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克 念
【币制与币值】
说起清朝的币制，一般是一句话：“清承明制，银钱并行；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银指的是白银、银两，钱指的是铜钱、制钱。
然而，这个结论粗糙而不够准确，至少有悖于史实。明朝的法定货币只有一种，即洪武八年（1375）开始发行的大明宝钞，是一种不兑现的纸币。自宝钞发行，民间即禁止黄金、白银流通，百姓可用手中一两白银兑换一贯宝钞，一两黄金兑换四贯宝钞。这种纸币的面值除了一贯，还有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等五种。十余年后又发行十文至五十文面值的小额纸币（小钞）。小钞进入流通市场一年多后，明廷禁绝铜钱。至此，市面上的货物交易只能用纸币，金银铜的流通成为非法。
大航海时代到来，西班牙、葡萄牙商人远渡重洋，带着南美的白银，以南洋为据点采购中国的蚕丝和瓷器。晚明时期，这种海上贸易以日本人为中间商，日商得到西葡货币（即银元）后，将其熔铸为银块交付中国商人。因此，大量白银自东南沿海涌入内地。白银充裕的结果是，明廷自嘉靖八年（1529）始，命令各地州府的财政上缴不得再用纸币，而用白银铸成的银锭。差不多也是此时，制钱“嘉靖通宝”开始铸造。自此，明朝在事实上否定了朱元璋规定的货币制度。
从建文、永乐到弘治、正德，这九位皇帝一百五十年间，民间既不能用银两，也不能用铜钱，所以货币史上找不到什么“正统通宝”或“成化通宝”。有明三百年，大明宝钞永远是法定货币，尽管晚明时期这种纸币已事实上作废。天启帝经常赏赐其乳母客氏夫人几十万贯，看似有几十万两白银，实际只是贬值万倍的宝钞，价值几十两银子而已。
清朝入关后废止宝钞，工部、户部和各省陆续开铸“顺治通宝”。至此，制钱成为清朝前二百年唯一的法定货币。白银当然也在流通。尤其是康熙朝海禁解除，日本商人由于江户幕府“锁国令”而不再从事中介贸易，西班牙、葡萄牙商人所携的银元直接倾泻而入，使得中国的白银保有量步步高涨，江浙闽粤的沿海社会开始流通西葡南美所铸银元。
但白银不是清廷法定货币。朝廷规定，上缴财政须成色九三（即含银量93%）的纹银（或称丝银）即可，而不作具体规定。
到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兵锋锐利，从武昌顺流而下，逐次攻破扬子江沿岸的名城。由于军饷骤然紧缺，皇帝发出“著即发行宝钞”上谕，决定发行不兑现的纸币。大额者相当于白银，称“官票”，可以一两兑换制钱两千；小额者相当于铜钱，称“宝钞”，可以二千兑换白银一两。
民间也称官票为“银票”，称宝钞为“钱钞”，简称“钞票”。我们今天称呼纸币为钞票，就来源于此。咸丰纸币发行了七年，以户部银票计，总额一千万两；进入同治朝，又回收了七年，但未回收者占发行量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起码账面数字上有六七百万两白银官票流散民间，成了废纸。
当时的中国普通百姓，在生活中遇到最麻烦的事，可能就是币制的混乱和币值的波动了。首先，沿海和内地不同。沿海自嘉庆年间已经普遍使用银元，而内地一直到宣统年间还在使用白银。白银不是法定货币，银元更不是，因此朝廷不负责对其成色重量作出鉴定。所以尤其是银元，一直有假冒私铸的伪造品掺杂其中。如今影视剧中能看到，某人对一块银洋一吹一敲，静听其音。这确实是鉴定银币真假最便捷有效的方式。而钱庄伙计从小就受过严格训练，他们一眼就能将劣质的银元和铜钱挑出来，这是吃饭的功夫，比打算盘还重要。
铜钱即制钱是清朝的基本货币，也是币值稳定的保证。但偏偏，这个币值永远处于起落状态。清朝开国初年决定，将制钱牢牢锚定白银，坚持一千枚制钱兑换一两“库平银”。银价固然有上下，朝廷在铸钱的时候，也增减铜钱的分量。顺治、康熙二朝，一枚制钱或重一钱，或重一钱二，或重一钱四，长此以往，钱业市场混乱不堪。更有甚者，由于清初沿海的海外贸易兴盛，白银充沛而银价下跌，江浙商人见有利可图，用中国银子去换日本铜钱。而且中国向来不禁前朝铜钱流通，如此，轻重不一、年代不一、国别不一的圆形方孔钱在市面上涌进涌出，贬值就是必然结果了。
到光绪初年，铜钱已经维持不住对白银1000：1的比值。尤其在江浙沪地区，没人费心去考虑铜钱对白银的比值了，因为铜钱兑换的对象变成了银元。
晚明到清初，进入中国的银元主要产自西班牙，因正面有国王侧面头像的浮雕，我国商人称之为“佛头”。1821年墨西哥独立，停铸西班牙银元，不久开始铸造自己的国币。这种银币正面有墨西哥国徽，仙人掌上站着嘴里叼着蛇的雄鹰，因此被中国人称作“鹰洋”，又称“墨洋”。鹰洋的成色和重量都不及“佛头”，交易时要“贴水”（折减）二三成。
“佛头”既已停铸，鹰洋又以每年千余万枚的趋势流入，到同治年间，便成了中国金融市面的硬通货。此后，人们说起银元、银洋、洋钱、洋钿、鹰洋、墨洋，指的都是墨西哥银币。而鹰洋一枚重七钱二分，也成为中国今后多年对银元的制式规定。
【钱庄与钱业】
苏南、上海地区一直有个说法——“烟纸店小开”。吴语“小开”者，特指富商公子；而烟纸店就是烟杂店，规模不过等同于社区超市，其老板的儿子，如何有资格被称作“小开”呢？其实在清朝、民国，烟纸店有个重要职能——基层钱庄。乾隆年间的《盛世滋生图》中就能看出，那时的苏州市面上，几乎每条街巷都有一个小铺面，挂着“钱庄”招牌。
钱庄可能出现于晚明，最初业务仅仅是银两和制钱之间的兑换。到明末开始分流，有的钱庄越做越大，发行汇票以异地汇兑，并进行存放款业务，功能已类似现代银行。有些则一直从事零钱找换业务，兼售烟草等舶来品，被称作“烟纸钱庄”，到光绪年间，直接就叫烟纸店了。
相对于成规模的钱庄而言，这些烟纸店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影响更大。光绪年间，一块鹰洋兑换一千枚铜钱，鹰洋重七钱二分，也就意味着一千四百枚铜钱才能兑换一两白银了（但此时白银已经不作日常流通，因此也没人会去拿白银兑换铜钱）。一枚制钱重一钱二分上下，一百枚制钱合今天就是重一斤二两。
当时物价低廉，一碟冷盘（如凉拌萝卜丝或凉拌药芹）只要七文钱，但三四人饱餐一顿，则要二百八十文。清末苏南以“二百八”为吉利数字，一顿饭二百八十文；旅馆双人间的一张床二百八十文；一幅龙凤绣品的刺绣工价是二百八十文；年节送礼，一份也是二百八十文。也就是说，上一趟街买东西或吃饭，总要带着三百文钱即三四斤重的东西行走，终究不便。于是，烟纸店发明了类似于辅币的“钱筹”。这种钱筹为竹制，类似于1980年代沪苏面馆中的面筹，上部刻着价码，如“暂代钱贰百文”，下部刻着烟纸店字号。
烟纸店终究是社区性的，城南的钱筹不能通行于城北，乡镇的钱筹不能通行于城内。这个问题要到光绪廿二年才得以解决。此年公历为1896，前年败于日本，去年割地赔款。士民群情汹涌，开始怀疑朝廷的政策走向，为何不能保家卫国；大臣们则从细务检讨，比如东南已通行外国银元一百年，为何朝廷却置若罔闻，不将铸币主权夺回来。
有鉴于此，两江总督刘坤一领衔，江宁布政使负责，在南京设立江南制造银元总局。这个“江南”是江南省，即江苏、安徽析置前的旧称。以“江南”而不是“江苏”为号，以示这是两江总督权威所在。江南银元局所铸银币，正面有张牙舞爪的龙头浮雕，背面有“江南省造”字样，故称为“江南龙洋”。这种银币共铸造了九年，在货币史上影响不大。铸造龙洋的同时也铸造辅币，即小洋，又称银角（子）。小洋面值有一角、二角，原本同龙洋是十进制兑换，但由于小洋的成色要差一些，因此小洋同龙洋失去了金融联系，而成了自行其是的一套新的硬币系统。
此时，即光绪末年，制钱因使用不便和冒滥太多而被市场遗弃。各省官府于是将制钱收回，重新熔铸而发行“当十”铜元，一枚能抵十枚制钱。于是国内有四种货币交融流通：银两、银元、小洋、铜元。
一般来讲，在光绪、宣统年间，北方以银两和铜元为主，东南则以银元和小洋为主。如此，南北方的金融沟通又成了问题。生意场上，大商人们可以利用南方钱庄的汇票、北方票号的银票来“汇通天下”，但升斗小民不敢作如此想。
清朝的知府知县，无论游宦何方，都要带着三种师爷。一种是刑名师爷，专门负责缉捕文书；一种是钱谷师爷，负责财政事务。这二种称“东席”。第三种则是教育子弟的家庭教师，还要替主人家写一点帮闲应酬文字，比如贺信、挽联等，称“西席”。一般这些师爷都来自江苏的吴县、武进或浙江的鄞县、绍兴，家乡通用银元。而其从幕所在如果在北方，那就通用银两，发给他们的月薪，也应以银两计算。
比如，1904年济南府的一位绍兴师爷月薪五十两纹银，他领到以后该怎么办呢？五十两银子正好是一锭元宝，他首先要将其寄回家乡。此时各地尚不通邮，只有绍兴人经营的脚划船能穿梭于江南密布的水网河道，互送信件报刊。但官办邮政局已经能递送挂号包裹，每当领到月薪，师爷便用麻布包将这一锭银子裹紧，交给济南府邮政局，送到绍兴家中太太手里。太太拿到这五十两白银，没法直接使用，也不能先行兑换，而是要到公估局作个认定。
公估局，听上去像个官办机关，其实是由钱业商人合资，共同成立的检验所。一锭元宝送来后，公估局的“管秤”先称分量，用墨笔在银锭上标上记号。再交给“看色”，观察元宝的成色。成色以纹银的官方标准九三成（即纯银含量93%）为零点，成色更足的要“申水”，成色不足的要“去水”。申水或去水，都以特殊记号镌刻在送验的元宝上。这些分量记号和成色记号，钱庄业者一看便知。一般五十两银锭，申水以二两七钱为上限，去水则以一两为上限。去水超过一两者，银锭退回原主，也就是没通过检验。
无论是本地铸造还是外地铸造，无论是官铸还是私铸，但凡在本地钱庄兑换的元宝，必定要通过本地公估局的检验。检验费为本地元宝每锭二分（银子），外地元宝每锭二分四厘。师爷的太太把元宝拿到绍兴公估局作了鉴定，才能到本地钱庄，按照公估局打印的记号申水或去水，以兑换日常使用的银元和银角（即大洋和小洋）。
【“做露水”与进当铺】
上海开埠之初，华商同洋人贸易，洋货上岸，洋钱进账，记账单位当然应该是银元而非银两。然而，受到中国商人普遍信任的西班牙“佛头”银元停铸后，上海等地的行商纷纷拒绝再以其他银元为记账单位。他们回到嘉庆、道光时期的惯例，使用南市饼豆商中通行的“九八规元”为记账单位。
九八规元的算法，现银加申水，以九八除之，所得之数即为规元。如重五十两之元宝，加申水二两七钱，合为五十二两七钱，以九八除之，所得之数，即为规元银五十三两七钱八分。规元系虚银，而非现场交割的实银。自咸丰初年开始，规元为当时上海唯一通用记账之虚银两，无论华洋交易、汇兑行市，均以此为计算标准。到光宣年间，这种结算方式已成为整个东南地区的铁律。
如果那位绍兴师爷太太想将丈夫的一年所得用来购房买地，这种大宗交易就必须由钱庄开具银票了。盖因八九百块银元运来运去，既费力又不安全。官铸纹银一般成色十足，申水确实能到二两七钱，那么一锭元宝就是五十三两七钱八分，十二个月的收入就是六百四十五两三钱六分规元。师爷太太大可让钱庄出具此数目的银票，在城里购房或在乡下买地，或投资一些更惊险的投机行业。
比如说，洋厘行市中的“做露水”。以银两为记账而通行银元，在同治年间催生了“洋厘”行市。所谓“洋厘”，是银元折合银两的市价，每天都会浮动。由于银两只是虚银记账单位，因此洋厘的上下，全凭市面上银元是否充裕。简而言之，银元充裕时，洋厘就低；银元缺乏时，洋厘就高。因此，在清末，银两一直是事实上的货币，而银币一直是事实上的商品。
许多钱庄或个人，正是通过追涨杀跌或买低走高来进行洋厘投机。洋厘交易在各地钱业公所开早午两市，一般上午报价，到下午一定要沽清，有点像晨露必定会在下午晒干。因此，坊间将这种交易称为“做露水”。
在洋厘行市“做露水”，几乎是普通市民唯一能迅速致富而又合法的投机手段，类似于1920年代上海和1960年代香港的股票市场，而其惊心动魄又远胜之。入股票市场交易，首先要买股票，“做露水”则不然。家境殷实或有固定工作的成年人，进钱业公所只要高喊一声，如“买进银元五千块！”无须支付任何费用，已经有交易员记在账上。
一般银元交易价的上落，单位以两、钱、分之后的“厘”计（大洋的厘数，所以才叫洋厘）。比如买进五千银元时，交易价为一元抵七钱二分二厘规元银，过半小时后涨到七钱二分六厘，这时再大叫一声“卖出银元五千块！”一元赚四厘，二十两规元银（即是大洋二十八元）就此落袋了。能够这么买空卖空的，都是交易员的“熟面孔朋友”，知道其人赚得进、赔得出。至于那些比较陌生的客户，就需要支付一定数量的押金才能进场大额交易，当然，赚（或赔）得比熟面孔朋友厉害得多。
“做露水”没有什么知识或经验门槛，全凭运气和眼光，因此多有普通市民入局，往往最多也不过一次亏掉十几、二十几元。洋厘的涨落规律也是有的。春天的丝茶、秋天的豆麦上市，华商大宗采购时急需银元，这时洋厘就会上涨；到年底同洋商结账，回笼银元，这时洋厘就会下跌。话虽如此，但商场风云总是瞬息万变。比如说本年生丝歉收，收购商便立即将手中刚刚囤积的银元抛回钱业市场，避免更大的损失。这时洋厘市场可能每分钟的行情都起落不定，有人一天就输掉了近千元，这就是全部家产了。
一旦家业亏空，生活无以为继的时候，就要靠典当活命了。典当行其实是小额贷款机构，质押物就是典当品。曾经有个笑话：冬天的三轮车夫早上穿着棉袄出工，跑了两个小时，身上热了，肚子也饿了，于是将棉袄送进典当，当了几十文钱吃个饱饭；到晚上，再用赚到的钱把棉袄赎出来，抵挡夜寒。较真来说，这故事与实情相去甚远。首先，当铺所收衣物是名贵的毛皮大衣，一件棉袄早就给朝奉先生扔出来了；况且，三轮车夫当时一天能赚四百文钱，也无须靠典当度日。不过这个故事从侧面说明，当铺还真能救人之急。
当铺的收入，一部分来自“活当”的利息，一部分来自“死当”的利润。典当物品的期限一般是十八个月，期限内赎回当品的，就是“活当”。过了期限，再想赎回也不可能了，当铺会择期拍卖。
大概在宣统年间，上海《时报》主笔包朗孙因要审稿看大样，每天凌晨才回家。他工作和居住都在公共租界，以为治安不错，没想到竟然在回家途中三次被“剥猪猡”（市井俗语，指被劫匪剥去衣服）。他三次损失的都是同一件裘皮大衣。第一次被剥后，租界巡捕询问了四周的典当行，他的大衣果然在，但须失主自己去当铺赎回，赎金四十元。没过几天，包朗孙在同一地点、时间，被同样的劫匪劫走了同一件大衣。他向同一间巡捕房报案，被同一位巡捕在同一家当铺找到了大衣。这次，赎金涨到了五十元。
其实，包朗孙这件裘皮大衣也是得之于当铺。当时的上海，这样时髦又昂贵的洋装大衣售价二百元，差不多是一个普通工人两年的收入。包朗孙虽然薪水不低，且有稿费收入，但二百元也须他写十万字的稿子才行。正好，他妻子亲戚开的当铺“划包”（拍卖死当物品），有一款他们心仪的裘皮大衣（当然是半新旧的）。当铺要价一百元，他妻子立时就买下了。现在包朗孙知道了，这件大衣不过值四五十元，当铺赚了他们一倍的利润。
第三次，还是在凌晨的回家路上，包朗孙的这件大衣又被劫匪“剥猪猡”抢走了。这次问遍租界所有的当铺，却再也找不到踪影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