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在军
聂绀弩（1903—1986）是著名杂文家、诗人、编辑家、古典文学研究学者。他一生经历丰富，交游广阔，也是朋友当中有名的“饕客”。
【最恋故乡味】
青年时期，聂绀弩履及上海、广州、西安、成都等地，去苏联啃过面包，到日本吃过料理，想必东西南北风味都有品尝。淞沪会战打响不久，聂绀弩第一次带着妻女回老家湖北京山。“隔了十几年才回家，想在这一次把家乡的特殊的东西都尝尝的心事，多少总有一点儿。亲朋们请客，自然也很能迎合这种心理，遗憾的是，偏偏没有吃到炖鳝鱼，因为我回家的时候时令不对，鳝鱼已经绝迹了。”
聂绀弩笔下的“炖鳝鱼”，其实是现在的荆楚名菜“皮条鳝鱼”。他后来特意写过一篇文章说：
鳝鱼自然没有什么稀奇，特别的是弄法，就是把鳝鱼的刺除了，拍成一片一片的，然后用小粉轻微地拖一下，蒸熟，末了用飞滚飞滚的猪油一淋，淋得那鱼片满处都是极小极密的痱子，吃起来又嫩又鲜。这弄法我们叫做“炖”，的确是和别处的什么烧炒蒸之类，有些两样。也许在别处人看来，一个钱也不值，但我们——我和我的故乡的人们，却一直认为是菜中间顶名贵的东西，虽然我在外头并不少吃鳝鱼的机会。（《寂寞的故乡》，《聂绀弩全集》第四卷，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
无论什么地方的人，如果在外面过久了，都常常对于故乡的饮食感到一种特殊的兴味。聂绀弩长期奔波于大江南北，“但他却始终保持着京山人的习惯，喜欢吃大米饭，喜欢下（hà）（京山方言，即吃菜）霉千张、腐乳、酸盐菜、豆渣巴、鲊海椒、干豆角、霉干盐菜、粉蒸肉、红烧肉等等”。（陶冶《和绀弩兄交往的日子里》，载《聂绀弩还活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1964年夏，聂绀弩回京山探亲。县招待所的伙食很好，但几天后他却说：“鸡鸭鱼肉我都不想吃，回来还是鲊菜腌菜香，南河头的水清甜。”聂绀弩知道一个朋友的长辈做得一手好菜，就一定要到他们家里去吃饭。在京山的十来天，好几位故旧请聂绀弩聚餐，他都提出要求：“四菜一汤，腌菜、鲊辣椒不可少。”（张鑫《京山人要关心京山嘛！》，载《聂绀弩还活着》）
外孙方瞳回忆说，聂绀弩晚年时身体状况欠佳，喝酒抽烟基本上受到家人的限制。爹爹（京山方言呼外公为爹爹——编者注）的朋友都知道他喜欢吃。当时在广西的秦似爷爷经常托人带些‘桂林腐乳’沙田柚子’来家里，还有南京的朋友也会带来‘盐水板鸭’。湖北的朋友到季节会带来红菜苔、紫菜苔。特别是京山老家的，爹爹儿时的伙伴孙希曙等人会带一些腊鱼、腊鸡、腊肉、霉千张、霉豆腐等等。一有这些吃食时，他老人家还会喝点酒。并且把饭、菜吃得叭拉叭拉的，特别香。”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
说起抗战期间在桂林的生活，好友骆宾基回忆：
一九四一年在我第一次流亡桂林时期，我们常常去的广东酒家是“文园”。一壶附带牛奶和方糖的红茶，是五分钱，广东有名的蛋塌（疑即蛋挞——编者注）、虾饺之类点心，也不过一角一碟。有时我们却约好茶点不能超过的碟数，但就是进门以前根据付账单能力，约好了零买小吃的碟数，却往往还会在热衷于文学艺术、音乐之类的探讨中完全忘记了两人订的“协约”……当时广东有名的称作“龙虎斗”的蛇猫合烧菜，单价是一元二角。几次我都主张，豁上一个星期吃素不吃荤了，一定要尝尝这个南方名菜，但是几次都为绀弩所阻挡。他总说：“何必这样挥霍呢？省下这一元二角，明天再来吃它的蠔油豆腐、咕噜肉嘛！”（骆宾基《又是一年春草绿：忆秦似怀绀弩》，《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在1944年豫湘桂会战之前，桂林物价并未大涨，生活平易。大十字路有家上海鸿运楼，排骨面和菜饭很合大家胃口。路西有家新开的南京馆子，却叫做“国际饭店”，有两种通俗的南京名菜：红彤彤的硝肉和带汤的美味炒干丝。点上四块硝肉、一盘炒干丝、一壶酒，即是吃夜宵的好地方。聂绀弩四十岁生日，就是和朱希等友人一起在“国际饭店”过的。朱希说，聂绀弩喜欢喝一点酒，但喝不多，是鲁迅说的“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
也是在桂林，聂绀弩在某餐厅与何满子等友人聚饮，点了一份整只的白斩鸡。吃的时候，发现鸡很瘦，骨头比肉多，于是他把堂倌叫来问道：“这里是两只鸡吧？”堂倌回答“是一只啊”。聂绀弩正色道：“一定是两只，一只鸡哪有这么多骨头？”座中人大笑不止。后来何满子《绀弩九旬冥寿并跋》诗有联云：“常逢斟酒忆谐语，何处只鸡吊墓庐。”
有一次在香港，聂绀弩碰上了老朋友楼适夷，就一把拉上他，去了一家外国招牌的高级咖啡馆。两个人亲亲热热，喝咖啡，吃西点，谈得津津有味。忽然，聂绀弩站起来说：“好，我走了，你付钱。”便头也不回地走了。楼适夷原以为是聂绀弩请他开洋荤，乐得享受一下子，现在只好拿出刚从报社领来、准备买米回家的几块钱，硬着头皮倾囊结账。楼适夷暗暗叹气，能有什么办法呢。
大约是1951年初的一天，聂绀弩说他要准备回北京了，黄永玉等在香港的朋友们遂轮流请他吃饭。一个月过去，毫无动静。又一天，他说这下真的要走了，并称某月某日启程，朋友们于是又轮流请他吃饭。总共请了两轮，到第三次说要回北京时，朋友们都不太相信，聂绀弩却悄悄地走了。
回到北京，聂绀弩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张友鸾回忆说：
……同事中不乏老饕，招邀共饮，每周必会。说他们吃遍了北京小馆子，当然是夸张；但是他们的足迹，踏过不少地方，这倒是千真万确。他们轮流做东，仿佛像是个“转转会”。为写文章有些稿费，杖头之赀，不虞匮乏。聂发表的稿子多，收入稿费多，所以做东的日子也偏多。有些小朋友们，少有稿费，就请他们吃白食。这也成了不成文法。有那么一天，他们去到一家名叫“马凯餐厅”的馆子。那天之前，聂拿到稿费，我也拿到稿费，聂多而我少。聂领头在前，走进店里，回顾一下说：今天张老请客呀！”我便笑答：先入为主嘛！”聂哈哈大乐，无言以对。（《马凯餐厅的文酒之会》，张钰选编《胡子的灾难历程：张友鸾随笔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文酒之会”一度风流云散，但一有机会，聂、张两人仍相互往来。张友鸾女儿张钰说：……聂伯伯有时来看父亲，宿舍里的一些人对他侧目而视，他却旁若无人，昂首直入。父亲见他来了，马上置酒添菜，掩上房门。斗室之中，他们似乎忘记了外面的世界，依旧浅斟低酌，谈诗论文。”（张钰《没字碑寻白雪篇》，载《聂绀弩还活着》）
【“何当更赏川西辣”】
1950年代中期，聂绀弩除了在家写文章、看书外，有时也出门访友。聂绀弩养女吴丹丹说：“父亲还有一大乐趣，就是下饭馆。有时母亲陪他去，有时他请朋友们，碰上我在家，当然也是不可缺席的主要人物。”有一天，吴丹丹放学回家，刚一进楼道，就看见聂绀弩和萧军有说有笑地从楼上下来。吴丹丹问他们干吗去，萧军咧咧嘴，笑着说：“到莫斯科餐厅吃饭去。”动物园旁边的北京展览馆餐厅叫莫斯科餐厅，是当时北京最好的俄式餐厅。
“我也去！”吴丹丹撒娇道。聂绀弩看了丹丹一眼，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去可以，可得自己带钱啊。”“自己带钱就自己带钱，我有钱！”想到兜里有买裙子的十元钱，吴丹丹的嘴就硬起来了。
在莫斯科餐厅落座后，聂绀弩点了好多菜。待到杯盘狼藉，服务员来算账时，聂绀弩才发现口袋里的钱不够，为难地望着萧军。萧军把双手一摊，表示毫无办法。这时吴丹丹别提有多高兴了，报功似地嚷着：“我有钱，我有十元钱！”聂绀弩将目光转向吴丹丹。她救世主似的，把十元钱“啪”地一声甩在餐桌上。（吴丹丹《一束小白花》，载《聂绀弩还活着》）
在北大荒农场劳动期间，聂绀弩也有过一次难得的聚餐。《北大荒画报》负责人张作良陪《人民日报》记者去乌苏里江渔场、农场“深入生活”，回来时带了些大马哈鱼，借此便请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块儿聚一聚。当时参加这个荒原酒会的人有聂绀弩、尹瘦石、丁聪、王观泉等十几人。（王观泉《我记忆中的老聂》，载《聂绀弩还活着》）
有聂诗《画报社鱼酒之会赠张作良》为证：
口中淡出鸟来无？寒夜壶浆马哈鱼。
旨酒能尝斯醉矣，佳鱼信美况馋乎。
早知画报人慷慨，加以荒原境特殊。
君且重干一杯酒，我将全扫此盘余。
实际上，聂绀弩等几位老朋友最爱吃牛肚火锅。据黄苗子回忆，当年北京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小吃部有牛肚火锅，味辣香浓，吃之汗出如渖，两三个人小酌，三元不到就可以大摇大摆出门”，黄永玉、吴祖光、聂绀弩等人都爱去。
1965年12月，聂绀弩致信黄苗子云：“……又祖光兄请客事，何日实现，有所闻否？毛肚已开堂，在绒线胡同，如光兄处尚须稍候，我辈何不自往。”还有几首聂绀弩赠黄苗子的诗，也涉及毛肚，如《荒庭（酬黄苗子寒斋即事）》云：“毛肚开堂寒更好，几时破例一杯巡。”《毛肚开堂和苗公》云：“毛肚开堂等发薪，管他烈酒与烟醇。”黄苗子也有《半壁街访耶翁借书，因同至川馆小酌》为证：
南郭几边庄子梦，西楼月下美人怀。
何当更赏川西辣，牛肚开堂味最谐。
1982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张友鸾要女儿张钰陪他去聂家。两个老朋友劫后重逢，似乎应当有点戏剧性的情节，但一切却是那么地平静。聂绀弩为张友鸾准备了一瓶茅台酒，聂夫人周颖为大家烹制了丰盛的午宴。二人都不能像过去那样豪饮了，只是一杯在手，细饮慢啜，款款闲聊。
张友鸾说，因为身体不好，他想易地休养，到南京住些日子。聂绀弩便指着桌上的一盘白斩鸡说：“好啊，南京的盐水鸭比这好吃，我是好久不知其味了。”张友鸾笑着说：“好办，等我去南京，给你买只来。”一个多月后，女儿张钰送张友鸾夫妇去了南京。临回北京时，张友鸾没忘记让女儿带回一只盐水鸭。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张钰便赶紧送到聂家。
看到专程送来的盐水鸭，聂绀弩十分高兴。他因为喘得厉害，整天卧床，酒也不敢喝了。可是晚饭时，他竟起床坐在饭桌旁，连说鸭子好吃，还忍不住喝了半杯酒，又对张钰开玩笑说：“你爸爸太小气了，只给我带一只鸭子！”
聂绀弩去世后，友人罗孚写了几首七律向他告别，其中有句：“枕边微语鱼堪欲，棋里深谈我愿空。”这是什么意思呢？1986年春节前夕，罗孚拿了一本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去聂家请他签名。写完最后一笔，聂绀弩和往常一样闭目不语，只是在罗孚临走时说了一声：“带点吃的东西来。”经夫人周颖传译，知道他想吃南安板鸭和香港糟白咸鱼。后来罗孚请人把咸鱼带到了北京，在聂绀弩去世前几天准备送去，却因故改了期，从此就成了永远的遗憾。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