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瑞生
抗日战争时期，部分文化人为躲避战火，四处迁徙，无论身在何方，抗日救亡、承续国族总是他们永恒的精神支柱。尽管邮路曲折，从远方总会有封封信札到达南方学人手中，驱散战争的恐惧；在那些因战火逼近而摇摇欲坠的都市和乡村，总有学人寄出他们的思念，经过千山万水送递至后方或沦陷区，道声暂时平安。那些抗战时期居港文化人的来往书信，绘成了一幅特殊的岭南文化历史长卷。
【陈寅恪：以书信治学】
陈寅恪自1937年11月27日迁抵长沙，1938年元月辗转抵达桂林，经过香港转滇。抵香港时，夫人唐女士心脏病发，留港时许地山先生提供了帮助。此后家眷一直留港，陈寅恪独自前往云南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任教，在香港与云南之间往返，时而飞重庆开会、讲学。在此期间，陈寅恪一直保持与陈述、傅斯年、沈仲章等的通信。
从1936年1月21日至1943年6月21日，陈寅恪与陈述的通讯不曾间断。从史语所南迁到陈寅恪抵桂林，他与陈述的通信共有30通，其中数封是给史语所同事劳干、张政烺诸位的。在信中，陈寅恪主要请陈述帮助在内地找参考书籍或文献，并回答陈述提出的学术问题。
通过信函向陈寅恪请教的还有四川大学教授华忱之、燕京大学闻宥、清华大学杨树达等。陈寅恪在香港寄出的信札，不少内容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文献意义。
1940年8月2日，陈寅恪复函杨树达，“遇夫先生左右，昨始奉到七月七日手示并大作，慰甚佩甚！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此为学术界之公论，非弟阿私之言”。信中也告知自己本该到云南西南联大上课，但云南海拔高，心脏病者不适宜久留，住在香港，物价又高，“欧战正剧，亦难浮海西行，真所谓进退维谷者矣”。陈寅恪曾为杨树达作序的书是《〈论语〉疏证》。在香港与师友通信，陈寅恪表达无奈留港的心情大体类似。
陈寅恪在香港为多位名家的名作作序，最重要的学术朋友应是陈垣。陈垣1940年7月31日致信陈寅恪：“寅恪先生史席：大序颁到，同人聚观，正如故乡消息久断，闻有人来，群相问讯也。”
陈垣邀请陈寅恪所作的“大序”，是《明季滇黔佛教考》的序。序中，陈寅恪将自己三年迁徙之困苦也写了进去：“寅恪别先生于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仅远自万里海山之外寄以序言，藉告并世之喜读是书者。”落款“庚辰七月陈寅恪谨序”，即1940年7月，此年暑假陈寅恪离开昆明后一直在香港。
陈寅恪在香港最为重要的通信者是傅斯年，信中用“孟真”称之。陈寅恪留港期间，与傅斯年的联系最为紧密，无论是赴英讲学还是经济支持，均靠傅斯年协调。1939年7月3日抵港，7月6日陈寅恪即致函傅斯年，准备自己一人前往英国，妻子留港治病，昆明亲友处，皆懒于写信，请并告以近状及代道谢为荷”。
1939年，傅斯年在昆明主持史语所所务，7月开放史语所图书，供迁徙到昆明之学术机关使用。接着陈寅恪又致函傅斯年：五箱已运到，甚慰，拟将未成之稿携欧，俟半年得暇加以修改也。赐书乞寄：香港九龙山林道二十四号三楼。现家中用费极钜，挪用借款度日，而家人无人管理，虽多费钱而极不舒适。”“五箱”装的是托运至香港的陈寅恪书稿，陈寅恪比较细心，在香港多次搬家，不同时间从香港寄出的信都会写上最新住址。1937年至1942年间，陈寅恪给傅斯年的信札共27封，不少信件的内容是倾诉心中苦闷。
1942年4月14日，傅斯年致函杭立武，将汇去陈寅恪在史语所1月至6月的薪俸600元，请帮助代汇给陈寅恪救急。历史学家刘正在《陈寅恪别传》中指出，陈先生离港前，曾获五笔汇款，分别来自：高廷梓一次、杭立武两次、傅斯年一次、俞大维一次。
陈寅恪抵桂林后，已被广西大学聘任，他同时还想兼任史语所研究员。傅斯年1942年8月8日致函陈寅恪：“寅恪吾兄：八月一日函诵悉。先接兄前一信，嘱函托立武在广西大学设讲座一事，弟当即将原函寄杭，并请齐务必设法（中英庚款濒于破产），杭无回信。然兄八月一日信已言其既办矣。”
8月14日傅斯年致函陈寅恪，商讨来李庄或留桂林的问题；8月31日致信叶企孙，仍然讨论陈寅恪去向问题，最后确定兼任研究员的聘用程序，实际还是薪金问题。傅斯年在信中写道：弟一向之态度，是一切由寅恪自决（实则他人亦绝不能影响他，尤其是不能影响他的太太），彼决后，再尽力效劳耳。其实彼在任何处一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本所几个老年助理，他还肯说说，因此辈受他派查书，亦交换方便也。一笑），但求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耳。弟知他的一切情形极详，看法如此……”
1942年9月30日，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拟聘请陈寅恪为年度教授。1943年6月，陈寅恪作为特约教授到粤北坪石，为文科研究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座。11月离开桂林，北行抵重庆。
【茅盾：以书信办刊】
1937年8月24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编的《救亡日报》创刊号出版，茅盾发表散文《炮火的洗礼》。上海沦陷，安排好子女读书事宜后，茅盾夫妇于1937年12月31日通过海路进入香港，住在九龙太子道。1938年1月4日在广州新亚酒店参加沪、港、粤文化人大联欢，林焕平、蔡楚生等均抵广州参加活动。蔡楚生日记记载：一月四日六时起身，与怡兄（苏怡）过海乘‘佛山轮’入粤，同船有茅盾夫妇、萨空了、严谔声、吴函真等。颇不寂寞。下午二时半抵广州。”抵广州后，蔡楚生住新亚酒店715房，郭沫若和于立群住712房，茅盾住爱群大厦。1月6日晚蔡楚生到爱群大厦拜访茅盾夫妇。
茅盾1938年1月9日在广州搭乘粤汉铁路抵长沙，参加在长沙举行的一系列抗战宣传活动；2月8日抵达汉口。创办《文艺阵地》一事，是茅盾与楼适夷、邹韬奋、徐伯昕等人在汉口商定的，生活书店总店当时也迁至汉口。杂志初名为《文艺前哨》，后在汉口三教街一朋友家中改定为《文艺阵地》。2月28日，茅盾全家乘火车刚抵广州（《茅盾年谱》记载是2月26日抵广州，27日下午抵香港；《茅盾全集附集》记载是24日抵广州，27日下午抵香港——笔者注），他就写信向范长江、陆诒约稿：“现在写这封信，原因简单得很，就是要请两位写点稿子。附上预告，一看就明白。我希望的，是报告文学式的东西。凡是战地的，不论是士兵生活，人民生活，各种现象，只要一片段，就行。因为不是报章，故无取乎首尾完整；只要是现实生活的素描便成。”
茅盾刚抵广州，见到萨空了，被后者邀请为香港《立报》写稿，负责副刊《言林》的编辑。2月27日应广州知用中学之邀，茅盾发表演讲，欧阳山充当粤语翻译。出于战争期间的安全考虑，茅盾长期居住香港，地址是太子道196号4楼，前后约住了9个月。
1938年3月28日，茅盾致信戈宝权；4月23日又修信一封。内容均涉及同一主题，就是关于《文艺阵线》杂志创刊事宜。信中透露，茅盾经常为杂志印刷而穿梭于穗港两地，3月28日告知：以后惠书或稿请由‘香港皇后大道175号立报馆转’，或用快邮寄广州永汉北路生活书店转亦可。弟在九龙所住之屋，嫌太小（因为只一间，一家四人住，有时使弟不能工作），天天在觅屋，觅得即迁，故尚不便用为寄信处；至于弥敦道49号则为友人之居，平信或航空信可以转，快信或挂号（包括航空挂号），则不能；因香港邮局对于凡有回单之邮件须有铺保盖章，而49号则未有也。”
在战争年代，托相熟友人转信函是经常之举。茅盾在信中特别提到在香港收挂号信的手续，香港邮局正常办公时间只有9个小时，加上节假日多，取信比较麻烦。事实上，因为香港的公共管理制度比较烦琐，所以《文艺阵线》选择在广州登记注册。
戈宝权是与茅盾通信最多的朋友之一。1947年至1948年间，两人有9封信收录在《茅盾书信集》中。
1938年6月23日，茅盾在香港致信孔另境，请对方帮助校对《文艺阵线》稿件：刊物事不知已来接洽过否？你能不能抽出工夫来校对？如果你忙，则四五两期只好请你拨忙照顾一下。六期起，我另行设法。”孔另境是茅盾的内弟。他于1937年编辑出版《现代作家书简》，书中收录的作家书信就有数封来自茅盾。
1939年7月，孔另境在上海世界书局编辑《横眉集》，发表“我的年记”，文中写道：“最近得到MD先生自香港来信，决定西行内地，二十日成行，偕去者有他的夫人和一子一女。后来据L君告诉，则其目的地实在新疆。此公数年来困居沪港，早拟作一旅行，调剂生活上的单调，此次旅行数千里，自然宿愿可偿了，故所谓新大教书实一幌子，无非藉此可以免掉腰包……”“MD”就是姐夫茅盾。早在上大学时，孔另境就曾寄居茅盾上海寓所，1936年开始协助茅盾编辑《中国一日》。
楼适夷在香港继续与在上海的孔另境合作，《文艺阵线》在楼适夷的主持下继续出版。1939年1月23日茅盾致信在港的楼适夷：“兄或以为弟早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编者注），其实明日始有希望起飞。此因天气不佳，第一次迪化来机，途中去了十天，而到此后又有苏联人回国，弟等大队，拟难同走，故请杜先生杜夫人等先走，而弟则候二次之专机。”杜先生即杜重远，时任新疆学院院长，茅盾应邀来新疆任教，同行的张仲实同受邀请，他们在兰州等待飞机期间，一共待了42天。
楼适夷与孔另境通过通信讨论出版事务。楼适夷1940年4月16日在《记〈文阵〉二年》文中写道：把他（茅盾）和一家送上了开赴海防的轮船，从此我就茫然打开了他的稿包。我有过四年与人世隔绝的生活，对于文坛新起健作之士，都非常生疏，而熟悉的友人又都散在四方，在香港甚至连可以倾心相谈的人，也一个没有，我更觉得自已过去在文艺上的一些半吊子的失败的工作，也更不足来主持一个全国领导性的文艺刊物。但不顾这一切，因为各方面的连续不断的热情支助，没有一个刊物会有《文阵》那样拥挤的来稿，我就完全依赖着这些来稿，一期一期的很顺利的编了下去。”
后来日军空袭广州的次数越来越多，因此从1938年4月第1卷第4期开始，《文艺阵线》转至上海秘密印刷，而后再运至香港，转到内地及东南亚发行。1940年4月16日，《文艺阵线》出版最后一期。
1940年4月17日，茅盾母亲陈爱珠病逝，茅盾夫妇和张仲实以此为由，离开新疆。1941年3月底，茅盾重返香港，创办《华商报》并发表多篇文章，同年9月他主编的《笔谈》半月刊在香港创刊。
【夏衍：以书信投稿】
文化人中贫富悬殊，左翼文化人在香港参加抗战宣传者，许多过着清贫的生活，尽管他们才思敏捷、创作多产，但依然入不敷出。例如，夏衍就曾给剧作家于伶写信，述及稿费救急之请：有一事奉托，巴金是否在沪？如在，请为一询，弟有散记集子约五六万字（《长途》），拟在文化出版，别无条件，只要能先支一部分版税供家用（能卖稿当然更好），此事在港时曾与他谈过，生活本要出，但我和他们闹了脾气，所以不愿意。我在等你回信。”“文化”指文化生活出版社，“生活”指生活书店。夏衍在香港沦陷前最后一次抵港的时间，是1941年农历除夕夜。他和廖承志联系，与乔冠华合住在九龙弥敦道2楼。
夏衍从香港挂帆飘海向西，抵台山登陆后，又转抵桂林，与田汉、洪深共同创作《风雨归舟》。1942年5月脱险后，夏衍完成作品《劫后拾遗》，生动刻画了香港战事发生前的城市社会生活和脱险经历。再转重庆后，他创作的剧本《法西斯细菌》依然与香港沦陷有关。
在香港，1941年10月22日夏衍致信王仿子（王健行），关心《救亡日报》旧同事的近况：“惊悉，秉佳兄噩耗，怅痛无似，在港同难诸友，亦极哀悼；我兄能安抵桂林，深以为慰，疟疾已痊愈否？前闻任洪兄亦染此病，回湘休养，未知已回桂否？甚在念中。章洁兄仍在新亚厂工作，如遇他，当可知诸旧友近况也。兄在桂之事如尚顺手，请暂留桂林休养，切勿过劳，如工作不颇适当，则请通知，此间老朋友甚多，总可谋得职业也。兹由中国银行汇奉国币二千元，请收作疗养之用，便时仍盼常常赐示为盼。老先生在乡间安适，可以勿念。”
信中“秉佳”指陈秉佳，为归侨；“任洪”指周任洪，与王健行一样是《救亡日报》同仁；“老先生”指杜国庠。夏衍在信中以“实之”落款，是化名。夏衍一生发表文章和书信笔名和别称甚多。1986年7月11日，夏衍复信日本学者阿部幸夫，曾告知自己的原名：“‘端轩’，是我父母给我取的‘字’，即名‘乃熙’，字‘端轩’，后来我在写文章时改为‘端先’，这也不是‘别号’。”1990年4月5日，夏衍答陈梦熊的信函中写道：“我用夏衍这个笔名，当时连周扬、于伶也不知道。地下党有一条纪律，相互之间除工作上的联系外，连住处也是保密的。”
后来夏衍出版全集时，编辑建议将他的信件一并收入。夏衍原本不同意，他认为书信具有私密性，有的信件是应酬性质或事务性质的，不宜公开，有时他甚至会叮嘱收信人“阅后付并”。最终编辑说服了他，他同意将部分信件收入全集。后来经过进一步征集，夏衍存世信件尚有300多封。
【梁漱溟：以书信育儿】
梁漱溟逗留香港期间，曾多次写信给两个儿子。信的内容无处不体现梁漱溟细腻的父爱。1941年梁漱溟寄函宽、恕两儿：“恕儿十八日寄桂林一函已经转来港地。你的眼病可请富先生或黄先生写一信去问一问王大夫，看他有何方法没有。亦可以请道宗写一信问陈校长，是否需要吃中国药。你来信说要购买的东西，因为不能邮寄，只有等待我回去时再说。然而我回去是不能定时间的。恐怕还远呢！我上次的信问你们的话都应当答复我。宽儿于星期日有暇应当写信。……香港纪念邮票（二角五分）是我寄给恕的。”
“富先生”指的是富自生，“陈校长”即陈亚三先生。“黄先生”即黄艮庸，梁漱溟的二女婿，其时任教于私立勉仁中学，他是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时的学生，也是梁漱溟在广州广雅中学任校长时的得力助手，后来升任广雅中学校长。
1942年2月20日，梁漱溟又致信儿子：“我在贵县写给你们的信收到否，何以不见你们有信来呢，我甚焦盼也。自来水笔一支是香港带来的，但并不甚好，给予恕儿用。前给宽的笔，虽是旧的，却是好笔。还没有失掉罢。”
自香港秘密偷渡，在台山都斛脱险抵桂林后，从1942年至1944年间，梁漱溟有多封家书寄给儿子。在信中，从儿子回信的文字表达方式、学费、拜祭母亲的仪式到自己的婚礼，甚至自己写的《我的自学小史》都有详尽述及。
抗战时期居港文化人与内地亲友的书札，真实反映了特殊时期这批文学家、史学家、剧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的精神世界。文化脊梁的坚挺，是民族不灭的要义。信札中南北文化通融的意境，已经凝固在岭南的万水千山之间。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