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学富
【烽火岁月，崭露头角】
1937年10月，黄河浩浩荡荡，奔流不息，岸上一位少年背着行囊急匆匆地向西行进。他就是魏巍，那年刚满17岁。
魏巍原名魏鸿杰，1920年3月6日出生于河南省郑州市一个贫民家庭。1937年夏，魏巍从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毕业后，听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正在招生的消息，遂决定前去报考。但当时赴延安需要有介绍证明，恰巧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有一位名叫黄正甫的国文老师系中共地下党员，他给魏巍开了一封去延安的介绍信。
魏巍怀揣着介绍信秘密离开郑州，直奔西安，于9月间住进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招待所。但事不凑巧，当时有一批新招收的抗大学员刚离开西安赴晋南一带，他只好星夜兼程地从西安折回潼关，渡过黄河，一直往北追赶。到晋南的洪洞县马牧村时，终于赶上了这支队伍。他将原名“魏鸿杰”改为“魏巍”，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先编入第115师随营学校的学兵队，不久又转到这个师部的军政干部学校（该校后来并入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
1938年，魏巍随总部随营学校抵达延安。他原想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后被组织上分配到抗大第四期四大队二队的军事队学习，不久转入政治队，并于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期间，他参加了由诗人柯仲平、田间等在延安发起的“街头诗运动”。魏巍将长诗《黄河行》寄给在鲁艺任教的诗人何其芳，何其芳看后，写下了《〈黄河行〉读后》一文。抗大毕业后，魏巍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任宣传干事，不久调到军区独立第1师1团1营任教育干事。
在晋察冀抗日战场，魏巍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红杨树”。他转战在冀中的保定、易县、完县（今顺平）、满城等地，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以及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作战。在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中，魏巍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也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这一时期，他创作了《滹沱河》《高粱长起来吧》《黄槐花飘落的时候》和《月夜短曲》等，大都发表在晋察冀的油印诗刊《诗建设》《诗战线》和《晋察冀日报》的文学副刊上。1940年夏，魏巍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次年又当选为晋察冀诗会委员。
1942年是敌后抗战最艰苦的一年。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华北等地遭受严重旱灾，致使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军民在半饥饿状态下浴血苦战。中共中央号召广大军民发扬革命精神，咬紧牙关，先后制定和实施了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等一系列政策，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魏巍曾回忆说：“我写《黎明风景》时也曾想过，这可能是我的最后诗篇了。”也就是说，自己随时都可能牺牲。但他坚信“抗战一定能胜利，革命一定能胜利，是毫无疑义的，黎明已经不远了”，因此他创作了《黎明风景》，这首诗1500多行，叙事和抒情相结合，荣获晋察冀边区鲁迅文学奖。
【与战俘对话】
1950年2月，魏巍调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宣传科科长。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军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仁川登陆，越过“三八线”，攻占平壤。10月19日晚，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了驻军朝鲜后的第一仗，揭开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抗美援朝战争一打响，一直在部队工作的魏巍亲临战场的心情十分迫切，他的愿望很快变成了现实。1950年12月中旬，上级派他和新华通讯社的同志组成一个小组，前往朝鲜调查美军战俘的情况，与魏巍同行的，还有新华社对外部外文改稿专家、英国共产党伦敦区的书记夏庇若和新华社的处长陈龙。他们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来到了志愿军总部，政治部主任杜平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向他们简要介绍了志愿军参战情况，并派了一辆车送他们前往碧潼战俘营。
碧潼战俘营全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处”。碧潼郡位于平安北道，靠近中朝边界，是一个小岛，东、西、南三面环水，只有北面是陆地。战俘营根据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和人道主义精神，依照《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对战俘实行军事化管理。魏巍发现这里完全不像是关押战俘的地方，营区周围没有设置铁丝网，战俘住的都是民房，收容了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菲律宾等13个国家的战俘。战俘按国籍和官、兵分别编队，按照相当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供给标准，发给生活用品和主副食品，并尽可能照顾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改善其物质生活。在战俘中队（每队200余人）建立俱乐部，由战俘选举俱乐部委员，管理本队伙食。
来到战俘营后，魏巍等三人接触了许多美国士兵和军官，同他们进行了个别谈话。这些俘虏中不少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官兵，不少人有厌战情绪，他们只想早日服役期满，回国与家人团聚。有些战俘向世界各地的和平反战组织发出呼吁书，要求美国停止朝鲜战争；有的给新闻机构和报刊撰文，寄发照片、广播录音，表示拥护中朝两国政府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尽管战俘们思想各异，但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遇到了当时世界上最难对付的军队，有人说：觉得贵军的武器虽然差一些，但是作战素质真是好极了。我同德军、日军都作过战，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有如此勇敢的精神，有如此熟练的夜战技巧，简直是天生的打仗专家。”
关于战俘营的所见所闻，魏巍以调查报告的形式进行了总结。原本，他们一行三人至此就可以回国，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前沿阵地看看。白天，美军在空中狂轰滥炸，三人坐着吉普车昼伏夜行，因为不能开车灯，只能沿着漆黑的山路艰难前行。车过汉江，桥被炸得不见踪影，只能在浮冰上通过。12月的汉江，冰面上还有裂缝，司机在魏巍等三人的鼓动下开足马力猛冲过去，冰面在车轮下啪啪作响，江水从冰面缝隙处涌动而出，在车后卷起很高的浪花。
魏巍等三人东摸西行，终于在汉江南岸找到了一个师的指挥所，魏巍留下来，在前沿阵地采访了三个月。
【用笔记录战场的一切】
在采访的日日夜夜里，魏巍耳闻目睹了许多撼人心魄的事情。他亲眼看见了战士们英勇杀敌，看到师、团的指挥员们，在敌机的不断轰炸中，有时蜡烛被震得掉在地上，不得不从着了火的房屋转移到别处。很多战士被爆炸声震聋了耳朵，满是弹坑的土地，像是被深耕过一样。魏巍无数次地问自己：我们的战士为什么那么英勇，这种无畏的英雄气概是如何产生的……
带着这些问题，他在行军休息时，在战斗间隙中，抓住时机用笔记录下一切。他接触了许多同志，有立功受奖的英雄，也有普通的战士，如采访英雄马玉祥和采访二次战役中最为壮烈的松骨峰阻击战参战部队的营长和通讯员时，都是在阵地前沿的山坡上进行谈话，而且分了好几次才谈完。
按照志愿军总部的周密部署，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于1950年11月25日晚全面打响。其中第38军是第一线迂回部队之一，其下辖的113师、112师成功地迂回穿插到三所里、龙源里、松骨峰和北堂站等地，切断了敌人的后路。向南逃跑的美军为了打开生路，拼命地向112师扑来，前来接应的军队，也疯狂地杀向112师。面对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美军，112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其中由第112师335团扼守的松骨峰，是敌人争夺的要点，松骨峰位于龙源里的东北方向，从山顶往东延伸约100米就是公路，是军隅里通往平壤公路的咽喉，与三所里、龙源里形成鼎足之势。
美军集中了32架飞机、18辆坦克、几十门榴弹炮和千余步兵向该阵地发起猛攻。335团在漆黑的夜晚冲破美军的炮火封锁，11月29日19时30分，该团的1营3连由新兴洞出发，急进50余公里，30日拂晓进至松骨岭东侧，恰逢美军汽车纵队正由北向南疾驶。第3连迅速抢占公路两旁要点。美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多次向3连阵地冲锋。战士们用火箭筒、炸药包炸毁敌人的坦克和汽车，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下午13时，攻击松骨峰阵地的美军开始了第5次冲锋。
随着美军的冲锋一次次被打退，美军投入冲锋的兵力也越来越多，而在松骨峰阵地上坚守的3连能战斗的人却越来越少。在一片火海中，战士邢玉堂跟前落了一发汽油弹，迅即被大火吞没，虽然他抱着枪连打了几个滚，大火仍然不灭。临终前，他奋力冲向敌阵，抱住一个敌人的脖子，滚下山去……由于3连伤亡惨重，甚至连炊事员、通讯员都上了阵。排长牺牲了，班长主动代理；班长阵亡了，战士就主动接替。最后当3连仅剩下7个人时，依旧顽强地坚守着阵地。
这场持续8小时的激战结束后，112师师长杨大易来到3连阵地，只见阵地前沿堆满了打坏、摔碎的枪支，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战士们去世时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按倒在地上的……在掩埋战士遗体时，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至于把手指都折断了。事后，杨师长将他所看到的这些情景告诉了前来采访的魏巍，并陪同作家重返3连阵地。
魏巍后来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道：
这激战整整持续了八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呜呜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把要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
3连官兵以百人之力，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阻敌数个师长达十几个小时，他们以自己的巨大牺牲，为赢得整个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至12月12日，历时半个多月的第二次战役以歼敌3.6万余人，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并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自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一带而圆满结束。第38军也因为出色地完成了迂回、阻敌的任务，赢得了“万岁军”的美誉。
【讴歌“最可爱的人”】
1951年2月，魏巍回到了祖国，此时他已调到《解放军文艺》担任副主编。魏巍根据在朝鲜的见闻和感受，很快创作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等11篇战地通讯。
关于这篇通讯的构思主题和写作情况，魏巍后来回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主题，是我很久以来就在脑子里翻腾着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是我内心感情的长期积累。我在部队里时间比较长，对战士有这样一种感情，觉得我们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每当我和他们坐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满心眼儿地高兴。这次我到朝鲜去，在志愿军里，使这种感情更加深了一层。我更加觉得战士们的可爱。”“这个题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的情况下从心里跳出来的，从情感的浪潮中蹦出来的。我能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战士的英雄气概，他们的英雄事迹是这样的伟大，这样的感人，把我完全感动了。”
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之前，魏巍曾经就朝鲜战场采访的素材写过一篇通讯，篇幅较长，里面写了二十多个他认为最生动的事例。但他和《解放军文艺》的同事都觉得内容分散，分量不足，就没拿去发表。“例子堆得太多了，好像记账，哪一个说得也不清楚，不充分。”写《谁是最可爱的人》时，魏巍几经推敲、删减，最后选定了3个典型事例：朝鲜战场上壮烈的松骨峰战斗；在汉江南岸阻击敌人时，青年战士马玉祥冲进火海，救出被困的朝鲜儿童；战士在防空洞里就着雪吃炒面。由于感受深刻，他下笔时十分顺畅，一气呵成，只用一天多的时间就完成了。
稿子写好后，魏巍将它交给《解放军文艺》主编宋之的征求意见。宋看后激动地说：“马上送《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看了作品后，激动地说：“好几年没有见到这样的好文章了。它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志愿军战士最崇高的奖赏。”决定破例将该文放在《人民日报》头版社论的位置发表。
1951年4月11日，《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人民日报》头版隆重推出。
毛泽东主席读了文章后，立即批示：“印发全军”；朱德总司令则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
魏巍在《怀念一位伟大人物》一文中记述，1953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作报告，周总理并没有照着稿子念，而是讲得生动活泼，不时引起一阵阵的笑声和掌声。当时魏巍坐在前十几排的位子上，正听得入神，忽然周总理在讲话中提到了他：“我们就是要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写他们中间的理想人物。魏巍同志所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这种类型的歌颂。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我们就是要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同时，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周总理讲到这里，停下来向台下发问：“哪一位是魏巍同志？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魏巍听了这句话，心里怦怦直跳，有些不好意思地站起来。周总理问道：“你过去在哪里工作？”魏巍匆匆地回答了一句，便连忙坐下了，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周恩来接着说：“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魏巍后来说：这是我一生得到的最崇高的鼓励，也是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热心关怀的一个例证。”
《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北京各大学纷纷邀请魏巍去作报告，《人民日报》的编辑部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发表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邓拓同志主持会议，他在会上把魏巍介绍给大家，还请魏巍谈谈是怎样写出这篇文章的。魏巍的发言被整理为《我是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作为附录，收入到1951年出版发行的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由于该散文集十分畅销，供不应求，一年之内便被再版。
1957年，莫斯科国家艺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俄译本，C·马尔科娃在序言中写道：“魏巍的这些特写作品现在已经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在这些作品中，他真诚地赞美、歌颂朝鲜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他的每一篇特写，都浸透着难以遏止地相信普通人、相信人民的光明未来的信念。这些特写作品，现在仍未失去其魅力。”这篇作品还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课本，成为无数中学生的必读文章。
在一段时间里，魏巍接到了大量读者来信，有位志愿军战士在信中这样写道：在朝鲜战场的日日夜夜里，您是我们最熟悉的、最欢迎的文艺工作者之一。我们常常为您把我们写得太好而惭愧，我们常常奇怪您为什么会这样熟悉我们的生活，懂得我们的思想。”这位战士还写道，战士们有的感动流泪，他们的思想行动，祖国人民都知道、都关心，连吃冷水拌炒面这一点苦，人民都记着。“当我们连续不休息的晚上行军的时候；当我们在漆黑的夜晚翻大山，雨淋湿了衣服，路又滑的时候；当我们因运输问题吃不上粮食油盐的时候……我们常常忆起您告诉过全国人民的话：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魏巍曾三次赴朝，历时一年半，经历了我军入朝初期极为艰苦的运动战、后来的阵地防御战以及停战等几个阶段。此后他创作了反映抗美援朝战争全过程的长篇巨著《东方》，1982年时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如今，在魏巍的家乡——河南省新郑市龙湖镇的河南福寿园内，魏巍纪念像一旁的石碑上，镌刻着《人民日报》发表《谁是最可爱的人》时的版式。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