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寅初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这所在国难当头、战火纷飞之际，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大学，虽然只存在了短短9年，却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影响至今，绵延不绝。鲜为人知的是，它的校园里曾活跃着900多个来自广东的身影。他们或担任教职，或负笈求学，或操持校务，为“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注入粤人风采。
每8个师生中就有1个广东人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又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此后，直至抗战胜利，三校于1946年秋各自返回平津复校，西南联大（含长沙临时大学）一共办学9年。
在这所临时组建的大学里，活跃着为数众多的广东人。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9年中先后有290余位教授执教，在校生约8000人。据笔者初步查考，其中来自广东的教授有20余位，广东籍学子更是超过900人，此外还有数十位操持校务的广东籍职工，总数近千人。按西南联大校史数据测算，每8个西南联大师生中，就有1个来自广东。
在西南联大任教的20余位广东籍教授，以外语系最多，前后至少有6位。他们是：陈福田、叶公超、莫泮芹、吴达元、林文铮、黄炯华。当时西南联大外语系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外语系合并而成，任教者大多毕业于英美名校，文采风流，俱是一时之选。广东能出如此多的外语人才，引人瞩目。而且，颇为“巧合”的是，除了林文铮、黄炯华，其他4人都担任过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行政才干也可见一斑。
另外十余位广东籍教授大多分布在物理、化学、航空等理工科院系。举要而言，他们有：被誉为“中国物理学之父”的高要人吴大猷，中国利用光谱学探讨物质结构的先驱中山人郑华炽，中国物理化学奠基人梅县人黄子卿，中国现代声学事业奠基者潮阳人马大猷，中国人文地理学开拓者揭阳人林超，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番禺人李卓敏，中国民俗学奠基人东莞人容肇祖，等等。他们虽然大多没有陈寅恪、沈从文、刘文典等人那样广为流传的趣闻轶事，但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奠基者”创始人”“宗师泰斗”与他们的名字如影随形。
诸贤之中，尤以吴大猷声誉最隆。他出身于广东高要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吴丹桂有“粤东时贤第一人”之誉，父亲吴国基是清末举人。吴大猷5岁时，吴国基因遇鼠疫去世，此后他由母亲和伯父抚育成人。他先后就读、任教于南开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西南联大，在原子和分子理论、散射理论和统计力学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独创性成果，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在西南联大期间，吴大猷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培养了一批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佼佼者有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吴大猷是杨振宁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经其指点，杨振宁就此确定了一生的研究方向。杨振宁曾回忆“我在西南联大7年，对我一生最重要的影响，是我对整个物理学的判断，已有我的taste”，他从周培源、吴大猷那里“学到的物理已能达到当时世界水平”。李政道更是受益于吴大猷的知遇之恩。正是经吴大猷设法，当年的旁听生李政道才能顺利入学西南联大，此后又在吴大猷的举荐下随之一起赴美深造。
西南联大中的广东学子，尤以番禺、南海、梅县、台山、东莞、新会等地为多。此时海南还未建省，也包含了来自海南文昌、琼山等地的学子。当时西南联大面向全国招生，人数最多的是江苏，其次就数广东。清华大学保存的档案显示：1938年，西南联大在校生有1950人，其中来自广东的有226人，位列全国诸省第二，仅比排在第一位的江苏少十余人。1942年度第一学期，西南联大有在校生2760人，广东学子有363人，继续位列全国第二。
为何有这么多广东学子求学西南联大？一个关键原因是广东经济社会的发展。古代广东的经济、教育落后于江南、中原地区，但进入明清后，有渐趋后来居上之势，“人才已蒸蒸日上”。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录取的前四名中，广东就占了两名。康有为、梁启超掀起的维新运动更是领一时风气之先。进入民国，广东的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据《广东省志》记载，1927年，广东全省中学有100多所，小学有1.2万所。近十年后，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前一年，即1936年，广东小学已有2.4万所，学生153万余人，普通中学253所，学生6.2万人。此时广东中学数量之多、教育之发达，已为全国各省之冠。这为广东学子报考高等学府奠定了坚实的生源基础。
有人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最穷的大学”，却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西南联大里的广东学子，至少出了6位院士，其中包括为“两弹一星”作出重要贡献的余国琮、何炳林。其他杰出学子还有首位在美国政治学界获得巨大声誉的学者邹谠、“兰花之父”吴应祥、语言学家赵仲邑、知名造纸专家钟香驹，等等。
当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广东学子，热心教育事业，回报乡梓。1945年冬，新丰人古师勋、海丰人杨启明等回到广州，克服种种困难，借得维新路的一处宗祠，创办了今天广州市第六中学的前身私立长风中学。创办初期，长风中学的4任校长和近20位教师均为西南联大毕业生，办学成绩显著。
从后来的人生走向看，有过西南联大求学经历的900多名广东学子，大约有一半人成长为教学科研领域里的佼佼者、行业的中坚力量。考虑到他们求学的年代正值战火纷飞、颠沛流离，此后又迭遭时代的变故和波折，能有此成就，实属奇迹。
熠熠生辉的大师
1931年，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演讲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彩云之南艰苦办学的西南联大，没有大楼，却大师云集，群星璀璨。身处其中的广东先贤，也是风采飞扬，各具风流。以外语系的几位广东教授来说，可以各用一个字总结：叶公超“懒”，陈福田“俗”，莫泮芹“散”，吴达元“严”，林文铮“痛”，黄炯华“失”。
叶公超的“懒”，人尽皆知。他虽然学富五车，但很少动笔，上课也不备课，据说钱锺书在离开西南联大时曾评价：“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季羡林曾回忆：
叶公超讲英文，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他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学生摸出了这个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往后坐。有人偶尔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就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
叶公超做系主任时也是“无为而治”，同事柳无忌甚至不记得他是否开过系务会议。后来弃教从政，还是积习难改。他曾一本正经地对部下说：“我一天只看五份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他不喜欢开会，也懒得出席各种应酬，为此得罪过不少政界大佬。
被钱锺书点评“太俗”的陈福田，毕业于哈佛大学，学问也很不错，但美中不足的是上课缺乏感染力，讲课内容浅显。许渊冲的点评一语中的，“英语说得非常流利，但是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惊人的妙语”。在生活上，陈福田爱好广泛，喜欢音乐、体育、拍电影、打桥牌，甚至种菜。
现在谈到叶公超，往往因为他出生于九江，而误以为他是江西人。实际上，叶公超祖辈早就迁居广东，在西南联大教职员名册上，他自填的籍贯是广州番禺。陈福田虽然出生于夏威夷，籍贯则是东莞。按照中国人安土重迁、宗族传承的传统和观念，籍贯是衡量家庭地位、身份背景和家族渊源的重要标志之一，叶、陈二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广东人。
台山人莫泮芹在西南联大开设英国散文等课程，他的风格是“散”。据许渊冲回忆，莫泮芹身上很有北大的自由之风，讲课从容不迫，毫不紧张；在黑板上写英语如行云流水，毫不用力；有同学说他的书法可以叫作“懒散体”。他爱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大家培根，比作“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把培根言简意赅的散文比作外壳坚硬、营养丰富的核桃。莫泮芹后来移居美国，任洛杉矶西方学院中文教授，所以国内知之者不多。
和叶公超的“懒”、莫泮芹的“散”不同，教法语的中山人吴达元风格迥异。在西南联大的老师里，吴达元是出了名的严格和认真。他最让学生紧张的一点是：每堂课都有笔头测验，上课随时提问，学生回答不出来就站着，不准坐下去，女同学也不例外。许多学子毕业多年后，谈起他来依然非常感念，他指导的研究生李赋宁曾说：“学生很怕他，但心中也暗暗地感激他，因为他的确给我们打下了比较扎实的法语基础。”
战火纷飞之下的西南联大，办学、生活条件异常艰苦，许多教授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颇有些不修边幅。吴达元却穿得规规矩矩，他有“洋派大教授”的名声，平日总是穿西装、打领带，皮鞋锃亮，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上课从不拖堂，每堂课话音一落，下课铃就响了，几乎分秒不差。一手黑板字工整利落，甚为漂亮，一堂课下来，一黑板的粉笔字就像正式印刷品一样。
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在西南联大的中国顶尖知识分子也难以独善其身。即使如吴大猷这样的物理学大师，也要每天自己步行一个多小时去上课，穿着也颇为寒酸，一条黄咔叽布裤子，膝盖上补了大膏药一样的补丁。他还养过小猪以维持家用。有一段时间，他的妻子病危，小猪无人喂养，他只好嘱咐学生黄昆负责。但黄昆也不擅长此事，最后只能卖掉了事。谁能想到，“中国物理学之父”竟然还有这样的经历。贫病交加之下，不少人牺牲了健康，失去了亲人，外语系的林文铮就遭遇了亡妻之痛。来自梅县的林文铮，为人淳朴、忠厚，早年留法勤工俭学，专攻法国文学和西洋美术史。他的妻子蔡威廉是蔡元培的长女，也是当时名噪一时的油画家。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们一家老小逃难到昆明，落脚西南联大。林文铮教西洋文学史，蔡威廉教法语。
琴瑟和鸣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939年，因为家贫，为了省钱，怀着第六个孩子的蔡威廉选择在家中生产，不幸染上产褥热，不治而亡，年仅35岁。当时正在西南联大任教且毗邻而居的沈从文写下《忆蔡威廉女士》沉痛追念：
我每天早晚进出，依然同小朋友招呼。间或称呼他家第三位黑而胖的小姐作“大块头”，问她爸爸妈妈好，出不出门玩。小孩子依然笑嘻嘻答应“很好”。可是前两天听家里人说，才知道孩子的母亲，在家生产了一个小毛毛，已死去三天了。
宛若流星一般倏起倏灭的史学天才张荫麟的命运也令人扼腕。他是东莞人，出身于官宦世家。16岁考入清华学堂，入学不久即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获梁启超激赏，名动京华。陈寅恪评价他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在西南联大，他开设宋史、历史哲学等课程，语言简洁明了，既富于学术性，又不乏趣味性。
然而可惜的是，他的家庭生活不太和睦，因为感情纠纷、生活琐事，夫妻之间常有争吵。在遭受了一次感情上的打击后，加上物价飞涨，薪水微薄，他决定放弃西南联大的教职，应聘到了浙江大学。孰料此去不过年余，他就因生活精神苦闷，罹患肾炎遽然而逝，年仅37岁。张荫麟英年早逝的噩耗传开，陈寅恪、钱锺书、朱自清、吴晗等学界名人闻之无不痛惜。陈寅恪写下挽诗：“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钱锺书长诗痛悼，“忽焉今闻耗，增我哀时涕。气类惜惺惺，量才抑末矣。子学综以博，出入玄与史”。张荫麟留下的未完著作《中国史纲》史识精当，文笔优美，至今仍深受文史学者喜爱。
笔者在追溯广东先贤时，还意外地发现一位“失踪”的外语系教授——黄炯华。西南联大里的教授，尤其是任教于中文系、外语系、历史系者，几乎都给后世留下了真真假假的轶事传说。唯独黄炯华很特殊，笔者查阅多方档案、资料，也仅仅知道他是广东人，生于1893年，早年留美，1942年在西南联大晋升为教授，讲授“英文文法修辞学”课程。除此之外，他有哪些著作、生平经历、教书风格如何，却一无所获，就像消失在了时间长河里，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般，留下一个令人困惑的未解之谜。
弦歌不辍的学子
在抗战烽火中办学的西南联大，面向全国招生。当时南京、广州、北京、天津等重要大城市都被日军侵占，沦陷区的学子要想到大后方上学，往往都要冒着风险穿过封锁线，甚至先绕道香港、越南等地，才能抵达重庆、昆明参加招生考试。
起于忧患的900多位广东学子的求学之路格外艰辛。台山人余国琮的赶考之路让人心碎。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满目疮痍。余家在逃难途中遭遇轰炸，余国琮的两个哥哥，一个不幸身亡，一个遭受重伤。一家人辗转逃难到香港后，余国琮才从香港考区考入西南联大化工系。
南海人黄熊还在赶考路上遇到抢劫。1941年，黄熊与4个同学一起从香港出发，准备到昆明考试。他们一路晓行夜宿，翻山越岭，但不幸遭遇土匪，财物被劫掠一空——没钱就不能报名参加考试，他们只好返回香港。第二年，黄熊再次长途跋涉到昆明赶考，最终被机械工程学系录取。
千辛万苦考上大学，接踵而至的是艰苦的日常生活。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许多校舍都是铁皮顶、茅草屋。南海人霍焕然就留下了生动的回忆：校舍是茅草屋，每间宿舍放20张双层木床，上课的课室也一样简陋，“教室哪里有桌子？就几条板凳，有黑板和讲桌”。
学生们吃的主食一般是黑馒头、八宝饭。广东学生似乎偏爱黑馒头，一般要吃好几个才够，来自北方的同学一两个就饱了。八宝者何？大家戏称：“曰：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也。其色红，其味冲，距膳堂五十步外即可嗅到，对牙和耐心是最大的考验。”伙食粗劣，还要靠“抢”。来自平远的电机系学生朱绍仁，一次盛上了饭，挤出重围后发现眼镜上少了一块镜片，遍寻无着，只好站上饭桌高呼。
在办学条件极端艰苦的境况下，西南联大的教学水准、要求依然维持在高水平。当时联大实行学分制，有些教授的课实在太难，学生一再重修依然不过，只好退学。经常有人发现同班同学不见了，一打听有的去山区教书，有的去找工作，有的投笔从戎去了，还有一些转学了。来自番禺的何炳林，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化学系。一年级的时候，同级有60个学生，后来慢慢地，“30个留级了，15个去了外校念书”，到了毕业之际，只剩下15个学生”。
西南联大在校生8000人，毕业生3800人，900多名广东学子也只有362人拿到了毕业证。即使加上那些因为参军而延后毕业者，以及联大解散时还是在校生的，总体淘汰率也很可能超过20%。
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苦的环境反而激发了学子的向学之心。1942年，西南联大在递呈教育部的一份报告里写道：“本校学生大多数来自战区，生活至为艰苦。全校学生二千八百余人，持贷金及补助金生活者，达十分之七八……唯在艰难困苦中，反易养成好学勤读之习。每值课后，群趋图书馆，宏大之阅览室，几难尽容。”
即使是在暂时中止学业参军期间，西南联大学子也很少放弃学习。1942年3月，还有3个月就要毕业的廉江人江天骥应征入伍，做军事翻译。在军中，他为了避开吵闹的集体宿舍，晚上经常到军营办公室看书，还经常从西南联大图书馆借英、法、德文书籍阅读。后来抗战胜利后，通过西南联大老师贺麟的举荐，他应聘到了武汉大学，最终成长为中国杰出的哲学家。
弦歌不辍中也有爱情萌芽。来自宝安的生物系女生凌琬瑜，漂亮活泼，在学校里，她和地质系的赵景德谈起了恋爱。同学们经常能看到两人在校园内手挽手散步，形影不离，被公认为最理想的一对情侣。教育系的邝文宝来自台山，她和联大同学张征东毕业后一同到云南丽江工作，不久结为夫妇。西南联大的社会学家潘光旦还特别作诗祝贺，称赞“同学同工，终成同室，喜可知也！”
西南联大办学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还分别招收了学籍不属于联大的研究生。这批研究生数量非常少，每年不过十余人，但生源质量十分高。其中，来自广东的就有陈三苏、黄元宗、萧雷南、陈德明、刘锦新、钟一均、罗应荣等十余位。他们后来无一例外成长为学科研究的带头人、知名学者。广东学子里还有两位后来成长为经济学家。一位是来自中山的李志伟，他考取了1944年的清华留美公费生，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另一位是出生于顺德的罗承熙，改革开放后，他在世界经济学科领域贡献良多。
西南联大教授张奚若曾对当时的学生说过：四年培养不出一个专家，四年只能让同学学到一些知识与一定的治学方法。从后来的人生经历看，在西南联大求学的900余名广东学子成才率很高，至少出了6位院士，其中佼佼者有余国琮、何炳林。余国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率团队提取出纯度高达99.9%的重水，解决了新中国核技术起步阶段的燃眉之急，为“两弹一星”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何炳林则是率领团队在短短两年时间里成功合成当时世界上已有的全部离子交换树脂品种，大大提高了中国从贫铀矿中提取制造原子弹关键材料铀的效率。
社会科学方面出类拔萃者有邹谠。他出生于大埔，是中山大学首任校长邹鲁之子。邹谠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长期在芝大任教，并担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
追溯广东学子身影，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曾庆铨。他来自兴宁，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年仅24岁。曾庆铨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经济学系，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展各项革命活动。1944年7月，他响应进步学生到农村去的号召，放弃学业，到云南思普地区从事革命工作。他以在中学任教的名义，巧妙利用课堂和各种场合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948年9月，他率领民兵伏击夺取敌人的一批军火未果，被地方武装头子诱捕，10月12日秘密杀害于磨黑镇磨黑河边。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西南联大不仅出了许多大师名家，同时也有大批学子戎马沙场，以鲜血践行“刚毅坚卓”的校训。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曾在校园里竖立一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832位参军的西南联大学子中，笔者初步查考就有潮安人吴若冲、中山人卢少忱等108名广东人。国难当头之际，他们脱下校服，穿上戎装，前往抗日前线，或加入中国远征军，征战于缅甸、印度，或为“飞虎队”担任翻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联大人”的贡献。
“中兴业，需人杰”
西南联大里还有一个特殊群体：校工。今人追溯西南联大，习惯将目光聚焦在璀璨夺目的大师或莘莘学子身上，而往往忽略了那些兢兢业业、默默付出的校工。实际上，他们也是西南联大能够成功办学的幕后英雄。笔者据西南联大教职员的档案统计，100多名西南联大校工里，来自广东的大约有20位。他们或负责教务，担任实验员，或是校医、护士，以只有教授1/2甚至1/3的微薄薪水，维持学校的日常运作。
比如负责教务、招生事宜的中山人卢华焕。他从西南联大建校伊始一直到三校返程，9年始终。卢华焕精明能干，办事得力，深获赏识。1946年，西南联大到广州招生时，因为考区系临时设立，来不及印制试题，卢华焕和文昌人陈序经随身携带原稿，自行赶印、校对和监印，让考试能正常举行。1949年1月，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从上海到广州时，被派去码头迎接陈寅恪一家的也是卢华焕。正是在他周到的安排下，陈寅恪顺利落脚岭南。还有一位南海人董石如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在西南联大理化室担任助理，负责管理、维修实验器材。他的绝活是修理高级电子仪器仪表。国工程院院士赵伊君的传记中曾记下一件关于董石如的轶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太原一家兵工厂引进的一台苏式电子仪器仪表出现故障，厂家找遍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最后打听到只有董石如会修。于是，他们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派出专机，恭恭敬敬地把董师傅接到太原。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还没有几个人坐过飞机，董师傅受到如此高规格的接待，可见人才难得。
西南联大的校医室里还有5位来自广东的医护人员。担任校医的郑德祷是大埔人，曾担任曲靖惠滇医院院长，他是加拿大华侨，医术不错，经验丰富。在总务长郑天挺的日记里，留下了许多他行医诊治的痕迹。有一次，冯友兰患斑疹伤寒，他诊断开具的药方颇为特别：不吃饭，只喝流食，每小时一次，几天后改食半流食。他的月薪是340元。校医室里还有4位来自广东的护士，都是二十五六的年纪，月薪就少得多，只有150元。
俱往矣，当年西南联大里的广东身影，如今大多已经凋谢。那些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广东教授们，毫无疑问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佼佼者。一方面，他们大多曾负笈海外，学识渊博；另一方面，他们又出身传统，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在战火纷飞中实践书生报国之志，薪火相传，与八千“刚毅坚卓”的学子共同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而那些能够成才的西南联大学子，既离不开大师的教导，也离不开各人付出的努力，更离不开时代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余国琮、何炳林等人学有所成的年代，正是中国国防、重工业大发展的时代，他们因缘际会，最终一展长才，大放异彩，实现了西南联大校歌里“中兴业，需人杰”的抱负。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