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霍安治
广州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市”。早在1918年10月，广州已成立“市政公所”，推动城市现代化改造，只是方向模糊不清，又遇连年兵乱，进展十分缓慢。直到1929年春，陈济棠开府岭南，省城建设才得以重新起步。
此时的广州已经拆除城墙、筑成长堤、打通城区干线道路。诸如电灯、电车、电话与自来水等基础事业已经开办，但长年战乱使早年城建破落衰颓，马路狭小、电灯不亮、电话不通、自来水浑浊，电车更因为规划不良而遭停运。随着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公共卫生保障基建随之失灵，市区水陆交通拥塞不便。老城区的六脉渠与环城濠涌淤塞污秽，春夏期间，城区淹水，全年时疫不停。想出城透个气，四郊马路不发达，沿江码头拥挤不堪，搭船横渡珠江到河南（今海珠区）是件麻烦事。
陈济棠将省城的建设重任，交给对市政建设怀有远大抱负的广州市市长林云陔。他疏浚水渠、整顿公用事业、增建城郊马路与码头内港，经营两年，省城气象焕然一新。但林云陔不以为足，他的下一步，是要将省城建设成中国宜居城市的模范。
志气虽然宏大，但广州城南临珠江，北倚越秀山，西阻荔枝湾涌，东北山陵起伏、平地少，城东田野广阔，却多荒山坟地，城区难以扩建。而且，广州城改建起步之初，一味崇洋，脱离大众的现实需求。实践证明，只有闯出城市发展绝地，扭转崇洋心态，才能使广州城真正现代化。
保留传统，超越传统
中国传统城市偏重军政与文化功能。城墙内只要建设官衙、书院与贡院，加上孔庙、关庙与城隍庙，城市机能就已算作完善。居民住宅区与工商水陆码头区大多位于城墙之外。
广州的“老城”（归德门以北，旧时归德门位于今解放路与大德路交界，1921年拆建为马路——笔者注）是个典型的军政区。正中央是巡抚部院，另有藩臬二司、粮道学台、广州府、将军府、八旗都统府与南海、番禺两县衙。外加十余个寺庙、二十余个书院与三大学宫。在军政、文化与宗教之外，城市机能很有限。
从大北门（今解放北路、盘福路、镇海路交界）到归德门画条直线（约今解放北路至解放中路），老城一分为二。直线以东是汉区，惠爱大街（今中山路）官衙密布，学院如林，居民住宅区域狭小，工商业有限。大新街的首饰与府学东街（今文德路）的书籍古玩，是城东的商业地标。直线以西则是旗街，多为八旗高官的眷舍大院与旗民自建的小院。八旗讲究弓马，旗街空出大片土地作为马圈、马房，是城市建设的“禁区”。向南出归德门，城南夹城俗称“新城”，更是大片旗营。左督标、右协镇，与靖海门外的海珠炮台遥相呼应，以防备江边十三行的洋夷。旗兵出操喜带鸟笼，以至于刁斗森严的归德门竟逐渐发展成雀鸟市场。
广州真正的工商住宅区，在正西门（位于今中山六路、中山七路连接处与人民路交界）城墙外的西关十八甫。由太平门（位于今人民南路，人民南路旧称太平路）到“西关角”多宝坊，是老广州最热闹的市镇。但是，出了逢源街，城市发展受阻于荔湾泮塘，碧波千顷，难以扩建。从平南王开府，到张之洞兴办洋务，广州的城市建设原地踏步200余年。
20世纪初筑长堤，城市建设总算迈出步子。城南成为热闹的商业区，城墙内的市中心反而萧瑟。拆城墙之前，西关与长堤地价已经比老城内高出十余倍。
1918年的城市建设，第一步是拆城墙、铺设城基马路，将老城与城外商业区连成一片，同时大拆城西旗街，试图将西关长堤的繁华活力引入老城。不过，民初的城市建设以洋为尊，拆下城墙后的下一步不是发展民生建设，而是模仿洋城开办公园。
今日省城的地标人民公园，就是第一个上马的项目，其时名叫第一公园。人民公园所在地原是抚台衙门。1918年建市之初，孙中山倡议将衙门改为公园，市政公所总办魏邦平响应号召，首期工程优先推平衙门，整地建公园。但是，市中心的指标工程由海归工程师负责设计兴建。测量专家韩锋记录了市民对建成后第一公园的评价：“在从前的广州，已算首屈一指。但入园之后，几乎一览无遗。没有一处地方，可以令人流连不去。因此有人讥为‘大果盒’。”
中国传统园林讲究山水造景。小小庭院精心布局，叠石成假山，引泉成流榭，就能“邀月招云，成径成蹊”。抚台衙门原有假山池沼与参天古树，颇能展现一方山水之美。但第一公园的设计师杨锡宗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新潮海归。他推平假山、填塞池沼、砍除古树，而后采用意大利式的庭园布局，建成一个方正对称的大公园，斥资陈列进口花卉1.8万余盆，使第一公园成为一片花海。
市民看惯了“一卷代山，一勺代水”的园林意境，对第一公园没有好感。国民党元老李宗黄说出市民的心声：“（第一公园）有花园之形势，而无公园之实质。既缺美观，范围尤狭，且四围筑一高墙，近似监狱，殊不雅观。”杨锡宗备受批评，补救的措施却是将洋化进行到底。他增建4个洋气十足的网球场，再以猎奇心态展示佛寺大铜钟与一头狐狸。李宗黄看了，仍是“索然无味，望望而去”。
第一公园不获市民喜爱，却差点成为广州全城的改造蓝图。1921年底，市政府打算以10万美元高薪雇用美国城市设计专家，进行“全市设计”。工务局长程天固回忆道，洋专家竟想把广州全城推平，建造新城市：“我与他详细谈过数次后，觉他的理想不太近于实际。其心目中所拟设计，是仿效美国式的那种平地做起的设计，与我国内市情相距太远。”
1922年，陈炯明部炮轰总统府，市政建设停摆。直到1929年陈济棠执政，市长林云陔才重新启动市政建设。
“市政在二十世纪中，已成最大之问题，与人民之生命、财产、自由、幸福，有直接关系。”林云陔撰文阐述理念。他认为，广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不能将传统推平，也不能困于传统格局：广州市为旧式城市改造，陈旧相因，积重难返。根本改革，其势固有所不能，因陋就简，又为新时代所弗许。”
古城的市政建设必需“因势而利导之”。于是，林云陔提出“分区制度”：“以定各区地方，宜于何用，而顺其天然之利也。”
分区建设，因地制宜
1931年《广州市市政纪要》记载，广州既有城区不需大幅变动，“官署学校，交错其中。工商各业，萃于一处。习惯相沿，安之若素。如商务之繁荣于市西，工业机器之丛聚于河南，行政公署之类集于中部”，只要“稍微区别”即可。真正由政府主持分区建设的土地，是城郊的新开发区。
分区建设首重住宅。中国的传统城市，住宅是浅街窄巷的单层平房。清末民初，省城人口激增，1910年全城人口51万，1932年已突破100万，使新增人口有房可住，是市政建设的首要任务。“将来粤汉铁路全段告成，本市必为西南各省货物最终之集合场。南方大港筑城开放，又为南洋各埠交通门户。输运南北各省货物之中心点。未来之人口，将必数倍于今日，有可断言者。”1931年的《市政纪要》预测广州人口将继续增加两倍。要容纳200万至300万人口，必需“纵展空间”，改平房为楼房。
在老城区，新辟马路两侧的房屋已多改为楼房。“建筑层楼者触目皆是，以曩（音nǎng，指以往、从前）昔盈丈之地，可倍为四五。”但租金也随之飙涨，“固非一般人民能力可以胜任”。因此，市政府的第一个分区开发计划，是推动住宅新区建设。
广州城“西限于水，北阻于山”，住宅新区必需向东开辟。林市长上任伊始，就以东郊的“竹丝马棚两岗模范住宅区”为第一要政。政府负责铺马路与接水通电等公共基建。而后开放民众购买地段建住宅楼，限6个月内建筑完成。原是一片荒坟的竹丝岗与马棚岗，半年内成为中国第一片官办住宅开发区。
林市长继续推动“松冈模范住宅区”，并加强对楼房设计图的审核，要以新区的楼房为模范，鼓励老百姓按式样改建：地段用于住宅的面积不得超过2/5，其余留为花园；围墙需带有美术性；厨房需设烟囱；楼房需自设水厕与化粪池；建筑高度则以3层为限。
林市长的“模范住宅”引发市区改建热潮，但省城寸土寸金，只有继续拓张城区，才能解决住房问题。林云陔相中河南（珠江以南）为下一个开发新区。他增设珠江电船“横水渡”，但很快，渡江人潮就随着城市扩大而激增，“沿西堤至五仙门一带，搭客挤拥，竚候需时，市民苦之”。
于是，建设海珠大桥成为下一个施政重点。1929年春，广州城市设计委员会发起海珠桥建设案。当时舆论多主张大桥经由海珠石建设，市政府却毅然将大桥位置东移300米，连接“地点汇通全市道路”的维新路（今起义路），使珠江南北一举“联成整个陆地都市”。1933年2月大桥通车，长途汽车通勤线路得以延伸到河南，城市建设面积顿时倍增。
建立了模范住宅区，打通了珠江南北交通，下一步就是按照分区，细部耕耘，使各区能畅快发挥最大机能。静止200年的广州老城随之灿然绽放。
兴旺文教，扶助工商
广州老城原是军政文教区，林云陔于中央公园划地建设“市政府合署”，并利用旧省长公署，将城内军政机关衙门尽量集中一处，搭配中山纪念堂，将省城政治区压缩到城北一隅。释出的空地使老城区焕然一新，原本官衙林立的惠爱路（今中山路）与永汉路（今北京路）成为戏院酒楼林立的热闹大街；原是大片旗营的西区成为人口稠密的闹区。孤立于永汉路的财政厅大楼，则成为老城区长途汽车（公交）的大站，全市长途汽车多在这里交会，通勤便利，不需划地多建住宅区，城市发展空间更大。
老城空间出现弹性，林云陔开始放手实践理想。他心目中理想的市政建设，是造福市民的公益事业，“一切公益之事，足为城市中诸等人民谋生活，增幸福者”。
在林云陔的公益清单上，“改良学务”排名第一。全市公办小学数量大增至99所，人人识字成为可能。他将越秀山下的应元书院改建为市立第一中学；1930年于西关连庆新街兴建市立第二中学；1931年于西门外高冈兴建市立职工学校新校舍。行有余力，林云陔在惠爱西路与市第十三小学兴建实验中学，探索突破学制的改革之路。
然而，建筑经费有限，校舍很紧张。1933年，位于惠爱西路的儿童游乐园，改为市立第三中学校舍，但开学一年半，校舍就被迁走，让给原本占据庙宇上课的市立美术学校。
社会教育也不能放松。林云陔一手推动中山图书馆与市立博物院建设。未上五层楼，未到广州城”，利用镇海楼改建的博物院于1929年2月开幕。“东出为文德路，旧籍所萃；迤西为永汉路，新书之薮”，利用文德路广府学宫兴建的中山图书馆于1933年10月落成，耗资高达粤洋31万。
林云陔清单上的第二要项，是“奖励工商业之发达”。老城不宜开工厂，却适合办商展。1931年底，市政府征收都城隍庙，改建为国货陈列馆与展销市场，引发省城国货流行风，商人紧跟风向，于长堤、西关与河南各个闹区开设多个国货市场，打响国货品牌。
兴旺文教、扶助工商，市政府的下一个区域使命，是增进老百姓福祉。老广州人常在西门外的冼基看病抓药，1907年，广东巡警道在提学使署旁成立了全城第一家公办医院，尽管“医具不精，设置未备”，却是省城唯一的市立西医院。老百姓虽然习惯中医，但公营医院诊金只收7个铜板，甫一开业，看诊人数便爆满，医院规模急需扩充。1929年8月，盘福北路市立第二医院落成，斥资26万元，各科诊疗设备齐全。但林云陔不以自满。他在长堤、老城与河南，分设三个赠医施药处。在省城人口增加、公共卫生压力吃紧之时，有效控制时疫。
1935年，城区感染性疾病十分猖獗。市政府《施政报告书》记载，位于城北三眼井的第二赠医施药处，“痊愈病人甚众，尤以小儿科收效最多，计每天诊治小儿常在四十名以上。剧烈之麻痘便泻赤白痢等病，多获转危为安”。三眼井名号响亮，“远自东郊、沙河、北郛、三元里、上下塘及黄沙、西关等处，亦常见襁负小儿到诊者。此外，如禅山、石龙、西樵各乡，亦有不辞跋涉而来者。诚以开办已历数载，人民信仰渐深，故工作较为进步”。
陈济棠执政时，适逢全球经济大萧条，方兴未艾的出口工商业受到重击。《施政报告书》记载当时“市内贫民日增”。市政府全力扩充“三院”（贫民教养院、残疾院与惠老院），于石牌增建房舍，“增加贫民口粮，尽量收容”。老百姓有了退路，于萧条年代仍大量涌入省城，经济逆势而起，全球大萧条竟为广州工商业发展创造了良机。
此时，林云陔已是广东省主席。新任市长刘纪文计划在八旗会馆旧址兴建劳工住宅，于海珠桥下空地兴建劳工安集所，以及大力整修大南路的平民宫，使廉价住宿的劳工旅馆更为舒适。经济起飞，工薪小家庭出现育婴压力，刘市长于1935年的最新建设，是在盘福路金字湾市立医院旁兴建育婴院。随后，市立幼儿园、儿童游乐园与儿童问题咨询处也陆续开办。
“休养与娱乐问题，实为人生最要之一。”省城经济蒸蒸日上，市政建设能兼顾休闲与娱乐。公园已经不是稀奇事物，林云陔于1929年筹建动植物园。老城地狭人稠，空地不易找寻。幸而1927年收回法国领事馆（今南越王宫署遗址），林云陔利用这片黄金地皮兴建动物公园；又于镇海楼后指定地皮辟建动植物园，后来因为经费有限，只能先行成立植物园。
在全球大萧条最为严重的1933年，广州动物公园开张，展示虎、豹等动物80余种，植物园也蔚然成林，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