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喻 言
大学时读金庸武侠小说，读到洪七公在华山之巅挖出埋藏在雪地里的蜈蚣，烹制成美食，大饱口福。初觉不可思议，以为是小说家言，不可当真；后翻古籍，发现人类早已以虫类为美食。
《周礼·天官》记载，周王室菜单上有一道专供王室享用的菜肴，名为“蚳醢（chíhǎi）”，就是用蚂蚁卵烹制成的“蚁子酱”，其珍贵程度绝不逊于当今大白鲟鱼子酱之流。先秦时期，蝉、蜂等昆虫，也已成为贵族间流行的美味。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蝉的烹制方法更加丰富，时人发明了烤炙、蒸、白灼蘸酱等各种吃法。无独有偶，古罗马的贵族也曾流行用葡萄酒佐食一种从面粉中培养出的甲虫。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嗜吃蝉。至于非洲人和印第安人，以虫类为美食的历史更加悠久。
对于古代的农耕民族来说，蝗灾是频率最高、危害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另一方面，蝗虫也成为颗粒无收的灾民的辅助食物，以昆虫的高蛋白补充严重缺失的营养。传说中，唐太宗李世民曾带头食蝗虫，古人迷信，认为天子食蝗虫可消弭蝗灾。
我的食虫经历最早可以追溯到饥饿的童年时光，在嘉陵江河滩的草地上，与小伙伴一起用枯草、枯枝烧烤蚱蜢。需要坦承的是，那并非美食的享用，更多是好奇心和饥饿本能的驱使，甚至还有人性隐藏的恶的释放。
虫类真正作为美食之呈现，是在我成年以后，在成都尝试一盘油酥蚂蚁卵佐冰镇威士忌。1990年代，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从长三角到西南诸省，我的足迹遍撒大半个中国，舌尖所品尝到的各地食物之丰富繁杂，已是前二十多年总和的数十倍。但面对这盘黑乎乎的颗粒物，我内心还是处于跃跃欲试与抗拒之间的纠结状态。
在朋友的示范和鼓动下，我小心翼翼地用白色的瓷勺舀了几颗胡椒粒大小的蚁卵入口，试着用牙尖轻轻咬破它油炸后的脆皮。随即，爆浆的感觉和淡淡的腥香在口腔中绽放。人类的味蕾记忆中，对高蛋白有着一种天然的偏好，从这大半盘蚂蚁卵开始，我的舌尖开启了食虫之旅。
餐饮业是民营经济中较活跃、门槛相对较低者，1990年代中晚期，各大菜系、各种地方特色美食纷纷登场，充分的市场竞争让经营者绞尽脑汁，翻新花样。一些尘封多年的古法菜品登上各大酒楼的餐桌，并被赋予不可求证的传说。西北的炸蝎子、东北的烤蚕蛹等，都被附会上某些神奇的药用功效。当时北京开了一家名叫“茶马古道”的云南餐厅，先是在朝阳公园附近，后来在大北窑开了第二家。云南菜并不对我自幼被重庆江湖菜熏染的重口味构成诱惑，但这家酒楼的酥炸蜂蛹和竹虫却成为我每周到访“打卡”的理由。
有一年，在昆明的夜市上吃到让人“闻风丧胆”的虫子宴：油炸的水蜻蜓、蜈蚣、马蜂、蜘蛛、大蚂蚁……林林总总有十多种。各种形态狰狞的虫子对视觉的冲击力极强，品尝起来却是香脆可口，欲罢不能。邻桌有几位内地的女孩子，一边眼睛紧闭，一边不停地大快朵颐。
在广西北海、雷州半岛、海南儋州一带，海滨滩涂盛产沙虫，也是最受当地人喜好的美食之一。沙虫状似蚯蚓，潜身于泥沙下，潮涨则出，潮落则伏。沙虫虽名为虫，其实是一种腔肠动物，之所以归类于虫子，大概出于食客的观感。
在湛江时，我曾领略周边各种沙虫的吃法。或爆炒、或剁椒粉丝蒸、或铁板烧、或煮汤，口感鲜脆。用干沙虫煲粥，也是当地人家常做法，味道也极鲜美。曾在一小饭馆见到一种白灼做法：把洗净的沙虫用沸水短暂地汆一下，捞出晾干，冰镇后蘸日本刺身酱油。这种吃法，能完全领略沙虫的鲜、嫩、脆。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