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君立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就将食盐专营作为富国的根本；到秦统一天下时，食盐之利更是“二十倍于古”。
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饰、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从秦到清，中国历朝历代基本都实行盐业专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国家财政重度依赖普罗大众每日必需的小小调味品来支撑，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奇迹。而明代尤为典型。
《元史》云：“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之半。”元朝末年，两淮盐商发动叛乱，张士诚、方国珍等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军阀。淮西的朱元璋除了盐利，还据有淮西马场，实力最强。当时，朱元璋在其控制地区设立“盐法”，成立管理机构，令商人贩卖，“每二十分而取其一，以资军饷”。（《明史·食货志》）
朱元璋击败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势力，紧接着北伐元朝。连年战争，军费一直居高不下，对盐利的倚重可想而知。终明一朝，一直延续着这种状态。万历年间，户部尚书李汝华称：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止四百万，半属民赋，其半则取给于盐策。”（《明经世文编·户部题行盐法十议疏》）
【盐利占国家岁入之半】
起初，明代政府借鉴宋代的盐钞，以“盐引”来控制食盐专卖。即商人每给边关运送二百石粮食，官方就给一张引票；凭此引票，商人就可以在两淮或河东换盐行贩，差价作为商人的利润，这就是“开中”。“自中盐之法兴，虽边陲远在万里，商人图利，运粮时至，于边陲不为无补。”（《明太祖实录》）
实际上，开中法的作用并不限于为边防卫所补充军粮，它还开创了一种国家与民间的证券交易方式。“召商中盐”在此后逐渐被扩展到赈灾、建设等方面，甚至被用来支付官俸和军饷。只要军国所需，朝廷以盐利（即食盐运输权）为交换条件，即可吸引民间商人投入。
开中法实行后，拥有地缘优势的山陕商人开始兴起，成为明清两代著名的商帮。
为了获得军马，明代还在陕西实行“纳马中盐”制度：上等马一匹，换盐百引；中等马一匹，换盐八十引，听凭其于陕西地方贩卖。（《明英宗实录》）西北盛产军马，边塞数省交界的定边地区有盐湖，因为军马交易而被称为“花（换）马池”。花马池面积达数千亩，早在汉代时就“有盐池以为利”，唐代时“有盐池十八”。自明代以后，花马池食盐行销陕北和关中各地，还供宁夏、甘肃两省部分地区。
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食盐专卖变为盐商专卖，签商认引，划界运销，按引征课”。
简单来说，自唐代刘晏创立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沿用八百多年。至明代逐渐被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盐商专卖制”所取代，开启此后绵延三四百年的官督商销的红顶商人时代，陕商、晋商和徽商等民间商帮因此而崛起。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盐商交易，均有牙人说合，从中提取佣金。这些牙人都由官府指定，并颁发执照（“给贴”），因此也叫官牙。
在某种程度上，食盐价格就掌握在这些官牙手中，而官府也正是通过牙人来对食盐市场进行监管，同时也保证了盐税的征收。权力在手，牙人总免不了对盐商进行敲诈科敛。万历十一年（1583），巡盐御史任养心指责两淮官牙“每岁吞噬，不啻万两”。明初禁止王公官吏从事开中，侵夺民利；后来禁令渐松，明代中叶之后，开中法日益崩坏，盐业尽为势豪特权所霸占。如此官商勾结，通同作弊，私盐充斥，专卖制度必然紊乱。
正统九年（1444），皇帝在给户部的批字中写道：朝廷令人开中盐粮，为边关易纳马匹、粮草，本是希望资国便民。却听闻各场纳草之人，多系贪图重利的官员，令子侄家人朋友假托军民，出名承纳……各处所中盐粮，系官豪势要之家居多，往往挟势将杂糙米上仓，责任部门却畏避权势，接受了这样的劣质米，以致供给军队后不堪使用。等到支盐时，他们又唆使管盐官逾越职权，加倍征收利润，致使没有势力的客商等待经年也得不到盐引，丧财失业，嗟叹哀怨无处申告，其弊不可胜言。（《明英宗实录》）
对明廷来说，除了敛聚收入，食盐专营还有控驭天下人户的作用。明初时，在食盐管理上仿效元代实行“计口授盐”，即严格按照州县人口统计数字，进行食盐定价定量配给。盐税也就是人口税，“盐口之税，每吏每口十二斤，市民六斤”。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仅山西河曲、太原等县，“居民岁纳盐粮米六万五千九百余石”。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为了吃盐，民众每月必须缴纳盐粮，“大口月二升，小口一升”。
然而，后来随着食盐逐渐市场化，原有的盐粮并没有取消，而是被改为盐银。也就是说，每家每户按数上纳户口盐银，实际上并无盐支给，这部分盐银即作为“正赋”，列入国家财政岁入。这一不合理的税收，终明一代，未予减免。
谈迁《枣林杂俎》“市商盐”一篇说：弘治以后，虽然还是按照人口征收盐银，但只有各王府及达官显贵可以支盐，而其他官吏以及天下军民人等，都是通过市场自行购买食盐。故百姓徒劳纳盐银于官，又要花钱从商人处买盐，“官收倍利，民获二害”。
明代“岁入四百万”，一半为民赋，一半为盐利。晚明时期，国库空虚，盐税之上的各种加派多不胜数，盐业担负了明廷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户口盐有名无实，彻底失败，食盐被豪势商人控制，官营制度也就变成商人专卖，私盐泛滥。食盐市场的混乱也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尤其是边防军需，又成难题。
【官盐与私盐】
王夫之《读通鉴论》说：“盐就像是粟一样，人不能一日不吃，但也有不同的地方。粟是天下各地都可以种植、生长，勤劳的人就多收一些，懒惰的人就少收一点。盐则不同，它产于千里之外，只有依靠商贾的贩运，人们才能得到。当国家控制着盐的生产贩卖时，尽管价格较高，仍有一定之规；假如让豪强大族、富商大贾来控制盐的生产与贩卖，他们就会囤积居奇，以更高的价格索利于百姓，这样也就没有一定之规，老百姓得到的抵不上他们失去的。所以，把厚利让渡给豪强大族、富商大贾，老百姓就会更加贫困。”
按照开中法原则，盐运司发给的盐引是商人行销官盐的重要凭证，商人必须在规定的盐场凭盐引支领官盐。此后的整个行盐过程中，盐货与盐引不得分离，有引则为官盐，无引则为私盐；卖私盐者罪至死，伪造盐引者同此。
开中法刚施行之时，朱元璋就特别颁发禁令：“凡公侯伯及文武四品以上官，不得令家人、奴仆行商中盐，侵夺民利。”但后来盐引发放逐渐失控，各王府、内外官和军人都争相奏讨盐引，并发展到直接贩卖私盐。
成化二十一年（1485），内官熊保奉命往河南，“多载私盐，强抑州县发卖”。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如此描述势要人等贩盐的情景：此辈一得明旨，即于船首悬挂黄旗，书“钦赐皇盐”字样，势焰煊赫。州县驿递官应酬接待稍有差错，即加笞辱；至于盐商灶户，虽凌辱万状，谁敢诉冤呢。
从物理属性上来说，无论官盐还是私盐，成分并没有什么差异。与官盐相比，私盐的价格要低得多。私盐因无课征浮费而价贱，官盐相反而价贵，即所谓“官盐成本十倍于私盐”，所以，即使“私贩增其价以出卖，民尤贪贱而食私”。因此，灶丁、灶户“偷盐私卖”，盐商、盐贩“干禁行私”，消费者“犯法食私”，所有人都出于“嗜利之心”，或者说“经济理性”。从历史来看，往往是官盐愈贵，则私盐愈盛。最讽刺的是，私盐作为权力腐败的副产品，不仅难以禁绝，而且愈演愈烈。
元朝的崩溃，与私盐贩子聚众造反密不可分。明代尤以严刑峻法而著称，《大明律》中专门有惩处贩卖私盐的条款：凡贩私盐者，杖刑一百，徒刑三年；若有军器者，罪加一等；诬指良人者，罪加三等；拒捕者斩，盐货车船马匹罚没入官；引领牙人及窝藏他人者杖刑九十、徒刑二年半；挑担驮载者，杖刑八十、徒刑二年。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山东有丁氏四兄弟，分别叫丁一、丁二、丁三、丁四。因为务农艰难，交不起税赋，他们兄弟就贩卖私盐。丁一串通灶户于某，终于弄到一千斤盐，但出了盐场后，遭到官兵追查。盐被没收，丁三因拒捕被杀，其他人四散奔逃。于某后来被官府以“脱籍”处斩；丁一走投无路，做了太监；丁二流落做了海盗，死于非命；丁四在家务农，年馑时饿死。
有学者估计，明代时全国食盐总需求在每年18亿斤左右，其中官盐大概为5亿斤。官盐的市场占有率并不高，因此很难征到税，这让明代财政非常艰难。嘉靖以后，官僚体制的种种弊端已经积重难返，为扩大官盐市场、提高盐税收入，虽也推出过一些举措，但都离不开盐引和盐商这条老路。在一个有限的食盐市场，消费者是选择价高质次的官盐，还是价廉质优的私盐，结果自不必说。
黄仁宇指出，明代的食盐专卖收入不多，却仍然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痛苦，尤其是在发生周期性危机之时。在一些地区，“虽有孝子慈孙，少求薄卤以奉其亲，不能得也”。究其原因，食盐市场基本为盐商操纵，私盐占居主流市场，大量盐利其实都流入奸商和贪官手中。明代财政捉襟见肘，只好不断加征加派，最后走向崩溃。
明代食盐专卖制度之所以乱象丛生，除了盐商不法行事，最重要的是与官员利益纠结在一起，权力在食盐市场上下其手，获得大量灰色收入。万历时期，经营食盐销售的盐店业发展迅速，“天下盐商不止数万家，天下盐店不止数万处”。这些盐店分为官盐店和民盐店，而皇室成员和官宦之家开设的特权盐店数不胜数。
从根本上来说，私盐泛滥是市场对封建社会权力垄断的自然反应。正如宋人方大琮《铁庵集》所言：山海之利，本来是与众共享的，官营是不得已的做法。私贩这条路，自古以来都不能禁止，且有不容禁止的原因。”私盐的暴利导致飞蛾扑火，难以禁绝。顾炎武曾引用万历年间常熟县令的话说：“吴中风俗，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猾之民为之。”
试图杜绝私盐，是封建王朝对民间市场的阻击，只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在古代食盐市场混乱的背景下，官方对民间私盐的打击，往往导致私盐商贩的暴动和起义，百姓也常在这场争斗中成为官府的敌人。
【陕商、晋商与徽商】
在中国古代商业活动中，“盐者利之宗”。明初实行开中法，减轻了边防供应给朝廷造成的财政压力，同时也让很多“边商”依靠贩盐的暴利而迅速发迹。
近水楼台先得月，陕商和晋商因邻近“九边”而闻名天下。明代中期以后，开中法取消，食盐主要产地在两淮，集散地又在扬州，徽商因地缘优势而雄起。
陕商大多靠经营布匹起家，待资本雄厚，便涉足盐茶这两类都有专营色彩的大宗商品。明中期以后，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开中制”改为“折色制”，朝廷直接给边关拨付饷银，不再以盐引兑付粮饷，山陕盐商纷纷转移到扬州。为了跟徽商抗衡，地域风俗习惯相似的陕商与晋商时有联合，遍布全国的“山陕会馆”，就是这种“秦晋之好”的地缘产物。
陕商在扬州主要是“纳银运司”，入场配盐，并不直接贩盐，而把盐引转手倒卖给江西湖广等地的“水商”。正是依靠这种倒卖“盐引许可证”的特殊生意，陕商能够在扬州坐收渔利。扬州现存的大明寺（亦名法净寺），便是弘治六年（1493）陕商捐资重修的。
正德之后，陕西盐商聚集扬州者，多为关中人。财力称雄孚众望者，有三原县的梁家、泾阳县的张家和郭家，还有西安的申家以及临潼县的张家。这几家是陕西盐商在扬州的主要势力，每家都有自己的商号，以此为据点，吸引了大量宗族亲属来扬州，从事盐业贸易。嘉靖年间，泾阳王舆“辞其父母，入淮阳贾盐，居淮扬十余年，已富有资”。三原梁氏家族，先后四代人在扬州经营盐业一百多年，积累“巨万万”。
在盐业领域，与陕商相比，晋商不遑多让。在明代山西，太原、平阳和蒲州都是比较大的商业城市，它们的兴盛史都与盐商有关。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古代社会虽然没有福布斯排行榜，但嘉靖年间的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蕃曾有这样的论断：“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按他的看法，当时全国够得上“首等”的只有17家，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两姓”。
盐商亦官亦商，依靠盘根错节的家族联姻，大多拥有根基深厚的官场背景。以蒲州（今永济）的张王两家为例：王瑶的二子王崇义为盐商，三子王崇古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等职。王崇古的大姐嫁给了侨居蒲州的盐商沈廷珍之子沈江，二姐则嫁给了蒲州盐商张允龄。张允龄之子张四维，在万历年间曾任内阁首辅。张四维之弟张四教，则在河东与长芦两个盐区是数一数二的大盐商。
明《两淮盐法志》记载：“煮海之利，重于东南，两淮为最。”明清两代，国家盐运使公署设在扬州，而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也是群集于扬州的两淮盐商。因地利之故，徽商几乎垄断了两淮盐业，在明代后期直到清朝，都是首屈一指的官商。
两淮地区东临黄海，西接运河，沿海的盐场很多，自古是渔盐兴旺之地，有“甲东南之富，边饷半出于兹”之称。譬如江苏盐城，以“环城皆盐场”而得名，另如浙江海盐县、盐官镇等，这些与“盐”有关的地名，一直沿袭至今。作为盐商之都的扬州，其繁华前前后后持续了数百年，即使明末清初的“扬州十日”大屠杀，也未能改变这种“朱门酒肉臭”的权势与浮华。
明末民变四起，李自成“下掠金令”，在关中一带大肆搜索拷掠，许多盐商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这些盐商数代苦心经营，从扬州运回大量金银，最后都在“追赃助饷”下化为乌有，“家业已荡然如洗”。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