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凯
自耕农家庭
陈克文于1898年出生于广西岑溪县的“一个颇有新思想的自耕农家庭”，幼年失怙，由母亲独自抚养成人。中学毕业后，陈克文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后经同乡好友甘乃光介绍加入国民党，先后在粤军总政部和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做事。1925年，甘乃光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邀请陈克文任主任秘书。北伐胜利后，陈克文抵达武汉，参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其时曾短暂代理过农民部部长一职。
1935年5月，陈克文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负责“总务、文书事项及捐款案件”。南京政府文官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等，行政院长、部长和省主席为特任官，各部次长为简任官，其他中低级官员属于荐任官和委任官。1933年颁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规定，特任官月俸800元，简任官600元，这在当时可是极高的收入。人们都知道民国年间教授薪俸颇丰，其实，南京政府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制定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授月薪为400元，远低于政府里的中高级官员。
行政院参事是简任官，在政府内部虽不属核心阶层，但也是高级公务员。多年以后，陈克文之子陈方正忆及父亲时这样说道：“（父亲）历任行政院参事、立法委员，和短暂的立法院秘书长。他地位不高，但交谊甚广，又长期负责实际政务，得以从内部和中层观察政府运作以及政坛人物的言行，更与不少学界、文化界人物相熟，因此日记中对那十余年惊心动魄事件的记载和评论，是很有历史价值和兴味的。”
陈氏是文人出身，有记日记的习惯。其早年日记在抗战初期撤离南京时散失，今天公开出版的日记（陈方正编《陈克文日记：1937—195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记载了七七事变、迁都重庆、艰苦抗战、胜利还都、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其中有不少篇幅记录了当年在南京和重庆的居住情况，还穿插着一些日常生活记录。这些私人记录信笔写来，娓娓而谈，生动鲜活，史料与文学价值兼具，再现了当时真实的生活状态。
“寸草堂”花园洋房
1930年代初，《南华日报》在香港创刊，陈克文出任总编辑；1935年出任行政院参事，举家迁居南京，先寓杨将军巷16号，后迁公园路体育里鼎园1号。
陈克文家中人口不多，有老母、妻子卢国振（日记中称“振姊”）、女儿阿静和3岁小儿啤啤。长期租房总归不便，陈克文在南京苜蓿园新村买了一块地皮，准备建房供家人居住。1937年初新房建成，不久后搬入。这所房子一共花了1万元左右，其中地价4000余元，建筑费4500元，卫生设备、水电、院墙、水沟、道路等花费约2000元。陈的日记中说：“虽建筑费十分之八九出诸银行贷款，但不知底蕴者，恐不免怀疑钱从何处来，然无法计较及此矣。”
建这所花园洋房的本意是奉养母亲、养育孩子，所以陈克文为之取名“寸草堂”，寓“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之意。但不幸的是，新房还未落成，小儿啤啤却突然患病夭折。陈克文夫妇悲痛欲绝，日记中写道：惜幼子竟不及见。幼子病时，犹再三语其母，谓入新宅时，欲制新衣一袭。此语今尚在耳，每一回忆，不胜心痛。”
苜蓿园是南京一处古地名，地处郊外，因广种紫苜蓿而得名，环境非常幽静。搬家第二天恰逢周末，不少同事好友都来新居参观祝贺，行政院秘书罗君强还拿了一大串爆竹来贺。一天人来人往，非常热闹，母亲大为高兴。
新房安顿好后，宴请亲朋好友便提上了议事日程。第一次请的是甘乃光和李朴生全家，陈克文和妻子“至广州酒家定菜”，原定标准12元一桌，最多不超过16元。可妻子不同意，原因是甘、李都是陈克文的同事和好友，送贺礼最重，所以坚持定25元一桌的菜。“结果是振姊胜利。”
此后一连数日，陈克文又分别宴请了送贺礼的同事、朋友和学生。“送贺礼的人，总共要请五次或者六次才可以完毕，这又是一笔小负担。”但与置地盖房相比，这些又算很小的开支。据陈克文记录，仅搬家后收到的账单就有木器店200元、水电公司200元、新华农场庭院布置费100元、新华银行5000元、建筑费1000余元。陈克文虽然收入不低，但这些接踵而来的账单也令其头痛不已：“此债何日可清乎？置宅亦殊非易事。”
从喧嚣的城市搬到幽静的郊外，陈克文非常高兴，几乎每天都与母亲、妻子和女儿外出散步。田野空气清新爽人，置身户外，身心为之一快。陈克文发现，新居周边有不少在建的房屋，附近方圆数里的地皮也被地产公司购置，隐隐有些担忧：“再历数年，此幽静地区，恐又不免成为人烟稠密之所矣。”清明前夕，陈克文与母亲、女儿步行到吴王坟（孙权墓）、明孝陵一带赏花。在石象路远眺吴王坟，“璀璨如锦，江南春景，洵非他处所有”。踏青途中，陈克文一行偶遇某官员，见陈母精神矍铄，步履正健，此人啧啧称赞，“频称老人很壮健”。步行回家后，陈克文看到母亲无丝毫疲倦之态，心中异常高兴。
对于陈克文妻子卢国振来说，乔迁新居的忙碌和喜悦冲淡了丧子之痛。她指挥工人布置庭院，并计划种菜养鸡，终日在房间和院子里忙碌，“精神上没有以前那样无处安排”。陈母也每日在花园散步、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这些都是原来在城里无法实现的事。看到家人的舒适生活，陈克文非常满意，又心下负疚：余竟何德，有此安适的生活，余将以何劳易此报酬，每一念至，殊不胜其惶愧。”
抗战爆发，凄别金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日本军舰突然炮轰上海闸北，海军陆战队也向闸北、江湾方面大举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抗击，历时三月的淞沪会战就此爆发。
从8月15日开始，敌机不时来南京骚扰、轰炸，有时甚至一日数次，空袭警报频频响起。淞沪会战期间，政府即有迁都之议；战事结束后，国防会议决定迁都，只是尚未对外公布。陈克文派妻子送母亲回广西老家暂避，女儿阿静随行。临行前陈母眼含热泪，不忍分离。
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大小官员及眷属撤离南京。陈克文的日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三 阴雨
一夜未曾安睡，想着这简洁可爱的房子，想着母亲今日跋涉长途，高年受苦，想着行将分别的南京，想着前方苦战的将士，想着国家的前途，千忧百虑，说不出的焦急危惧。一日一夜的忙乱嘶叫，总算将家属及政院的大部分职员送离了南京。天才亮，便起来，送母亲振姊等到行政院，乘坐院里汽车出发。平群、雷太太、女工人都一齐走。人多车少，到院里又忙乱了一阵，八点钟才得动身。临别时母亲眼里含着一点泪珠，不敢多说话。想不到国家会走到这地步，更想不到母亲还要在这样的年纪里担惊受苦。振姊起先不肯分开走，现在虽然肯了，心里也是万分不愿的。离家时，到门前看几个月来她自己手里所种的玫瑰、蔬菜和草地，那种受苦的样子，也是令人难受的。上午忙乱了整半日，回到家来，寂寞空虚几乎把我压死。说不出的痛苦，菜冷羹残，更一点也不能下咽。急急回院，途中所见也无非是仓惶逃难的情景，处处令人发愁。……上午十时才得到消息，下午六时轮船便从下关动身。一百多的政院职员都在这短时间内预备下船，忙乱的情形可想而知。到下午四时，还没有车子搬运一大堆的公物和行李。幸而时间到了，一切都就绪了。人都走了，院里立时空虚起来。这时候透了一口气，才觉肚饿。到铸秋家晚饭，饭后再回家度一个寂寞之夜。
三天后，林森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同时昭告世人：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陈克文等人因留在行政院处理具体事务，未能随林森一起撤离，计划11月20日动身。出发当天起床后，陈克文与盘桓半年的新居告别，临行绕屋一周，寒风怒号，冷雨扑面，百感交集。到行政院见到秘书长魏道明后，才知今天不能成行。因为蒋介石令魏道明同行，蒋不走，魏便不走，陈克文等人也不能离开。
在魏家用完晚餐后，陈克文与同事端木恺离开，室外风雨凄迷，寒气透骨。端木恺明日即到安徽担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两人就此话别。陈克文告诉端木恺：请勿忘今夕，今夕情景，将来或为有味之回忆，或为不堪回首之一夕矣。”
11月26日上午，阳光和煦，温暖可喜，陈克文回苜蓿园家中，盘桓一小时。“一别之后何时可以再来，锦绣城池，是否不至被敌骑蹂躏，谁敢预言。”
午饭后，陈克文到行政院办理改组苏、浙省政府的公务，院中秘书、参事留京者只有他一人，拟电稿、发表命令等事只好一手包办。下午六时，陈克文接到今夜离开南京的通知。深夜十二点从下关登船，同行者有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和军委会秘书长张群等人。
三天后抵达武汉，暂时在汉口江汉路四明银行楼上办公。陈克文从报上看到消息说，南京守军已退守中山门外，此处距苜蓿园甚近。“想苜蓿园新屋不毁于火，亦必毁于炮矣。此固无可爱惜，国家弄到如此田地，尚何有私人财产。”
南京沦陷后，留京看管档案材料的行政院办事员颜退省逃到武汉，来四明银行相见。颜退省是陈克文学生，才一月不见，已须长寸许，蓬头垢面，身穿破军衣，几乎不敢相认。颜退省说，他将行政院机要文件焚毁后离开，当时敌人已经进城。渡江时，他抱木桌沉于水中顺流而下，遭到敌机机枪扫射，万分危险。他还告诉陈克文，南京中山门外及下关一带皆成焦土，城内也多处被毁。听了颜退省的话，陈克文知道，首都已落入敌手，国破家也亡。
重庆枣子岚垭寓所
1938年7月底，九江沦陷，驻汉人员开始向重庆转移，陈克文也于8月1日登船西上。陈克文与行政院一位秘书同舱，房间宽敞舒适，非常豪华。“不仅视一般避难同胞内心有愧，即与诸同事较，亦觉忝越矣。”他在日记中如此自责。
一路走走停停，直到8月14日才到重庆。不久，妻子和女儿也从广西老家赶来，大半年不见，陈克文觉得女儿又长大了许多。妻女到重庆后，陈克文看了许多房子，都不太合适。后来别人介绍了枣子岚垭一套楼房，房东是一名四川商人，满脸烟容，据说已经破产，专靠房租为生。
陈克文夫妇与行政院新任参事陈之迈一起来看房，小楼一共两层，楼上为行政院咨议田雨时的寓所；楼下卧房两间，客厅一间，书房一间，下房一间。设备虽不甚好，但还齐全，环境也比较幽静。陈克文决定与陈之迈合租，与房东商定每月租金125元，押金500元，明日便迁居。战乱时期，租金比平日贵了许多，但也顾不得这些了。
第二天，陈克文一家搬进枣子岚垭83号新租寓所。陈之迈夫妇也于下午迁入，夫妻俩对房子非常满意，高兴地跳起了舞。几天后，陈克文看出一个毛病，屋子建在山坡上，马路未通，小径斜坡，天雨泥泞，简直一步都走不动。从这些细节上，陈克文看出重庆的公共交通和卫生状况堪忧，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防区制”时期四川的政治、经济状况。
搬入新居后，陈克文陪妻子进城理发，并买了一些木器和日常用品，价格比原来贵了许多。安顿好新家后，陈克文和陈之迈雇了一个厨子，负责两家的一日三餐。日记写道：“新雇厨子今日到寓烹调，之迈大为激赏。余在外做事十余年，雇厨子备膳，此尚为第一次，且亦因为与之迈同寓，否则亦无需雇专人做膳。”厨子月薪10元，另外每天给他2元钱，令其包办肴馔油盐酱醋，米面煤等另算。
最早来枣子岚垭新居祝贺的客人是戏剧家曹禺（万家宝）夫妇，夫妻俩都是清华出身，与陈之迈是校友，关系密切。陈克文和他们一见如故，闲谈甚久。没过几天，曹禺夫妇又来寓晚饭，同行者还有外交部参事郭斌佳，现负责主编对外宣传刊物。陈之迈与郭斌佳甚为熟悉，称赞他中英文俱佳。陈克文对郭印象可能不太好，在日记中说他化妆品知识非常丰富，“与万太太谈香水肥皂，絮絮不休”。
不久，陈克文的同乡好友、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甘乃光借枣子岚垭寓所宴请曹禺夫妇、吴景超夫妇、罗君强夫妇和张伯勉，陪客是寓所主人陈克文和陈之迈。除曹禺和几位女士外，主、客皆是政府同事，极为熟稔。宴席非常丰盛，喝的是顶好的贵州茅台和四川绍酒，其中茅台每瓶2.5元，绍酒每瓶1.5元，宾主尽欢而散。
吴景超夫妇因故未到。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夫妻与知名学者梁实秋是好友，后来两家在重庆北碚结邻而居。梁实秋用吴景超夫人龚业雅的名字为他们的寓所取名“雅舍”，后来独步天下的“雅舍散文”即发轫于此。
陈克文和陈之迈两家在枣子岚垭83号住了近两年时间，虽然屡遭日机轰炸，但都安然无恙。在此期间，陈克文夫妇还有了他们的小儿陈方正（乳名阿恩）。
1940年6月12日，日军对重庆市区实施了一场空前的大轰炸，针对目标是国民政府驻地。轰炸过后，“国民政府”四个金漆大字已经不见了，院内房子也好几处中弹。警报解除后，陈克文与同事沿小道回家，只见门前有个大弹坑，庭前浓绿的树荫花草完全炸毁，屋子已经倒塌，只剩满院的断壁残垣。妻子和孩子到朋友家暂避，佣人在尘土乱灰中扒取掩埋的行李杂物。一家大小留在摇摇欲坠的破巢中过夜，甘乃光夫人送来晚饭和茶水，大家胡乱吃些，准备明天一早就离开这里。
歌乐山乡居生活
城里的房子被炸后，陈克文一家搬到城外歌乐山龙井湾。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不久，日机即开始对山城进行狂轰滥炸。1938年秋，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颁布《疏散渝市人口办法》，据此令，行政院将机关和办公人员向郊外龙井湾疏散。陈克文是疏散计划的具体负责人，全程参与了龙井湾办公、安置房屋的选址、建设工作。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况：“歌乐山附近行政院的疏散办公房屋工程，合约已经签订，工程已经开始，全部造价将近七万元。……这不过是一种准备，将来到底要不要迁到那里办公去，现在谁也不知道，将来也许是一种浪费也未可知。”
后来日机轰炸愈来愈烈，行政院部分人员迁到龙井湾办公，一些家属也一同搬去。枣子岚垭寓所被炸第二天，陈克文妻儿和陈之迈太太一起乘车，拉着“劫后余生”的家俬杂物去了龙井湾，陈之迈随车送去。
陈克文一家在龙井湾住的是行政院办公房附近的茅舍。条件虽然不如城里，但风景清幽，无须受敌机惊扰，可称世外桃源，对孩子的成长也有利。乡居生活最大好处是不用担心空袭，日记写道：“车到龙井湾，已放紧急警报十数分钟。振姊和小孩子仍在寓所内。因在郊外，大家都较放心，所以有时也不到防空洞去。”
1940年最后一天，女儿阿静从北碚复旦大学回家，一家四口聚在菜油灯下，吃了一顿团圆饭。晚饭后，陈克文在逼仄的房间里安上两张卧床，妻子、女儿和小儿同床，他自己一床。这是一幢常见的蜀风茅舍，屋顶茅草铺盖，窗户糊纸，墙用竹篾拌泥做成，墙上有许多裂缝，难避风雨。屋里没有火炉，也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幸亏重庆天气还不太冷。陈克文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心想明天又是新的一年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不知不觉，陈家在龙井湾已经住了两年多。他们习惯了乡居生活，几年前刚搬来时，这里还很荒凉，现在歌乐山车站已经有了许多家商店，成为一个颇为热闹的市场了。
1943年元旦，天气很好，多日的阴霾一扫而光。远山近树都披上了久违的阳光，一直到夕阳西下，依然到处鲜明，毫无阴霾。“这不知是否象征今年是一个有胜利、和平希望的好年头。”起床后，孩子穿上了新衣，欢呼雀跃。吃过午饭，陈克文带着小儿阿恩去附近散步，阳光明媚，照在孩子胖胖红红的小脸上。妻子在家里包饺子，招待没有家眷的朋友。
第二天早上，一些同事和朋友来陈家拜年，看到家里简陋的摆设，他们开玩笑说：“陈先生在院里主管公务员生活改善事宜，你自己的生活倒是一团糟，可见不合格。”午饭后，陈克文与妻子出去购物，买了几个茶杯和一块牛肉；还看见有四五年没有吃过的甘草榄，5元钱买了不到20枚，这在战前也就值1角钱。
新年过后不久，陈克文从城里迁到龙井湾办公，从寓所到办公室也就几分钟的距离，非常方便。他有时牵着小儿到办公室玩耍，窗外数株芭蕉，远处群山如黛，风景殊为幽雅；有时与妻儿沿成渝公路散步，周边树木葳蕤，繁花似锦。妻子在寓所院里种了几畦青菜，陈克文下班后即在菜圃之侧放一张藤椅，静静躺下。身旁妻儿环绕，这种闲适的生活，是城里享受不到的。
衣食住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生活的全部，但对于陈克文这样的官员来说，物质生活一般不会存在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东和华南这些富庶地区相继沦陷，中国损失了大部分工业和农业产出；1942年滇缅公路被切断，又几乎丧失了所有外援通道。
在这种情况下，大后方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陈克文一家的生活也一落千丈。作为高级公务人员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陈克文抗战前后的私人生活和际遇，正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