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凯（文史学者）
20世纪50年代中期，根据当时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布局的需要，中央决定将交通大学迁往西安。从1955年春天起，交大历经主体搬迁、两地办学、两地建校几个阶段；至1959年7月，交大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分别独立成校，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由此诞生。
西迁的历史背景
交通大学的前身是1896年创办于上海的南洋公学，创始人是清末赫赫有名的盛宣怀。
南洋公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国立大学之一，经费一半出自官府，一半由商民捐助。民国鼎革后，学校归北洋政府交通部管理，更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交通部所属三所学校（上海、北京、唐山）统一更名为交通大学，此即“交通大学”名称之始。
1955年4月6日夜，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接到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的电话，获知中央已决定将交通大学迁往西安。交大迁校的想法，最初源于高教部上报国务院的《关于沿海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
根据当时中央关于沿海城市一般不再扩建、新建的指示，这份报告提出减少沿海城市高校招生任务；并配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特别是按照新工业基地的分布情况，在西北、西南、华中等地建设新校。报告写道：
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具体地点和陕西省委商定），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将华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交通大学等校的电讯工程有关专业调出在成都成立电讯工程学院。
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分管文教口）主任林枫在报告上签注意见后，报送陈毅副总理：
兹送上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这个方案二办已经讨论过，认为可以同意。其中有些具体问题，例如交通大学的新校址是否应设在西安等，尚需进一步研究，以后当专案报告。沿海各城市均急于等这一方案下达，务必即予批示。
报告先后经陈毅、陈云、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周恩来等同志阅示，获中央批准。贾箭鸣《交通大学西迁：使命、抉择与挑战》一书写道：“这样，内地高校的进一步加强，以及其中所涉及的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就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确定下来。”
中央为什么要将包括交通大学在内的一些沿海城市高校迁往内地呢？这需要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说起。
1949年后，台湾国民党空军连续对上海进行轰炸，给上海及周边地区造成了极大损失。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派志愿军入朝作战，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台海局势骤然紧张。西方国家联合封锁围堵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国民党军也一直骚扰大陆东南沿海。
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存在战争风险，所以国家的建设方针主要是发展内地。与这个方针相适应，一些高等院校也向内地倾斜。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李富春同志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其中讲道：“为了适应在全国范围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在沿海城市中，今后一般不应该再新建和大规模扩建高等院校。内地的高等院校应该按合理的部署逐渐建设起来。”
当时，“一五”计划所确定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中央对全国高等院校的调整，也是围绕这些项目展开的。
“一五”计划将西安列为全国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先后到这里考察。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建设工程中，有24项部署在陕西，其中17项在西安，项目数量之多位于全国前列。与此同时，中央还决定将一些重要的工业项目，包括核工业研究等尖端科技及兵器工业放在西安。
截至1955年，西安东郊的军工城、纺织城，西郊的电工城，南郊的文教区等都已开工建设，西安城市面积由原来的22.66平方公里迅速扩展到90平方公里左右。面对如此之多的国家建设项目，当时西安仅有一所工科院校——西北工学院（今西北工业大学前身），不能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交通大学是国内有名的工科大学，而上海、江浙等沿海地区并无重点项目建设，这也是交大西迁的一个重要原因。
交通大学内迁也有学校自身建设的因素。当时交大校园地处上海市区，挤在华山路、虹桥路、番禺路等几条马路之间，十分逼仄。土地面积虽有600多亩，但交大只占312亩，其余部分为棚户区、小工厂等。若想发展扩大，就必须将周边居民和附属设施迁移，非常困难。
随着时代发展，交大招生规模扩大，原有的校园设施已无法适应新形势需要。华东文教委员会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是将交大迁出，在郊区发展；二是搬迁周边居民，就地发展。当时学校同意第二个方案并开始实施，就在这时，传来了中央决定交通大学西迁的消息。
西安选址建校
彭康校长接到杨秀峰部长的电话后，深知事关重大，第二天马上召开了校务会议，向大家传达中央的重要决定。
在校务会议上，彭康开门见山地说：
中央决定学校搬家，搬到西安。中央为什么采取这个方针？在中国，工业及高等学校的分布不合理，不合乎社会主义建设原则要求，广大西北西南地区高等学校很少，工业也是这样。这种不合理情况是与社会主义建设相矛盾的，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改变这种情况。
当时，中央关于交大迁校的正式文件尚未下达，彭康召集的这个会议属于打招呼性质，但与会者都积极响应。副校长陈石英、教务长陈大燮、动力工程系主任朱麟五、电力工程系主任钟兆琳等校委会成员一致认为，学校搬到西安，靠近工业基地，对以后的发展极为有利。随后，彭康又向学校党委传达了这个精神，最后决定马上派人去西安选择确定校址。
彭康派负责后勤工作的总务长任梦林和基建科科长王则茂去北京，接受迁校任务。任梦林回忆，彭校长对他讲了几个选址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一是不要到大专院校相对集中的文化区，物资供应不易解决；二是不要靠近工业区，噪音大、污染源多，不利于师生工作学习；三是尽量靠近市区，这样与地方领导机关联系方便，也好解决师生员工的生活问题；四是环境要安静，同时考虑以后的发展。
1955年4月中旬，任梦林和王则茂来到北京高教部，获知中央指示：交大内迁西安，先按12000人的规模建校，要在1956年秋季开学前完成。时间紧，任务重，任梦林和王则茂感到压力很大，于是打电话向学校请示。彭康让他们两人马上去高教部开介绍信，然后去西安找当地政府联系选址事宜。
陕西省委已得知此事，马上安排人员陪同选址。最后选定的校址位于西安城墙东南不远处，正好在唐朝兴庆宫遗址范围内。《交通大学西迁》一书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近邻久已废弃的大唐东市，向南不远处则是当年长安名胜青龙寺、乐游原、曲江池故苑。只见这里风拂麦浪，一望无际，几处果园点缀其间，虽不免稍显高低起伏，并有一条沟壑隐隐然横亘东西，但基本上是大块平整的土地，尤其难得的是远离村落农舍，便于施工建设。再向前远远望去，视野尤为广阔，人烟更觉稀少。
彭康校长当时正在北京开会，散会后直飞西安，并约请朱物华、钟兆琳、周志宏、朱麟五、程孝刚等5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一起来西安考察新校址。王则茂回忆，当时他们一行人走在无边的田野上，身边是滚滚麦浪，令人心旷神怡。大家都很满意，钟兆琳和朱麟五两位教授更是喜形于色，“高兴得都跳了起来”。彭康校长拍板，交大兴庆宫新校址确定下来，占地1200亩。
1955年7月21日，高教部正式下发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通知。在此前后，高教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先后发文成立长春拖拉机学院、上海造船学院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交大汽车专业内迁吉林长春；电讯工程系内迁四川成都；以交大造船工程系为基础，再并入大连工学院造船工程系，筹建上海造船学院，交通大学原址归上海造船学院使用。就这样，交通大学一分为四，内迁三地。
“高唱起建设祖国之歌”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1955年10月，西安新校基建工程正式动工了。
对于交通大学这所老牌名校的西迁，陕西、西安党政机关和当地乡亲非常支持。原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的报批手续，短短几天就得到解决；群众也通情达理，征地过程中几乎没遇到什么纠葛和麻烦。王则茂回忆，原计划征地1200亩，实际征地1260亩，每亩地250元。这个价格极为低廉，所有的土地征收费用，包括损失赔偿，不及上海标准的十分之一。几十年后，王则茂对当地乡亲们的无私帮助依然记忆犹新：“当时这个村的支部书记张金莲是一位女同志，她对我们特别热情，照顾也非常周到，在群众工作方面她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为了保证工期，任梦林、王则茂率领的交大基建工作组一直奋战在工地一线，与建设大军同吃同住。参加施工的近3000名建筑工人加班加点，过年也只休息三天，正月初四即照常施工。
一位负责西安校区基建的老师回忆说：
开工不久，即进入冬季，零下十几度气温，依然冒严寒奋战，采取了各种技术措施确保工程质量。渐渐地，平地上冒出了好几片房屋，交通大学的雏形一点点显露出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真是一天一个样，一月大变样。
1955年11月24日，交大校务委员会公布了《交通大学迁校方案》：
在短期内，将近万人的学校迁移，是存在困难的……存在着工作方法、生活习惯与新地区的环境条件不相适应的矛盾。例如，在上海工业历史悠久，随时可添置器材，但在西安就比较困难，至于生活习惯的不同，也必然有些不方便，这都必须提前做好思想准备。
1956年元旦过后不久，以副校长苏庄等33名师生为代表的西北参观团来到西安。返回上海后，参观团根据所见所闻，完成了一份万言总结报告，刊登在交大校刊上。报告最后写道：
总之，西北这几个城市的工业建设所给我们总的印象是数目多、规模大、技术新、速度快、资金省、干部缺。在参观后我们不仅亲身感觉到西北工业建设的宏伟，并且也更加感觉到了迁校西安的必要性。
1956年春夏之交，新校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教学楼、图书馆、宿舍楼、食堂饭厅等建筑方正大气，错落有致。学校环境幽雅清净，布局合理：东梧桐大道东边是体育场；西梧桐大道西边是实习工厂；南边是学生宿舍区；家属区在校园东边，仅一路之隔。如今，这些青砖红瓦的教学楼群已成为西安市文物保护建筑，以西北大地为背景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中，就有多个镜头取自这些老房子。
1956年7月，交大教职员工陆续开始搬迁。任务分成几大块：一是教学科研仪器；二是西迁教职工的家具、行李；三是学生的课桌椅等教学设备和食堂炊具等后勤保障设备。大批教学设备和260多户西迁职工的家具、衣物等，都一一登记并打包装箱。上海铁路局对交大搬迁大力支持，只要学校报上运输计划，铁路局就按时调车皮装运，每一位教师和家属的车票也都送上门。
交大总务长任梦林的女儿回忆：
父亲将后勤职工分成两班人马，上海的一班人负责物资和人员的运送；西安的一班人负责物资设备的接运和到达人员的接待。当时设备、行李、家具从上海运送，西安接收，那时西安解放路、咸宁路上穿梭着挂着交通大学旗帜的车辆，这又一次成了西安市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在两地后勤职工的努力下，各类教学、生活物资安全及时地运达西安。“没有损坏一张桌椅及一台仪器设备，连职工私人家具也没损坏一件，甚至连筷子都没丢一根。”
西安交通大学原校长史维祥（1984—1990年在任）是江苏溧阳人，1952年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留学苏联，回国后到西安交大任教。晚年谈起当年往事，史维祥依然感慨万分：
五十年代的大西北，各方面条件和上海都不能相提并论，当时也没有想这么多，就是满怀一腔热血，认为支持西部发展很重要，就一头扎进来了，一扎就是一辈子。
交通大学建校多年，有不少年老体弱或家庭负担比较重的老教师，但他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舍小家为大家，带头投身西北建设。物理教研组殷大钧教授1956年第一批去西安，虽然自己身体不好，母亲也接近90岁高龄，需要子女照顾，但他还是毅然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几个月后，殷大钧返沪接老母亲和其他家人去西安，向身边同事介绍当地情况：“我感觉西北人民很能吃苦耐劳，劳动与工作热情是很高的。我们从上海迁去的人应该好好向他们学习，不应有超过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特殊要求。”
西迁教职工中，年龄最长者当属校医沈云扉。老先生当时已67岁，依然携全家迁至西安，为师生服务多年。至今还有不少交大老人记得他在迁校后写的那首《忆江南》：
长安好，建设待支援。
十万健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
何必忆江南！
自近代以来，交大即以门槛高、不好考而著称，生源也以江浙、上海等南方经济发达地区为主。从1956年开始，交通大学面向全国招生，虽然考生们都知道交大马上就要迁至西安，但报考热情依然不减。最终录取的考生中，仅来自华东地区的就有1100多人。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紧张施工和筹备，交通大学西安校区如期开学。1956年9月10日，交大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副校长苏庄留下了一段详细记录：“这时学生共3906人，教工815人（其中教师243人），家属1200人，一座近6000人的新交大，就这样在古城西安诞生了。”
广大交大师生响应国家号召，扎根西部、服务人民的报国情怀令人动容。正如张家喜同学在诗中所写：
到西北去，
我一定要到西北去，寒冷冻不了我的心肠，
北风吹不散我建设祖国的热情，
让我们在西北的风雨伴奏声中，
高唱起建设祖国之歌。
……
周总理的关怀
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了新的规划和部署。在此背景下，上海市建设方针改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
国务院就交大迁校问题进行了一次复议，最终仍坚持西迁的意见。但周恩来总理也考虑到上海的需要，提出“必须留一个机电底子，以为南洋公学之续”。这个“机电底子”，即后来筹办的南洋工学院。
1957年5月，周总理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专门研究交通大学迁校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有关部委和上海、陕西等地的负责同志，相关院校的领导及部分师生代表。这次会议开了两周时间，周总理挤出时间进行调查研究，仔细倾听各种意见，深入了解交大师生的真实想法，全面思考迁校的合理解决方案。
6月4日，周总理在总结讲话中指出：1955年决定交通大学内迁是正确的；1956年情况有了新变化，交通大学可搬可不搬，但西安校舍已建，学校已招生，从西北建设角度来讲，仍决定搬迁。解决交大问题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目的是要交大搞好。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
从“两地办学”到“两地建校”
通过调查研究得知，年轻教师大多主张西迁，而部分老教师希望留在上海。考虑到老教授的实际困难，高教部和交大领导吸取他们的意见，酝酿了一个新的迁校方案，即交大分设上海、西安两地，实行统一领导，师资设备互相调剂。
新迁校方案对原方案作了调整，既解决了部分老教师的实际困难，又照顾了上海经济建设的需要，同时也解决了交大的发展问题，可谓一举数得。1957年6月30日，在有教师和职工学生代表参加的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这个方案获得绝大多数人拥护。7月29日，交通大学将新方案上报高教部：
一、交大分设西安、上海两地，两部分为一个系统，统一领导。
二、根据西北及上海地区的要求，两部分各负担不同的任务。西安部分的任务为：完整地设置机、电方面的主要专业，逐步添设新技术和理科方面的专业，并发展成理工大学；在提高教学质量基础上，适当照顾数量。上海部分的任务为办好机、电等各专业，着重提高教学质量。
方案很快获得批准。高教部对交通大学等相关院校的专业也作了调整和安排：将南洋工学院、上海造船学院与交大合并，统一由交大领导，但仍保留上海造船学院校名，此即交大上海部分；将西安动力学院、西北工学院的采矿系、纺械系和西北农学院的水利土壤改良专业并入交通大学，即交大西安部分。
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总体负责上海和西安两个部分的工作。由于学校分设两地，所以交大除设交通大学校委会外，还在上海、西安分别设立了校委会。交通大学党委还在上海、西安各设了分党委，上海分党委书记由彭康兼任，西安分党委书记由苏庄担任。
至此，交通大学“一个学校，两地办学”的方案顺利实施。
1959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发布，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同时“上榜”。这是“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名称第一次在公开发表的文件中出现，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7月31日，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于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分别独立成为两个学校的报告》，交大上海部分改称上海交通大学，西安部分改称西安交通大学。
交通大学西迁至今已有近70年的历史，师生克服种种困难，扎根大西北，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奉献精神后来被概括为“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也即著名的“西迁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