两信内容涉及敦煌学、中国文学史、蒙元史诸多方面，是极为重要的近代学术史料。”胡适写道，“我此次在巴黎看伯希和带回的伦敦卷子，发见了不少的禅宗重要史料，使我数年搁笔的《禅宗史长编》又有中兴的希望了”。“我在大英博物馆读敦煌卷子的成绩远不如巴黎的好，此间有六千卷子，而可用的实不如巴黎之多。”顾颉刚在复函中也作了积极回应。
容肇祖没有北上，在南粤继续对敦煌材料不懈钻研。《周刊》第100期发表容肇祖《简书发现考》，引用了敦煌藏经室流出的文籍。1933年容肇祖在《集刊》发表《敦煌本韩朋赋考》；在《岭南学报》1931年2卷3期发表《西陲木简中所记的“田章”》。
中山大学语史所《周刊》的开拓意义显著，中山大学语史所是史语所的开拓性试验学术探索，史语所最后使用的模式，就是参照这一开拓性探索。从筹备组成立到后来北迁，中山大学文科教职员是研究和开展筹备工作的主体。
其间，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文科学生陈槃、黎光明、李晋华等，在史语所成立后先后加入，从事研究。陈槃在敦煌学等研究领域成为重要的新生力量；黎光明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李晋华在明史研究方面，均成为国内的佼佼者。
【“藏经洞”开启时原貌再考】
实地考察研究和书本研究的差异。
广义敦煌学，包括研究时使用敦煌藏经窟所藏古本、敦煌考古研究和敦煌保护。在史语所早期，研究者没有到过敦煌，仅是使用敦煌的材料校勘古籍。1942年后，史语所的石璋如、向达、劳干等人，才第一次抵达敦煌现场考察。在广州时期，先师们主要是从越秀山下遥望鸣沙山，以文籍研究为主。直到1940年代才出现敦煌壁画专文，如劳干专著《敦煌艺术》。
由于早期学者没有到过印度，因此关于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主要是文献上的研究。敦煌莫高窟守护者常书鸿先生常学常新。1955年9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常书鸿纪念印度阿旃陀石窟艺术1500周年的文章《阿旃陀和敦煌》。早在1951年，常书鸿即以中国文化代表团团员的身份，访问印度石窟，有了直接的感知。文章指出，阿旃陀的修建早于敦煌约500年，应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阿育王亲自提倡下的印度佛教正在发展的时期。
2023年9月7—9日，笔者有幸代表广东省政协参加第六届敦煌文博会，参观处于第16窟的“藏经洞”。在近期研究中，发现现在展现的藏经窟与打开藏经窟时的模样已有所不同。笔者请求敦煌研究院帮助，获得1965年所拍摄的藏经洞洪䛒（音biàn）塑像未移入时的照片及相关历史信息。
藏经洞也称为“鸣沙石室”敦煌石室”莫高窟第17窟”，在第16窟甬道北壁，建于851年至862年间，是晚唐释门河西都僧统洪䛒的影堂。平面近于方型，覆斗型窟顶，从地面到窟顶高3米，墙高2.6米、边长3米。甬道壁画是西夏说法图和供养菩萨。11世纪初叶，洪䛒塑像移至他窟，砌墙窟口封了，用壁画覆盖。
洪䛒是第一任河西都僧统，是皇帝任命的第一个管理河西走廊僧团事务的最高负责人。第16窟为洪䛒所开凿，用以颂扬皇恩。862年洪䛒和尚寂灭，后人为纪念洪䛒而开凿了纪念堂。藏经洞的洪䛒塑像，是1965年10月由敦煌文物研究所从第362窟移回的。
斯坦因和伯希和的记述。
奥莱尔·斯坦因是以英属旁遮普邦大学注册官、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的身份，开始东方学学者的生涯。1907年至1908年，斯坦因抵达敦煌，运走了“24箱从这种奇异的藏匿处拯救出来的珍贵手稿和满满5箱刺绣以及类似的佛教艺术品”，并厚颜无耻地称之为“拯救”。1908年夏秋间，斯坦因返回印度，大英博物馆根据出资比例，获得从藏经洞掠取的2/5中国古物。实际上，这些从藏经洞挑选出来的古物，首先运到了大英博物馆。
斯坦因在1912年出版的《沙埋中国废墟记》书中写道：看到里面的小屋时，我不禁惊呆了。在昏暗的灯光下，大量的古代写卷一卷卷地层层堆积却又凌乱不堪，足足有10英尺高，据后来测量的数据，体积大概有500立方英尺。屋里空余的地方只够两个人站，显然是不可能在这个‘黑洞’里仔细查看这些写卷，而且要把所有东西清理出来得花很多人力。”“最先，从那个‘黑洞’里找出来的一捆是很厚的几卷写卷，约1英尺高……用一根约10码长的细带缝合起来，整齐地卷在一起，和希腊的羊皮纸一样，有一根结实的细木棍镌刻或者镶嵌在手柄的末端。”“所有的写卷经文都是以相同的方式保存的，只是有的只用一根根结实的绳子捆着，系得很紧，外面也没有用布包着。”“天越来越暗，当我们被迫结束当天的工作时，一大捆包扎妥当的写卷和染色的织物躺在我们的‘阅览室’，等待我们将它运走。”
与伯希和同行的有摄影师努埃尔，伯希和进入洞中蹲地翻阅经卷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这张照片成为最能完整展示藏经洞的历史记录。
《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写道：“我得以进入了‘至圣所’。我简直被惊呆了。自从人们从这一藏经洞中淘金的8年来，我曾认为该洞的藏经已大大减少，当我置身于一个在各方向都只有约2.5米、三侧均布满了一人多高、两层和有时是三层厚的卷子的龛中时，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数量庞大的一批用绳子紧扎在两块小板之间的藏文写经堆积在一个角落里。”
综合各种一手见证者的描述和实地观察，敦煌藏经洞藏卷堆放的高度近2米，藏卷的捆扎方式有多种，包括绢画使用画轴卷好后用布袋套好捆扎，经卷卷好，每筒用纸或者布包裹，累积若干再用布包成一捆。藏经洞北壁画有两棵菩提树，面向北壁，树下左边为侍女，右边为执羽扇的比丘尼；左侧树挂布囊，右侧树挂水壶，为晚唐画风。当伯希和入洞时，写本堆满至左边菩提树，约1.2米宽、2米余深，壁画几乎遮盖，仅露少量树枝。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要致敬的是，从越秀山到鸣沙山，以常书鸿先生为榜样的一代代敦煌守护者和研究者。
（感谢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先生和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先生的指导，感谢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广东省档案馆的帮助。）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