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 文
路遥被誉为“陕北的光荣，时代的骄傲”，在他的成长历程中，陕北的三个地方对他至关重要：榆林清涧县，是他的出生地；延安延川县，是他的成长地；延安甘泉县，是他的创作福地。对于甘泉，路遥情有独钟，称它为“亲切的小县城”：“这是一块永远不会忘记的土地，一条永远留在心间的小路。以后我每次北上路过甘泉，总要透过车窗深情地瞭望这个地方，胸口不由得一阵阵发热。”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路遥多次来到甘泉采风和创作，其代表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第三部，都是在甘泉县城完成。
陕北的胸怀是博大的，她好像一位坚强朴实又温柔慈爱的母亲，无论怎样幼弱的芽儿漂泊到她的怀里，她都会以无限热诚接纳它，随着幼芽的长大、成熟，远离陕北，飘向全世界，但母亲却永不抱怨。路遥是陕北大地走出去的儿子，他的创作和生命，已和生养他的土地融为了一体。
【《人生》开笔】
路遥的一生中，曾经遇到许多热诚的陕北朋友，他在生命垂危时说过：在我的人生岁月里，遇到过许多真诚朋友，为我做了许多事，可我还没来得及报答，就不行了。”这段发自肺腑的话语道出了路遥对朋友们的感念和愧疚，而这些朋友中，就有来自陕北甘泉的好友张弢。
张弢原名张芳学，生于陕北米脂县城南关，曾任甘泉县文化馆馆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局长。1983年调入陕西省文化厅，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1984年调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1988年远赴海南省工作，1995年回归西影厂，并在此退休。张弢于20世纪70年代活跃在陕北文坛，著有长篇小说《马兰花》、大型戏剧《风流怨》等作品。
1975年，路遥还是延安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大学生，张弢作为知名作家来延安大学举办讲座，两人一见如故，路遥被张弢的文采和口才折服，张弢认为路遥是文学上前途无量的优秀青年。此后，路遥多次到甘泉采风，每次都找张弢帮助。1979年，路遥创作的短篇小说《松与小红花》《刷牙》，就发表在张弢主编的文学杂志《泉》上。
1981年7月，路遥经过两年的酝酿和思考，准备创作一部反映陕北农村青年生活的小说，他背着沉甸甸的行囊，再次来到熟悉而亲切的甘泉。路遥应张弢的邀请，住进了甘泉县干部招待所后院29号窑洞。这座三孔连套窑洞是最高级别客房，路遥住在这里，不仅食宿全免，而且每天给他提供《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等。由于路遥的生活作息习惯是昼夜颠倒的，县委领导便安排招待所所长白桦，服务员李兰英、拓常秀一起照顾路遥。
张弢一有时间就来招待所看望路遥，关心路遥的写作进展。每当路遥写作疲惫了，张弢就拉上路遥到自己家里，因为张弢的妻子赵萍花做得一手好茶饭，而路遥一生嗜好陕北饭食。饭后，两位知己就在一起无拘无束地“谝闲传”陕北方言：闲聊）。张弢人生阅历丰富，熟知陕北民情风俗，既能谈天说地，又能段子频出，常常妙语连珠，路遥的许多灵感火花，就是在这些放言无忌的畅谈中迸发出来的。
一次，路遥与张弢闲聊，张弢谈到妻子曾对自己说过：“我看到你，比看到我爸我妈还亲。”路遥的心灵猛然被触动了，他把这句话写进了《人生》里：
巧珍又把一个剥了皮的鸡蛋塞到加林手里，亲切地看着他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然后手和脑袋一起贴在他肩膀上，充满柔情地说：“加林哥，我看见你比我爸和我妈还亲……”
通过张弢的引荐，路遥结识了一些朋友，其中，高应才（时任甘泉县道镇公社书记）对路遥创作帮助最大，用高应才的话说就是，“我和路遥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1979年农历11月14日，路遥过30岁生日，当晚，张弢、张畅（时任甘泉县文化馆馆长）、刘亚华（时任甘泉县文化馆摄影干部）、高应才齐聚一堂为路遥庆祝。以后，路遥每次来甘泉，总是到县城就找张弢帮忙，下乡则找高应才相助，路遥亲热地称呼高应才为“高老兄”，高应才称呼路遥是“路老弟”。
【《人生》的人物原型】
1983年，路遥在讲话《东拉西扯谈创作（一）》中回顾《人生》的创作过程时说：
我写《人生》反复折腾了三年——这作品是八一年写成的，但我七九年就动笔了。我非常紧张地进入了创作过程，但写成后，我把它撕了，因为，我很不满意，尽管当时也可能发表。我甚至把它从我的记忆中磨掉，再也不愿想它。八〇年我试着又写了一次，但觉得还不行；好多人物关系还没有交织起来。
这段话，道出了路遥当时高度投入又倍受煎熬的创作心态。1981年，路遥带着这种创作心态来到甘泉，毫无疑问，他需要朋友们的帮助。
路遥住进招待所后，高应才常来看望路遥，路遥逐步了解到这位高老兄的经历：1941年，他出生在陕北最穷苦的佳县乌镇紫圪堵坪村的农家，从小就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受苦和流浪，讨过饭、吃过糠，贫苦的家境迫使他初中毕业后放弃了文学梦想，先是到农村小学当教师，接着为改变命运，他于1960年参军。1969年从部队退役后，转业到甘泉成为一名地方干部。
路遥从高应才身上感受到一股不认命、不服输的奋斗精神，而这种改变命运的精神，正是路遥的小说中主人公的精神特质。有一天，路遥向高应才提出：自己创作的这部小说，主人公取名为“高加林”（高，取自高应才的姓氏；加，谐音高应才的籍贯佳县；林，1979年高应才担任甘泉县林业局副局长，同年路遥和高应才结识），并征询高老兄的意见，高应才欣然同意。
主人公的名字，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接下来，路遥为寻找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原型而陷入深思苦想，高应才得知，向路遥推荐了甘泉县供销联社主任段英富家的儿媳吴春娥，说她“平时看上去，是稳稳当当的一个人”。征得路遥同意后，高应才带着路遥到道镇公社六里峁村，找到段英富家。热情厚道的主人家儿媳吴春娥，提前接到大队的通知，说有干部要下乡，派饭安排在他们家，便忙着炖羊肉、烙饼子。
当天吃过饭，路遥从炕上下来，与吴春娥唠起了家常，他随口问了几个问题：“你上过学没有？”“《陕西日报》《延安日报》，你能看懂吗？”“婚事是大人决定的，还是自己谈的？”《人生》出来后，高应才对吴春娥说：“小吴，你知道吗？《人生》的作者，就是到过你家的路遥。”当时众人都在传看这本书，吴春娥也从朋友那里借到一本，“看到巧珍出嫁那一幕，我感到这简直就是在写我的，把我的心事都写出来了，我觉得作家就到我的心里走了一圈”。
也许，在现实生活里，刘巧珍的原型不止一位，诚如路遥所说的那样：
像巧珍这样一些妇女，有人认为你是不是在农村就遇到过巧珍，我回答说，不是，她就是整个陕北劳动妇女的一种形象，陕北的劳动妇女就是这样……我的目的就是写得叫人们爱她、同情她，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这就是陕北的劳动妇女，就是这么一种形象，漂亮、美好、不幸。
他又说：“我写的刘巧珍，是长期的感情积累，她说不上是谁，也可能就是我所有故乡的姐妹们。写巧珍时，我很激动，写到她出嫁，我自己痛哭流涕，把笔都从窗户里扔出去了。”路遥还对自己最亲密的四弟王天乐讲过，“《人生》中的‘刘巧珍’可能是他自己最好的‘媳妇’”。
但悲剧在于，刘巧珍（姓氏谐音，“留”寓意珍惜、挽留）所象征的古老淳朴、千年如斯的陕北大地，却是高加林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村知识青年竭尽全力要挣脱的生存困境。面对着心灵的故乡和现实的选择，究竟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这成了一个拷问古今中外无数具有奋斗情结的人们的永恒之问。
【众多朋友齐出力】
主人公的形象落实下来后，路遥又陷入了思考——如何寻找小说第二女主角的原型。张弢得知这一情况，鼓励宣传干事毕醒世加入协助路遥创作的团队。
毕醒世是延安地区的文学青年，1971年，他随全家下放到甘泉县石门公社新家河村。在贫穷动荡的年月里，他一边帮着父母操持繁重的农活，一边在夜点油灯的窑洞里发奋读书。197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甘泉县中学高中毕业。1976年，在甘道渠做民工的毕醒世盼来了转机，他被安排到甘泉县广播站工作，从此迈上了改变命运的行程。后来，高中时的一位女同学向他表示了好感，这位女同学出身优越的老干部家庭，而他却是家境贫穷的落魄后生，强烈的自卑感使他终于远离了这段感情。
毕醒世说，他跟路遥谈起自己的初恋，路遥同情他的遭遇，并热情地鼓励他说：“咱什么样的女人都敢追！”就这样，路遥从毕醒世这样的有志青年的奋斗和情感故事里，汲取到了灵感的火花，他将毕醒世的初恋女友名字中的“亚萍”两字取来，给自己小说中的第二女主角命名为“黄亚萍”（姓氏谐音：黄，寓意惶恐不安），并且给黄亚萍安排了一个老干部家庭的出身。
宣传干事杨子民同样通过朋友认识了路遥，路遥了解到他的婚恋往事：杨子民在老家时有过一段婚姻，后来他进城又组合了新的家庭，这种情况，引起了路遥对当时从农村进城、具有“城籍农裔”身份的年轻人婚姻问题的思考。
虽然有多位朋友相助，路遥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依然需要从多方面取材加工，反复锤炼，才能塑造成为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艺术形象。对此，高应才接受笔者采访时认为，路遥是将自己的知青往事、高应才的苦难家事、杨子民的婚姻故事，三者糅合进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身上，最终塑造出高加林这个人物形象。
这种说法有合理之处，路遥的干姐、作家刘凤梅曾在回忆文章《铭刻在黄土地上的哀思——缅怀路遥兄弟》中讲到路遥回乡插队的往事，也认为高加林这个人物身上有路遥的影子：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我们一起返乡。这年冬天，生产队组织打坝，我们返乡学生都被组织在农田基建队里。在打坝这项劳动中，最重最累的活是挖土。陕北的冬天，地冻得像铁壳一样，镢头下去往往只能挖个白印，挖不上几下，震得人虎口流血。路遥每天都坚持在半崖上挖土，他挥舞着数斤重的镢头，是那样地卖力。尽管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可他的脸上始终淌着汗珠。《人生》问世后，当看到高加林那样拼命地挖地的描写，我不由得想起路遥站在半崖上挖土的形象来。当然，高加林是带着情绪拼命的，路遥则不，他是把自己完全地投入到劳动人民之中的。
可见，路遥作为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都是有生活原型的，或取材于他自身的经历，或是到生活中去找寻“模特”。王天乐谈到路遥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时说：写的人物，百分之九十都是有原型的，他都是直接面对原型采访，所以那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因此，相比路遥后期创作的篇幅浩大的陕北民间史诗巨著《平凡的世界》，《人生》显然是路遥前期创作走向宏伟工程的奠基和预演。
【关于“刷牙”的趣事】
前期的准备工作刚一结束，路遥就迫不及待地投入了紧张的创作。他在临终那年的心灵自传《早晨从中午开始》里写道：
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二十八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为此，我准备了近两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倍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陕北方言：自杀）。县委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后来听说的）。
路遥写作时，他的身边陪伴着两位朝夕不离的朋友：高应才和下寺湾公社书记马红泽。高应才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道：
路遥写作《人生》，初稿写作认真算起来就只有七天，加上改稿一共二十几天。我记得，在那七天七夜里，路遥从不出门，吃饭都是我们送过去。路遥彻夜不眠时最为艰苦，写到高兴时，他就口哼小调，手舞足蹈；写到痛苦时，他就嚎啕大哭，伤心得一塌糊涂。写不下去时，他有时夜里在院子里转圈圈，招待所的白所长曾经半夜里给张弢打电话汇报，张弢回话说：“不要怕，作家进入角色了。”
初稿写完后，路遥当时给这部书取名是《生活的乐章》，或者叫《生活的华章》，他跟我商讨这个问题，我说我对这个书名不是很满意，他让我帮着想一个合适的，我想了半天，认为这部书的结尾是高加林回乡，矛盾徘徊，所以不如就叫《走在半路上》。路遥采纳了我的意见，就这样，他给这部书拟定了三个书名：《生活的乐章》《生活的华章》和《走在半路上》。后来路遥给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寄这部书时，把这三个书名都写上了，最后是主编王维玲先生给这部书定名为《人生》。
在紧张的写作过程中，路遥仍不忘走出书房，到现实生活中去补充素材、激发灵感。1985年，他在随笔《答〈延河〉编辑部问》中，回顾这段历程时说：
写《人生》时，我住在陕北一个小县城（指甘泉县）的招待所，出城就是农村。有一天晚上，写德顺爷带着加林和巧珍去县城拉粪，为了逼真地表现这个情节，我当晚一个人来到城郊的公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完了回到桌面上，很快把刚才的印象融到了作品之中，这比想象得来的印象更新鲜，当然也更可靠。
有时，路遥还把甘泉的朋友们给他讲过的生活中发生的故事，经过改编加工后，写进自己的书里。甘泉作协主席崔喜奎曾给路遥讲过乡间女子刷牙的趣事，崔喜奎曾讲述：
刚一坐下，路遥就问我：小崔，今天漫庄河大队书记郝中和说他大队女团支部书记刷牙的事，是怎么一回事？”
我举起酒杯说：“今年四月份，县上召开青年积代会，我带队参加会议。漫庄河大队女团支部书记和另外大队女青年与企事业单位两名女干部住一个房间。第二天早晨，两名女干部刷牙洗脸，挨着她俩的农村女人悄悄地说，看人家干部都刷牙，闻见味道怪香，牙又白白的好看。咱俩牙都是黄的，没有人家的好看，咱俩也买牙刷、牙膏刷牙，也洋气一点。中午饭后她俩就到百货公司买了牙刷、牙膏和刷牙缸。第三天早晨，两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动手刷牙，怕刷不好让干部笑话。两人又商量，干脆回家再刷，不会丢人。会议结束后，回到家的第二天早晨，漫庄河团支部书记端了一缸水，把牙膏挤在牙刷上，蹲在硷畔上刷了起来。邻居有五六个娃娃看见后，不知道是干什么，都围在一旁观看。因初次刷牙，牙床出血，从嘴里掉出的牙膏沫是带血的，一边刷一边往下掉。几个娃娃嘴里不停地喊叫：“血糊糊出来了……”
路遥和高书记听后拍腿大笑说：“娃娃们说的好。”
“正在这时，她大（她爸）从沟底担着一担水，气喘吁吁地上来了，看见女子蹲在那里用手在嘴里胡挌捞，又听见娃娃们一直说血糊糊出来了，气得两眼大瞪，骂女子：‘大清早从嘴里往出掏什么？往回滚。’女子漱了一下口，嘴噘得多长，回家去了。”
高书记说：“看来漫庄河大队年轻人刷牙还是团支部书记带的头。”
路遥接着说：“怪不得大队书记说他村里卖粮有钱了，年青人都刷牙。我感到很吃惊，问他刷牙还奇怪吗？书记说村上人老几辈都不刷个牙。真是有趣，可以写个故事。”
这桩发生在1980年春天甘泉乡间女子刷牙的趣事，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蓬勃乐观的新气象。路遥将这种新现象写进了《人生》里，用这个情节表现女主人公刘巧珍纯真可爱的农村新人形象。
【《人生》完成：挥洒热血铸春秋】
艰辛的写作劳动中间，有时也会发生轻松的小插曲。甘泉县干部招待所服务员李兰英至今仍记得1981年时，她接待路遥时的一些有趣的轶事：“路遥写东西彻夜不睡觉，房子里摆的满是书和稿子，可乱了。他一再叮咛我们不要动这些东西，不然他就找不上了。可县上的领导来看望他，就训我们不尽责。路遥知道了就对我们说：‘你们不动这些东西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向领导们解释，这不是你们的错’。”“我在整理房间时，路遥让我看他写下的几个字：家中留下一朵花，花想他来他想花，想起她来不如她。问我说：‘小李，你看这是啥意思’，我说：‘你是写你自己了嘛’。”
长期的外出奔波、采风、写作，使路遥很少有时间在家陪伴心爱的女儿，在这首幽默的小诗里，路遥充满爱意地把两岁的女儿比喻做花，而用前一个她指代妻子林达，由此可以窥探出路遥内心深处难言的隐衷。高应才在谈到路遥的家庭时曾说：“那时我看路遥是一个人，曾想给他介绍个婆姨（陕北方言：妻子），但一问他，他说结过婚了，我很吃惊，因为他就像是单身的人。他从不谈家里的事，我也就不好再问了。”
家庭生活并不和顺美满，路遥因此更把满腔热情寄托到文学事业中来。他写高加林的怀才不遇、郁郁寡欢，写刘巧珍的横遭背弃、痛不欲生，写黄亚萍的敢爱敢恨、任性轻浮，写张克南的真心换来绝情，写马栓的老实因祸得福，写玉德老汉的任天由命，写德顺爷爷的古道热肠、老泪纵横……这就是人生，路遥写着，为自己笔下的每一个人物的命运感动落泪。
全书即将完成时，路遥突然想起，他在延安的文友、陕北民歌专家王克文曾经引用过的一首古老的信天游。关于这首民歌，笔者2020年在延安采访王克文时，他曾回忆：
1981年，我写了一篇两三万字的小说。小说的开头，我引用了一首陕北民歌作为引子，我把小说寄给了《延河》杂志社编辑部，那时路遥还在《延河》做编辑。结果小说没被录用，路遥看到这首民歌以后，把它写进了《人生》里，事后路遥跟我说：“克文，你的那首陕北民歌，我用在《人生》里了。”我就说：那你用吧，民歌是你的，也是我的。”
于是，路遥把这首简单原始而又感人肺腑的民歌载入了《人生》的结局：
突然，有一个孩子在对面山坡上唱起了信天游——
哥哥你不成才，卖了良心才回来……
孩子们哈哈大笑，叽叽喳喳地跑到沟里去了。
这古老的歌谣，虽然从孩子们的口里唱出来，但它那深沉的谴责力量，仍然使高加林感到惊心动魄。他知道，这些孩子们是唱给他听的。
最终，经过二十多天灵魂与生命的全情投入和奋力搏杀，路遥完成了这次难忘的文学征战，这部十三万字的小说，是他有生以来完成的篇幅最大的作品。之后，他便带着厚厚的一摞书稿，离开了甘泉和热情的朋友们。
第二年，小说《人生》轰动了整个中国文坛。一时间，大江南北，人人传阅，高校学子为《人生》中的年轻人出路问题展开校园大辩论，人们的心弦被其中的爱情故事深深触动，社会各界不约而同地对小说中提出的“高加林应往何处去”这个时代命题，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此，1982年也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路遥年”。
从1980年至1982年，路遥进入了创作的迸发期。短短三年内，路遥接连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当代》1980年第3期）、《人生》（《收获》1982年第3期）、《在困难的日子里》（《当代》1982年第5期）三部杰作，从而攀登上了他文学创作生涯的高峰。
路遥密切关注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体认底层人民大众的心声，表现对新生活的热切向往，他的作品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富有陕北大地淳朴厚重的乡土韵味和艺术芳香。他为千百万平凡而伟大的群众呐喊，抒写普通大众的喜怒哀乐，由此成为新时期以来影响最大、拥有读者群体最为广泛的作家之一。
【尾声：人生道路不平凡】
1992年11月17日，路遥英年早逝，他带着未尽的心愿离开了世界，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五卷《路遥文集》。
路遥的好友张弢，在甘泉县担任文化部门领导期间扶助过众多作家和艺术家，后来调至西安电影制片厂担任副厂长，1983年，他曾参与由路遥编剧、吴天明导演的电影《人生》的策划和拍摄。路遥的老朋友高应才，2012年在延安退休，他曾任延安知青文化展览馆名誉馆长，并给多家报刊撰写过文章。
路遥笔下的刘巧珍的原型吴春娥，与路遥的一面之缘，让她终生难忘。2019年11月19日，《延安日报》刊登新闻报道《路遥与甘泉县——写在“路遥在甘泉”纪念馆开馆之际》，介绍了吴春娥是小说《人生》中刘巧珍的人物原型。2020年，吴春娥退休后，开设了一家“吴春娥艺术花馍店”，凭借精湛的手工技艺和热诚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名声，成为甘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021年，笔者来到甘泉，经过实地探察、采访和查阅史料，了解到路遥当年写作《人生》期间，与他接触过的社会各界人士有三十多位。可以想见，路遥当年在甘泉写作，承载了甘泉人民多少深情厚望，而这里面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