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春玲
关于历代帝王，史书中大多着重记载他们的政治作为，而容易忽略他们的艺术成就。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中，一些帝王不仅凭借个人的才华在绘画领域有着出色的成绩，还着力推动当时宫廷画院以及书画创作的发展，大大影响了中国的书画史。
古时的统治者大都比较重视绘画的作用，除了用作装饰，绘画更多的功能是用于记录，以图画的方式与文字记录的史实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国绘画艺术自一千多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兴起，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的第一位帝王画家，是曹魏的第四位皇帝曹髦，他擅长书画，画作水准被划分为“中品”。南朝的几位帝王都热衷于绘画，其中梁元帝萧绎酷爱文艺，一生著书高达二十多部，“工书、善画”；唐代是文学与艺术繁荣发展时期，在这期间涌现出很多帝王画家，史载唐高宗、太宗、中宗、玄武等帝，“书画才能兼备”，可惜的是，这些帝王画家的作品大都没有保存下来。
宋代绘画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延续，是中国艺术的顶峰时期。这期间，宋仁宗、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等人，不仅在个人艺术成就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而且他们大力推行书画艺术，极大地推动了宋代画院的发展。
元代皇族为蒙古人，且元朝时文人画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一时期，并没有帝王艺术家出现。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以草民出身夺得天下，他重视教育，喜爱绘画艺术，其后的明宣宗朱瞻基、明宪宗朱见深、明孝宗朱祐樘等都热衷于丹青，其中绘画造诣最高的是明宣宗朱瞻基。清代皇帝也喜爱书画，如清圣祖康熙、清高宗乾隆等，乾隆尤好书画，不仅爱好收藏鉴赏，还亲自仿效前人绘画并款识题跋，作品数量颇丰。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皇帝集权力与地位于一身，是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帝王亲身参与绘画艺术，一方面可以展现出他们独特、高尚的审美情趣，另一方面可以将绘画作为一种手段应用于其政治生涯中，不同题材的绘画语言背后的寓意皆大不相同。最重要的是，帝王画作也是其所处时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综合表现。
【艺术大家宋徽宗】
说起皇帝画家，大家都会想起宋徽宗赵佶。《宣和遗事》中如此评价：“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善写墨竹君，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
宋徽宗赵佶，号宣和主人，宋朝第八位皇帝。赵佶是一个亡国之君，但在艺术上却很有作为。他兴办画学，发展画院，搜罗名手，整理宫廷收藏，把宫廷绘画推向了新的高度。他组织编撰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和《宣和博古图》，更是美术史研究中的珍贵史籍。此外，赵佶个人的艺术造诣也很高，其自创书法字体，笔势劲逸、秀丽多姿，被后世称为“瘦金体”；他精通人物、山水、花鸟等画种，其中尤以花鸟画最为突出。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宋画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高峰。
赵佶对于绘画的艺术鉴赏力，有两件轶事可窥一斑：龙德宫建成后，徽宗让画院画师为宫中屏壁绘图，画师所绘“皆极一时之选”，但徽宗看了都不满意，唯独对画中殿前柱廊的一幅《斜枝月季图》赞赏有加，问画者是谁，答曰是一名“少年新进”。徽宗大喜，“褒赐甚宠”。大家都不知缘故，徽宗自己揭开了谜底：“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作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故厚赏之。”
还有一次，宣和殿前种植有荔枝，夏天挂满了果实，偶有孔雀站在树下，宋徽宗便召画师将这一幕绘成图画。众画师“各极其思，华彩烂然”，没想到宋徽宗看后摇了摇头，说你们都画错了。画师们瞠目结舌，宋徽宗让他们回去反思哪里出了问题，几日后再次召见这些画师，竟无一人可以回答。宋徽宗指出，孔雀升高，必先举左”，而画师笔下的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众人听后，无不叹服。
赵佶独具慧眼，观察入微，他对待艺术一贯秉持严谨的态度，不在任何的细枝末节处犯低级错误。其实，这也是宋代绘画的共同特点——宋人奉行写实主义精神，宋朝画师非常注重对客观世界的细致观察，唯其如此，才可将所欲描绘的对象栩栩如生地再现于笔端。
从绘画创作来看，宋徽宗流传下来的作品大都算得上是精品。他的传世名作《芙蓉锦鸡图》是一幅绢本立轴、双勾重彩的工笔花鸟画。鸡在中国向有“德禽”之称，《韩诗外传》载：“鸡有五德：头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者，信也。”《芙蓉锦鸡图》借鸡的五种自然天性宣扬人的五种道德品性，由此体现了中国花鸟画的人文寓意。
画中，两枝芙蓉从左侧伸出，安静地半开着，一只锦鸡蓦然飞临芙蓉的枝头，打破了宁静，引得枝头微颤，而锦鸡却浑然不顾。它回首翘望右上角那对翩翩起舞的彩蝶，跃跃欲试。整幅画层次分明，疏密相间，芙蓉、锦鸡、蝴蝶、菊花，四者有机融合在一起，和谐自然，栩栩如生。
画的右上方有赵佶的瘦金体题诗：“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鹥。”右下方有一个看起来像个“天”字的花押，即“天下一人”的略笔。可以说，这幅画面集诗、书、画、印于一体，融入了天人合一的意境，将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写实艺术风格推向了高峰，开启了新的艺术境界。
宋徽宗的另一幅名作《听琴图》，则集中体现了他在生活美学和绘画艺术上的高雅意趣。画中主人公道冠玄袍，居中端坐，凝神抚琴，前方两位着纱帽官服的文士正对坐聆听，旁边站立着一个蓬头童子，静静伫立，仿佛也为这乐音所打动。庭院中青松如盖，绿竹摇曳，旁边高几上置熏炉焚香，对面的玲珑奇石上摆设着古鼎异卉，观者仿佛可听到琴声悠悠，可闻到香烟袅袅，整个画面的气氛，借用白居易的一句诗来形容，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
但是，如果联想起此画作的历史背景，情况就不那么美好了——画面细节中隐藏着北宋灭亡的忧患。许多研究者认为，《听琴图》中的弹琴者就是宋徽宗，在旁听琴的红衣文官是蔡京，而左边青袍官员据说是宦官童贯（据记载童贯是历史上唯一有胡子的太监）。画面上方有蔡京的题诗：吟徵调商灶下桐，松间疑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诗作第一句中的“灶下桐”，借东汉蔡邕所制古琴的典故，赞誉时人的文雅。赵佶钟爱古琴，曾搜罗南北名琴绝品，设“万琴堂”珍藏。“入松风”则借“嵇康作风入松曲”的典故，暗示琴人琴艺之好，犹如嵇康在世，仿佛松风拂面。“似听无弦一弄中”则再次点明此画玄机——“抚弄以寄意”，并非真的是听琴或是弹琴，而是意在弦外。
赵佶和蔡京，可谓一对君臣知己。在古代，琴被视为乐器之君，能匡正不正之行。身为君主的宋徽宗弹琴，臣子专心聆听，暗喻帝王的道德之音被臣子接受而遵行。赵佶当皇帝时不过19岁，而当时的蔡京已年过半百，赵佶在位25年，蔡京便做了十余年的宰相。追根溯源，蔡京能够“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和艺术品有着不解之缘。宋徽宗对蔡京书法的喜爱由来已久，据说蔡京曾在下属的扇子上题了两句杜甫的诗，后来这把扇子被某位王公贵族花大价钱买走了，而此人正是登基之前的赵佶。
宋徽宗即位之初，曾将蔡京贬到杭州一带。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的初秋时节，宦官童贯作为内廷供奉官，到杭州为皇帝征集文玩字画。谪居杭州的蔡京闻讯大喜，立刻与童贯拉上了关系，“不舍昼夜”与其宴游。蔡京不仅为童贯出谋划策，使流藏民间的几件传世之作全部落入童贯手中，其中有王右军的字、顾闳中的画，还有宋徽宗梦寐以求的南唐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此举让童贯在宋徽宗面前格外得宠。由于童贯的极力推举，再加上宋徽宗对蔡京书画艺术的偏爱，蔡京才有了升为宰相的可能。
蔡京出相后，利用宋徽宗痴迷艺术的特点，以书画为诱饵，令其玩物丧志，自己则借势乘虚而入，攫取权柄。蔡京与童贯狼狈为奸，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在民间大兴花石纲之役，导致国库空虚，直到断送北宋的大好江山。
“做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亡国后，宋徽宗苦心经营的画院也在靖康之难中解体，难以计数的宫廷收藏被掠夺一空，画家们或被虏北上，或四处逃亡，可谓美术史上的一大劫难。
据说，元顺帝曾和侍臣们一起欣赏赵佶的绘画，称叹作品神妙，他的一位大臣在旁劝谏：徽宗溺于小技而不恤大事，以失其国，父子并为羁虏，其遗迹虽存，何足贵乎？”元顺帝听后默然无语，令侍臣收起徽宗之作。作为帝王的宋徽宗，因“疏斥正士，押近奸谀”等原因，终致国破家亡，在历史上颇受争议；然而，具有杰出艺术天赋的宋徽宗，却以其生辉之笔，永照画史。
【明宣宗：书画创作的多面手】
历史上还有一位艺术家皇帝，他不仅有“仁宣之治”的政治成就，其书画水平同样出类拔萃。这位皇帝就是明宣宗朱瞻基。
明宣宗朱瞻基，明代第五位皇帝，年号宣德。明宣宗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尽管他在位只有短暂的十年，但他任用贤能，实施仁政，采用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等一系列政策，让国家得以休养生息，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这一时期的明王朝，财力充裕、政事清明，百姓安居乐业。
《明史》有言：“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意为明朝一共传了十六位皇帝，其中有作为的皇帝也就只有五个——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和明孝宗朱佑樘。这正好对应了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和弘治中兴。由于明仁宗朱高炽在位只有九个月，所以“仁宣之治”几乎可以说是朱瞻基一个人缔造的。而他与祖父朱棣的统治时期又被誉为“永宣盛世”，被后世认为是明朝国力最强的时期。
朱瞻基勤于政事，爱好广泛——骑马、射箭、斗蛐蛐等，他尤其喜好绘画，引领了一代艺术风潮。朱瞻基吸收了当时很多名家入宫，在武英殿、仁智殿等供奉待诏，形成了“宣德画院”。明初的宫廷画家们被视为画工，地位并不高，但朱瞻基对他们很器重，授予画家“锦衣卫”等各级武官的官职。在朱瞻基的亲力亲为下，明代画院盛况空前，人才济济，如浙派绘画之祖戴进、山水人物名手谢环、李在等，都是当时十分有名的画家。在朱瞻基的影响之下，随后的宪宗、孝宗也都颇擅书画，明代《清赏录》云：“我朝宣庙、宪庙、孝庙皆善画，宸章辉焕，皆在能妙之间……”
在书画创作上，朱瞻基是一个多面手，山水、花鸟、人物等无所不能，画风主要取法于宋代院体，又不失元人意蕴，自成一格。据明《列朝诗集小传》载：“帝游戏翰墨，点染写生，遂与宣和（指宋徽宗）争胜。”与赵佶相比也并不逊色。
朱瞻基的代表作品《戏猿图》，生动地描绘了猿的三口之家。全画采用了对角线式的构图方式，左下角的母猿爱怜地怀抱幼猿，调皮的幼猿搂着母亲的脖子，右臂伸向父亲。右上角的公猿正攀援在隔溪的树上，它摘了一串果子，引逗小猿。三只猿猴神情生动，毛发有着蓬松柔软的质感，墨色浓淡枯涩，巧妙结合，体现了画家精湛的艺术功力。
究其背景，此画完成于公元1427年，与当时发生的皇权争斗事件有关。史载，明宣宗朱瞻基的叔叔汉王朱高煦对皇位觊觎已久，在1426年起兵反叛，宣宗亲征。次年，晋王朱济熿也勾结朱高煦谋反，后被废为庶人。明朝初期，皇族争夺皇权的斗争异常激烈，面对皇室亲族相残，朱瞻基作《戏猿图》，或许反映出他内心深处期望父子君臣相和相亲的心情。
《苦瓜鼠图》则是一幅很有意趣的写意小品画，也是朱瞻基的三鼠图轴之一。画面上，藤条沿大石旁的竹枝盘绕而上，枝叶丰茂，苦瓜成熟肥厚，沉甸甸地垂坠下来，一只小鼠踞石蹲伏，目光炯炯地注视着苦瓜，仿佛要扑过去啃食。
该画绘制于宣德二年（1427年），这一年是朱瞻基登基的第三年。作这幅画时，他已年近三十，却一直都没有子嗣。无子在古代社会是一件让人焦虑的事情，更何况是帝王之家。朱瞻基在画中画了苦瓜、鼠两种题材，老鼠一胎多子，苦瓜果实也有很多种子，可见朱瞻基的求子之心。幸运的是，这年年底，朱瞻基与孙贵妃的长子朱祁镇出生（即后来的明英宗），朱祁镇四个月大的时候，孙贵妃被册封为皇后。
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有一把折扇，因其形体之大、年代之早，被称为“天下第一扇”，这把折扇的主人，正是朱瞻基。扇面上是朱瞻基自绘的《松下读书图》。画面当中有一棵古松，一位文士衣着随意，盘腿倚于树下，面前是一本摊开的书卷，在他身旁有一红衣书童。在这幅作品中，朱瞻基不落前人窠臼，没有像其他画家那样为人物设计一个捧书细读的姿态，而只是在文士的面前摆放一张素纸；而文士的目光也没有落在素纸上，而是凝视着崖石旁缓缓流淌的溪水。这给观者带来无限遐思——他是在欣赏涧底的游鱼，还是在推敲刚刚吟成的诗句，抑或是在聆听吹入林间的飒飒风声？
朱瞻基的另一幅作品《武侯高卧图卷》，描绘的则是诸葛亮隐居竹林、高卧草堂的情景，画中人物线条流畅，可见朱瞻基用笔之老练，画风之潇洒。诸葛亮躺卧在竹林中，头枕书匣，手托侧脸，面目舒展，平静祥和，显示出其内心的坚定自守。朱瞻基将此画赐给了老臣陈暄。
事实上，诸葛亮隐居卧龙时约27岁，正处于精力充沛的青年时期，但画中人物却是一个中老年形象，对应的是当时已64岁的陈瑄。朱瞻基有意把陈瑄和千古贤臣诸葛亮并举，足见他对陈瑄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
陈瑄，安徽合肥人，曾因军功显著被朱元璋封为司都指挥，后又因投诚有功，38岁时就被明成祖朱棣封为平江伯。朱棣迁都北京后，需要南方资源的支持，漕运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这时他任命陈瑄掌管海运及陆运。朱瞻基继位后，仍然任命陈瑄为漕运总兵官。可以说，陈瑄从洪武时期便效忠于明朝皇帝，为治水贡献了毕生精力。漕运对于明代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掌握漕运即是将一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手中，陈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朱瞻基作此画赐给陈暄，一方面反映了他求贤若渴的心情，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对陈瑄的忌惮之意，他借此警醒陈瑄，要像诸葛亮一样尽职尽责、清廉高洁，全力保障国家的漕运发展。将亲笔御制的画作赏赐给大臣，是皇权的恩威并施，既表达出帝王的政治寄托，又能增进君臣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充分发挥了艺术的功效，后世的许多帝王都喜欢用这个办法来拉拢人心。
作为一个帝王画家，朱瞻基很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趣味，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绘画题材上的创新与拓展。他将宫廷艺术与民俗文化相融合，使得绘画更接地气，具有世俗大众性，一下子拉近了皇家与平民之间的文化交流。
【乾隆作画：自娱自乐、陶冶性情】
提起清高宗乾隆，大家都津津乐道，但要说乾隆在艺术方面的作为，估计很多人都不甚了了。
爱新觉罗·弘历，大清朝的第六位皇帝，他在位时间长达六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乾隆在艺术界的名声与其政绩大相径庭，寻其究竟，大概有以下两种原因。
首先，乾隆皇帝有一套独特的审美品味，他酷爱花团锦簇的色彩、华丽繁复的花纹、金碧辉煌的装饰，在他的亲自监制下，清宫造办处各作坊造出了一大批形制华美、色彩缤纷的工艺品，技艺鬼斧神工，审美繁复奇巧。其中，一件号称“瓷母”的釉彩大瓶堪称极致的炫技之作，它集合了自宋到清的珐琅彩、仿汝釉、青花缠枝纹、松石绿釉、斗彩、粉青釉等17种釉彩。集各种高温、低温釉、彩于一身，且各种釉、彩均发色纯正，如此复杂的工艺，只有在全面掌握各种釉、彩化学性能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完成。存世仅此一件，弥足珍贵。
诸如此类的工艺品，其工艺水平令人惊叹，但看起来却有些花里胡哨。实际上，乾隆时期的工艺品可以说是当时全球化时代的产物。17至18世纪，中国瓷器成为欧洲贵族家庭中流行的奢侈品，瓷器贸易也成为清朝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彼时主宰欧洲时尚的正是法国宫廷路易十五时期流行的“洛可可”风格，洛可可”以轻快、纤细、华丽为特点，常使用C形、S形曲线或旋涡状花纹，装饰感十足。洛可可风格受到中国粉彩瓷器的启发，越发彰显华贵与艳丽；反过来，为迎合欧洲人的喜好，中国瓷器也受到了洛可可风格的影响。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瓷器上大量运用缠枝纹，形成连绵不断的曲线。
由此可见，乾隆年间那些华丽繁复的瓷器，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绝佳见证，它们既体现了乾隆博采众长的文化态度，也揭示了他在展示大国风貌这件事上的考虑。从客观上讲，于中西方统治者而言，瑰丽绚烂的艺术风格十分适合表现王朝的盛世气象，乾隆时期国力昌盛，社会安定，由此产生的华丽风格的工艺品，是经济生活欣欣向荣最直观的表现。
另一个备受非议的地方，就是乾隆过于滥用题跋盖印，造成了对部分书画藏品的破坏。乾隆皇帝对历朝书画艺术珍品广为搜罗、精心收藏，过目书画之多、收藏钤印之繁，罕有能与之匹敌者。《乾隆宝薮》中记录乾隆皇帝的印玺竟有1000余方之多，其中光“自强不息”印就有45方。乾隆在处理政务之余，常喜欢把玩、欣赏所收藏的字画，并在上面留下印记，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只有短短28字，乾隆在上面反复题字六十多次，如此便导致书画作品原有的长度不够，需要重新装裱，又增加了数米；王献之的《中秋贴》，他在上面密密麻麻地盖了八十多个章；最著名的是《富春山居图》的子明卷（后被证实为赝本），五十余年间，乾隆频繁地赏阅题跋此卷，在画面空白处甚至连山缝里都写满了字。
由于乾隆皇帝的大力倡导，宫廷画院进入了鼎盛状态。乾隆设置“画院处”和“如意馆”，招揽沈源、冷枚、唐岱、余省、丁观鹏等名手，同时设有两所宫廷画院。宫廷中还有欧洲各国来华的传教士画家，如意大利人郎世宁、法兰西人贺清泰、波希米亚人艾启蒙等。中西画家互相学习、通力合作，创作了大量的历史、人物、鸟兽、花卉及风景作品。据记载，宫廷绘画在整个清代绘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乾隆朝又是创作力最为繁盛的时期。据统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约有40%是清代画家所作，而清宫廷绘画又占清代作品的70%左右，其中属乾隆朝的又占了清宫廷绘画的90%以上。
乾隆自己也会作画，只是作品流传不多。乾隆学画，始于对五代黄筌花鸟画的学习。黄筌擅绘宫廷中的珍禽异兽、奇花怪石，画风华丽精妙，故有“黄家富贵”之说——这正是乾隆所追求的审美情趣。但是，由于乾隆并无很深的绘画功底，他学花鸟画时，即使作一幅小画也很吃力。所以，后来他转向了注重“古意”，而对写实功力要求不那么严苛的文人画。自娱自乐、陶冶性情，是乾隆作画的主要目的。
作为一国之君，乾隆常通过绘画来表达其治国安邦的理念。一次，他翻看宋代宫廷画家李迪的《鸡雏待饲图》，图绘两只稚气的小鸡，昂首鸣叫，盼望母鸡来哺育。他由此想到勤政爱民的治国之策，于是在画作对开处赋诗一首：双雏如仰望，其母竟何之。未能率场啄，谁怜空腹饥。展图一絜矩，触目切深思。灾壤民待哺，慎哉群有司。”过后意犹未尽地将李迪的画作悉心临摹在一张长卷上，又下令摹刻多份，颁赐给各省督抚，希望这些地方父母官将百姓视为图中的鸡雏，在处理政务时“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
据载，乾隆一生至少完成了一千四百多幅画，堪称高产。不过由于他自认画技“一般”，不愿以画示人，遂毁掉了大部分画作，只有少数得到其本人认可的作品藏在紫禁城中，外人难得一见。乾隆现存的画作，主要藏在故宫博物院中，余下的则散落在民间。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