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立旭
徐特立（1877—1968）先生与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并称“延安五老”，受到党内外人士的广泛尊敬。1947年徐特立七十大寿时，中共中央专门发来贺信，称他是“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
在徐特立的九旬人生中，有近70年的教育生涯。他一生创办过初小、高小、师范、平民夜校、高等学堂、自然科学院等许多学校，并且担任或者兼任校长（院长），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近代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塾师到教师】
1877年，徐特立出生于湖南省善化县（后并入长沙县）五美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靠父兄支持，他9岁时入蒙馆读书。15岁时，家中无力继续供读，他只好辍学在家，自行勤学苦读经史子集，成为十里八乡闻名的饱学之士。18岁那年，徐特立开始在本地私塾教书。这是他一生教育事业的开端。
新学传入中国，徐特立领时代风气之先，主动自学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接触了诸如《湘学报》《湘报》等介绍“西学”的读物，关注现代教育理念。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他随即考入宁乡驻省中学师范速成班，学习教育学、自然科学、西洋史、东洋史等，并常阅读《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浙江潮》等宣传新思想的读物。
毕业后，徐特立继续投身教育事业，先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后自己兴办梨江高等小学、长沙平民夜校等私学。1910年，徐特立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在当时，他是为数不多的了解西方教育的学者之一。
辛亥鼎革，徐特立被推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但不久后，他即辞去所有职务，仍然从事教育工作，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1913年，他受聘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成为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老师。
为学习先进的教育科学知识并考察西方教育制度，1919年，徐特立赴法勤工俭学。旅欧期间，他考察、学习了法国、德国、比利时的国民教育经验和方法，对现代教育理念颇有领悟。
徐特立在1919年前后接触了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又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进步知识分子。1924年回国后，他创办了长沙女子师范等学校，教员中具有进步思想者占多数。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徐特立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
1928年，党组织派徐特立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还对苏联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进行了考察。1930年回国后，他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代部长。
在中央苏区，徐特立创办了列宁小学、列宁师范，同时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1934年，已经57岁的徐特立踏上了长征路。到达延安后，徐特立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创办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并兼任该院院长。
【现代化的教育理论】
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徐特立把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和现代教育思想有机结合，形成了在当时领风气之先的教育理论，至今仍有重要价值。
徐特立信奉孔子说的“有教无类”，一个人无论是何出身，从事何种职业，是贫穷还是富有，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他把中国的“有教无类”思想与赴日、赴欧考察的见闻结合起来，提出了这样的主张：教育“是教普通人的”；人人都应该受教育；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他批判中国的科举教育只是为了培养少数循规蹈矩的所谓“贤相”，而把普通大众排斥在受教育之外。
教育是群众“自己的权利”，“普及与平等是教育题中应有之义”。徐特立的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以人为本”“人民教育”的先进教育思想。他遵奉并实行“人民教育”理念，一生中亲自办过平民、女子、孤儿、士兵、干部教育事业，是把工人、农民、城市平民、士兵作为受教育对象的平民教育家。
徐特立说过：“我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他拿出自己当教员或校长的工资的一半，用来办学；剩下的一半，还要拿出一部分来资助清贫学子读书。他办长沙师范学校时，有一个来自长沙县的叫田寿昌的学生，其人聪明好学，但家境贫寒。徐特立拿出钱来为他买蚊帐，还给他一本“购书折子”买书，钱款记在徐特立的账上。这个学生就是后来《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作者——著名剧作家田汉。在兴办梨江高等小学、长沙平民夜校等私学时，对于贫穷的求学者，徐特立都不收学费，有时还要自己拿钱来补贴他们。
在旧社会，绝大多数女子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但徐特立敢于冲破禁锢，受聘为长沙周南女校老师，和进步人士一起兴办女子教育。在20世纪初，他参与兴办女子学校，无疑是大胆、“前卫”的。
民国初年，毛泽东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成立，即在《招生广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国家之盛衰视人才，人才之消长视教育，教育之良窳（音yǔ，粗劣——编者注）视师范。师范者，教育之教育，固陶铸国民之模范，造就青年中国之渊泉也。（《湖南第一师范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此语至今广为传颂。徐特立也认为，发展基础教育的关键在于教师。他形容道，“青年的特性如素丝，染苍则苍，染黄则黄”，先有品德高尚的老师，才能教出品德高尚的学生。
对于学生成长中出现的问题，徐特立反对粗暴惩戒的做法，强调说服教育和引导。1925年到1927年间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时，徐特立先后写了“黑板诗”百余首，用以教育学生，称为“诗教”。例如有一次，几个学生因饭菜不好与厨师冲突，一怒之下打烂了一些碗，徐特立写“黑板诗”规劝道：
我愿诸生青出蓝，人财物力莫摧残。
昨宵到底缘何事，打破厨房碗一篮？
（《校中百咏》，《徐特立文存》第一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基于自己丰富的人生履历和教育实践，徐特立主张实行自由的教育，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不能完全求中和而消灭个性……不要用一个模子塑造人，千篇一律就没有创造性。生活要有多样性……我有自由，不妨碍人家；有独立性，不破坏组织性。”他有一个终生不变的主张：我们的教育，是革命的教育，其目的是教国民，不是教顺民，应反对无理的服从以及自己没了解的盲从。”
其实，徐特立原名徐懋恂，字师陶，又名徐立华，后来自己改名为“徐特立”，即取“特立独行，高洁自守，不同流俗，出淤泥而不染”之意。
【“人师”与“经师”合一】
教师应享有一定的地位、尊严，但徐特立先生同时指出，这种地位、尊严只能建立在教师自身的道德高尚和学问精进之上。他精辟地将这两种品格概括为“人师”和“经师”：
教师是有两种人格的：一种是“经师”（因为中国过去教经书中的知识的称经师，现在是教科学知识，为了容易记，所以仍袭用这个名称），一种是人师。人师就是教行为，就是怎样做人的问题。经师是教学问的，就是说，除了教学问以外，学生的品质，学生的作风，学生的生活，学生的习惯，他是不管的，人师则是这些东西他都管。我们的教学是要采取人师和经师二者合一的，每个教科学知识的人，他就是一个模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各科教学法讲座》，《徐特立文存》第四卷）
徐特立本人即是将“人师”和“经师”结合在一起的典范。在旧中国，莫说当一个学校的校长，就是做一个普通教员，也很有派头。那个时代，很多学校的教员是坐轿子出行的；可是，担任校长的徐特立却坚持步行上班，从未坐过轿子。教员可吃小灶，但作为校长的徐特立却和学生一样吃大灶。有一年除夕，他办完事深夜才返校，只用开水泡冷饭吃一餐，被戏称为“特别年饭”。
民国鼎革后，教员大都穿皮鞋，而徐特立却从不穿皮鞋，只穿草鞋。担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时，因为身穿打着补丁的粗布衣服，他被门房误认为是下人。南方多雨，平常人都备一把雨伞，但徐特立俭朴到只穿一件蓑衣，舍不得买一把油纸伞。徐特立在家中排行第二，有人背后叫他“徐二叫花”，他听后一笑了之，并不介意。他在《六十自传》里回忆：
我自己没有财产，也没有办公赚过钱，有什么能力创办学校呢？我的办法就是：
1.每日多上课两小时，一月多得六十元，分给两个高小用。家留在乡下，节省日用，谢绝一切应酬，绝对不请朋友吃酒肉和茶点。
2.小学不收费用，师范收费减少到一般私立学校之下。改良教法，自己做刻苦的模范，这样来发动教员和学生爱校的情绪，增加他们的积极性和人力上物质上的一切帮助。（《六十自传》，《徐特立文存》第一卷）
办学时经常出现经费不济的情况，有时甚至给教员发不出工资，只供伙食。在这种情况下，徐特立首先自己不拿一分钱工资，和学生一起吃食堂的饭，甚至典卖自己家里的东西用作学校开支；还把家里的东西搬来，供学校使用。徐特立的“身教”感动了教员们，即使拿不到工资，他们照样上好每一堂课。学校缺少必要的设备，老师、学生都主动把家里的桌椅搬来。
徐特立把诸葛亮《诫子书》中的“俭以养德”转化为以艰苦奋斗精神办学。靠着这种精神，条件再差的学校，他也能办好。在长沙、在瑞金、在延安，在缺少资金或者完全没有资金的条件下，徐特立都亲手创办了许多学校。他的办法只有一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学。
无论做教员还是当校长，徐特立都是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人师”榜样。他把每张纸、每支笔都看得很重，尽量节省使用。他有捡粉笔头的习惯，别的教师丢弃的小粉笔头，他都随时捡起来装在口袋里；自己上课时，就捏着这些小粉笔头在黑板上写字。
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办成的学校，徐特立靠拼拼凑凑办起来了，而且办得很好，培养出很多人才。他这种艰苦兴学的精神得到广泛赞誉，人们送他一个绰号：“徐二镥锅。”镥锅即湖南方言说的补锅，形容他像补锅匠一样，办学孜孜不倦，急人所难。
延安时期，边区遭到严密封锁，物资供给十分困难。延安自然科学院草创时，连校舍、黑板、桌椅都没有，更谈不上图书资料、科学仪器设备了，但徐特立硬是把这所学校办了起来。按规定，徐特立可以单独住一孔窑洞，但他推辞了，住着三人一孔的窑洞，晚上三个人共用一盏小油灯办公。从住地到学校要翻几个山头，每到下雨时，他就打着赤脚，拄着拐杖爬上爬下，从不因年高路滑而迟到一分钟。那时，他已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了。
在徐特立的带领下，师生们生活上艰苦朴素，自己动手打窑洞、建校舍、编教材、做教具、制造实验设备，自己开荒种粮食蔬菜。教师们教学十分认真，学生们也刻苦学习。在战争环境中，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延安自然科学院培养出了一批后来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和专业管理人才。
1968年11月，徐特立逝世。毛泽东在审定悼词时亲笔加上“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伟大的一生”一句，高度赞扬他不平凡的人生之路。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