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 晟
因工作及兴趣爱好之缘，我在地摊或网络上搜集到形形色色的文献资料，如契约文书、日记、账簿、信函、票据、档案、照片等。这些或精致、或简陋的故纸，记录了再琐碎不过的日常生活，充满了烟火气，静静地为我们揭开社会历史的不同层次。片片字纸，皆有历史。
根据地小学教员的日常
依据封面墨题，该日记本的作者叫蒋诚斋。记事从1940年9月l2日（星期五）开始，止于同年11月25日，故定名为《蒋诚斋日记》（1940.9.12—11.25）。
认真读日记，发现当地种植的粮食是苞米，也就是玉米。另外，乡间还成立了妇女识字班，因此推测，日记所记录的地方是华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由此知道，作者是一位抗日根据地乡间小学的教员，其日记真实呈现了1940年下半年根据地普通乡村的日常生活。
读日记可知，作者蒋诚斋先生是根据地当地人。这地方在哪里？非常幸运的是，网上有同名“蒋诚斋”的其它资料售卖。其中有一张1955年的工作证显示，蒋诚斋时年34岁，在山东省招远市第二中学工作，注明籍贯为山东省招远市纪山区蒋家村。1938年，中共胶东特委率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创建了蓬黄掖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成立招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属胶东区行政公署西海督察专员公署。这与蒋诚斋日记所记的内容大致吻合。
因此可以确定，该日记主人蒋诚斋约生于1922年，为原山东招远纪山区蒋家村人，抗日战争时期在家乡当小学教员，解放后进招远市第二中学工作。《蒋诚斋日记》所记，为1940年下半年山东招远抗日民主政府基层社会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现抄录前两页部分内容如下：
民国廿九年阳九月十二日（阴八月十一日）星期五日晴
今天乡中心小学通说，明天召开教员联席会议，但是我们未曾到。
九月十三日（八月十二日）星期六晴
今天又来通说，于阳历十七日检定川里乡小学教员，函期内必到徐家小学应试。
九月十六日（八月十五日）星期壹晴
今天是仲秋节，早上起来我在田里刨苞米，晚上在家买的酒喝了。下午到英里去问本村的教员约定明日一同应试。
九月十七日（八月十六日）星期二晴
早上起来我未吃饭就到英里同孙德厚、孙树祺到下院约徐百川同到徐家。一共考试六科。（一）算术（十题），（二）政治常识（五题），（三）常识（八九十题），（四）国语（二题）（是怎样使自己作一个最好的小学教师）（又一是对儿童教育的兴趣），五）口试，六）口试批判。直到傍晚才回来了。
九月十九日（八月十八日）星期四晴
今天我又去刨苞米。
九月廿一日（八月廿日）星期六晴
我在会上要饭费，村长说明天再说。……
日记所记大都是琐事，却向我们呈现了抗日根据地除了铁血的战斗以外，还积极开展生产生活的场景。
虽然是战时状态，根据地基础教育的实行仍较为规范，小学教员要参加检定考试（教师上岗的资格考试），包括算术、政治常识、常识、国语、口试、口试批判六个科目。不过，教师检定与学校却不一定能按时保证。据日记，检定考试到9月17日才举行。原定10月20日开学，但是各家都很忙，酌停几天，到10月22日才正式开学。而开学后，到校的人数也不足，只有十几人。也就是说，当时小学教师还算好找，学生却不好找。
通过日记可知，当时根据地小学教员除了货币薪酬外，还有饭费，由村里出，不过好像支付并不一定及时。日记中记录，到10月l8日付来了饭费14元，不知是前一个学期的，还是更早的欠费。大体可以确定，小学教员相关费用是事后支付，不一定能及时。
农事劳动是这位乡村小学教师的日常活动：9月16日是农历八月半，中秋节，早上起来到地里刨苞米；9月19日又刨苞米；9月23日收苞米；9月24日早上割豆子，上午又收苞米，下午在家收拾苞米的时候，看到有两架飞得很低的飞机，晚上在地里看苞米；9月25日把苞米都搬回家；10月1日和父亲一起去浇地；10月3日耕地……农事之外的活动也很多样：赶集、喝酒、帮助办婚礼、上坟、组织学生入学考试、教识字班、写标语、防备鬼子搜查等。
该日记呈现的是当地斗争形势还没有恶化之前的日常生活情况，是抗日战争根据地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可与其它资料相互参证。
聘书上的教育史
在地摊上接触到与教师职业有关的聘书，极为喜爱。这些聘书形式各异，精粗不同，内容或简约或规整，拿在手里实实在在。特别是有心的先生，极为珍视自己的职业证明，任教之初以来的聘书都一一保存。聘书，就是他们教书生涯的勋章，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光辉人生。摊开这些聘书，先生们的身影仿若浮现眼前。
聘书，有补于教育史。作为校方与教师之间的契约，聘书本身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便是值得关注的对象，也可呈现国家教师制度发展变化的历史。聘书所附的规约，实际上就是工作合同。它并非千篇一律，既有与国家相关教育法规一致的地方，也有相异之处，是比教育法规鲜活得多的具体而微的实物资料。
教师聘任的程序，大体上由主聘者发出聘请邀约，并附聘书，讲明聘任相关事宜，包括担任课程、课时、待遇等，言明需要明确回函的时间等。如若被聘者应约，则应在规定时间内寄（交）回“应聘书”。正式聘书，除了聘任情况外，一般附有详细的聘任规约，将双方的权利、义务作详细的规定，是一份极为正式、严格的合同。
聘书发出后，并非所有被延揽者都会应聘，学校需要及时作出调整。在大学教授的延聘中，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相对较高。各大学为了延揽到优秀学者，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其中故事多多，常为人津津乐道。近代史上，虽然教育部门对教师聘任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各级各类学校的做法并不一致。就聘书一项，格式化者与非格式化者都有。相对来说，大学教师的聘请及发给的聘书，程序及格式化程度较高，而中小学教师的聘书情况较为多样化，因陋就简的情况常见。
在聘请过程中形成的文书，有草聘、聘书、应聘书、续聘书、聘书存根等类别，形式则有非格式化的、格式化的、手写的、印刷的等不同类型。民国时期，教师聘书的内容基本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本聘期担任课程（及职务等）、周课时（或聘期总课时）、薪资数、薪资发放方式等约定；二是学校关于教师聘任的规约。到解放初，随着新中国教师工资体系的建立和人事编制制度的确立，聘书内容渐趋统一，仅保留聘任岗位的约定，对于工作时间与薪酬等都以相应文件为准而省略。后来，聘书大部分被省略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职称体系的恢复，聘书的应用也得到复苏。
一般的理解是，普通教师由校长或其他学校负责人主聘，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单一。主聘者的身份较为多样，一方面与被聘人的身份地位有关；另一方面，与主聘者和主聘单位的重视程度或学校的性质有关。依据所见的近代聘书，主聘人除了各级学校的校长、教务负责人或校董事会以外，有不少是各级区域负责人，如村长、县长，还有行业部门的领导等。
主聘者以各级学校校长最为常见。若校长出缺，则由代校长下聘书，如1941年私立位育小学给唐文萱教员的聘书，就由代理校长朱启甲签署。学校校董发聘书的情况也较常见，如东阳县方店小学聘请邵长福先生为1947年度第一学期教职员的聘书，即由该小学校董方金吉、方允福、方允金、方金兰、方得祺、方天申6人联合签字、盖章画押后发出。
1936年逐鹿县马家庙村初小胡青云老师的聘书，落款是县长高自明。这是一份印刷的格式化聘书，说明当时该地各小学教员的聘书大都是这种式样，由县长落款。
作为教师担任教职的工作合同，聘书是教师“饭碗”的凭证和从教生涯的证明，也是一个时代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缩影。翻开那一页页泛黄的聘书，一幕幕鲜活的教育史似乎就在眼前了。
百年前的生意经
在我的老家，日常口语形容一个人会做生意，往往说他有“生意经”，指很有做生意的头脑、技巧、知识。技巧与知识从哪里来？既有天赋的成分，也可靠人生阅历和悟性获得，还有不少是通过学习而得到。江南乡村社会自小给我的印象是：学生意就是到开店的那里去当学徒，接受环境的耳濡目染、师傅的言传身教；未曾想过，还可以通过手抄本学生意。
大约一百年前的这册“保昌记”手抄本，就是这样一本“生意经”。它可能与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保昌记”手抄本所记的内容，主要是各种商品的运费与沿途税费的计算方法，实际上可以理解成某种商品从批发市场（进货渠道）到零售市场（经销渠道）的成本计算模板。
以贩运海参为例：从天津起运开始，沿途各种费用包括税费、栈费（进出仓库）、搬运费、包装损耗等，计费方式复杂多变。最后，手抄本列了一个总数，即每百斤海参贩经天津—石家庄—榆次—平遥，一路上的花费是银2l两6钱3。
但是依据它的计费方式，发现很难进行核算，因为除了计费与银钱换算等烦琐的因素之外，计盘方式也在“箱”百斤”个”之间转换，有些地方显然没有交代清楚。即使我们拿到了这个经商手册，也仍然有搞不清楚的地方，比如一箱海参到底分成多少“个”，不明所以。
有些商品的费用就相对低很多，如“苏其干”（不知是否就是素鸡干），同样的路程，每百斤的花费是银2两8钱l，与海参相差十倍。除了天津—石家庄—榆次—平遥之间各种商品运输费用计算方法外，手抄本上还列有西安—平遥之间不同商品的运输成本。
“保昌记”手抄本里面，还记录了各地的税收地点与税额，如天津捐税厘金、西安出城税等。到哪里要交多少税，这对于旧时生意人来说，实在是非常重要的知识。核算成本的时候，税费的考虑必不可少，是生意能不能挣钱的一个重要因素，马虎不得。
“商场如战场”，这是很多小说或商业报道常说的一句话。但“保昌记”的簿记让人觉得，商场更像做资料搜集、分析的学问。仔细看手抄本记录的内容，该“保昌记”属于晋商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它主要关注的是从天津到平遥、西安到平遥的商路和税费情况。在记录天津、西安的税则之外，“保昌记”更是将不同商品的盘运与纳税做了分类归纳，并建立计算模式，是颇为理性细致的成本预算方法。
这些都是商品交易中最为细致的日常信息搜集整理工作，并不是特别的商业秘密。虽然大多数信息都公开可得，但要有心认真记录，却不一定人人都做得到。或许，这才是做生意的真正不二法门。
发票上的美食
发票，作为买卖的凭证，现在基本上都是由税务部门印制、带防伪标识的格式化的专门票据，而且正在电子化。但其实在不久的过去，它还没有统一的名称，也没有统一的格式，也不是由税务部门统一印制，而是商店自行制作，或漂亮到花朵一样，或简陋到只是一张纸条。
下面一组发票，都与美食有关。保存至今的此类票证收条，为我们提供了认知过去美味佳肴价格的线索，还有相关酒庄、饭店、杂食铺之类的信息。与其它具备系统性的物价数据相比，这些实物材料虽然零散，但呈现了鲜活的、可以触摸的历史，丰满而生动。
鱼翅作为名贵的海味，在以前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消费的，自然也不是普通饭店常备的原料。但在上海滩“国际大饭店”这样的高档交际场所，鱼翅却是必备的食材。据1939年上海公源号发票内容，1939年6月10日，国际大饭店从公源号购买了三种鱼翅，最好的一种3.6元／斤，次之2.3元／斤，再次1.1元／斤。国际大饭店依次买了10斤、3斤、3斤，总价46.2元，应该是批发性质的价格。此时日军尚未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未爆发，上海处于孤岛时期。
在这张发票上，还盖有浅蓝色英文图章，上面的项目包括“ChineseKitchen”、编号、日期，表明这是该饭店中国厨房购买的材料。此外还有蓝色钢笔的几笔文字，分别是7月某日，26.31（元），36.59（元）的字样。两笔货款相加为62.9元，超过了总价46.2元16.7元之多，不知何故。有一种可能是，公源号卖给国际大饭店的该批鱼翅并非一次性付款，而是赊账，国际饭店需要付利息。
罐头水果现在不流行了，但曾经是很时尚的一种商品。记得以前看电影，尤其是战争影片里，罐头是缴获的战利品中的好东西。1947年南京新兴企记商店的发票，就是在商场里卖罐头的记录：1947年6月20日卖了台尔门牌子的什锦、杏子、生梨三种，各2听，单价为法币45,000元、36,000元、36,000元，票面上注明端午节送礼用。
这家企记商店，位于南京中正路（今中山南路）中央商场，主营烟草、洋酒、罐头、饼干、糖果，号称“第一家”。印章显示，第二天，同一经手人又到这家店里买了十瓶黑方牌的威士忌（单价3万元），还是端午节送礼用（顺便补充，依据手头的其他材料，买这些东西送礼的是南京的益丰纱厂）。
南京人爱吃鸭，一只板鸭多少钱？日常零售价估计很少有人记，所以这张庆源祥板鸭交易的发票是难得的实物资料。庆源祥鸡鸭号的店铺位于贡院街，某年二月初一卖出3只板鸭，总价为392,000元，买主用来送礼。3只鸭子要几十万元，可见当时法币的通货膨胀已非常高；发票上贴的是“联运图”税票，故而推测，该交易可能发生在1948年。
因偶然的机缘，我搜集了一张新宝丰鲜果行（位于南京河南中路433号抛球场口）的发票，是手头唯一一张水果专卖商店的发票。据票面文字：蜜桔一合，计叁百叁拾元（330元）。时间是元月十一，没有买主的信息。该发票背面贴金圆券面值的税票，可以推知，当时正是国民党政府推行金圆券的时期。因此，这笔交易发生的确切时间很可能是1949年春节期间的农历元月十一，即公历1949年2月8日（星期二）。此时，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都已结束。
1949年，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4月20日晚至21日凌晨，渡江战役全线展开，解放军很快渡江南下，一路向前。军锋所至，地方建设随之跟进。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全面开展地方建设不容易，最直观的是通货膨胀持续存在，这一点在吃饭方面表现显著。如一张字据记录：南京财委工资处人员在外面吃了两碗面条，申请报销，两碗面的总价是5600元。
报销申请的背面贴了吃饭的票据，历经岁月流转，只留下了一张3630元的单据了。这是一种很薄的纸，纸张质量还比较好。据票面，这是当时南京市茶社面点同业公会统一定额的销货凭证。从所盖图章知道，这是一家叫“志坤园”的店，在同业公会中编号为379。
抗美援朝时期的口号
商业发票上所印刷的内容，除了与交易有关外，往往还有一些与时代有关的口号。
1951年8月26日，南京清真华利茶食糖果号开给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会的发票上，印着“加强国防力量，保卫世界和平。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朝鲜前线”的宣传口号。
抗美援朝时期，大多数发票上的口号没有这么长。1951年9月16日，南京补胎商业同业公会统一发票，宝记正明轮胎行开具给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发票上，即是简洁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8个字。
1951年9月26日，美昌纸张文具印务局开具给农科所的发票上，也只印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农科所买了一张透明彩色纸，注明是“庆祝国庆绘图用”，当时币价1万元。
发票上口号的内容变化不大，但是位置、字体各不相同。1951年11月26日，太原裕泰隆海味店开给“义振生”的发票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分开印制在发票天头的两端，很醒目。义振生买的蜡烛，名字也比较有时代特点，叫“和平洋烛”。而这家店本是海味店，也兼卖蜡烛。
1952年3月25日，义振生（商号名的可能性比较大）在忻县买了14刀方二连纸，每刀纸4700元，一共花了65,800元，现钱结算。发票的右边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字体不是印刷体，而是手写体。另外一张忻县的统一发票，时间是1952年1月4日，还是义振生买东西的发票，格式相同，右边的口号一模一样。
有些发票的口号比较严肃。如这张1951年12月21日，北京新京文具仪器商行开给荣长厚钱庄的发票，天头上印制的口号是：“买货须取得发票，卖货须开给发票！这是抗美援朝爱国行动的具体表现！”1953年1月22日，江西景德镇的一张发票上，右上角印了一句“人人都来抗美援朝”，语气较为柔和活泼。
税务档案里的中学地图
手头藏有一幅1952年《泰州市私立泰州中学购买土地概况图》（简称《概况图》），是在一堆解放初江苏泰州房产税资料中找出来的，很有时代感。鼎革之际，重新理清土地、房产，在征收税金、保证新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也是稳定与重建地方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措施。
《概况图》虽然详细标注了地块及原业主姓名，但是却没有详细的图例标明具体情况。依据找到的相关档案记录，知道该图是（泰州市）《房地产契税登记表》（1804号，后文简称《登记表》）的附件。
据该《登记表》，私立泰州中学在1952年12月9日与李根奎等15人订立了土地买卖契约，总体位置在鼓邑村，面积总共17.06亩。总交易额为人民币12,359,040元，税率6%，交税人民币741,500元。交易中，呈验的证据有新契约15张，土地证8张。交易登记日期是1952年12月30日，初审日期是1953年1月15日，最终核定迁延至3月l5日。
《登记表》后还粘贴了一张补充说明的字据。据该交易附属的15份《苏北区泰州市契税申请书》，所有原业主都住在邑庙东园，出售地块的类别都是“园田”，出售地块的位置基本都在城中区鼓邑村及附近。每块地的四至等对照地图一目了然。
从《概况图》可明显看出，1952年私立泰州中学扩建，主要是从西向东展开。这样，一方面校园空间得到了扩展；另一方面，结束了原来本部与二分部之间的分隔局面，使得两个校区连成一片。两相结合，整个教学空间得到大大地改善，使校园真正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私立学校，尤其是中小学的发展是一段值得探究的历史。私立泰州中学虽只是个案，但它在建国初期的这种蓬勃发展，很可能具有代表性。校园得以扩建发展，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环境安定、政府组织效能强带来的福祉。从《申请书》上写的“经区政府动员，于十二月成交”可看出，当时私立学校发展中政府的帮扶作用。后来，一部分私立学校转为公立，为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就《概况图》中的私立泰州中学而言，它几经变迁，到1970年定名为泰州市第二中学。
通过这张《泰州市私立泰州中学购买土地概况图》，可以回到1952年泰州中学蓬勃发展的历史现场，感受新中国基础教育事业的兴旺气象。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