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宏鹏（河南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今天，位于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和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是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巍然并峙的两座高山。殊不知，二者有着一个共同的前身——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在烽火四起的抗战岁月里，这所当时中
国的最高艺术学府颠沛流离，上演了史诗般的
西迁办学历程。其间种种往事，值得纪念。
万里辗转，校址数迁
如同西南联大一般，国立艺专也是在抗战背景下由名校合并而成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打响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同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当时，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先后受到战事波及。
对于战区内的各类学校，国民政府先后拟定了《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战事发生前后教育部对各级学校之措施总说明》等指令文件，安排平津、沪杭等地的高校内迁工作。1937年底公布的《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明示，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并对各校校产整理方案与经费支配等问题进行了安排。“国立艺专”之名自此而始。
此时，两校师生尚未谋面。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北平艺专即在校长赵太侔的带领下向南撤离。师生沿平汉线至汉口，又沿长江而下至江西庐山；在庐山牯岭上了一段时间课后，又分成两批向湖南进发，先后于1937年11月、1938年1月到达湖南沅陵。
杭州艺专动身稍晚。该校师生于1937年11月底离开西湖畔的校本部，12月初抵达浙西诸暨县，旋即沿浙赣铁路西迁至江西贵溪与龙虎山。1938年1月，杭州艺专师生在校长林风眠的带领下也进入湖南；大家先在长沙短驻，2月间又西迁至沅陵，终于与早先抵达此地的北平艺专师生合兵一处。新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正式成立。
在沅陵老鸦溪，新成立的国立艺专建立了简易的校舍，开始恢复教学。他们正式有了自己的校训——“博约弘毅”，并举办了一次抗敌宣传艺展。这次展出的作品多是木刻版画：这一画种色调单纯、构图简练，便于复制传播，是一种类似于“急就章”式的艺术创作。这批新作品所展示出的艺术风貌，恰与国立艺专当时的办学条件与办学氛围相契合。时任校长滕固在为该展的介绍文字中写道：
这些作品是在短期间急就的，制作的同学们都不是木刻的专习者，在技巧方面自然不敢说有怎样的成就，然而在一刀一笔之间，深深嵌进了我民族抗战的伟大的一年间之高贵的血迹和泪痕，是不可否认的，这些作品已显示出一种生辣锐利的面对现实的新风格。
1938年11月，日军攻占岳阳，进逼长沙。国民政府以“焦土抗战”为名火烧长沙，大火持续了五天五夜，千年名城化为一片焦土，城内军民纷纷逃难。小城沅陵也涌入大量来自长沙的难民与溃兵，一时间物资耗竭、秩序失衡。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下令国立艺专追随此前由长沙迁往昆明的西南联大的脚步，迁校入滇。
由湘西至云南，一路多是连绵的崇山峻岭，道路坎坷艰难。全校师生难以整体转移，只有少量师生随校产一起包车集体前往云南；剩余大部分师生有的自行寻找交通工具，如搭汽车、黄鱼车等分散前往，有的则选择徒步走过去。
据学生阮璞回忆，他当时是包车南迁的，车队司机都是从东南亚诸国归来的爱国华侨（当时这些南洋爱国华侨中知名度最高的应该是陈嘉庚先生）。这些华侨自己驾车支援抗战，人称“南侨机工”。他们艺高人胆大，在枪炮声中犹敢驾车穿梭。有一天，他们有三辆车从芷江出发，一辆车在湘黔交界处遭遇土匪抢劫，很多人的衣服都被剥去。司机耳门上还中了一弹，幸无大碍。幸好此时有军队赶到，把土匪打跑。另有一辆教师李朴园乘坐的运送校产的车稍后同样遇匪被劫，除了搬不动的大件教具外，师生们的行李外套、书本画具全被掠走。
1939年元旦前后，国立艺专师生陆续抵达贵阳，大家将此作为中途休整处，短暂复课。先遣队联络了贵阳的天主教堂和育婴堂，作为艺专临时校舍。然而未及一月，2月4日，贵阳又遭遇日军飞机轰炸，艺专部分老师借住的旅馆被炸毁，其中就有教授常书鸿所住的旅馆。幸好他本人那天去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校长滕固，侥幸躲过一劫。但他的行李书籍等物在轰炸中均化为灰烬，只在瓦砾中找到在巴黎学习时的两块金属奖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因寓所被炸却幸免于难，常书鸿和另一位有同样遭遇的教授王临乙一起被怀疑为汉奸，被宪兵抓走，幸经学校向当局保释，才重获自由。
贵阳不宜久留，艺专师生旋即起程前往昆明。1939年2月底，师生陆续到达昆明，暂借昆华中学、昆华小学及圆通寺为临时校舍，再度复课。然而昆明城也不安全，频频有日机飞临空袭，于是学校再度另觅校址，在当年12月来到滇池东南岸呈贡县的安江村。此地水路便利，庙宇众多，适合作为临时校舍。于是国立艺专在此安顿，主要办学地点为玉皇阁、关圣宫等处。这里整体条件虽然依旧艰苦，但相对安宁，周边的村民也对师生非常热情。在这里，师生们度过了十个多月的学习时光，留下了不少活动记录和美术作品。国立艺专在安江村玉皇阁的办学旧址，如今已是云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40年8月，日军攻占越南海防，一时云南防务告急。教育部即电令在昆明的国立院校再做迁徙准备。此时，国立艺专校长已更换为曾在四川璧山县正则艺专任校长的吕凤子，其提出了把学校从昆明迁到璧山的要求。于是，国立艺专于1940年底迁往四川璧山县。
1941年秋，随着又一任校长陈之佛的接任，应其所请，国立艺专再次迁至重庆沙坪坝的磐溪。自此，国立艺专的战时校址才算固定在了这所被当地人称为“黑院墙”的四合院内，直至抗战胜利后迁往杭州。
频易校长，人事纷繁
前文述及，国立艺专校长已两度更换。事实上，国立艺专于抗战期间一路迁徙的同时，也伴随着校长的不断更易。从国立艺专正式成立的1938年初至抗战胜利，不足八年的时间内，这所当时中国的最高艺术院校先后有五任校长。伴随着校长变更的，还有相应的教务主任、专业教师等一系列变动，其中种种曲折幽微之处，同样折射出时局的艰难纷繁。
国立艺专的第一任校长（校务主任）是一代画坛巨匠林风眠（1900—1991）。他是早期留法画家，先后在法国迪戎国立美术学院、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并遍历巴黎各大博物馆研习，25岁归国时已名动海内。有意思的是，林风眠曾先后担任过合并为国立艺专的两所学校——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的校长。1925—1926年间，他担任过北平艺专的前身北京艺专的校长。1938年初，两校在沅陵正式合并为国立艺专时，林风眠正担任杭州艺专的校长。当时，教育部指令新成立的国立艺专设置了一个校务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林风眠任主任委员，实际上相当于首任校长。
第二任校长是著名美术史论家滕固（1901—1941）。滕固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后留学日本，攻读艺术史和文学，获硕士学位；接着又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获美术史学博士学位。此种同时获东洋、西洋学位的留学资历，在当时非常少见。学成归国后，滕固一度步入政坛，先后任行政院参事兼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行政院所属各部档案整理处代理处长等职务，同时兼任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教授。因其既懂艺术又从政多年的资历，滕固被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次长张道藩看作是能接掌国立艺专的最佳人选。
1938年9月，滕固被正式任命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接到任命后，滕固即从当时任职的重庆启程，经汉口、长沙，于9月底到达沅陵就任。滕固就任校长伊始，就开始对国立艺专的教学、人事等工作进行大力整顿。他并非北平艺专或杭州艺专出身，故能一碗水端平，其雷厉风行的种种举措也颇见成效，因此迅速得到了师生的认可，教学工作也渐渐走上正轨。如前所述，正是在滕固任校长的沅陵时期，国立艺专正式有了自己的校训“博约弘毅”，还举办了第一次艺展。国立艺专迁至昆明后，还拥有了自己的校歌，歌词作者便是校长滕固。
接替滕固出任国立艺专第三任校长者，是著名书画家、艺术教育家吕凤子（1886—1959）。吕凤子是国立艺专历任校长中最年长的一位。他15岁中秀才，曾在苏州武备学堂和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学习，先后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主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组主任、教授兼研究院研究员等。
1940年滕固辞职时，吕凤子正在四川担任他所创办的正则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因其突出的资历与艺术教育业绩，陈立夫几度请吕凤子接任国立艺专校长一职。吕凤子提出了将学校从云南迁至四川璧山等条件，陈立夫全部应许。吕凤子遂在此后的两年里积极恢复国立艺专的教学秩序，并延请一大批艺术名家来校执教。此时的国立艺专学术思潮开放，还有了许多学生进步组织，一时有欣欣向荣之势。因学生进步组织活跃，教育部的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开始给吕凤子出难题。1942年秋，吕凤子挂冠而去。
第四任校长陈之佛（1896—1962）的经历，与其前任非常相似。他是现代美术教育家、工艺美术家，是第一个到日本学工艺美术的留学生，曾创办尚美图案馆，先后在上海艺术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吕凤子辞职前，推荐陈之佛接任自己，陈立夫于是再三恳请陈之佛出山。陈之佛也像前任一样，提出了将艺专迁至重庆主城磐溪、增加办学经费、改院扩招等条件，陈立夫依例应允。国立艺专搬至磐溪后，在陈之佛的管理下，办学效果进一步提升。然而，教育部答允增加的经费并未兑现，陈之佛甚至要靠自己卖画来贴补办学。加之教育部又要求在学校内“清查异党”，越发令其灰心失望，陈之佛遂也同前几任校长一样，于1944年4月称病去职。
国立艺专第五任校长是著名国画家、艺术教育家潘天寿（1897—1971）。潘先生接任校长时，国立艺专在磐溪办学已趋于稳定，其所做的就是继续抓两件事：一是坚持聘请高质量的教师，二是咬定教学秩序不放松。国立艺专的师资阵容和教学质量由此进入极盛时期。潘天寿也成为了国立艺专再次分拆回迁前的最后一任校长，也是执掌该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
从上述五任校长的履迹来看，基本上每换一任校长，国立艺专也挪一处教学地点。曲折的内迁之路与频繁的校长更换，均昭示着这所战时最高艺术学府办学之艰难。
艰苦卓绝，坚韧抗争
尽管历经波折，条件艰苦，但国立艺专师生们不论身在何处、面对怎样险恶的局面，始终能保持旺盛的激情，研习艺术、存续学脉；更以画笔为武器，宣传抗战、鼓舞人民。他们的乐观、坚韧、抗争，也构成了民族抗战精神的一部分。
沅陵并校后不久的“八一三”周年纪念日，国立艺专组织举办了一次以木刻画为主的抗敌宣传艺展，部分作品被登载到重庆《中央日报》等报刊，颇具影响。从沅陵到昆明的迁校途中，艺专研究生李霖灿、许树勋、李浴等7位同学组织了一个徒步宣传队。他们一路步行前往昆明，沿途写生创作、散发宣传画等材料、绘制标语壁画，进行抗日宣传鼓动，唤起了沿途许多民众的抗战热情。
随着国立艺专的多次迁校，徒步宣传队后来还组织过多次，而且一次比一次人数多，一次比一次影响广。比如1940年从昆明迁往璧山时，中共艺专党支部出面组织成立了“国立艺专学生徒步抗日宣传队”，全校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参与。他们沿途以画笔、歌唱宣传抗日，行经云、贵、川三省，行程数千公里，一路播撒抗战与革命的火种，还得到了学校和各级政府的鼓励支持。
在后来担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主任的杨云龙的回忆录中，当年，一拨徒步迁校的国立艺专学生在翻越湘西的大山时，有过一段“为山大王画像”的奇遇：
当时，几个拿着枪的土匪阻住学生们的去路，喝问道：“干什么的？”大家答：“学生，画画的。”并向土匪们展示画具与宣传画等随身物品。土匪们一看，脸色转为和缓，说：“没关系，咱们是兄弟。”原来，这拨土匪中大多是贫民和国民党军溃兵。他们对这队徒步宣传抗日的学生很有好感，邀大家往山寨小住一晚。寨子是在山头较高处的一个大院，里面还迎出很多匪众。土匪们置办了饭菜给大家吃。
饭后，技痒的学生们即兴在马灯下为一个看起来长得很有特点的土匪画像，此人就是他们的首领。画好以后，大家都说“像”“像得了不起！”匪众们都非常高兴。他们出生以来从未照过相，更不曾被画像，便恳请学生们第二天继续留在山寨为他们画像。学生们遂一驻数日，将几个头目一个一个地画过来。土匪们则尽力拿出丰盛的饮食招待：酒、肉、山鸡……俨然待若上宾。几日后，徒步团继续踏上行程，土匪们将大家礼送出山至一处隘口，并特别叮嘱：“走过这里便不是我们的地界范围了。”
在学校驻地相对稳定的时期，国立艺专的抗战宣传更是几乎全员参与。他们分成一个个小组，活跃在城市街头或农村田间地头，用壁报、壁画、木刻及歌曲演唱、街头演说、当街戏剧演出等形式，向驻地周边的民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著名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被国立艺专学生成立的戏剧歌咏组在多地演出，每次都能吸引到许多群众观看，有些还专程远道而来。
国立艺专成立之初便被师生们视为主要创作形式的木刻画，更是日益发挥了其价值。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在报纸上登载图片比较困难；木刻画却非常适宜于复制印刷，因此其艺术表现力和实用宣传价值被艺专师生不断发扬。当时的主流报纸经常登载艺专师生们的优秀木刻作品，有直接宣传抗日的，也有反映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还有一些历史、风景等题材的作品，都在当时拥有广泛的受众。
此外，木刻画还可以复制多份，在街头售卖，也颇受欢迎。艺专学生韩秀石的《抗战初期在艺专的木刻运动》一文记述：“我们还采取了街头木刻展览、木刻义卖捐献等多种形式开展活动。1939年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3周年举办了街头木刻义卖活动，群众热情很高，踊跃捐款义卖支援前方。”
作为以美术为主的专业艺术院校，办画展更是师生们的天职。仅在昆明（包括安江村）的不到两年期间，国立艺专的师生们就举办了六次画展，主题分别为“初抵昆明师生技能展”“抗敌画展”“39年9月毕业画展”“常书鸿书画展”“征募寒衣画展”“劳军美展预展”（正式展出在重庆）。从主题可知，有三次展览属于专业展示，包括学生毕业展和教师个展等；另三次都与抗战密切相关。这三次抗战展览结束后，都进行了作品拍卖，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支援抗战前线。
国立艺专师生们还积极服务社会，向附近村民传授知识和实用技能。比如在沅陵期间，学校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在驻地广泛开办民众艺术普及培训班，如初级绘画补习班、当地工艺材料艺徒训练班（漆工艺、陶瓷、印染）等。师生们还力所能及地进行农村副业指导，因地制宜介绍副业，使当地手工业得到技术改善，增加了农民收入。
云南时期，国立艺专学生在安江村开办了一所“安江夜校”，招收失学儿童，每晚借用村小学教室开展补习教学。白天的学生此时化身为老师，在汽灯下教孩子们识字、唱救亡歌曲。此举得到了艺专校方的大力支持。重庆时期，校方出面将这一举措进一步扩大。识字教育点增加为三处，招生对象从失学儿童扩展到部分成人；课程也日益丰富，计有识字、常识、国语、算数、工友须知等内容，每学期授课14周，每晚授课2小时。这所当时中国的最高艺术学府，在进行高等教育的同时，也向社会播撒下了文化普及的种子。
佳话连篇，群星璀璨
国立艺专在全面抗战中存续的八年间，虽然条件艰苦，校情多变，仍汇集了当时堪称全国第一流的艺术家教师和热爱艺术的学员。他们为中国艺坛奉献杰作，也留下了众多佳话轶闻。
许多国立艺专教师早年曾留法学习艺术，他们便将法国流行的化装晚会带到了艺专。每逢校庆、国庆、圣诞等节日，国立艺专的师生们就会举行热闹的化装晚会，这一传统从沅陵到昆明再到重庆，长盛不衰。大家的参与热情很高，艺术精英们各出创意，所扮角色变化多端，让人印象深刻。
有几位当年的学生撰写回忆录时，曾津津有味地提及这一特色晚会。据记述，早年的化装晚会，多出现西洋人物，如圣诞老人、福尔摩斯、卖花姑娘等。及至后来，时代与本土风格渐渐形成，地主老财、村姑船夫、流浪汉、伤兵；甚至贴着小胡子的希特勒也堂而皇之地走进晚会，当然少不了被大家一顿“暴揍”。照例，此时大家不能真正生气，也无师生身份之界限。
国立艺专成立初期的一次化装晚会上，开场许久，大家都找不到一向热衷该活动的林风眠校长。最后发现，一位坐在角落里默不作声的法国老太太就是校长本尊，众人轰然大乐。及至后来，化装晚会进一步立下规矩：必须人人化装，方能入场。
艺专教授丁衍镛（后名丁鸿）是著名的书画篆刻家、美术教育家，也是一位狂热的八大山人崇拜者。他收藏有好几件八大山人的真迹，曾得意地向同事及学生展示过，平时则把这几幅画锁在箱子里。有一天，丁衍镛去重庆城区办事，当晚未归，恰逢窃贼将房间内的用品和衣服席卷一空。丁衍镛返校听说房间被盗，脸色骤变，慌忙奔回住室，三步并作两步跃至墙角箱子前。揭开箱盖，他愣了几秒，突然高声狂笑，复手舞足蹈，拊掌连喊道：“偷得好，偷得好！”原来，那几幅视如珍宝的画作一件没丢，好好地卷在箱子里。丁衍镛转而嘲讽此贼不识“八大”，定系不入流的土包蟊贼。
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浮雕的主要创作者刘开渠先生，在国立艺专的重庆时期任雕塑系主任。一开始，学校在璧山松林岗办学时，刘开渠与夫人程丽娜借住在一户农家。农舍条件简陋，住房紧张，刘程夫妇只好安家在猪圈之上的储藏室，耳闻猪声哼哼，鼻嗅臭气腾腾。夫妇俩深入体察农户生活，与他们经常聊天，觉其勤恳劳作、淳朴热情、家庭和睦。再看到晒谷场上母鸡领着小鸡啄食，床下大猪小猪肥壮，真是一幅其乐融融的农家乐图景，刘开渠就有了以此创作一个大型浮雕的构想。
后来艺专迁至磐溪，刘开渠改住沙坪坝，与丰子恺为邻，有了工作室，便开始实现这一构思。因为缺少模特，他便把自己一家融入图景之中：坐在中间喂奶的农妇就以程丽娜为原型；刘开渠自塑成一家之主的农民；三个孩子则参照当年承欢膝下的农家三娃，一个孩子还用脚去逗弄天天生活在一起的肥猪；另有一位老者、一对青年男女穿插其间，或纺织缝纫，或舂米休憩，构成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这个浮雕题名《农工之家》，成为刘开渠早年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还有一件只有艺专师生才能完成的轶事，出自李霖灿的回忆文章，直录如下：
那一年，我们一班要毕业，但是抗战一起，照相底片奇缺，价格贵不用说，而且不好买也无处买。好啦，艺专同学急中生智，说这种事有何难哉？我们不是都练过素描和画像吗？何不牛刀小试一展所长。于是，说做就做，不论老师学生，大家就交互画起像来。最后一汇集，用石印印出了世界上最奇妙的毕业生纪念册：有用毛笔的，也有用钢笔的；有漫画式的，也有现实派和超现实派的；还有把人画成剪影式的，更有人被画成石膏像式的……总之，你想到或梦中都没有想到的，在这本同学录中应有尽有，而且还惟妙惟肖，各得其神，真可称为艺术纪念册中的一项佳作。不夸张地说，这本纪念册，在世界上所有的同学录中应该有独特的地位，各大图书馆应当各自珍藏一册以供阅览。不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非常之事，岂能有此奇书之问世？
这样极富艺术气息和历史意义的纪念册，思之让人神往不已。据李霖灿记述，该纪念册共录入毕业班主科教员像7帧，毕业同学像33帧。如今，已难以详细考证其中的师生具体都有哪些人，但毫无疑问，一定有许多是当时或以后名动中国艺术界的重量级人物。
20世纪中国美术界最具实力和知名度的人物中，有相当之众皆与国立艺专有着历史渊源：林风眠、吕凤子、常书鸿、庞薰琹、傅抱石、潘天寿、丰子恺、李可染、张书旃、高剑父、常任侠、黎雄才等曾担任该校教师；赵无极、吴冠中、彦涵、朱德群、席德进、李霖灿、马基光、董希文、张权、姜今等一众后来名动海内外的艺术界翘楚们，曾是国立艺专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