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守涛（文史学者）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有50多所大学内迁西南。颠沛流离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1月开课。但很快形势恶化、长沙危急，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作出《关于迁校的决议》，迁校地点为云南昆明。
随后，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兵分三路开始迁徙。大部分教师、家眷及全体女生、体弱的男生乘船或火车，经香港辗转赴滇；冯友兰、朱自清、陈岱孙、钱穆等少数教师则乘汽车到越南，再由滇越铁路入昆明。
280多名男生及闻一多、李继侗、曾昭抡、袁复礼等11位教师则组成湘黔滇徒步旅行团，以前东北军师长黄师岳中将为团长、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为辅导团主席，旨在“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行程3000余里、历时68天到达昆明。
教师：“尤多此生从未尝过之滋味”
国难当头，大学教师面临着多种选择。如清华大学教授吴宓1937年7月14日所写：“闻报，知战局危迫，大祸降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最终，大部分教师选择了“抗节”，随学校西迁南渡。
经过四个月的徘徊后，吴宓也决定南下长沙、共赴国难。他的日记记载，梅贻琦校长多次来电催促清华教授南下，并告知如果10月内到达，9月、10月工资一起发放，否则从抵湘之时算起。
吴宓于1937年11月7日离开北平抵天津，11月13日抵青岛，11月16日抵郑州，11月19日抵达长沙，12月7日终于抵达“临大”文学院所在的衡山（南岳）圣经学院。“宓一生极少与自然山水近接，故恒溺惑于人事，局囿于道德……故今来南岳居住，至为快适，而于自然之美，赏悦吸收者亦甚多也！”
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也随校南迁，其日记比较完整地记录了西南联大八年的情况及所见所思。1937年7月21日，朱自清“与许多人告别”离开北平，7月22日“到天津”，7月25日“历4时抵塘沽”，7月30日“早8时抵济南”，直到8月4日才“中午抵长沙”。
对于迁校昆明之事，朱自清日记中也多有记载。如1938年1月25日写“学校正式宣布将迁云南，此事甚复杂”；2月5日写“第一批学生之行李已运到衡山火车站”……
朱自清自己则于2月16日“晨离南岳”，2月17日“11时抵桂林”。2月24日“宿于柳州”，2月26日“5时抵龙州”，3月2日“早7时动身赴河内”，3月12日“离河内”，3月14日“午后5时20分抵昆明”。
从2月16日离开长沙到3月14日抵达昆明，朱自清虽然乘车，但前后也历时近一个月；且常常于凌晨抵达或离开某地，可见旅程之艰辛。他在3月12日的日记中更直接感叹道：“不禁想起在忧患中之同胞兄弟，想到祖国的未来与我们自己今后的命运。在一种感伤的心情中想了很多。”文学院另外一位教授柳无忌在1938年1月21日离开长沙，朱自清和浦江清送他到校门口。当时文学院离校者已有一半以上，“回首二月前此间人才云集之盛况，不觉凄然”。
朱自清的好友闻一多也是清华大学教授，抗战中也随校南迁。值得一提的是，闻一多先生手持竹竿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是三位坚持全程步行的教授之一（另两位是李继侗、曾昭抡）。
旅途中，闻一多“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长了一副极漂亮的胡须”，写了些家书给父母妻儿。如1938年3月12日致父母信：双亲大人膝下：
出发后寄上明信片数张，计已入览。三月一日自桃源县舍舟步行，至今日凡六日，始达沅陵（旧辰州府）。第一至第三日各行六十里，第四日行八十五里，第五日行六十里，第六日行二十余里。第四日最疲乏，路途亦最远，故颇感辛苦，此后则渐成习惯，不觉其难矣。如此继续步行六日之经验，以男等体力，在平时实不堪想象，然而竟能完成，今而后乃知“事非经过不知易”矣。
至途中饮食起居，尤多此生从未尝过之滋味，每日六时起床（实则无床可起），时天未甚亮，草草盥漱，即进早餐，在不能下咽之状况下必须吞干饭两碗，因在晚七时晚餐时间前，终日无饭吃，仅中途约正午前后打尖一次而已。所谓打尖者，行军者在中途作大休息，用干粮、饮水是也。
至投宿经验，尤为别致，六日来惟今日至沅陵有旅馆可住，前五日皆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在沅陵或可休息三日，从此更西往芷江或有汽车可坐，然亦无十分把握。（以上六日所写，以下十二日补完）近因天雪汽车难行，留沅将及一周，现雪已解，定明日乘汽车至晃县，当日可到，过此则恐全须步行矣。
家中老幼近皆安吉否，深以为念。到贵阳后当再有信归。肃此敬颂
万福
男 多叩
三月十二日
湘黔滇旅行团中还有一位年轻助教，即后来的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其《长征日记》比较完整地记录了由长沙到昆明的迁徙过程。据《长征日记》，抵达安南小城后，旅行团众人又累又饿，闻一多、李继侗、曾昭抡等教授陪学生“在县政府大堂上挨坐了一夜”。可见，旅行团经历了不少困难，才完成这一“长征”。学生：“此次旅行正好是烈火真金的一次考验”
学生自然是迁校的主要群体，也是湘黔滇徒步旅行团的主力。对于“湘黔滇旅行”，已公开发表的相关材料至少有马芳若《马芳若日记》、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从长沙到昆明》、余道南《三校西迁日记》、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林振述《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董奋《董奋日记》等。当时，旅行团还指定数人专门写日记全面记录，总共写成约20万字，可惜在寄到香港商务印书馆准备刊行时，因战乱失落。
董奋是长沙临时大学化学系二年级学生，其日记残缺而简短，但属普通学生视角，读来生动感人。迁校昆明前，他写道：流浪来，又要集团的流浪走，哪一个回想起了八里台、清华园、沙滩红楼，不翘首北望。”
据董奋记录，1938年1月22日，学校发布迁校公告。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填写了云南入学申请，同学之间打招呼的方式从“去不去昆明”变成了“步行还是走海路”。董奋自己当时的态度是“二十元，仅一半的路费，谁干！”最终，他还是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
马芳若是“临大”中文系大三学生，其日记从1937年11月18日记录到1938年5月21日，时间跨度较长，也原汁原味。如1938年3月31日写道：
上午起床后，八时集合，团长训话，十时午餐，十二时前去洗澡，行至中华路革命日报馆附近，忽遇故宫庄尚严先生，略谈一会，知四叔祖父忽往重庆。并承约吃晚餐。…与其谈一路经过，及别后情形，盖庄先生对我等如此长路旅行甚有兴趣也，将归，抄我故宫通讯处二地，均可转四叔祖父者也。并蒙赠《贵州名胜古迹概说》二册，其中一册托我转赠临大旅行团者也。
可见，湘黔滇旅行团的行程并不十分严格，团员行动比较自由，只要每晚到达目的地即可。
钱能欣是“临大”政治系二年级学生，其《西南三千五百里——从长沙到昆明》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字规整系统；既有记录，也有分析。他后来回忆说：
临行前，我看了能找到的所有资料，遗憾的是关于我国西南地区的记录多是外国人写的。因此，出发前我已经有准备，要把沿途的见闻记录下来……我要写一本中国人自己的西南实录。
钱能欣在日记自序中写道：
西南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将来开发前途远大。但高山峻岭急川涌流，只利于自守，而不宜于向外方发展。故国家失去江、浙、华北以及任何沿海一角领土，而不思收回失地，则生命上所受的威胁，便无解脱。蜀汉的往事，可引以为鉴，这是同胞们应该共知道的。
实践出真知，此次徒步旅行，让学生对祖国山川地理和社会现实有了更真切的了解。
余道南是“临大”大三学生，其《三校西迁日记》“对沿途经过的景点描摹十分详尽，注重分析政治经济、社会民风”。他说，写日记的初衷在于：
这次远征对我等知识青年来说，是一次考察与锻炼，以数百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读书人组成如此庞大的队伍，一步步地踏越湘黔滇，这可算是历史上的一次壮举。如果成功的话，必将在我国教育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我个人平素以务实和刻苦要求自己，能不能做到这点，此次旅行正好是烈火真金的一次考验，似乎有加以记录的必要。
1938年3月17日，旅行团抵达湘黔边界的玉屏县。余道南的日记写道：
下午四时抵县城东门，见城外有欢迎我团的标语，入城时并有县立中心小学学生列队迎候，县政府还专为我团出示布告，称我等为“国家柱石”，号召沿途军民加意爱护。我团自长沙出发以来，经过不少城镇，接受欢迎这还是第一次。足见玉屏县府和人民的关切之情，令人感动。
林振述是“临大”外文系大三学生，与诗人穆旦同是西南联大时期南湖文学社成员。林振述写有《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后来以“林蒲”为笔名发表在1938年春的《大公报》上。其中记叙了一则行船时的见闻，颇能反映当时的民生疾苦：
船，交给小汽艇拖着前进。艄公抽出身子来，和我们闲谈。……
他说，过路要路钱，船只要纳税，“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做牛做马让人骑”。他们一切都被剥削了，他们“只有水，好随便喝”。……
他眯眯眼说：“先生们天天吃肉，我们放几把盐巴度日咧！”痛苦的心，像夜，日子无边地，忧郁地，压着这老人。
向长清是“临大”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其日记《横过湘黔滇的旅行》1938年10月发表于巴金主编的《烽火》。其中写道：“三千多里是走完了，在我的心头留下了一些美丽或者惨痛的印象。恐怖的山谷，罂粟花，苗族的同胞和瘦弱的人们，使我觉得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
杨式德当时是“临大”土木系大二学生，其《湘黔滇旅行日记》完整严谨而有现场感。据他记载，湘黔滇旅行团一边行路，一边讲学。如1938年2月26日抵达常德，旅行团在常德中学住宿，并于当晚举行联欢会，李继侗教授讲授了湘黔一带的农作物种植；“袁复礼教授讲旅行回忆，说他在中国旅行已十七年了。他主张记日记，并要科学地记载，并鼓励同学们沿途多多考察，随处皆可有所收获，如山的高度，地名，地质构造，化石搜集，气候的记载都是有用的”。
《湘黔滇旅行日记》还记载了旅行团到达昆明时的场景，有四位少女抬着一个半人高的花篮献给旅行团，前来迎接和摄影的人很多。后来，旅行团还举办游艺会，回请团长黄师岳之前以个人名义对旅行团的宴请；李继侗代表全团答谢黄师岳，闻一多说了路上的一些趣事。
除了湘黔滇旅行团成员的记录，也有其他学生日记，对西南联大学生入校情况有记载。许渊冲1938年开始在西南联大求学，其《西南联大求学日记》是目前唯一公开出版的完整记录西南联大学生生活的日记。这部日记的开篇，即是“大学前奏：万里长征”。1938年11月5日，许渊冲写道：
如去，交通不便，不知要走多久，不知要用多少钱，万一在中途遇到战事或轰炸，又如何办法？或到后交通断绝，经济不能接济，又如何处理？如不去，也不愿老在这儿，也不愿找事，也不好休学，又怎么办？去呢？不去呢？
这可能代表了多数学生的纠结心态。当时，学生要自行克服各种困难，从全国各地赶往位于大后方的学校。后来，许渊冲还是乘汽车辗转抵达昆明。
梅贻琦：“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
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重庆任职，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常驻昆明，所以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长期由梅贻琦担任，即实际上由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工作。
当时，很多人反对“临大”再从长沙迁到昆明。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承诺将全力保证师生安全，不赞同迁校主张。但梅贻琦说：“一个民族，他生存的最根本价值是什么？我们都是教书的，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这难道不比打仗更加艰巨吗？”从而让反对再迁者和主张“战时教育”者改变了态度。
梅贻琦坚持写日记，记录了掌校期间的见闻感想，反映了西南联大校务之繁重及师生生活之困难。例如，梅贻琦日记中有不少西南联大职工被日机炸死、校产被炸毁的记录。目前大陆出版的《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起始时间是1941年，对从“临大”到“联大”的迁徙未有直接记载。不过，其中也有几则日记可反映迁校之不易。如1941年7月5日写道：
七点半辞别所中诸君下山往上坝，方桂夫妇等送出里许，至一山坡，经再辞谢始折回。乱离之世，惜别之意，彼此共之也。
八点半至上坝营造学社，再看梁夫人病。大家坐廊下，颇风凉。徽因卧一行床，云前日因起床过劳，又有微烧，诸人劝勿多说话，乃稍久坐，临别伊再提及愿返昆明之意，但余深虑其不能速愈也。
午饭在李济之家食凉面……临别握手曰“江干一别”，言外之意，不禁凄然。
乱世别离，聚散无常。这种凄然之感，或许也含有梅贻琦对西南联大师生迁徙聚散的感叹吧。
1942年9月13日，梅贻琦日记写道：“阴有小雨。午前勉钟来报告，迟到学生登记受甄别试验者有一百卅余人，恐有冒滥矣。”1942年秋季开学后，西南联大有130多位学生迟到，为防冒名顶替，要对他们进行甄别，可见战争对教学秩序的影响。1942年尚有一百多名学生开学迟到，那1937年、1938年迁校时学生到校情况可见一斑。
郑天挺多年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也参与了“临大”从长沙到昆明的迁校工作。公开出版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在“1938年”前有一段综述文字：
日记中辍又一年有半。此一年半中可记者：一曰去年二月十七日下午四时二十分钟，吾妻周稚眉夫人逝世；一曰去年七月变作，吾与学校同人困守四阅月，始于十一月十七日离北平，经天津，至香港，入梧州，取道贵县、柳州、桂林、衡阳而达长沙。
西迁南渡，辗转不易。在1938年3月1日的日记中，郑天挺写道：
统计此次旅行食宿车费及购物，共用国币一百三十八元三角五分。（自长沙至桂林用路费二十二元六角九分，自桂林至龙州用路费五十一元七角一分，自龙州至昆明用路费越币二十四元四角五分，国币二元二角，馀购物。）
可见旅途曲折、花费亦不少。郑天挺乘车，于3月1日抵达昆明；而湘黔滇旅行团4月28日才到达昆明，郑天挺当天记道：步行来滇学生今日抵昆明。”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交移栽臻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
西南联大校歌如此唱道。
从“临大”到“联大”的迁徙之旅，可谓又一次“远征”。学者易社强评价道：“这次长征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跋涉之旅。此后是八年患难，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才能的象征；因此，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持续不辍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