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立民（文史学者）
度过令人震惊的“九一八”，告别硝烟弥漫的“一·二八”，1933年的中国表面上平静了不少。这一年，也是29岁的巴金创作上的一个丰收年——5月，长篇小说《家》出版，当月，他还写完了中篇小说《萌芽》；6月、7月，去福建、广东旅行；9月，中篇小说《新生》出版；12月，完成中篇小说《电》；本年，他还写了《巴金自传》中的几篇回忆性的长文……
1933年5月28日，旧历端午节的上午，在锣鼓喧天的龙船竞渡中，巴金乘坐省港小火轮驶进广州，这里给他的最初印象是：广州的确是一个热闹的地方。”（《广州二月记》，《巴金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之后，两个月的广东之旅，他去了不少地方，勤奋地记录下所见所闻，使得九十年后，我们不仅能追寻他的足迹，更能了解到1930年代上半期广东的社会风情。
【做建设社会的小小基石】
在《旅途随笔》的序言中，巴金说旅行是为了到各地看朋友，此行一路上友朋相伴，他们从上海出发，先是去了福建晋江，再从晋江坐船到香港，由香港至广州。在巴金的随笔中，“名山大川”很少出现在笔下，他更关注的是“各个地方人民的生活状况”。
20世纪30年代，国内重教兴学的氛围浓厚。一群在上海劳动大学学习的新会籍毕业生，受蔡元培“教育救国”、陶行知“生活即教育”、匡互生的“生产教育”“人格教育”等思想的影响，立志改革教育、改造乡村，培养教育人才。他们在江门郊区篁庄乡创办了西江乡村师范学校（简称“西江乡师”）。
学校的校长兼创始人之一陈洪有，出生于华侨工人家庭，在上海的“世界语学会”学习期间，他与巴金相识，并结成了好友。29岁的巴金，此次正是应陈洪有的邀请，在5月的最后一天抵达西江乡师。
当时西江乡师的学生欧阳可羽，多年后在《巴金在西江乡师》一文中回忆，巴金1933年5月31日到达西江乡师，先住了三天，随后对新会县城近郊的天马乡、茶坑乡、天禄乡访问三天，由会城到公益住了一夜，6月7日傍晚又回到学校，8日晚上，学校开了“谈心会”，9日傍晚，巴金与西江乡师的师生依依惜别。
西江乡师位于一座小山的脚下。初到此处，率先映入巴金眼帘的是“三座灰黑色的祠堂”，这便是乡师的校舍，里面有礼堂、课堂、膳厅、寝室、图书馆、厨房、盥洗室等新式房间。这让曾留学法国的巴金忍不住感叹：学校设施“和欧洲一些中学校没有大的差别”。
巴金住在学校的庶务室，这是存放财务账簿的处所，房间里“有床，有方桌，有椅子，还有一个四四方方，快要挨到屋顶的窗洞”。闲暇时，巴金时而留在光线明亮的图书馆里阅读，时而翻过山头到公园里喝茶，时而躺在榕树下的石凳上午睡，时而眺望美丽的田园风光。那里的草地、河流、晚霞、牧童、归牛征服了他，“天空是乳蓝色的，山是青的，明媚的晚霞一半粉红，一半紫色，挂在天和山中间，像一些得意的画笔，又像几条精致的纱罗，颜色是一秒钟一秒钟地在变换，天也不停地加深了它的蓝色”。（《庶务室的生活》，《巴金全集》第12卷）
早上起床，巴金与同学们一起到水井里打水洗脸，井水深达三米多，旁边的高墙上写着“自食其力”四个大字。来自城里的巴金还不熟悉打水的动作，不管怎样使劲，吊桶总是浮在水面上，打不上水来。同学们瞧见了，走过来一把揽过吊桶，帮他把水打上，巴金大笑着连声说：“你们有法子，我笨我笨。”
最让巴金感动的，是这所学校的气氛和师生们身上朴素的精神。当年正月，陈洪有患了一场大病，病中的他发着高热，整天躺在一张木板床上，做不了任何事情。学生们做完功课后自动地跑来陪伴，他们坐满了一屋子，轮流给陈洪有讲故事、笑话。巴金不禁感慨：“我……问我自己：我是否也能够像洪那样献出自己的一切，做一个建设理想社会的小小的基石，来报答朋友们对我的爱护。”
临别之际，学生们围在庶务室门口与巴金道别，大家请求他：一定要回来。巴金大受感动，感到自己已经成为这家庭式学校的一分子。“我停住脚用留恋的眼光回头去看，三座祠堂静静地立在模糊的夜色里、石级上、草地上到处都是人影……但是刚才的许多笑脸，许多送别的声音好像还在我的眼前、耳边荡漾……”（《别》）
巴金无意于名山大川，却给新会增加了一个闻名的景点。他游访新会天禄、天马、茶坑三个乡时，由于陈洪有校务繁忙，便嘱咐天禄人叶渠均、天马人陈毓就、茶坑人梁朝令三位同学兼同事陪巴金游三乡。此时，正值南国水乡的初夏。一个傍晚，在天马乡务本小学吃过晚饭，陈毓就邀请巴金划船绕游“雀墩”。像巴金文中所说的那样，当晚没见到鸟，让他有点失望。第二天早晨去“有山有塔”的地方（指茶坑乡）探访梁启超旧居，途中再次经过“雀墩”，巴金惊喜地见到了漫天飞舞的小鸟（即各种鹭鸟），它们飞起落下，出入于大榕树之中，此情此景，让他久久不愿离去。
回到上海后，巴金写了一篇散文《鸟的天堂》，刊登在《文学》季刊上。后来，文章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鸟的天堂”由此闻名中外。1984年，当地决定于银洲河旁建造一座冠名为“鸟的天堂”的生态公园，开发为旅游景点，年事已高的陈洪有有了新任务——他致信巴金，希望巴老能为景点亲笔题字。
当时巴金虽已年近八旬，写字困难，但在友人的再三请求下，他欣然提笔，写下了四款“小鸟天堂”的题字——巴老在题写园名的时候，也许是想到了小鸟最受孩子们欢迎，于是变动了一字。存留在他记忆中的那个吸引小鸟的榕树林，仍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
【“一种创造的喜悦”】
在新会，巴金乘火车在新宁铁路上走了一趟。一路上，他饱览南国风物“迷人的力量”，同时，又感受到人类建设和创造的力量。
新宁铁路，1939年因战争完全破坏，至今已不存，基本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在20世纪初叶，它可是一条充满传奇的铁路。1904年，这条铁路筹办时，主持者陈宜禧便拟定章程，提出“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雇洋工”的“三不”主张，工程完全由本县人自办。后来，他到海外招股，历经艰难，至1909年，近60公里的第一期工程完成。
巴金从会城出发，南下过潭江，沿江到公益，公益今属台山市大江镇，原本为一片稻田，仅有几家农户，新宁铁路的修筑给此地带来了发展机会，这里成了铁路公司的生产基地和后勤供应基地，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火车过潭江时有一个奇观，这里有一艘长105.57米的铁船，船上铺设三条轨道，每次能载一列五节长的列车，新宁铁路由此成为中国第一条使用火车渡轮的铁路。
巴金下车，站在铁板上，有工人们在指挥轮船前进，“看见这些站在机器旁边的工人的昂头自如的神情，我从心底生出了感动”。（《机器的诗》）这样的惊叹，当后来站在珠江边，面对海珠桥时，巴金也曾有过表露：
河南同河北虽然中间只隔了一条珠江，却是不同的两个世界。从前没有桥的时候，人就靠着篷船和电船往来两岸。如今有一座大桥把这两个不同的世界连接起来了。这就是新建成的海珠桥。
我在中国都市里见过的铁桥，这算是最大的一座了。但是桥上只有胡汉民的题字，修桥工人的名字是看不见的。
1933年5月28日，巴金乘坐省港小火轮从香港一路来到广州。这天是旧历的端午节，巴金在船舱里忽闻锣鼓喧天，走到外面一看，只见不少漂亮的龙船从支流中驶出来，龙船上的几十个人一齐下桨，船的速度很快。他这才醒悟起来，这天不仅是礼拜日，而且是广州人称之为“龙舟水”的端午节。
巴金住在广州河南“最大建筑物”机器总工会的三楼上，“从整夜开着的窗户里，我看见对岸灯烛辉煌的河北夜市和西堤一带的高建筑物”。到了走廊的另一端，“便看见海珠桥的一段，高耸的灰白色铁架，玩偶一般的往来的行人，在黑暗的背景里分明地显露出来”。该楼住着许多因参加工潮被开除的失业工人，楼下是娱乐场所，每到晚上演出粤剧，声音更加吵闹。即便他在外面拖到十点钟回来，住处仍然十分嘈杂。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巴金却写出了多篇散文佳作。
1933年2月15日，海珠桥开通，广州全城轰动，这是广州的第一座跨江大桥。14位90岁以上的老人作为先导，带领市民高呼口号从北向南通过大桥。那一天，桥上人山人海。
因为不喜欢搭黄包车和乘船，巴金每天至少步行来回海珠桥一趟，“早晨一起床，稍微休息一下，或者读一两小时的书……一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我才回到河南来”。入夜，他漫步长堤，江边停泊着不少花艇，有不少穿着黑衫裤的中年妇女和青年女郎从身边走过。
海珠桥本来有一个奇观，后来毁于战火，巴金在文中曾有忠实记录：“这桥并不是一个整块，它是一道活动的桥。桥中间有一条长的裂缝，从这里可以看见河水的流动；有时候大船经过，桥就从这里分裂开，成了两段，高高地向天空举起，就像起重机的杠杆一样。”依据广州市制定的《海珠桥交通规则》，海珠桥每天开桥四次，开合时，有红绿信号灯提示，并鸣钟预告。1938年的日机轰炸，震伤桥的中孔开合机关，再也不曾复原。海珠桥的宏伟景象，让巴金感受到“一种创造的喜悦”，他用热情洋溢的笔调写道：“我爱都市，我爱机器，我爱所谓物质文明。那是动的，热的，迅速的，有力的。”
对于巴金来讲，广东萌发出的建设新气象令他内心的振奋，他认为，社会创造和财富的极大丰富，是民众生活改善的必要条件和获得幸福的坚实基础。
广东在市政、交通、经济上能有此新气象，跟当时陈济棠执行的“三年施政计划”有很大关系。1931年，陈济棠全面掌控广东军政的权力，为巩固基业，陈济棠提出建设新广东的“三年施政计划”。这个计划从1933年起实施，分整理和建设两大部分，整理又分为吏治、财政、教育三大项；建设，包括政治、经济、交通、教育四大项。要言之，整顿吏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整顿捐税，广开财源；整顿金融，筹措资金；引进侨资侨汇，促进经济建设；引进人才和技术，打好建设基础。这个计划的实施，客观上对于广东各项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广东的基础建设在那一段时间里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据《广东通史》资料显示，仅市政建设而言，1934年所筑道路长14万米；1930年开始内街整理工作，三年中完成了1356条内街的拓宽工作。交通方面，开辟19条市内公交线、5条长途线。新建了火力发电厂和水厂，也建成了一批标志性的文化建筑——中山图书馆、中山纪念堂、市政府新楼，以及后来通过华侨集资兴建的爱群大厦等。在商业方面，以惠爱路（今中山五路）和上、下九路为中心，建成两个商业区，围绕它们的兴建和扩建大批商号、酒家、茶楼、旅社、戏院等……这些都是巴金穿梭市区里能够看到、感受到，他评价“广州的确是一个热闹的地方”，确实如此。
【广州的最后一晚】
1938年，在日军攻占广州的前夜，巴金被迫要离开广州城，他的内心充满了不舍与留恋。
巴金是1938年3月从上海来到广州的，这期间，他回去上海一次，又去了一趟武汉，其他时间都在与这座城市一起经历血与火的考验。此时的广州笼罩在日军侵袭的阴影之下，敌机几乎天天来袭。在炸弹的轰鸣声中，巴金开始了小说《火》的创作，“激流三部曲”中的《秋》也开始动笔。他说：“谁能够断定机关枪弹和炸弹就不会碰到我身上？然而我活着的时候，我就是要工作。我愿意趁这个时机，多做完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巴金先生透过饮食，感受到了广州的坚韧与可爱。《在广州》中，他特别记述了去“大三元”吃饭的过程，以及市民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抵御灾难与恐惧的：
晚上有月亮，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夜袭。但是大家若无其事地到号称广州四大酒家之一的“大三元”去吃饭。我们愉快地谈笑，把白天的经历当作一场怪梦。长堤安静地躺在我们下面。夜市依旧像平时那样地热闹。人在广州学会了镇静，学会了不怕死。我们常常说到玛德里，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是我想这里的情形和那边的不会有大的差别。
……
今夜月色很好，我沿着长堤散步，珠江的水面沐着月光，十分明亮。长堤上摆满了小贩的担子。在两次大轰炸以后还能够看见这样热闹的夜市，这是我万想不到的！
有一天，警报还未解除，巴金约朋友出去喝茶，刚走出巷口，就看见许多人在街道上飞跑，以为飞机就要来袭。但这次他反而从容了许多，不慌不乱，穿过跑动的人群，径直走向一家咖啡店。
10月19日傍晚，巴金回到出版社，在四层楼的露台上眺望城市上空，心里又一次升起痛苦和愤懑。他看到过上海的沦陷，现在又要经历一次广州的沦陷。他在这里生活工作不过半年，但对这个城市却有了很深的感情。
“我认得那些高大的建筑物，那是新亚酒店，在它旁边的是新华酒店的礼堂，再过去在新华的后面是爱群酒店的十三层大厦”。深夜，他把这一切都写了下来，题目是《广州的最后一晚》。“一切都是梦魇罢，明天早晨醒起来的还是那繁荣的、生气勃勃的大都市罢。我这样想着。我爱这个城市。的确这个城市是可爱的，甚至在这个时候它还是十分可爱”。
10月20日，巴金和萧珊在朋友的帮助下，雇木船离开了广州。
但巴金与广东的缘分并未就此终止——在101岁的人生中，巴金曾经六七次来过这里。1962年，巴金全家在广州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几次出国也曾路过广州，“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我的脑筋里就被印上了‘广州’这两个字，我知道在中国的南部有这么一个城市，那是阳光常照的地方”，巴金写道，“假若我们爱春天爱太阳的话，那么广州还是一个值得我们流连的地方”。1933年时，他还引用的赫尔岑的话表达内心的感受：
住惯了北国的人第一次和南方风景接触，便会充满着庄严的快乐。他觉得自己的年纪变轻了。他想唱歌，他想跳舞，他想哭；一切都是十分光荣，十分明亮，十分快活，十分茂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