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仰东
“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
叶圣陶的职业生涯，始于一段历史的开端。1912年元旦，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不久，他从苏州草桥中学毕业，到一个叫言子庙的地方当初小老师。这一年，他18岁。此后十几年间，叶圣陶辗转各地，在多所小、中、大学任教，直到1928年入职商务印书馆，才正式转行做编辑。
教师是叶圣陶的第一个职业，但不是他自认的第一职业。叶圣陶晚年曾说：“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这样的自问自答，更像一种表态。
编辑不是一个耀眼的职业。在很多人看来，编辑不过是给作者的稿子挑挑毛病，提点修改意见。编辑头上的某些职业标签，如“为人作嫁”等，也不具有光环效应。
但是，叶圣陶不这样看。他认为，文字本身不可能孤立存在，文字、语言、思想是一脉相连的，自然也不可分割。1949年春，叶圣陶作为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是拟议中参与新中国教科书编纂的主要人选。他为此拟定的中学课程标准，有这样的说明：一个词儿用得合适不合适，一个虚字该补上还是该删掉，都是内容问题，不是‘文字问题’。表达内容既然以语言为工具，惟有语言运用的得当，才能表达的得当。”后来他又一再申明：“思想拿不出来，定型成为语言，这才拿得出来。”“脱离语言文字，又何从判其思想之正确明白乎。”“语言是思想的定型。”叶圣陶这番职业感言深有见地，洞识了基础性文字工作的创造性，至今仍有鲜明的针对性。
在叶圣陶发表这些看法前后，还发生过一件事。教育部打算调在清华任教的吕叔湘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书。叶圣陶劝吕叔湘“最好脱离清华”，理由是：“任教于清华，受益者不过学生数十辈，来我社编书，受其益者为无量数之中小学教师及学生。”吕叔湘虽没能“脱离清华”，1952年院系调整后去了中科院语言所，但他一度兼任人教社副总编辑，著有多种语文知识方面的普及读本。他晚年在回忆与叶圣陶的交往时说：“原先我认为学术工作的理想是要专而又专，深而又深，普及工作是第二流的工作……可是我现在认识到普及工作需要做，并且要把它做好也并不容易……回想起来，我确实是受了圣陶先生的影响。圣陶先生把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编《中学生》，值得吗？非常值得。现在七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人里边有很多人曾是《中学生》的忠实读者，在生活上和学问上是受过它的教益的。”这段话的最后几句，与叶圣陶当年劝他“脱离清华”的理由，虽时隔近40年，仍能互为呼应和印证。
这也是叶圣陶一贯的职业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学有专长的民主人士，如黄炎培、沈钧儒、李四光、史良、马叙伦、沈雁冰等，都进入中央人民政府，出任部长等实职。叶圣陶也被任命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任人教社社长、总编辑，身份趋向管理者。这个任命本来顺理成章，却有违本人意愿。叶圣陶为此在1952年2月致信胡乔木，表达这样的意思：“余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实同尸位，主教育出版社亦不胜负荷，若得于出版社中任一文字编辑，则尚可任。请渠代为设法，俾如其愿。”两年后，叶圣陶再写信给胡乔木和胡绳，“希望他们同情与支持，俾余得解除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与总编辑之名义”。叶圣陶的辞职理由或许涉及“三观”，在他看来，一名文字编辑的价值，并不低于署长、总编辑、教授之类，他的职业选择不含任何杂念及功利色彩。即使在当年，这也是难得一见的。
叶圣陶待人谦和，很少疾言厉色。诗人臧克家说：“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大字是做人的一种美德，我觉得叶老先生身上兼而有之。”吕叔湘回忆：“我第一次见到圣陶先生，跟我想象中的‘文学家’形象全不一样……说话慢言细语，像一位塾师。”这个第一印象，在叶圣陶的朋友圈中大概已是共识。但是，一言及职业，叶圣陶则态度鲜明，甚至有时不惜语含锋芒。
语感灵敏
民间有一种说法，当年，以国家名义颁布的很多重要法律、规章、公报等，都由叶圣陶和吕叔湘把最后的文字关。这个说法在叶圣陶日记中也得到一些印证。
1950年9月9日，叶圣陶记：“政府委员会派人来，谓国徽早由全国委员会通过，即将公布；于其制法，起数稿而未安，托余另造数句说明之。”
1954年成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聘任叶圣陶和吕叔湘为语文顾问。5月25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夜访叶宅，叶圣陶记：田家英来，言宪草之修整须仗叔湘与余。”
那段时间，叶圣陶的精力多用于对宪法草案的“修整”上，他也时有记录。3月6日，叶圣陶记“宪草”顾问组第一次集体办公的经过：
九点后至叔湘所，少坐，即偕往北京市委之会所，作修润宪法草稿之事。邀集者凡六人。余与叔湘、胡绳为一组，注意文字之修正。钱端升、周鲠生、张友渔为一组，注意条文之实质。中午，董老（董必武）来招呼，共午餐。董盖实际主持此事之人也。自上午十点至下午五点半，中间午餐并休息二十分钟，计修正条文二十余条，颇有几条，斟酌大费时间。
3月8日，叶圣陶记：
九时起仍与叔湘、胡绳斟酌条文。下午将九十余条研磨完毕。重又从头起读一遍，改去文言用法之“以”“其”等字。于国徽之形式，余之改语为“齿轮和麦穗稻穗环绕着五星照耀下的北京天安门”，自以为颇得意，不知大家讨论后结果如何。
大家是如何讨论的，叶圣陶没再提及。结果是这个他“自以为颇得意”的修改意见最终未被采纳。“五四宪法”对国徽的表述是：“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此后宪法历经修改，这个表述一直没变。不管怎么说，叶圣陶于“宪草”修整，做到了倾尽心力。3月15日，叶圣陶又记：
两点至市委，与叔湘处一室，共同研究本月九日之四读初稿。胡绳因事未来。研讨至六点廿分，读毕六十余条，写修改意见三纸交与张友渔而归。
在这天的工作记录后，叶圣陶还写了一段感想：“就语文观点而言，起草者颇不注意于精密，往往说出即算数，不顾其达意与否。余与叔湘嗅觉较灵敏，一看即感知毛病所在。”这段话写在日记里，应该没有自我标榜的意思，两人眼力确实都很“贼”，有“一看即感知”的语感天分。
除了完成上边下达的任务，叶圣陶还经常“友情出演”，应邀私下为友人和同事审稿。
宋云彬当年与叶圣陶同船北上，到北平后，写成书评《读〈闻一多全集〉》，即“交圣陶”。宋云彬当天日记记：“圣陶详读一过，谓文句有小疵，如‘有着特别的意义’，多一‘着’了。并谓近人犯此病者甚多。”虽一字之疵，但叶圣陶的指谬，在宋云彬看来，并不是一个字的事，否则他也不至如此郑重其事地写在日记里。
1953年8月，胡乔木请叶圣陶给自己在第二届文代会的报告稿润色。8月22日，叶圣陶日记记：“粗略翻看一过，觉其甚佳，政治性极强，于文艺工作痛下针砭，思致极深，即下笔改之。”此后几天，日记中接连出现“改乔木之文”“上午专改乔木之文”“将乔木之文改毕，即与送去”的记录。叶圣陶随稿附函胡乔木：“此作深、强、透辟，心折之至。”后来，周扬也将自己在文代会的报告稿送叶圣陶，“嘱阅看提意见”。9月19日，叶圣陶日记记：“文甚长，看三小时而毕，意与乔木之稿相近……余仅为改尤为别扭之少数语句而已。”胡乔木、周扬当时都是宣传文艺口的负责人，都以写文章“大手笔”见长，没少起草和审阅报告。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觉得，成稿后请叶圣陶来把文字关，是一道必要的程序。
看稿改稿乃乐之所在
叶圣陶的职业意愿，正如他向胡乔木提出的，是当一名文字编辑。其实，对叶圣陶来说，编辑不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生活的一部分。上世纪50年代，叶圣陶身兼多种或实或虚的职务，上至国务活动，下到本单位的日常事务，都需要参与，看稿往往只能业余为之。但他一直坚持常态化地看稿、改稿，频率几乎与普通编辑无异。偶有空余，他会在日记中写一句“今日无稿可改”。有人劝他业余时间多休息、少看稿，他答：看稿改稿已成习惯，休息无所事事，亦甚无聊也。”这个习惯的形成，自然离不开叶圣陶认真敬业的品性，但似乎不止于此。1952年3月1日，叶圣陶收到精装本《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他在日记中写道：“中有《矛盾论》一篇，为《实践论》以后之哲学论文，二论实相辅，容细细玩味之。”这样的阅读感觉，在当年“毛选”的读者中，应该是不多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叶圣陶的“习惯”，实为乐之所在。他能做到在看稿、改稿和玩味文字之间画等号，时因心思过于投入而体感不适，这与某些人的熬夜打牌等嗜好，多少有点异曲同工之处。
叶圣陶改稿的记录或档案，我们无缘得见庐山真面目。但他在日记、书信中有不少相关自述，都不失标本价值，至今堪当范例。
1952年3月，叶圣陶读改方宗熙编写的中学读本《达尔文主义基础》。3月2日，叶圣陶记：“此稿本将付排，有同人谓总须看一遍，乃决意以数日之力毕之。至于五点四十分，仅得二十余页。方君之稿系以苏联教本为蓝本，斟酌我国情况而加以增删，内容颇不恶，然文字方面实多疵病。”3月5日，叶圣陶记：七八万字，四天而毕，亦云不慢。看稿较用心思，夜眠即不得酣，由此可知体力之衰。”方宗熙是留英归国的科学家，他向叶圣陶表示，对所有修改深感满意，叶圣陶又在日记中写道：“余为之欣慰，心力不虚掷，自是可喜。”无论是方宗熙，还是别的作者，稿子经叶圣陶过目，都会有一种病号遇见名医的幸运。
20年后，叶圣陶年近八旬，精力、体力大不如前，职业状态却一如从前。1972年2月，叶圣陶收到作家浩然的新作《金光大道》清样后，写信给长子叶至善：我准备用二十天时间看完浩然的《金光大道》，全册六百二十九页，每天看三十多页，不算多。小问题的确有，他叫我尽量从严，我就见到就批。”叶圣陶本身就是作家，而且是中国新文学最早的作家之一。五四时期，他就与郑振铎、茅盾等12人共同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接任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时，叶圣陶在一堆来稿中发现并推介了巴金、丁玲等人的处女作。很多年后，巴金致信叶圣陶：三十年前我那本拙劣的小说意外地到了您的手里，您过分宽容地看待它，使我能够走上文学的道路。”丁玲也对叶圣陶说：“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看《金光大道》稿，也算重拾老本行。改完清样，叶圣陶又写信给叶至善：“我看浩然的书看了十六天，昨天下午看完，稍感疲累。今天上午，浩然与一个责任编辑同来，九点谈到十一点半。我把想到的细小问题都跟他说了，书上也批得很多，大部分的页面都不甚干净。他要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改，因为要删要增，人物还要调整，情节还要变动，很局促了。”《金光大道》出版后，读者无数，恐怕谁也想不到，这部作品的清样，几乎每一页都留有叶圣陶的修改笔迹。
叶圣陶强调语言文字精准、恰当、生动，是一种很高的职业境界，与死抠文字是两码事。他的眼界并不仅限于对文字的修正。上世纪70年代，叶至善所在干校给每人发了一本《鲁迅杂文书信选》，他写信给父亲：“中间有几篇实在不好懂……注虽然比以前的好些，还不能解决问题。”叶圣陶回信答复：“鲁翁之文，要当时与他非常接近的人才明白。许广平死了，许季茀（许寿裳）也早死了。冯雪峰有一时期与他常往来，但是冯是拘泥而又粗疏的人，未必真理解鲁翁。唐弢似乎比较好，现在是病号，不知能否做工作。到将来，鲁翁之文是肯定流传的，但是谁都不甚了了，只能随便猜。”鲁迅1927年定居上海后，一度与叶圣陶是景云里的邻居，时相过从。到了上世纪70年代，鲁迅作品皆非原稿，不涉及文字处理，叶圣陶手头也未必有这本书，叶至善等于给父亲出了一个“盲审”的题目，而叶圣陶对“读鲁”的判断和估计，虽寥寥数语，实为一篇带有方向性的审稿意见。
有意思的是，曹聚仁写过《鲁迅与我》《我与鲁迅》等回忆文章，当中提到一个细节，与叶圣陶的判断不无暗合，曾得到鲁迅当面首肯：鲁迅有一次到曹家，“他看见我书架上的一角，堆积了他的种种作品以及一大堆资料片，知道我准备替他写传记。我笑着对他说：‘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他听了我的话，也笑了，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鲁迅先生若天堂有知，对叶圣陶的话，想必也会引为知己之言的。
叶圣陶作为一名编辑，留下了丰厚的职业遗产。但是，他的职业生涯很难复制。应该说，学养、天分、趣味等因素集于一体，而且都达到极致，才能造就出这样的文字编辑。这也是叶圣陶得天独厚的职业基础。叶圣陶是一位于小节很认真的人，类似“举重若轻”“抓大放小”等词，都不适用于形容他。发现、感悟和享受别人留意不到的细节，在叶圣陶的日记、书信中，在友人回忆他的文字中，都有大量鲜活的事例。这种品性伴随叶圣陶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决定了叶圣陶的职业高度和人生高度。
（作者系中国政协文史馆原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