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蒙（中山大学档案馆馆员）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战火便从华北蔓延至华南。日军从1937年起就长期轰炸广州，至1938年，飞机轰炸更是有增无减。
在多次轰炸里，中山大学损失较为惨重：部分校舍被炸毁，数次出现人员死伤；图书、设备也损失众多。学校加紧修建了许多防空设施，不断对学生和教职员进行防空知识宣传，并组织防空演习；为避免空袭，甚至管控了夜间灯火和日常着装颜色。在抗战全面爆发的一年里，校方努力维持了相对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秩序。
但天不遂人愿，1938年10月，为切断中国的海上对外联系通道，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当时，国民政府军队的主要注意力均集中于广州附近及福建、广西沿海，粤东海防空虚，日军登陆三天后便轻取淡水、惠阳，广州告急。
中山大学奉命撤离广州，后于1945年10月复员，历时七年，数易校址，几度辗转奔波。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中大坚持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既注重对临时校址所在地区的调查和研究，又尽力服务回馈当地居民，创造了一段坚忍奋进的抗战迁校办学史。
这段光辉历史的第一阶段，便是西迁云南澄江。
初向罗定，后转澄江
1938年10月广州告急，为适应持久抗战之国策，保存学校精华，坚持战时教育，国民政府命令国立中山大学自择大后方，迁址办学。仓促之间，中大立即决定迁校至广东罗定，全体员生工友分批撤离广州。
早在1937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学校图书馆、农学院农林植物研究所等机构的部分图书善本、仪器设备、重要标本等已设法运往香港，寻地另存。天文台也提前将各类重要仪器打包装箱，以备突然迁徙。然而，各类物资数以万计，临时搬迁谈何容易。所有教职员工冒着飞机乱炸的危险，一面订购赶制木箱，一面把各类校产、教具、图书、仪器和能拆迁的设备归拢装箱；同时组织人力车等运输工具，源源不断地将木箱从石牌运至珠江边装船。
10月20日凌晨，首批教职员工和家属带物资乘船离开广州。20日白天，学校主持者如校长室秘书萧冠英、教务长邓植仪等也乘汽车赶赴罗定，去准备和布置临时校舍，以收容广州迁出的师生员工。21日，日军抵达广州当天，最后一批教职员押运学校物资离开广州时，这座城市已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除押运物资之人乘船出发外，另有不少人从陆路经肇庆、云浮等地西行，及至月底，师生员工们才陆续抵达罗定。
关于这次惊心动魄的紧急撤离，当时负责迁校工作的萧冠英教授曾如此向全校师生报告：“十月十九、二十、廿一那三日，我们全体的员生工友就忍痛分批离去此经营数十载伟丽可爱的文化城，而迁罗定了！”“是次以陈伯中、李沃维、李俊白、萧潘等为最尽力，其余各员役，亦能本着牺牲的精神，尽其最大的能力，冒难犯死，来保存我们的校物，保存我们□□□□的文化，是最值得称颂的。”“及抵达罗定，我们的校物共有一千一百八十五箱，共重一十四万四千零五十市斤，约七十二公吨，虽然是还有一小部分的图书仪器不及运出，但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力量，□□□□良心上是无所用其惭愧的，但此种不得已的损失，我们仍感觉着异常的遗憾。”
迁址罗定之后，学校原意马上通知各地师生集中，筹划复课。但无奈，随着广州陷落，敌机不断进犯，罗定距离前线不到两百公里，仍在危险范围之中。且此地校舍严重缺乏，难以满足几十个院系机构同时开展教学、实验、办公工作。至11月中旬，复课仍未能成功。11月25日，奉教育部与校长邹鲁来电，中大继续西迁至广西龙州。在西迁龙州途中，又收到教育部令，继续向西，迁往云南。至于为何决定去往澄江，乃是邹鲁校长在考虑迁校地址时，联系了曾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邓孝慈教授。邓教授当时居住在昆明，与法学院副教授吴信达商讨此事。吴信达是云南澄江人，在他的建议与协调下，中大决定迁校至澄江。
正在前往龙州的师生们随即改道，去往澄江。学校也通知先前四散于罗定、坪石、香港等各处的师生，动身前往澄江复课。先前，广州外围线被突破之时，中大不少学生正在广州郊区参加集中军事训练，遂跟随负责军训的人转移到了粤北，继续军训；后来，这一批学生主要经湖南衡阳步行至贵阳，再转至昆明，最后奔赴澄江。
大部分罗定的师生则先抵达龙州，经由镇南关（今友谊关）到越南同登，转河内后乘坐火车由滇越铁路前往昆明，再行至澄江。也有少数师生不出国境，直接由广西百色步行进入云南，经过开远前往昆明，最后转至澄江。从香港动身的师生则主要是乘坐海轮出发，先登陆越南海防，经河内前往昆明，再转往澄江。
为方便滞留各地的师生员工前往新校址，学校编印了《赴滇指南》，详细罗列了路程中的注意事项，并在龙州、河内、同登、海防、昆明、香港等多个要地设立办事处，协调办理大家赴滇所需的一切手续，并提供各类帮助。
另外，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公司、外交部驻港签证处等军、政、商界机构，亦对此次中大迁校提供了大力支援。即便如此，西迁澄江之路途，仍是超出想象的遥远、艰辛。时任中大图书馆主任的杜定友教授曾写下一篇《西行志痛》：
使命：押送图书，脱离险境，由广州运至云南澄江。
行期：自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零时三十分至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凡一百一十五天。
行程：经过广东、广西、云南、香港、安南，停留十八站，凡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余里。
行侣：离广州时，同行者中大图书馆同仁及眷属四十三人，中途离队者十四人，受重伤者一人，病故者一人，到达目的地时仅二十七人。
交通：步行、滑竿、骑马、公共汽车、自用汽车、货车、火车、木船、太古船、邮船、飞机。
饮食：餐风、干粮、面摊、粉馆、茶楼、酒店、中菜、西餐，甜酸苦辣。
起居：宿雨、泥屋、古庙、民房、学校、衙门、客栈、旅店、地铺、帆布床、木床、铁床、铜床、头二三四等（舱）、大舱、天堂地狱。
广州沦陷后一百卅天
无县人杜定友泣记
实际上，若包括头尾，中大西迁的“行期”是126天。西迁前，中大图书馆有馆藏图书杂志共30万余册，至澄江后仅剩约三分之一，迁校之艰难可见一斑。虽无明细的损失总目，但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制的《抗战以来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财产损失统计表（1939年4月）》公布的材料，国立中山大学死伤人数达12人，财产损失6,217,828元（含校舍），财产损失总数居全国各大学之首。
1939年2月底，各院系师生共约两千人抵达云南澄江新校址。时隔5个月，中大终于在云南复课了。
因陋就简，艰苦办学
云南澄江距离昆明约五六十公里，是个古老的小山城，环境清幽且较为隐蔽，不易引起日军注意。虽然城内外无法找到一个能同时容纳全校师生学习生活的大型场所，但附近地区有不少闲置的庙宇祠堂，可提供给学校使用。建筑较为分散，但总胜过从零开始修建新校舍。
迁校澄江后，中大因地制宜，充分利用闲置的庙宇祠堂，并自盖简易的房屋作为补充，尽量安置师生。最终，总办事处、图书馆、研究院、文学院和师范学院设在了澄江县城内。学校办公楼则设在了离县城不远的城北，对此地原有的一座旧楼进行维修，两旁加建设施，周边种花植树。其余理、法、农、工、医5个学院，则分设于城外乡村，各单位自行整修可使用的建筑，适应各自需求。例如，工学院设在县城东南面离城三公里的金莲乡、东岳庙、文昌宫、华严寺、古泮宫等地，庙寺房舍及民房等用作学生宿舍，又自盖了部分简易房屋。
澄江县政府和当地居民全力支持，但校舍仍然不足，家具、日常用品等也只能因陋就简。例如，用土坯或木头做成桌脚、凳脚、床脚，再铺上木板充当桌子、椅子和床；没有电灯照明，就用油灯和蜡烛。图书馆馆员们自行动手，用书箱改制书架、沙发、读者座位等。杜定友主任还发挥自己的木工特长，设计了手提式巡回书箱：一面放书三格，一面放杂志和台面板，可以在乡村办巡回书展。
部分教授租住在房屋较为宽敞的村民家里，但也是“无天花板，乃购白纸一堆，糨糊一桶，在瓦桁上糊铺，以防灰尘降落。无书架，只能取长条木板数块，两端用砖竖起，以陈列书籍。墙边置一床，中央置一方桌，上缀一盏洋油灯为工作之用，床位于房东厨房之上，清晨起床，浓烟冒冲来，有如兵营号角，催人醒觉……又无浴室，只能以数块木板搭一小间使用”。
缺乏印刷课本、讲义的条件，学生们上课时只得专心听讲，努力做笔记。艰苦的学习生活条件并没有磨灭中大师生积极开展教学科研活动的热情，在常规课程教学之外，各学院均组织起了丰富多样的学术报告会、读书会。
1939年9月18日，文学院和研究院在文庙大成殿联合举行“九一八”八周年纪念大会。陈国治教授在纪念会上做了《如何在抗战过程中完成经济建设之使命》的演讲，其时师生济济一堂，现场氛围异常热烈。这场三小时的演讲，是中大西迁澄江后有文字记载的首次学术报告会。澄江距离昆明不远，中大也常常邀请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前来开讲，哲学家冯友兰教授、历史学家吴晗教授都曾到此做学术报告。
作为少数民族聚居、矿产资源丰富的西南乡村，澄江及周边地区是进行社会调查和田野调查的理想之地。中大因战火所迫迁校至此，但也获得了立足西南大后方、开展大规模学术考察的绝佳机会。
为加深学生们对课堂知识的理解，理学院十分注重野外考察实习，学生们常在吴尚时、米士等教授带领下环游抚仙湖，在田野中考察地学问题，讲解自然现象。农学院更是如鱼得水，在田野乡间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不仅搜罗大半澄江物产，采集农作物标本、土壤标本、病虫害标本、木材标本等以作研究，还在昆明远郊大普吉创办学校农场，成立农业经济系，积极开展农村经济调查。工学院各系则结合专业所学，定期到蒙自资源委员会锡矿矿场、叙昆铁路和滇缅铁路等各类工程现场，进行实习。研究院的文科师生们也经常组队前往少数民族地区，搜集整理地方语言、歌谣、风俗习惯等民俗学、社会学资料，获得了丰富的田野调查一手资料。
初步安顿后，在损失严重、经费不支的情况下，中大图书馆也想尽办法开辟途径增加馆藏。据1939年《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报告》所记，书籍于2月运抵澄江后，图书馆迅速开馆，并立即着手订购新书、杂志、地方报纸，同时搜求西南各省县志及各地丛书。馆方也努力争取国内外学术机构的赠书支持，在教育部国际出版品交换处、中华图书馆协会战时图书征集委员会、北平图书馆等机构的帮助下，馆藏量终于有所回升。其时，学校读书风气颇盛，虽人手不足，图书馆总馆也尽力将闭馆时间从晚上九点延长至十点，满足学生们的学习热情。
山城新气象
中大迁校之前，从昆明到澄江的道路并不畅通，昆明至玉溪的公路修到了呈贡的马金铺，但马金铺到澄江的20多公里支线公路却只通了十多公里。在决定迁往澄江之时，中大曾报经云南省政府同意，要求云南省公路总局修通中关坡至澄江的最后十公里路程，并表示可以支持部分工程费用，且提供技术人员协助。4个月内，公路的铺建提前完工。
试车的那一天，中大搬运物资的8辆汽车浩浩荡荡开进了澄江县城，引来了全城人的围观，也拉开了偏远山城万象更新的第一幕。解德骥在《一九三九年：汽车第一次开进澄江县城》中写道：西迁澄江，对中大来说这只是一次逃避战火的迁移，可对澄江来说，却是一次感受现代文明的好时机。澄江人民在这一期间见识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也历经着观念、意识上的变化。”
两千多人涌入澄江，首先改变的是这里的消费市场和文化氛围，交通运输、日用百货、餐饮娱乐等各行各业都繁荣了起来。为了满足货币兑换和消费需求，中国农民银行在此设置了分行，广东人投资的生活百货商店也开业了，还有珠江饭店等广东口味的餐馆应时开张，澄江的邮局也从三等升格为二等。一时间街道上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学校借用了城里城外的众多寺庙祠堂后，烧香拜佛的迷信活动有所减少；偏远小城原本严苛的男女之防，也在学生们不论性别相携而游的氛围中松散了不少。
抗战爆发后，教育部要求各大学兼办社会教育，作为实施爱国教育的基本方针。中大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于1939年8月修正通过了《国立中山大学二十八年度兼办社会教育计划大纲》，从公共卫生、文化教育、国民精神动员、农业推广、指导地方自治、实用技能传习等多个方面着手，力求服务澄江地区社会，改善居民生活，对这座山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学校经费支持下，各个学院在驻地附近开设平民学校，由热衷于社会服务的学生负责教学活动，努力普及文化知识、“扫除文盲”。
各学院还根据自身专业所长，负责不同的社会教育专门性项目。例如，文学院负责函授学校，“使无力升学之高中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历者，得有研究高深学问之机会”。函授学校设有文、史、哲、外语等20多门课程，社会青年可免费入学，加强了澄江当地的中等教育。
医学院负责公共卫生运动。他们与澄江县政府协作，建立了卫生协进会，“以改良和实行卫生事务，使民众消灭疾病根源，保持健康”。协进会设置了防疫组、灭蝇组、道路渠道清洁组、井水清洁组、厕所改良组、赠诊组、卫生宣传组等11个小组，举办各类活动，宣传公共卫生知识，为民众免费注射疫苗；并结合实际开办门诊，为群众诊病的同时，也能带医学生们实习。当时有位妇女怀胎足月难产，医学院的老师为她做了剖宫产手术，这也是澄江历史上第一例剖宫产手术。
中大各类学生社团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也不曾间断。澄江县政府门口的一个空房间被开辟成书报室，内有书刊、报纸、杂志等，以抗战内容为多，供居民们阅读。街头、学校附近还设有宣传栏，学校进步青年组织的宣传组负责更新，两三天便换一次内容，多是抗战主题的诗歌、漫画、随笔、杂文等。
城隍庙有一个老戏台，师生们在此排练演出抗日戏剧，还组成流动戏班赴各地演出。服装道具都很简单，但门票钱分文不取，《最后一滴血》《林中口哨》《流寇队长》《日出》等剧目叫好又叫座。这些活动激发了当地民众的民族意识，在中大师生的影响下，澄江中学的学生们也开始走上街头演出活报剧、宣传抗战。
骊歌再起，奔赴前线
1940年8月，奉教育部令，国立中山大学在代校长许崇清的主持下从云南澄江迁回广东韶关坪石地区，为期一年半左右的澄江办学时期画下句号。在离澄话别会上，许崇清代校长、张云教务长、吴康院长及教授们撰写了纪念诗文，编成《骊歌》一集留存。
其中，许代校长撰写了《告澄江民众书》，总结中大迁校澄江的前后历史，向澄江人民真挚道谢，同时表达了中大奔赴前线地区开展文化运动工作、呼应抗日斗争的坚定意志：
本校于民国二十七年冬，奉命迁滇，以澄江山明水秀、风土纯朴，足为士林潜修之所，经呈准迁此。蒙滇省当局、龙主席、龚厅长予以指导；澄江李县长、王县长、华大队长，及当地耆绅，多方协助；各乡堡镇长，及各地民众，亦奔走效劳，恳勤相爱。以故年来，本校员生，得以弦歌不辍，游息有所，皆拜诸君之赐也。
兹以前方教育上之需要，奉命迁粤，席未暇暖，又备登程，别绪离情，彼此同感。回忆年余以前，本校员生，初客他乡，生活习惯，不无互异，幸赖各民众之热诚推爱，庇荫有加，使千里游子，于故乡沦陷之后，仓皇迁徙之秋，不致托足无方，尚能安居研读，幸何为之！
而骊歌忽唱，征马又将在途。同人等此次回粤，无异趋赴前线，冀克尽国民一分子之责任……此后唯有率领同仁，随诸君之后，努力本位工作，共负时艰，以完成抗战建国之伟业，是则吾人之所以自勉，而重望我澄江父老兄弟共勉之也。匆匆握管，不尽欲言，敬布悃诚，惟希亮察！
如今，距离中山大学“客居”澄江那段历史，已经过去了80多年，抚仙湖畔中大学子的琅琅书声，似仍回响在历史隧道之中，诉说这段在兵荒马乱中艰难迁校、于困苦窘境中坚持办学的不屈故事。
正如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南方日报》曾发表的一篇文章所写：
前后七年，颠沛流离，几度迁徙，三易校址。先迁云南，复迁粤北，三迁粤东仁化、连县。抗战八年，不少中国人记住了西南联大，殊不知在广东的国立中山大学，师生们在国难面前也经历着民族个人的深重磨难，在流离中坚持学术理想，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在历史上留下一所名校沉重而充满精神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