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耀杰
童稚时代的“造命”教育
1890年，陈衡哲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陈钟英（字槐庭）是清末翰林，历任御史、知府、盐运使等官职。父亲陈韬（字季略），1910年前后出任四川乐至县知县。母亲庄曜孚（字茝史），以画没骨（一种国画技法，直接用彩色作画，不用墨笔立骨——编者注）花卉著称，深得常州恽南田画派的真传，曾随丈夫在乐至县创办女子师范学堂。
陈衡哲从小随母亲识字读书，7岁时尝试用白话文写信，得到远在北京的父亲的热情鼓励，为她日后成为白话文学先驱者埋下伏笔。她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说：“童年时代用白话写信是我早年教育中惟一觉得有趣生动的经历，就算我爱好的古典诗歌也不能与这种自由的表达方式相提并论，因为我对诗歌的爱好充其量只是被动的接受，而用白话写信则是积极又有创意的。”
对于陈衡哲的人生命运最具决定性影响者，并不是她的父母，而是她的三舅庄蕴宽（字思缄）。1932年春天，曾任江苏都督、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庄蕴宽在家乡常州去世，陈衡哲在挽联中写道：
知我爱我教我诲我，如海深恩未得报；
病离生离远离死离，可怜一诀竟无缘。
在《我幼时求学的经过——记念我的舅父庄思缄先生》一文中，陈衡哲深情回忆：
而督促我向上，拯救我于屡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湿了的稚弱翅膀，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进者，舅舅实是这样爱护我的两三位尊长中的一位。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在外任职的庄蕴宽回常州探亲，陈衡哲总是天不亮便来到三舅身边，缠着他讲新奇的故事。庄蕴宽敬重科学文化，把新鲜事物和先进文明介绍给陈衡哲，最后一句话总说：“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女孩子，你应该努力的去学……独立的女子。”陈衡哲回忆说：“这类的话，在当时真可以说是思想革命，它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影响该是怎样的深刻！”
13岁的陈衡哲求学心切，主动要求母亲让她到广州三舅那里去上学。陈衡哲一到广州，便到当时唯一招收女生的医学院报名。由于学校不收未满18岁的学生，三舅只好亲自教育陈衡哲，同时请一位杭州学者教她初级数学和卫生知识。“经过这样一年的教诲，我便不知不觉的，由一个孩子的小世界中，走到成人世界的边际了。我的知识已较前一期为丰富，自信力也比较坚固，而对于整个世界的情形，也有从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后来，陈衡哲请求舅母把自己带到上海投考新式学堂，遂进入上海一家新办的医学女校就读。
远在四川的父亲把陈衡哲召到成都，包办了她的婚姻大事。陈衡哲一心向往新生活、追求新学问，只好以“我永远不结婚”的决绝态度加以抗争。1910年冬，陈衡哲离开成都返回上海，一度陷入痛苦绝望之中，只好跑到常熟乡下向姑母求助。这时，性格刚毅的姑母给了她一线光明：
这位姑母不但身体高大，精力强盛，并且天才横溢，德行高超，使我们一见便感到她是一位任重致远的领袖人才；虽然因为数十年前环境的关系，她的这个领袖天才只能牛刀割鸡似的施用到两三个小小的家族上，但她的才能却并不像普通所谓“才女”的一样，只限于吟风弄月。她除了做诗，读史，写魏碑之外，还能为人开一个好药方，还能烧得一手的好菜。她在年轻的时候，白天侍候公婆，晚上抚育孩子，待到更深人静时，方自己读书写字，常常到晚间三时方上床，明早六时便又起身了。这样的精力，这样艰苦卓绝的修养，岂是那些佳人才子式的“才女”们所能有的！
1914年夏天，清华学校招考留美女学生。陈衡哲此时正在乡下当家庭教师，在姑母鼓励下，她赴上海应考，考完后仍回乡下教家馆。姑母在报上看到录取名单中有陈衡哲的名字，立刻写信通知她。姑母的信还没看完，陈衡哲“眼泪便如潮水一般的涌出来了”。用她事后的话说：“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最痛苦的一页，而引我离开这个境地，使我重新走上‘造命’大道的，却是这位老姑母，和她对于我的深信与厚爱。”
海外缔结姻缘
位于纽约州中部绮色佳（Ithaca，又译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是中国留学生相对集中的一所名校，胡适、赵元任、任鸿隽、杨杏佛等人先后在此就读。
1914年夏，康奈尔大学的一群中国留学生集股筹办《科学》杂志。1915年1月，《科学》杂志在汉字出版史上第一次采用新式标点符号；胡适后来发表《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为此事宣传辩护。1915年10月，留学生创办的“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任鸿隽被推举为首任社长，陈衡哲是第一批30多名社员中唯一的女性。
英文名为Sophia——即莎菲的陈衡哲，是1914年秋天进入纽约州瓦萨女子学院留学的，主修西洋历史，副修西洋文学。1915年，友人丁美英请她把美国孟河女子大学创办人来因女士的一篇传记译成中文，译文完成后投给《留美学生季报》年度主笔任鸿隽，刊登在该报的秋季号中。两人从此建立通信联系。
1916年暑假，任鸿隽邀请中国科学社的朋友梅光迪、杨杏佛等人到绮色佳郊游荡舟，与陈衡哲首次会面。胡适已于前一年离开康奈尔大学，到纽约城郊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同年9月，借助东美中国学生会在麻省安道弗举行年会的便利，中国科学社召开首次年会。东美中国学生会年会的负责人是宋子文，中文书记是陈衡哲。
在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的集体合影中，陈衡哲与任鸿隽居中而坐，任的拘谨与陈的洒脱形成鲜明对比。11月初，对陈衡哲一见情的任鸿隽以《对月》为题写作情诗三首，最后一首是：“不知近何事，明月殊恼人。安得驾蟾蜍，东西只转轮。”密友胡适得见，把这首情诗戏改为：“不知近何事，见月生烦恼。可惜此时情，那人不知道。”胡适是通过任鸿隽与陈衡哲相识的。他在1916年秋天被推举为《留美学生季报》1917年度的主笔后，便给陈衡哲写去了第一封约稿信。
谈到陈衡哲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时，胡适写道：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时期最早的创作的一篇。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做了不少的白话诗。我们试回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日有意作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
《一日》刊载于1917年《留美学生季报》第一期，署名“莎菲”，用生动幽默的笔调叙述了一名初到美国的女留学生从早到晚的学校生活。截至目前的发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比1918年鲁迅先生《狂人日记》的发表要早一年。
陈衡哲的另一篇白话小说《小雨点》刊登于1920年的《新青年》，是“融合寓言、童话及天候气象知识于一炉的作品”。作者以流利、清新的文笔，赋予自然界的事物以人格化的生命气息。小雨点、风伯伯、泥沼、河伯伯、涧水哥哥、海公公、青莲花、死池哥哥、太阳公公……描绘得活灵活现。小雨点从天上落到地下，由江河流入大海，再由太阳公公送回天上，后来为拯救枯萎的青莲花而再次落下。当青莲花将要死去的时候，天真、温柔、善良而又勇于自我牺牲的小雨点表示说：“青莲花，青莲花！快快的不要死，我愿意再让你把我吸到液管里去。”
1918年，陈衡哲以优异成绩从瓦萨女子学院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入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任鸿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于同年10月启程回国，虽远隔重洋，仍与陈衡哲鸿雁传书。1919年年底，他为了在四川筹办钢铁厂而再度赴美，当面向陈衡哲表达爱意：“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
万里求婚的诚意，终于叩响了陈衡哲的心弦。1920年夏，陈衡哲获得硕士学位后与任鸿隽回国，双双被蔡元培先生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同年8月，二人在南京正式订婚；9月在北京举办婚礼，蔡元培证婚，胡适赞礼。
著书立说的职业生涯
成婚次年，陈衡哲诞下长女任以都，遂辞去北大教职，在养育女儿的同时坚持从事《西洋史》的写作。1922年，她转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并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指导老师。1924—1925年，她在由任鸿隽出任副校长的国立东南大学教授西洋史。
1926年，陈衡哲的《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西洋史》出版，被称赞为“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1927—1933年，她四次代表中国方面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并且主编《中国文化论集》一书。
“九一八”事变后，局势愈加紧张，让胡适等人感到有创办一个刊物以发表言论的必要。陈衡哲、任鸿隽夫妇积极响应，于1932年5月与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翁文灏、傅斯年等人共同创办《独立评论》周刊。三年之中，陈衡哲发表了关于国家历史、儿童教育、青年及妇女问题的数十篇文章。
作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教授，陈衡哲亲身经历过现代文明洗礼。基于“人类情感的共同与至诚”，她在一系列文史作品中全方位展现了开放多元的观念。例如在《“父母之命”与自由结婚》一文中，她写道：即使自由结婚也有离婚的，但我们仍旧要说，它是比旧式的婚姻为合理。……我们不能因为放脚是痛苦的而回去提倡缠脚，我们也不能因为青年的苦闷而回去提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935年，南京政府将成都的几所大学合并为四川大学，聘请任鸿隽出任校长。陈衡哲随任鸿隽赴四川大学担任西洋史教授。在任鸿隽的主持之下，川大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南最高学府。在此期间，陈衡哲对四川军阀官僚抽鸦片、纳小妾的陋举深恶痛绝，连续在《独立评论》发表文章进行抨击，从而惹怒地方势力，夫妻二人不得不先后辞职。
同样是在1935年，45岁的陈衡哲用英文完成《早年自传》，把自己作为一例标本，生动叙述了一名旧式家庭女子曲折成长为现代新女性的生命历程。这部自传的第一章是扬子江与大运河的拟人对话，脱胎于陈衡哲1924年发表的一篇微型小说——《运河与扬子江》。运河是人工的，“成也由人，毁也由人”；扬子江则不同，它把千山万岭“凿穿了，打平了”，它的生命是奋斗来的，也是“无人能毁的”。面对运河的成毁由人，充满“造命”信心的扬子江说：“快乐的奴隶，固然比不得辛苦的主人，但总远胜于怨尤的奴隶呵！再会了。河！我祝你永远心足，永远快乐！”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衡哲一家像难民一样开始了“流浪”生活。她和孩子们先到云南昆明，1941年去香港，不久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家人又辗转至重庆。抗战胜利后，陈衡哲全家回到上海，1946年再度赴美，1947年回国定居上海。
1950年，陈衡哲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此后因体弱多病，过着近似隐居的生活。任鸿隽则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科协副主席及上海图书馆馆长等职。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