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 健（文史学者）
【冬，受到热烈欢迎】
1927年1月18日下午，鲁迅乘船抵达广州。那天下着小雨，天气阴冷，但南方的冬天不过如此，没有北国的寒风凛冽、大雪纷飞。鲁迅先是在一家旅馆住下，当晚就冒雨前往高第街，去许府拜会了许广平的母亲。
1922年，许广平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当时鲁迅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等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以“受教的一个小学生”的身份第一次给鲁迅写信求教，鲁迅当天便提笔回复。在频繁的相互往来中，鲁迅和许广平的情谊日益加深，尽管他们之间的年龄相差了17岁。1926年夏，鲁迅和许广平离京南下，一个去了厦门大学任教，一个回到阔别的故乡广东。离别之际，两人约定分头奋斗两年以后再相会，然而还不到半年，鲁迅就提前来到广州。
到广州的第二天一早，鲁迅在孙伏园和许广平的帮助下搬进了中山大学的大钟楼，这是校园里“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孙伏园是鲁迅的同乡、学生，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两度与鲁迅共事。
鲁迅的居住和办公条件相当简陋。床是用两条长凳和两块木板搭成的，一顶麻布蚊帐用四根竹竿撑起，一个藤书架和几个箱子用来装书，还有四方桌、小茶几等各安其位。
鲁迅一到中大就受到了空前的礼遇。1月25日，中大学生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鲁迅在会上发表演讲说：“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主持会议的校务委员长朱家骅则接着说，鲁迅太谦虚了，就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说完，会场上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
中共广东区委的一些刊物也表明态度表示欢迎。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做什么》创刊号上登载了主编毕磊的《欢迎了鲁迅以后》。《少年先锋》旬刊发表署名文章，题为《第三样世界的创造》，副题是“我们所应当欢迎的鲁迅”。这篇文章直接呼应鲁迅的杂文《灯下漫笔》，鲁迅呼吁“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少年先锋》则发出号召：“两广的青年啊！我们欢迎鲁迅，我们认识了鲁迅么？我们有决心和勇气去负起这个新时代的使命么？”
鲁迅到中大的初衷只是教书，并不希望参与太多教务活动，校方却任命他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这下可苦了鲁迅，他说：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2月25日，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再次诉苦：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
鲁迅是广大文学青年心中的偶像，作家欧阳山回忆：鲁迅一来就把青年们吸引住了，他那一举一动，他的容貌、声音、外表，他的理发问题、抽烟、服装以及他著作的介绍，都成了青年人谈话的中心……”鲁迅讲授的“中国文学史”“文艺论”等课程，报名选修的超过了200人，还有一些社会青年慕名而来。鲁迅讲课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礼堂里总是座无虚席，甚至连四周的窗台上也坐满了人。
课程和教务非常繁忙，鲁迅为此常常废寝忘食，如果不是许广平担任助手，恐怕难以应付。他不禁自嘲“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住在校内，方便一批批学生前来拜访和求教，但能够安静看书写作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
二月中旬，经鲁迅的大力推荐，许寿裳来到中山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两位老友住在一起，床铺和书桌各占据了室内的一个对角。许寿裳习惯早睡早起，鲁迅则是出了名的“夜猫子”。许寿裳如此记录那时的情形：“晚餐后，鲁迅的方面每有来客络绎不绝，大抵至十一时才散。客散以后，鲁迅才开始写作，有时至于彻夜通宵，我已经起床了，见他还在灯下伏案挥毫，《铸剑》等篇便是这样写成的。”
那个冬天，鲁迅感到最开心的事，便是与好友、爱人共享尘世繁华。“食在广州”名不虚传，鲁迅在日记中记下去过的广州饭馆就有25家，并且很快适应了当地人喝早茶的偏好。许广平描述：在广州，我们也时常到专门的茶室去吃茶点，那些点心真精致，小巧，并不太饱，茶又清香，都很合口味。而生活除了教书之外，着实单调，遇到朋友，就不期然地也会相约去饮茶了。”
鲁迅特别爱看电影，广州电影市场的繁荣也绝非厦门可比，影迷在此如鱼得水。只要有佳片上映，鲁迅一般都不会错过，还向周边的朋友热情推荐。那时的国民和永汉，是鲁迅和许广平他们去得最多的两家影院。
来广州之前，鲁迅在厦门写信跟许广平提到：“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创造社是五四以后成立的文学团体，主张尊崇自我，张扬个性，反对旧的传统观念，鲁迅希望能联合各种新生力量，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和精神发扬光大。
广州的一些文学青年对鲁迅的想法和做法并不太理解。不久，《新时代》上就发表了《鲁迅先生往哪里躲》一文，采取激将法，要求鲁迅不负使命，恢复《呐喊》的勇气，由革命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鲁迅并未亲自撰文答复，而是授意许广平写了一篇《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在同一家报纸上发表。
鲁迅才到广州的时候，冬天已经过了一半。面对新的环境，他忙忙碌碌，应接不暇，同时又因“抱着梦幻而来”，而对未来充满期待。
【春，领略花城锦绣】
一年之计在于春。中山大学1927年的春天，从新学期的开学开始。3月1日，鲁迅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其中提到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勉励学生们“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
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广州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鲁迅又在《中山大学开学致语》中援引校史中提到的“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希望学生们肩负起重大使命。为缅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3月29日，鲁迅应邀去岭南大学怀士堂讲演十分钟，再次强调“革命尚未成功”，要警惕攀折革命之花、摘食革命之果的人，青年学生必须继承先烈遗志，努力奋斗。
3月29日那一天，鲁迅与许寿裳从钟楼迁出，搬到了珠江边白云路西段7号的白云楼。这是一幢建于三年前的三层旧式洋楼，鲁迅与许寿裳、许广平合居二楼的三房一厅，另外还雇佣了一个做家务的女工。“地甚清静，远望青山，前临小港”，白云楼很合鲁迅的心意。
许广平住到白云楼的理由是，鲁迅、许寿裳和只懂粤语的女工无法交流，于是请她来帮忙，实际上这意味着鲁迅和许广平在经历前几年的爱情长跑后，决心积极面对社会舆论的一种姿态。当然，从他们同住而非同房可以看出，两人对公开结合仍然持慎重态度，以免一下子激起轩然大波。
这三房一厅的租金现已难以查证，从鲁迅在先前写给许寿裳的信中，可以知道广州当时的房租概况：此间生活费颇贵，然一人月用小洋百元足够，食物虽较贵而质料殊佳；惟房租贵，三小间约月需二十元上下。”不过这对于高薪的鲁迅而言，不足为虑。
鲁迅在中大的薪酬是每月500元，一半现金一半库券。这500元月薪，是小洋而非大洋，小洋兑换大洋约为八折。所谓库券，是当时广东国民政府以国库名义发行的一种债券，到一定期限后方可兑换现金。鲁迅在广州期间属于高薪阶层，以中大同仁作比较，许寿裳担任预科教授的月薪是240元，而助教级是100元。至于社会上的普通职员、工人，每月平均收入大概是二三十元，甚至更低。
春天的广州繁花似锦，鲁迅有时会在二许的陪同下，去领略花城的锦绣和繁华。然而在这五彩缤纷的背后，一场风波正在悄无声息地酝酿。
据许广平回忆，4月15日清晨，许府的一位老家人跑到白云楼来，惊慌地说：不好了，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也有牵涉鲁迅的，“叫老周快逃走吧！”许广平急忙走到楼下，看到下面有许多军队正在集合听从调动，空气中仿佛已经嗅到了火药气味。
4月12日，蒋介石以“清党”为名在上海发动政变。三天后，广州也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被解除，包括中山大学在内的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遭到逮捕和杀害。鲁迅闻讯忧心如焚，当天下午，他主持召集了各科系主任紧急会议，提出由学校出面担保营救学生，却遭到了校方的拒绝。鲁迅愤然退出会场，表示强烈抗议。第二天，鲁迅在报上看到被捕青年在南关戏院收容的消息，立即捐款予以慰问。
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出席各主任紧急会议，归来一语不发，我料想他快要辞职了，一问，知道营救无效。不久，他果然辞职，我也跟着辞职。”4月21日，鲁迅即提出辞去中大一切职务；4月29日，正式退还中大聘书。校方多次挽留，但鲁迅态度坚决，直到6月6日，校方才最终接受他的辞职。
在“四一五”中，许多进步青年惨遭杀害，其中就有多次来拜访的毕磊。毕磊被捕后遭到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并在狱中带领难友开展斗争。4月23日凌晨，毕磊等人被押到珠江南岸的南石头“惩戒场”，用铁链锁住装入麻袋，被丢进了黑暗中的珠江。毕磊牺牲时年仅25岁，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对他的怀念：“毕磊君大约确是共产党，于四月十八日从中山大学被捕。据我的推测，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这看去很是瘦小精干的湖南的青年。”
鲁迅辞去中大职务后，在白云楼埋头于整理古籍、翻译和文学创作。白云楼东南的八角楼是他的书房，鲁迅经常通宵达旦在此伏案写作。
广州“清党”后的第六天，鲁迅便向中大提出辞呈，这不免引起了社会上方方面面的议论和猜测，有人说鲁迅是在以此表示抗议。6月10日、11日，香港《循环日报》登载的《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其中说“鲁迅到了汉口”。当时宁汉尚未合流，汉口作为国民党左派的大本营，正谋划“反蒋”活动。说鲁迅逃往汉口，简直别有用心。这种舆论对鲁迅造成了潜在的危险，于是鲁迅随即给该报寄去一信，声明“我现在仍在广州，并没有‘到了汉口’”。
那段日子，鲁迅在白云楼上埋头写作。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这是5月1日，鲁迅为散文集《朝花夕拾》所作的引言中的一段文字，足以管窥他当时的心情。
鲁迅与许寿裳是一生挚友，情同手足。许广平感叹“求之古人，亦不多遇”，“在许先生的同情、慰藉、正义的共鸣之下，鲁迅先生不管是受多大的创伤，得到许先生的谈话之后，像波涛汹涌的海洋的心境，忽然平静宁帖起来了”。然而许寿裳随着鲁迅辞去中大教职后，于六月初便离开了广州，鲁迅身边又少了一个随时可以倾吐心声的人。
【夏，开谈魏晋风度】
作为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名人，鲁迅在广州自然成为各方派别极力争取的对象，于是来访和约稿不断，经常被邀请作公开演讲。光1927年这一年，有据可查的鲁迅演讲共计23次，其中厦门2次，广州、香港合计14次，上海7次，是他生平进行演讲最多的一年。
盛夏时节，广州市教育局发起了市立夏令学术演讲会，在暑假期间向广大市民提供比较高深的学术研究机会。演讲会涉及的科目甚广，包括哲学、教育、社会、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医学等，每科均聘请专家学者拟题讲演。
7月23日、26日，鲁迅两次到广州市立师范学校演讲，讲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对中国小说史和文学史的研究造诣很深，在北大等校讲授过《中国小说史略》，在厦大讲授过中国文学史课程，并编写《汉文学史纲要》讲义10篇，起于上古，讫于西汉。以“魏晋风度”为题的这次讲演，不妨看成鲁迅对汉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延续。鲁迅后来跟日本友人增田涉提及，他有过继续写文学史的计划，但有生之年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成全部，因此只想写到唐代为止。
鲁迅接下这次学术演讲的任务，其时距“四一五”不过百日，他以魏晋时期孔融、嵇康等知识分子遭到压迫和杀害为题材，显然不只是单纯从学术上去考虑的。1928年底，鲁迅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起：“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终不免也。迩来南朔奔波，所阅颇众，聚感积虑，发为狂言。”
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能诗善文，少年时就才华卓异，曾任北海国相等职，颇有政绩，时人称之“孔北海”。孔融生性刚正不阿，经常评议时政，言辞激烈，终因触怒丞相曹操，加以“不孝”的罪名而处死。身处广州的鲁迅，以孔融自况，实则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
随着时光的流逝，广州的市井又恢复了鲁迅刚来时候的样子。夏季溽热，鲁迅也不想成天闷在屋里，因此他的日记里出现了不少关于逛街、阅市的记录，比如8月2日，七夕前两天，鲁迅与许广平、许广平妹妹一起到高第街，饶有兴致地参观七夕供品，还买了一部医书。
鲁迅喜欢照相，8月19日，他和许广平以及学生廖立峨、何春才到西关的图明照相馆拍照，此外鲁迅又“自照一像”，照片采用了多次曝光的方法，有四张底片。鲁迅在广州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中的种种遭遇，让他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同那张照片，一张照片曝光四次，显示出他的“多面”。9月11日下午，中大图书馆馆员兼文科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蒋径三来访，鲁迅又邀上许广平同往艳芳照相馆合影留念。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鲁迅离开广州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
【秋，开启新的旅程】
中国地大物博，东西南北各具风采。鲁迅独具慧眼地提出，广州的主色调是“深绿和深红”，这里山水秀丽，物产富饶，特别是香甜的岭南佳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广东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里，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却了本味。”除了杨桃，鲁迅还品尝到了正宗的新鲜荔枝，“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
然而，舌尖上的享受掩饰不了内心的落寞，鲁迅在白云楼上所作的《怎么写》中，详细描绘了他的心境：“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正当鲁迅不知道该“怎么写”的时候，8月16日，《北新》周刊上登载了《这时节》一文，作者时有恒曾受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等影响，思想进步，并参加过北伐。这篇文章其实是呼吁鲁迅出来奋笔战斗的：“我们还得要请求于鲁迅先生来亲自出马，对现社会下攻击。”这次鲁迅亲自做了回应，9月4日他写了一封著名的公开信《答有恒先生》，对此加以解释：“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天下究竟还有光明，没有人说我有‘分身法’。”
鲁迅从未放下手中的笔，即使在研究古代文学和历史的同时，也没有逃避现实、放弃抗争。1927年他在广州“发意匡正”，从《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历代文献中，经过仔细校订，选录45篇传奇小说，编辑成一部可“稍足凭信”的《唐宋传奇集》，并对编入各篇的作者、版本等作了详实的考证和说明。9月10日，鲁迅校勘此书完毕后，写了一篇“例序”，随后将书稿和例序发给北新书局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唐宋传奇集》例序的末尾，鲁迅在日期、署名之后，特意多写了一句：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这短短的17个字，鲁迅自感十分得意。此句的缘起，隐隐指向一个叫高长虹的青年作家。
高长虹出身于山西盂县乡间的一个书香门第，与许广平同年，性格高傲自负。1923年他发起成立文学团体狂飙社，翌年到北京以《国风日报》副刊的名义编辑《狂飙》杂志，引起了鲁迅的关注。不久《狂飙》停刊（后来又在上海创办《狂飙》周刊），高长虹等狂飙社成员应鲁迅邀请参与《莽原》周刊的编辑工作，相互关系一度相当密切。后来高在文章中回忆：“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这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
鲁迅也在日记中记下了1924年12月10日的这次见面：“夜风。长虹来并赠《狂飙》及《世界语周刊》。”据《鲁迅日记》统计，从1924年底到1926年4月，这一年多高长虹去过周府七十多次。李霁野在《忆鲁迅先生》中写到一个细节：“有一次我去访他时，见他的神色不好，问起来，他并不介意地答道：昨夜校长虹的稿子，吐了血。”由此可见，鲁迅在关心和扶持高长虹等青年作家方面确实呕心沥血，不辞劳苦。
1926年，鲁迅南下赴厦门大学任教，《莽原》周刊继续在京运营，却不料风云突起。事情的缘起是，有一期的《莽原》压下几篇稿件，其作者都是原狂飙社成员，高长虹认为莽原社是打压异己。因此高长虹突然发飙反目，公开发表万字长文《走到出版界。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将矛头直指鲁迅。鲁迅对此颇为愤懑却又不思其解。
鲁迅与许广平同时离京南下，从而证实了外界关于两人恋爱的传闻。1926年11月21日，高长虹在上海《狂飙》周刊上发表了爱情诗《给——》。这首诗通常也被称为“月亮诗”，诗中写道：“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向我点首，我是白日的儿子，月儿呵，请你住口。我在天涯行走，夜做了我的门徒，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
不久，《莽原》编辑韦素园给鲁迅写了一
封长信，信中说明了两点：一是高长虹之所以一次次与鲁迅接近，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追求许广平；二是关于“月亮诗”的传言，不言而喻，高长虹自比太阳，把许广平比作月亮。
经韦素园这么一点拨，鲁迅才恍然大悟，高长虹对自己的看法，其实与许广平有关。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提到：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因为那时许广平也是北京西三条胡同周家的常客。
此时此刻，鲁迅在白云楼的窗口仰望明月当空，他与许广平从心心相印，之后历经波折，终于决定走到一起。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离开广州半个多月之前，鲁迅跟朋友说起：“我觉得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大约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对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问的……我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
为了给广州市民和文学青年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鲁迅在春天开设了一间北新书屋，虽然每个月要亏上一二十元，但他并不在意。到了八月中旬，鲁迅决定书店停业，因为他决定要走了。
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一起离开广州，乘船前往上海，这是他审时度势后的又一次重大抉择，并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四季轮转，而世事难测。鲁迅在广州的日子总共253天，蓦然回首，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常驻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