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剑杰
1858年农历十一月初一，上海租界环马场，后来成为著名报人、教育家的苏州人王韬，正和好友管嗣复、李善兰一起散步。
这天的散步并无特别的历史意义，只是记载于《王韬日记》中的上海生活日常。但审视其中的中西观念碰撞，便有了考察近代中国人生活方式、观念转型的标本意义。
星期制的引入
古代中国也有公休制度——休沐，始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汉律》记载，官员连续工作五日后的第六日为休沐日，“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即沐浴和休息。唐宋时期，休沐制度变得更加人性化。
除了每十天一次的“浣”假，还有冬至、清明、元旦、寒食等特定节假。清代休沐制度大体延续前代，但不同的是，有一个贯通冬至、元旦、元宵三个节假的年终大假。在此期间，官府封存印鉴，停止日常公务。
6000多年前，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苏美尔人开创了古巴比伦文明。他们发现，月亮会在盈亏间交替变化，周期正好是七天。于是他们规定：每月有四个星期，每星期七天，每天分别由不同的神来守护。
巴比伦文明虽然早已湮灭，但它的碎片却已融入了其他文明。星期制首先传到欧洲。古罗马人接受了每星期七天的制度，且按照自己信仰的神的名字，重新命名了一星期中的每一天。直到公元321年，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颁发了《星期日休业令》，以法令的形式明确了七天为一个星期，基督教信徒可以在星期日休息。星期制度从此在西方世界固定了下来。
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每个星期日，他会和教徒们一起礼拜祈祷，给中国人带来了关于西方星期日公休风习的最初印象。但在当时，除了少数信徒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中国人接受星期制，直至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列强打开。
根据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之一，英国人在这座江南小城建立了租界。人口涌入，商贸日渐繁荣，王韬在1848年初登沪上时，这样描述所见场景：
上海自与泰西通商，时局一变。丁未中夏，先君子饥驱作客，小住泸北。戊申正月，余以省亲来游。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飘渺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然几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
这是王韬此前从未见过、也无从想象的奇特景象，其内心之震撼可想而知。但在时人的另一篇文字里，黄浦滩却是这样的情形：
它那平庸的外貌具有一种令人可怕的单调乏味的气氛。土地上没有一点儿树木，有一半淹在水里，差不多全部种了庄稼。不计其数的污水沟和小河纵横交错，到处是坟墩，低矮肮脏的茅屋，其实只是竹子和干泥搭成的破棚子。
这样的反差场景，一直共存于此后百余年间的上海。
王韬来到上海后，成了墨海书馆的一名校书员。这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等人创建的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社，也是那个年代最早进入中国的近代新事物之一。它的“新”，给予人们最直观的印象，或许是那套铁制的西式汉文铅印活字印刷设备。运转需以牛车带动，传动带则延伸过来推动印刷机，因此，在机房内看不见牛车，但能听到传动带“喀啦啦”转动的声音。
墨海书馆内，所有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都遵守同一套规则：周一至周五上午的四个小时在馆内校书；礼拜日则全体休息。此前千百年来的农耕生活中，中国人习惯依靠节气天时来进行农事活动，他们往往使用“一盏茶”等粗略的计时概念，即使是商业活动也不例外。
星期制是福利，也是约束。比如，某日有一位孙姓朋友来访，但正逢工作日，王韬就无法接待。而他之前在苏州锦溪书院当教习时，就没有这种限制，因此，初入馆中的王韬感到分外不适应。
供职墨海书馆近十年后，王韬一方面还保留着中国传统文人的风习，比如诗酒吟联、聚谈清议，又或征歌度曲、探花深巷等。另一方面则适应了上海的近代化生活，如某日与好友参观肖像馆，某日参观照相馆，某日逛洋行购物……如此不一而足。
尤为典型的生活方式改变，或许是“礼拜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周末”。这种来自西方的公休制度，连同礼拜日的活动一起，成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现代化转型的具象。据《王韬日记》记载，他会在礼拜日和传教士前往教堂听讲经，也时常往环马场观赛马……
上海开风气之先
1858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星期日）的这段记载，是王韬在上海周末公休生活的一幕幕平常镜头。不过，从中可挖掘出一些有趣的细节：
朔日壬申
晨，同小异入城，先往东关寄家书，知孙荣货船尚未开也。……既至环马场，知馨美酒楼所煮牛脯初熟，同往大嚼。予素不食牛，此第一次破戒，不知五脏神赞叹其妙否，抑如食羊者之踏破菜园否也？
耕牛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历朝历代多禁止民间私自杀牛，因此古代中国人极少能吃到牛肉。牛肉进入中国百姓的日常食谱，其实仅是20世纪以来的事。王韬生于1828年，年届三十岁才在上海第一次“破戒”吃牛肉，已算得风气之先。
1850年代的上海，虽已呈现出与传统农耕中国迥然不同的时代新气象，但距古代苏州府松江县转型而来为时尚短。因此，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还是体现在像王韬这样服务于墨海书馆等新式机构、企业的职员们身上。
1860年前后是又一个历史节点。太平天国运动横扫南方十四省，战火烧到富饶的江南，太平军与清军在浙北、苏南反复拉锯。江南的传统中心城市苏州、杭州，都在战乱中“庐舍为墟”。
其间，许多江南精英们带着家人、财富逃离家乡，去了上海租界——这是当时江南唯一一片隔绝了战火的地方。据统计，仅1860年，涌入上海租界避难的人口一度达到70余万，“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
70万人“丛集”上海租界一隅之地，带来了巨量的人才和资金。保守估计，从1860年到1862年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至少有650万银元的华人资本流入租界。周武《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一文如此评论：“源源不断的难民，以他们的智慧、资金和技艺等给上海的都市化和社会经济的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他们与界内的外侨一起共同缔造了近代上海的初次繁荣。”
避难者们的到来改变了上海，他们自身也被上海改变着。柳亚子先生的曾祖父柳兆薰初到上海租界，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货币不通行。“本洋”，也就是“中国制式银元”在租界不能用，为此，柳兆薰不得不贱卖了手中的部分“本洋”，换成“英洋”维持生计。
在上海，柳兆薰继续读书絮谈、迎来送往、棋画花鸟、宴饮吃局……看似与乡居生活没有区别。但据明清史专家对《柳兆薰日记》的定量分析，实际上，城居之后的柳兆薰，在交往对象、生活重心、核心事务处理等多个方面都有显著的变化。乡居时，在《柳兆薰日记》的事项记录中，“田租”是核心事务，出现频繁；而在城居生活中，从得知“本洋”不可用、被迫贱卖以兑换“英洋”开始，“英洋”这个此前陌生的词，在其日记中出现了数十次。
在近两年的城居生活中，柳兆薰每每在日记中详尽记录“本洋”与“英洋”的最新兑换价格。事实是，柳兆薰到上海后不久，便开始从事银元投机买卖，以赚取汇率差价。
另一位原已了解“中外大势、中西差别”的苏州乡绅领袖冯桂芬寓居上海期间，曾由王韬导游，多次游租界（夷场）、参观洋行、看赛马。冯桂芬日记写道：“货物尤为美备，奇器淫巧不一而足。夷人四五，颇殷勤，得遍观也。购刀一剪一，精利可爱。”
冯桂芬出身榜眼，做过翰林院编修，早年曾与魏源交好，又受林则徐赏识。1850年代，他曾到过北京、上海，参观租界、接触学人。因此，当一般人还在欣欣于“万年和约、夷夏之辨”时，冯桂芬已认识到“合地球九万里为一大天下，中国仅占十五分之一”。居留于上海这个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杂处之区后，冯桂芬更进一步认识到，西洋“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皆得格物致理。舆地书备山川厄塞、风土物产……”
涉足近代工商业、金融业，通常被视为柳兆薰等传统乡绅城市化趋势的最显著特征。而在思想上走得更远的冯桂芬、王韬等人，被称为“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他们浸润着传统文化的气质，但比普通士绅更具近代眼光。
星期制在清末民初的确立
1860年代在上海城市史上是一个分水岭。此前的上海，是江南的上海；此后的江南，则是上海的江南。上海引领江南走向近代化、国际化转型，形成了中西融合的独特文化氛围和全新的生活方式。
随着上海逐渐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人们对于此地的各种现代化生活方式习以为常，也有媒体发文提倡。1872年出版的《申报》刊载了一篇《论西国七日各人休息事》的文章，描述了在华外国人的周末：
是日也，工停艺事，商不贸易。或携眷属以出游，或聚亲朋以寻乐，或驾轻车以冲突，或策骏马以驱驰，或集球场以博输赢，或赴戏馆以广闻见，或从田猎以逐取鸟兽为能，或设酒筵以聚会宾客为事。
评说这种制度时，作者直抒“西洋诸国礼拜休息之日，亦人生不可少而世事之所宜行者也”，提出“亦仿西人七日之期而少息，其余日月愿奋勉以图功……”这是东方古国对星期休息制度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后留下的“历史笔记”。
上海《申报》由美查洋行创办，供职的“秉笔”（记者）却都是“中华文士”。“始于壬申三月，除礼拜按日出报，每纸十文。京报新闻及各种告白一一备载，各省码头风行甚广。”
此后，1875年王韬出版的《瀛壖（音ruán）杂志》、1876年上海文人葛元煦撰写的《沪游杂记》等著作，都介绍了寓居上海的西方人过周末的热闹场景。《沪游杂记》对星期制有详细介绍：七日一礼拜，为西人休息之期。即中历虚、房、星、昴四宿值日。是日也，工歇艺事，商停贸易，西人驾轻车、骑骏马，或携眷出游，或赴堂礼拜。华人之居停西商者，于先一日礼拜六夜，征歌命酒，问柳寻花。戏馆、倡寮愈觉宾朋满座云。
“虚、房、星、昴”是二十八星宿日历记法的术语，相当于星期制中的礼拜日。此间，“华人之居停西商者”，即洋行职员和买办们已习惯于星期制的工作方式了。
从《申报》的文章开始，星期休息制度慢慢进入更多上海人的生活。
不问公私礼拜虔，闲身齐趁冶游天。
虽然用意均劳逸，此日还多浪费钱。
这首葛元煦创作的打油诗《礼拜日》曾广泛流传于当时的上海。尽管已开埠三十年，但在大部分中国人看来，“礼拜日”还是个不知好坏的新鲜事物，“只有少数上等人家，或受雇于洋行之从业人员，因受时间表操行，遂可与西人同步”。显然，即便是在上海，除了洋行职员这些特殊人群外，大部分中国人对星期制还很陌生。
但现代化生活方式已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到了1890年代，通过新式学堂的创生经营，星期制进入了更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戊戌维新推崇西学，这一时期的新式学堂章程中，大都明确规定了全校师生星期日休息的制度。尽管，当时很少有“星期日”这个称呼，还是以“房、虚、昴、星”四字这样的二十八星宿值日法表述。
1897年创办的江南储材学堂规定：“每逢房、虚、昴、星日，照西例休息。”同年，浙江求是书院（今浙江大学前身）也定此规。宁波中西学堂校方规定：凡遇礼拜日，则停止讲读。”
此外，维新派创立的社会团体大多实行星期日聚会或休息制度，如关西学会、长沙南学会、湖南延年会、法律学会等。当时的一些报纸也采取星期日休息制度，如维新志士唐才常、谭嗣同创办的《湘报》每逢星期日停刊。
先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后鉴于教育部门的特殊性，戊戌维新后的短短几年，清政府便于1902年8月颁布了《钦定中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首次规定全国中等、高等学堂实行星期日休息制度。
学堂联系着更广泛的千家万户。自1906年始，清政府中央各部也相继在星期日放假公休。率先实行的是一些新设立的中央机构，如主管教育的学部（即教育部）、主管经济的农工商部、主管外交的总理衙门等。紧随其后，1907年秋，陆军部开始休星期日；1911年夏，守旧的吏部与礼部也跟上了这一“潮流”。
1911年7月，清廷为两年前刚登基的幼帝溥仪举行隆重的典学仪式。但在课业时间上，帝师们颇费踌躇：如果在星期日给小皇帝放假，有违祖制；不放假，则不合时宜。为此，帝师们专门上报皇室裁决。
皇太后与摄政王载沣好一番商量，决定不拘泥祖制而迎合潮流。懿旨中写道：“皇上尚在冲龄，未便过于勤学，所请星期休息之处，著照所请，该大臣知道。”清朝最高权力机构之一的会议政务处也提出：“星期日公休为世界通例，中国不能独异。”
至此，清政府中央机构都已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度，地方机构、司法系统等也都闻风而动。如1908年，成都自治局的办公条例规定：“年节照例放假……星期休息。”
在清末最后几年，星期制已约定俗成地成为都市生活的一种新时间概念。当时，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如公园、动物园、图书馆、博物馆等，均以星期为固定的时间单位来安排开放日程。
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鼎革，采用民国纪元与公历并行，规定星期日为公休日。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