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仁勇
道光十二年（1832）八月，正是桂花飘香、秋意渐浓的时节，20岁的湖南学子左宗棠和二哥左宗植一起来到省城长沙，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
这一年为壬辰科乡试，湖南参考人数有5000多人，而正榜名额只有45名，连百分之一的录取率都不到，可见竞争之惨烈。三场考试考完，左宗植一帆风顺，勇夺湖南壬辰科乡试第一名，成为风光无两的解元。而左宗棠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他引以为豪的头场考卷文章被副主考官胡鉴批了3个字“欠通顺”，打入另册，成了“遗卷”——这意味着，左宗棠几乎要名落孙山了。
为什么说“几乎”呢？这是因为他还有翻盘的机会。为了防止遗珠之憾，清廷规定，在乡试中，主考官要对所有的“遗卷”进行复查，以保证全部人才有机会入选，此举叫做“搜遗”。所以，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左宗棠还存在“起死回生”的可能性。
为什么要说“理论上”呢？这是因为，在这之前，这种复查多是走走过场，没有哪位主考官会真的把几千份“遗卷”拿出来逐一检查。这样做的工作量太大了，一般人很难吃得消。
左宗棠还是有一定的气运，他遇到了一位负责任的主考官——徐法绩。
主持湖南乡试
徐法绩（1790—1837），字定夫，一字熙庵，陕西泾阳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清朝有“非翰林不得入阁”的规矩，翰林院向来是培养内阁大学士、地方督抚等高官的地方，徐法绩入了翰林院，前途自然不可限量。遗憾的是，两年后，由于父母年老力衰，他辞官回家赡养双亲，长达十年。当他道光九年（1829）返京补缺为都察院的监察御史时，已是年届四十的中年人了。
归来已不是少年，朝廷上也早已物是人非。坐在龙椅上老态龙钟的嘉庆皇帝，换成了年轻而踌躇满志的道光皇帝。当时，国家承平已久，朝堂之上文恬武嬉，耽于安乐，御史们也乐于当太平官。徐法绩则不一样，他向道光皇帝上疏批评了御史们的做法，指出“谏臣当识大体，不宜毛举细故渎上听，致久浸生厌”，意思是御史们应当从大处着眼，顾全大局，不宜以细微末节的事情堵塞皇帝的视听。徐法绩以身作则，“屡疏言国家大计”，并建议朝廷着力“求人才、捐文法、重守令、绳贪墨”，还弹劾了两名不称职的地方官员。
特立独行的徐法绩引起了道光皇帝的注意。道光皇帝亲自接见了他，将他提拔为正五品的刑科给事中。不久，徐法绩奉命稽察银库。众所周知，这是一个“肥差”，可是，徐法绩清廉自守，拒绝了所有陈规陋习。在此期间，他还查出了一件官员狼狈为奸隐匿云南饷银的大案，轰动一时。
对于这样清廉自持、办事得力的官员，道光皇帝自然要予以重用。他不但被提拔为正四品的礼科掌印给事中，还在道光十二年（1832）奉命出京，以主考官的身份主持湖南乡试，因而有了与左宗棠的一段佳话。
这一年适逢道光皇帝五十大寿，他专门下诏，令各地做好乡试“搜遗”工作，将有真才实学的考生选拔出来。按照规定，“搜遗”工作由主考官和副主考官共同开展，可不巧的是，湖南乡试副主考官胡鉴由于不堪劳累而猝死，这项工作就留给徐法绩一人完成。
经过夜以继日的忙碌，徐法绩从5000多份考卷里大浪淘沙一般搜出了6份“遗卷”。其中，首卷就是左宗棠的考卷。另外，还有一名叫吴敏树的考生。吴敏树自幼才智超群，后来成为“柈湖文派”的创始人。郭嵩焘说，“湖南两百年文章之盛，首推曾吴”，这里的“曾”指曾国藩，“吴”则指吴敏树。
一次“搜遗”就发现了两名不世出的顶尖人才，可见徐法绩着实下了一番功夫、费了一番心血，不是虚与应付。
与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作为主考官，徐法绩其实并不能对“搜遗”一言九鼎。他拿着6份考卷，去与同考官（协同主考官阅卷的考官）们商量，请他们修改评语，以便补上正榜。其他5位考生的评语都被修改了，唯独左宗棠的评语遇到了难题。因为胡鉴突然去世了，找不到人来修改。徐法绩便去找其他同考官，请他们代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其他同考官都不愿意修改评语。他们说：“您是主考官，中不中都是您一句话的事儿，但修改评语恕难从命。”
对于同事们的固执己见，徐法绩表示理解。科考是朝廷要事，清廷对科场上考官“衡鉴不公，草率将事”的处分非常严厉。各省乡试结束后，要将所有的中额试卷押解礼部进行覆核，如果有“字句可疑，文体不正”者，举人除名；主副考官、同考官轻则要夺俸或降调，重则将遭到革职或逮问的处罚。显而易见，这是一件关系到考官们功名禄位甚至身家性命的事情，徐法绩自然不愿意强人所难。
看起来，左宗棠似乎注定无法通过这次乡试了。
慧眼识才，清廉自守
幸运的是，徐法绩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毕竟，作为一名清贵的翰林，他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于是，他调出了左宗棠第二场考试的答卷，隐去姓名后，传给同考官们传阅。
左宗棠是一位胸怀大志的读书人，思想境界远高于同龄者。在这场乡试中，左宗棠并未严格按照八股文的固定格式进行作答，没有像八股文章那样字斟句酌、文辞缜密，颇有不走寻常路之意——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文章遭到副主考官胡鉴的“差评”。在第二场考试中，左宗棠写的文章叫《选士厉兵，简练俊杰，专任有功》，意为选拔一批能为己所用的人才，组织一支精炼能干的军队，专心致志，只为成就盖世事功。文章针对朝廷时弊侃侃而谈，不是寻常学子的无病呻吟，得到了同考官们的击节赞赏。
徐法绩马上开启试卷弥封，露出“左宗棠”三个字。同考官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考生就是取得县试第一、府试第二佳绩的青年才俊左宗棠，贺长龄、贺熙龄等湖湘名流都纷纷“以国士见待”，难怪能够写出这么漂亮的文章。
于是，同考官将左宗棠考卷的批语由“欠通顺”改为“尚通顺”。一字之差，改变了左宗棠的人生命运——因为“搜遗”，他考中本次湖南乡试第十八名，成为了一名举人。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改变了晚清中国的命运。
还有一段趣事。一天，湖南巡抚吴荣光前来视察，慰劳辛苦了好大一阵的各位考官。当见到徐法绩“搜遗”出来的考生，正是在他创办的湘水校经堂表现优异、7次考试都名列第一的左宗棠时，吴荣光激动不已，离开座位给徐法绩深深一揖：多谢熙庵兄慧眼识珠，为国家选出了一位难得的人才！”徐法绩这种“打开天眼看文章”“不拘一格识人才”的德识风范，理应得到世人的景仰和铭记。
主持完湖南乡试后，徐法绩回到京城交差。左宗棠则与二哥返回湘阴老家，继续耕读养家的日子，等待未来一鸣惊人。
道光十三年（1833），徐法绩被外派到东河总督治所兖州府（今属山东济宁），学习河南、山东境内的黄河、运河治理工作。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运河是经济、民生大动脉。有清一代，朝廷始终把黄河和运河的治理工作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每年都要拿出大量的财政资金和人力物力进行治理。
清朝后期统治衰朽，河政颓坏、乱象丛生。虽然朝廷经常派员巡查河工，这些人也多是走走过场、敷衍了事。徐法绩来到兖州后，真正沉到基层一线，周历两岸，详询利弊，最终形成一篇内容翔实、应对有方的调研报告《东河要略》。
那时，河工成为一些利禄之徒损公肥私的捞钱机会，官吏纷纷借各种名目私分治河巨帑。他们也送了很多钱给徐法绩，徐法绩却从不接受。这一点，连东河总督吴邦庆都看不过去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此俗例耳，拒之无一顺人情。”意思是大家都这样做，你不加入就太不够意思了。徐法绩笑笑，不语。
吴邦庆在道光十二年至十五年间任职东河总督，“在任三年，河工安澜，办理尚妥”，说明还是一位认真履职的官员。但他也未能冲破河务官吏形成的利益共同体，自身也存在大量浪费公帑的行为。最终，道光皇帝寄谕，对吴邦庆进行查处，降为翰林院编修。
道光十四年（1834），徐法绩被调回京城，担任太常寺少卿。太常寺是掌管礼乐的机关，基本上是闲散官职，并无多少实干任事的空间，而彼时的徐法绩才45岁。何以至此？个中实情不得而知。
也可以据此判断，以徐法绩的性情来说，他注定不会在清朝的宦场风云中走得太远。一年后，徐法绩以病乞归，回到陕西泾阳老家。在家乡，他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发挥余热。再过两年，他因病去世，年仅47岁。终其一生，徐法绩未能看到左宗棠出人头地的一天。
左宗棠撰写神道碑铭
当徐法绩辞别人世时，左宗棠正在湖南醴陵渌江书院担任山长（院长）。他一边给学生上课，一边准备第二年进京参加第三次会试——前两次会试，他都失败而归。由于信息的闭塞，他根本无从知道恩师去世的消息。
在那以后的岁月里，左宗棠经历了第三次会试落败的心酸和失望，躬耕于湘阴柳庄。后来十余年南征北战，他战功累累，官至闽浙总督，爵封一等恪靖伯，以一介落榜举人的身份跻身封疆大吏之列。1866年，左宗棠奉命以钦差大臣、陕甘总督的身份率军平定西北战事。1869年初冬，他在率部进逼平凉、宁夏的路上，忙里偷闲地在陕西西安作了一次短暂停留。
在这战事紧急、间不容发的时刻，左宗棠整容易服，风尘仆仆地来到西安城百里外的泾阳县中张镇土门徐村，拜谒恩师徐法绩的墓茔。他毕恭毕敬地执门生礼，并亲笔撰写了《皇清诰授中议大夫太常寺少卿徐公神道碑铭》，满怀感情地追述了恩师的一生。不仅如此，他还重修了墓园，在园内栽植柏树，雇请当地人为恩师守墓。
徐法绩神道碑是一座石碑，通高2.25米，宽0.95米，厚0.25米。碑文为颜体楷书，共17行，每行70字，计1100余字。碑文笔力雄劲，肃然森立，豪迈大度，端庄之中隐含风雷之气，有颜真卿书法风范。左宗棠流传于世的书法作品中，楷书不多，这种长篇楷书更是罕见，实为难得的遗世瑰宝。这里有一个插曲：据新闻报道，2013年9月，这座神道碑在立碑原址被盗，引起泾阳县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重视。2022年10月，神道碑被群众送归县文保部门。
左宗棠来到恩师家乡时，徐法绩的儿子徐正谊也已去世，有一个孙子叫徐韦佩，已经考取了举人。左宗棠将徐韦佩聘为幕僚，为大军西进出谋划策。后来，左宗棠还推荐他出任平凉府知府。
有意思的是，左宗棠在泾阳短暂停留期间，了解到泾阳特产茯砖茶。后来，他借鉴盐票的办法，在茶叶经营管理中推行茶票制度，革除茶政之陈弊，达到了“以茶施政，以茶固本，以茶戍边，以茶治军”的效果。在左宗棠的主持筹划之下，一批有实力的湖南茶商来到泾阳开业制茶，销往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各地。泾阳茶业由此步入兴盛时期，余惠绵绵，至今犹存。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