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在军（文史学者）
193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晋东南的决定》，指出：开办学校吸收大批青年到共产党及八路军方面来是最大的成绩，以后还应继续这项工作。最近敌人企图进攻边区，加之地区贫寒、粮食困难等因素，因此党中央决定将抗日军政大学本校、陕北公学本校等移驻晋东南，由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前敌总指挥部负责监督与领导，唯学校之方针及组织改变仍由中央决定。
第二天，抗大副校长罗瑞卿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立即进行挺进敌后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陕北公学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师生到延安集结，准备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青训班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简称华北联大），一同开赴敌后解放区根据地，开展国防教育，坚持华北抗战。
第三天，党中央任命陕北公学原校长成仿吾为华北联大校长兼党团（党组）书记，江隆基为教务长。中央还要求他们尽快启程，目的地是晋东南的抗日根据地。
第四天，7月12日是出发的日子，大家慷慨激昂地唱起了《毕业上前线》：
这是时候了同学们，
该我们走上前线！
我们没有什么挂牵，
纵或有点儿留恋…
我们的血沸腾了，
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
翻山越水的“小长征”
中央军委事先将华北联大和抗大两校合编为一个纵队，番号为“第五纵队”，由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委，成仿吾任副司令员。华北联大编为纵队下的一个独立旅，由成仿吾任旅长兼政委。中央军委还决定，贺龙所部120师358旅的两个主力团由旅长彭绍辉带领，掩护“第五纵队”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
华北联大负责人同罗瑞卿及纵队参谋长研究了行军编队及路线后决定，行军序列组成三个梯队。罗瑞卿带领抗大两个梯队在前面开路，联大独立旅作为第三梯队随后跟进。
原计划是在延水关过黄河，但是为安全起见，罗瑞卿同成仿吾等人商量后决定改道北上，经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到黑峪口、府谷一带渡黄河。因为那一带，河东有八路军120师主力在广阔地区活动，有党组织在山西兴县，群众工作较有基础。
8月1日，纵队北上进入清涧县，13日到达葭县城，然后沿黄河西岸北行。足足走了三天，16日到达盘塘渡口，对岸就是黑峪口。自延川出发北行，也已半个月了。参加过红军长征的成仿吾后来感叹道：
我经历过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的天险，这次又带领这几千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渡河东进，去驰骋在华北广阔的战场上与敌周旋，也感到心情恰似黄河一样的豪迈而宽广。我坐在高高的峻峭的河岸上，眼看着我们第三梯队近三千人马，除先头部队头一天已渡过外，大队人马在8月17日一整天就顺利地渡河完毕。（抗大的两个梯队已先期渡过）我们怀着胜利渡河的喜悦，整队前进，入晚到达了我们的宿营地——兴县曹家坡村。（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9月2日、14日晚间，抗大第一、第二梯队分别成功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经过20余天休整的华北联大第三梯队也准备出发。17日早饭后，成仿吾到358旅找彭绍辉旅长，协商计划第三梯队的东进及掩护问题。联大队伍两侧，将由彭绍辉旅长亲自带一个团一路警戒护送，老红军刘忠率领的一个团负责断后。成仿吾回忆：
我们经过兴县康宁镇附近，翻越著名的吕梁山，盘旋而东，这一路都是夜行军，以封锁消息。每日傍晚起程，整夜行军，白天在村庄或树林中隐蔽休息，不脱衣服，骡马隐蔽在树丛里，避免日本飞机发现。经过岚县、方山附近；又走了一夜，下得山来。
9月23日，华北联大又开始了夜行军。这一夜要走70里山路，赶到距同蒲线40里的集结地；待越过同蒲线，再走40里，才能到晋察冀军区控制的游击区。这一次紧急行军，全程是150里。
24日凌晨三时许，队伍到达了预定的集结地。这时，来接送联大过路的358旅714团也已赶到。下午五时，大家流水似地从一条条小山沟里涌了出来，分别汇集在各个连队的集合场地出发。大家像是发动冲锋的队伍，勇猛地跑步前进，冲向铁路线。村内的伪村公所等房屋门前，都有几名战士端着刺刀瞄准大门，防止敌人出来。
虽然通过了封锁线，但没有脱离危险区，大家还必须奋力跑向东山。25日拂晓，队伍终于爬上了山顶。翻过山顶，队伍继续行进，到达了阳曲县境内的集结地。9月27日是农历中秋节，联大队伍到了预定的宿营地——位于盂县、平山县交界的赵庄村。师生在赵庄村休整两天之后，于9月29日继续赶路。这时，学员们公开打起了“华北联合大学”的旗帜，浩浩荡荡地沿滹沱河前进。
10月7日，队伍在灵寿县张家庄参加八路军120师举行的陈庄大捷庆祝会之后，抗日军政大学师生仍由罗瑞卿带领继续南下，奔赴晋东南太行山区。华北联大的师生则从灵寿县北行，终于到达目的地——阜平县城南庄。
这次历时三个月的“小长征”，途径陕西、山西、河北三省20多个县，行程3000余里，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堪称壮举。
“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
本来，中共中央原定华北联大也是迁到晋东南的；但是到了晋察冀边区后，彭真、聂荣臻等同志向中央请求，把学校留在晋察冀边区。理由是：一、晋察冀边区地域广大，当地干部、知识分子亟需培训，要求华北联大为边区培训干部，并输送一部分延安来的干部给边区。二、晋察冀边区靠近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中城市，可以通过地下党动员出许多城市学生来培训，招生有充足来源。三、联大的队伍女生较多，体质较文弱的文化工作者多，不宜再长途行军、冲过正太铁路封锁线去晋东南。
中央复电同意。这样，华北联大原定在娘子关附近过正太线南下的计划改变了，决定就在阜平县城南庄一带建校。
校办秘书张时杰回忆：
从灵寿动身，到了阜平县城南庄。当时校部住易家庄。吃过晚饭，已经是深夜了，正准备睡觉，张然和同志来了。他和成校长商量学校开学的事情。他说：“我们学校叫什么名字？叫华北联合大学。人家学校叫西南联大、西北联大，都是国立的。我们呢？我们学校是共产党立的。”商量的结果，就叫华北联合大学。成校长说：“我们学校不是国立的，但我们在华北敌后办这所学校，这是华北人民的意愿。”
后来香港《大公报》一篇报道说：
抗战后国家建立了三个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和华北联大。前两者均设于安全地带，后者却设于环境十分险恶的日人后方。由于环境的不同，他们的作风气质不能同日而语。华北联大是流动的，学校距离日人最远时不过几十里，近时只隔着一个岭。晋察冀边区遍地有战争，时时有战争。所以华北联大是在炮火里生长着的。
10月中旬，晋察冀军区给华北联大全体师生每人发了一套全新的黄色八路军军装，一套白布衬衫、衬裤，一条军用棉被。大家在清澈的胭脂河里洗澡、洗衣服，换了新军装，队伍显得格外整齐。抓紧时间，联大就在大沙河、胭脂河三角洲的丛林村庄中建校开学了。
在敌后建校没有教室，上课多数是在老乡的打麦场或其他空场地上，甚或河滩上、树林里、山坡上。课代表把一块小黑板挂在树上，教师站着就讲；学员则是以背包为凳，膝盖上放一个硬书夹或小木板为桌，席地而坐，聚精会神地听讲，专心地记笔记。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则自学和讨论。
当时，民主人士李公朴带了一个敌后教育考察团来到这里，参观后对成仿吾说：“华北联合大学是在敌后办起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英雄的事业，是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
1939年11月7日这天，上课月余的华北联大在城南庄的大打麦场上举行了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李公朴先生等人致贺词，希望华联大能办成“晋察冀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中模范的最高学府”。
此时，校方接到军区的紧急通知：敌人的冬季“扫荡”开始，正向阜平方向进犯。军区命令华北联大队伍向西南方向的平山、五台一带转移，并要求第二天就出发。联大师生们在住村集合，辞别了老乡，背着背包，向西南方向进发。队伍踏过胭脂河上的薄冰到灵寿县境，顺着一条山沟西行，向灵寿、平山与五台交界的大山漫山进发。就这样，联大师生在敌后开始了一边行军、一边办学的生活。
1940年10月，根据上级指示，华北联大将社会科学部、师范部、文艺部、工人部等各学部改为学院，学院下设系，向正规化方向发展。各院除原有专修科外，增设本科和预科。华北联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百团大战之后，华北联大开始了比较安定的、正规的学习生活。然而好景不长，在1941年的秋季“扫荡”中，阜平、灵寿、平山等中心区遭受惨重破坏，华北联大不能继续保持4000余人的规模。根据上级指示，华北联大在1941年末进行了改编，只保留教育、文艺、法政三个学院，全校教职学员缩编到1000多人。
1942年1月，华北联大转移到了唐县唐河边上的南、北洪城村和完县（今顺平县）的神南镇一带，继续进行教学工作。驻地距敌占区不远，易遭敌人袭击，因此，联大师生加强了爬山、跑步等锻炼，以备敌人来袭时安全转移。11月，联大再次开始缩编，干部一批批地调往新的工作岗位。缩编后，仅留下教育学院这“一粒种子”。
1944年12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作出《关于华北联大教育学院的决定》，确定该校属于干部学校性质，设师范班（修业一年半）、中学班（修业二年）、政治班（不定期）和短期训练班（不定期），学员总数暂以不超过600人为原则。
回首往事，师范班学员张稚枫说：
这两年生活虽然艰苦，但同学们却充满乐观主义情绪。课外活动时间，大家参加体育锻炼、排戏表演、美术写生、唱歌跳舞、写稿作诗，天天歌声不断，笑语频传。有个同学在诗词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生活上是贫困的，而精神上是富有的。”……是的，只有在这样的学校里，才能培养出有文化、懂政策、肯吃苦、能劳动、会打仗、可以独立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的新一代人民教师。
1945年夏，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前夕，华北联大教育学院接到晋察冀边区政府关于日寇即将投降、要求学校迅速做好随军转移准备的通知。在欢庆抗战胜利的气氛中，学校暂时结束了教学工作。
按边区政府的指示，除将一部分当地学员分配回原单位外，大部分师生分编为两支队伍：一支以政治班为主，包括全院大部分教工共约400人，开赴北平方向；另一支以中学班、师范班为主，包括少数教师、干部共约150人，开赴天津方向。
进城，向新式正规大学转变
日军投降后，华北联大教育学院两支队伍，于1945年8月20日前后从阜平县平房、康家峪一带陆续出发。开赴天津方向的队伍脱离华北联大，交由冀中区党委领导；开赴北平方向的队伍于8月底到达平西待命，晋察冀城工部从政治班调走了少部分学员。
9月下旬，在平西待命的华北联大队伍途经怀来、下花园，到达已解放的张家口市，驻扎在东山坡原日本国民学校及其附近。成仿吾说：
那时我们晋察冀的部队准备进入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北平市长、天津市长都委派好了，准备去接管，我们华北联合大学（当时已仅留教育学院）也准备进北平城。可是，蒋介石的军队，在美国的空运下，抢先一步，占了北平、天津等大城市。这样，我们的部队就不能进北平、天津了，于是就改为进攻张家口。这是一次突然袭击，敌人毫无准备，我们打进张家口的时候，他们正在吃早饭，饭没吃完，他们就跑掉了。我们解放张家口后，接管了敌人的大量的物资仓库，取得了不少补充。这样，我们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就随军进了张家口，接收了敌伪铁路局的一批房舍作为校舍，礼堂、教室、宿舍、饭堂，还都是比较齐全的。
进入张家口之后，华北联合大学的全称得以恢复，继续招收政治班。接受边区政府委托，联大还开办了行政人员训练所，对伪蒙疆系统的职员、教员进行再教育。
11月上旬，成仿吾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从延安来到张家口，积极从事华北联大的全面恢复工作。12月10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正式决定全面恢复华北联合大学，任命成仿吾为校党委书记。
根据当时的局势，晋察冀中央局向中共中央发电，请示将原打算去东北而受阻的延安大学与华北联大合并。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延安大学迁校队伍遂与华北联大合并，成仿吾任校长。此外，华北文艺工作团到达张家口后，也奉命编入华北联大，成为华北联大恢复文艺学院的基础。从延安迁来的张家口外语学校也划归华北联大，成为华北联大附属的外语学校。一个多月之后，附属外语学校划归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成为外语系。
这样，华北联大开始逐步恢复、扩大，原来的文艺、法政、教育三个学院都复办了。1946年3月，华北联大接受新华社和晋察冀日报社委托，在文艺学院增设新闻系。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发电指示：
东北需要干部正多，并需要培养干部的教育机关正急，前决定开东北后又停张垣的党校及延大两学校仍即经赤峰开东北，何时能赴程，望告。
此时，前往东北的道路已打通，根据中共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张如心、刘呈云率领延安大学和华北联大的百余名教师、干部，于5月下旬从张家口出发，继续前往东北。
6月，原晋察冀军政干校的外语干部训练班划归华北联大，同文艺学院外语系组成华北联大外语学院，下设英语、俄语两系。这一时期，文化名人云集张家口，联大得以聘请众多文艺、教育、政治等方面的知名人士和专家，大大提高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强大的师资和众多的院系，使华北联大成了华北解放区的最高学府。
华北联大到张家口后，通过《晋察冀日报》刊登招生简章，1946年首期招收新生800名，宗旨是“培养青年参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工作”。学生来源很广泛，来自国内各地和新老解放区的都有，都是投奔革命的进步青年。这些学生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进入解放区的，而且多数原来就和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所以联大采取了“来者不拒，热烈欢迎”的方针，把外来的知识青年视为革命的宝贵财富。
华北联大刊登专文向社会介绍说，“华北联大胜利的完成了培养各种抗战干部、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任务，今天又在为培养建国人才而努力”，并且“该校正在由过去的短期训练班转变为新式的正规大学，以适应今天的需要”。
“平原宣教团”时期
解放战争爆发后，华北重镇张家口形势日趋紧张。1946年8月28日，华北联大奉命撤离张家口，向察哈尔南部广灵县山区转移。校部转移到广灵县西加斗村。学校各路土改工作队完成任务后，也向西加斗一带集中，进行土改总结后立即复课。
虽然时局动荡不安，联大还是在分秒必争抓教学、培训干部。从张家口至广灵途中，例如在蔚县，学校政治班新一班学员毕业，分配去了从事地方工作。根据当时战争形势的需要，必须发动群众支前，法政学院两个系及教育学院的部分学员提前毕业，除部分留校外，大部分由晋察冀中央局分配到部队工作。
华北联大在西加斗村停留了大约一个月，进一步总结土改经验和学习时事。10月中旬，蒋军蓄谋奔袭我驻地，华北联大开始向冀中转移。为了保密，华北联大改称“平原宣教团”，校部称团部，各学院称中队。
转移途中，要经过灵丘、阜平、唐县、安国、深泽等县，目的地是石家庄东面的束鹿县（今辛集市）。这是一个不短的行程，特别对来自北平、天津一带的城市知识分子来说，更是一个艰苦的历程。因此，联大在出发以前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和准备工作。出发时，每个院系的行军队伍都有先遣队（号房、筹粮、做饭）和收容队（收容病号、体弱和跟不上队伍者）。
走了将近一个月，翻过了无数大山，终于看到了平原。大家很是兴奋，一些同学甚至就坐在沙坡上滑下去。到冀中平原后，没有山路可走，更容易疲倦。后来怕被敌人发现行踪，就改为夜间行军。学员伍必端在《刻痕》中回忆说：
当我们即将要穿越平汉铁路时，上级做出动员，要我们轻装前进。
夜色朦胧，我们系紧鞋带，默记口令，在向导的带领下，轻装出发。黑暗中，我们摸索潜行。不知过了多久，有人通知说，前面就要过封锁线了，大家要小心，莫出声。其实，一路上我们都十分的小心，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又过了许久，前方传来话：“大家就地休息，我们已经平安地穿越了封锁线。”
从张家口到冀中束鹿县，共经过近十个县，全部行程约800余里。这一段行军生活，都深深印刻在联大师生的脑海里。岳飞《满江红》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联大这个小小的行程，也可说是“八百里路云和月”。
通过这次行军，学员们受到很大的锻炼。特别是在通过冀西山区时，看到农村处处断垣颓壁，民众衣不蔽体，使同学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在一些老根据地，联大队伍得到老乡们的热情欢迎，使同学们受到很大的鼓舞。
1946年11月，华北联大校部和各学院陆续到达新城镇大李家庄一带，距离束鹿县城有十几里。经过短时间休整安顿后，各学院很快复课。
由于联大在张家口复校时已有相当规模，所以回到农村后，条件虽然差了，但是学校仍然能够坚持下去，规模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例如，为适应冀中农村工作的需要，教育学院增设了文化补习班，招收冀中当地农村的青年干部或教师（初中生或高小毕业生）。1947年5月，教育学院文化班150余名学员结业分配，多数去做准备解放石家庄的支前工作。
开启新篇章
1947年11月，石家庄宣告解放，华北（晋察冀鲁豫热蒙）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形势大为好转。12月，联大文工团和平剧研究院进入石家庄，深入市区、工厂开展宣传活动。
1948年1月中旬，晋察冀中央局决定将华北联大迁往石家庄以北20华里的正定县城，并恢复校、院名称。4月下旬，参加土改的各路队伍陆续向正定新校集中休整。从艰苦的乡村农房搬进县城，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各种活动也丰富起来。迁校几天后，土改工作团就开始了举办土改成果展览会的紧张准备工作。
1948年5月的一天，正在石家庄公干的成仿吾接到周恩来的通知，要其立即去中央汇报工作。当时，党中央驻在平山县西柏坡村，离石家庄还有一段距离，每天有一班卡车来往。
到达西柏坡后，成仿吾向周恩来汇报了华北联大的情况。周恩来指示：华北联大办得好，但还要再有所发展。现在为了迎接全国解放，需要培养大批干部，中央已经决定，将华北联合大学和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由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出任校长，范文澜和成仿吾任副校长。
原来，1948年5月9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决定》。在这份重要决定中，第五条即是“华北局成立后，中央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及华北大学（统一北方联合两大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成仿吾从西柏坡回到正定后召开教职工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成立华北大学的指示，号召大家积极做好准备工作，迎接北方大学全体师生的到来。7月，北方大学师生陆续来到正定，与华北联大师生会合。8月24日，华北大学举行成立典礼。
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1950年10月，以华北大学等校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开启了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