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颜坤琰
抗战爆发后，1938年仲夏，老舍与蓬子先后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后来，蓬子受聘任《新蜀报》副刊“蜀道”主编。1941年11月，老舍也住进了位于白象街的《新蜀报》报馆院内，与蓬子毗邻而居。其时，老舍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总负责人，蓬子则是文协常务理事、出版组组长，两人既是邻居，又是同事。
作家书屋开业
老舍早有办出版社的意愿。1940年1月15日，老舍与杨骚、宋之的、罗烽、葛一虹、蓬子、欧阳山、沙汀等举行会议，商讨创办“作家出版合作社”事宜，但因种种缘故，这个愿望未能实现。随后，蓬子提出与老舍合伙开办一家既出书又卖书的书店，这正合老舍的意。书店取名“作家书屋”，实行股份制，蓬子出资80元，老舍出资20元。1942年3月20日出版的《文坛》创刊号上，登载了作家书屋的创办宗旨：
一、是想供给读者几本较好的（不敢说最好的）文艺书；
二、是我们愿意自己能有一个小书店，印几本自己所愿印的书；
三、也算是给目前荒凉的出版界，添一分半分热能。
1942年1月，作家书屋营业部在重庆民国路（今渝中区五一路）特1号开张营业。编辑部则设在白象街《新蜀报》报馆院内，胡风、阳翰笙、孙伏园、马宗融、叶君健、张芝田等，都是编辑部的常客。
蓬子是文协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的编者之一，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把《抗战文艺》的发行权揽了过来，由作家书屋总发行，这样就能获得一笔发行费。他经营有方，开办“书屋读书会”，要求《抗战文艺》的订户首次交若干元，即可作自由订户，给予9折优待，杂志出版后首先寄上；若交更多的金额，则还有额外优待享受。他还办起“书屋代购部”，“无论本外版杂志、书籍，均欢迎读者委托购买；在文艺书籍范围内，如读者信任本书屋同人之鉴赏力与批判力，则单汇书款，不开书名，由本书屋代为推荐、选购亦可”。一时间，书屋业务兴旺，风生水起。
作家书屋以出版进步的新文艺图书为主，先后出版了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胡风、冯雪峰、冯玉祥、孙伏园、吴组缃、李劼人等人的著作；还出版了一套“儿童文库”和几部法国文学名著，如《红与黑》《处女的心》《马丹波娃利》等。由于它出版了不少好作品，很快成了大后方引人瞩目的新书店，在陪都出版界小有名气。抗战胜利后，作家书屋迁往上海，沿袭在重庆的风格，配合当时形势，又出版了不少介绍苏俄政治、经济、文学方面的重要著作，还因推出《鲁迅全集》而名噪一时。
经常与老舍接触的文协秘书、广东籍作家张芝田，写了一篇随笔《老舍先生二三事》，发表在1944年4月17日的《华西日报》“华西副刊”上。文中写道：读过老舍先生的作品的人大概有这样一个印象：“老舍是幽默的。”作家书屋搬家，老舍写了一幅单条，他将作家书屋次日即将发行的周刊之一的名称，命名为“若无其事”。用“若无其事”做杂志的名称是“好笑”的。老舍借一幅单条，写出了对作家书屋的期望。
作家书屋出版了老舍多部著作。1942年，作家书屋在成都出版了老舍的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这部长篇小说第一次在大后方出版。两年后，作家书屋又在重庆出版了这部长篇小说。1942年，作家书屋出版了老舍的四幕话剧《残雾》（改正本）。1943年2月，作家书屋在重庆首次推出老舍的五幕话剧《归去来兮》。编者在《归去来兮》的出版预告中写道：“本剧为老舍先生最近在乡间脱稿的新作，据作者写作时告诉记者，是开始写剧本以来最聚精会神的作品。”老舍也认为，“单以一篇文艺作品说，我觉得它是我最好的东西”。
作家书屋不仅出书卖书，还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3年7月1日，重庆各界妇女捐献鞋袜劳军大会，在夫子池新生活运动服务所举行，作家书屋捐赠袜子若干双。7月2日的重庆《新华日报》和重庆《新民报》对此均作了报道。
朱自清投稿
1944年7月8日，朱自清从昆明飞抵重庆，准备稍作逗留后去成都探亲。抵渝第二天，他便带着刚刚编好的《新诗杂话》书稿，去拜访在出版社林立的陪都重庆崭露头角的作家书屋，将书稿交给了蓬子。他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午餐后，访蓬子，交《新诗杂话》稿。下午见老舍，遇雪峰及韩侍桁。”
朱自清当时已经是著名教授、文学家，蜚声中外。即使是在战时，出版社、书店依然希望获得名家的稿子，把名家来稿看作是对出版社的莫大支持。第二天晚上，为感谢朱自清对作家书屋的垂青，蓬子设宴款待朱自清。
回到昆明后，朱自清为《新诗杂话》写序，一篇两千来字的短文，花了3天才写完，足见他慎重严谨的态度，也可看出他对这本书稿寄予的厚望。
据《朱自清日记》载，10月27日，他给蓬子写了一封信，内容未作详细记述，估计是把“序言”寄给作家书屋。
交付《新诗杂话》书稿后，朱自清常常惦记它的出版进程。可是文人面薄，他连去信问都不好意思。据朱自清的弟子记载：“这本书的编订在1944年10月，书稿交出之后便石沉大海，中间一度传说稿子已经被书店失落了，朱先生常常提到这件事，现出非常伤心的神色，以为这本书再也不会与世人相见了……”
抗战结束后，1946年8月，朱自清随学校迁回北平，开始了相对平静的校园生活。正值他对《新诗杂话》的出版陷入绝望之际，1947年8月，蓬子出现了。8月25日的朱自清日记中最末一句是：“蓬子来访。”时间应该是晚上，仓促之中是否谈及书稿之事，不得而知。可9月18日、19日两日，蓬子都出现在访客名单中，虽然来去匆匆，但不谈及书稿之事似乎有违常理。
3个多月后，即1948年1月23日，朱自清终于收到《新诗杂话》样书，该书是1947年12月出版的。本以为不会与世人见面的书稿，竟然在时隔3年多后，一下子摆在了作者的书案上，朱自清喜悦的心情可想而知。据学者、散文家李广田记述，朱自清在样书目录后的空白页上，题写了这样一段表达心情的文字：
盼望了三年多，担心了三年多，今天总算见到了这本书！辛辛苦苦写出的这些随笔，总算没有丢向东海大洋！真是高兴！
一天里翻了足有十来遍，改了一些错字。我不讳言我“爱不释手”。“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说是“敝帚自珍”也罢，“舐犊情深”也罢，我认了。
这么短的一节题字，修辞造句历来严谨的朱自清，成语、《诗经》陈句竟然连用4处，甚至夸张地用了4个感叹号，那种近乎狂喜的心情跃然纸上。
题字之外，朱自清还在上面盖了两方印章。题字第一行上面，是一方“邂逅斋”的闲章，最后一行下边，是一方“佩弦藏书之钤”。这方印章，照李广田的记述：“大概太高兴，高兴得手忙脚乱，第二个图章竟然倒置了。”谦谦君子朱自清也有如此慌乱的兴奋情形，实在难以想象。
至于这本书的稿费、版税，作家书屋拖到什么时候才支付给朱自清的，就不得而知了。
特殊的“房客”
1941年2月16日，冯雪峰在浙江义乌神坛村家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被押往专门关押政治犯和被俘新四军干部的上饶集中营。冯雪峰被关在有“狱中之狱”之称的茅山监狱，毛泽东、周恩来指示董必武设法营救。
1943年春，冯雪峰终于出狱就医，辗转来到桂林。6月初，冯雪峰到了重庆。随后，周恩来找他谈话，指示他在重庆争取公开活动，参加文协，写些文章，同时以个人名义做些统战工作，还让他去找韩侍桁、蓬子和老舍等人解决住处问题。为了让冯雪峰在陪都文艺界公开露面，老舍出面具保。
为了避人耳目，冯雪峰先是在韩侍桁家住了近两个月。冯雪峰在上海“左联”时期就认识韩侍桁，那是1930年。韩侍桁曾在冯雪峰编辑的《萌芽》上发表文章。在韩家，冯雪峰始终觉得不太方便，于是，9月他便搬到学田湾附近的张家花园文协宿舍。党组织认为他住在文协宿舍不安全，中共南方局负责人之一董必武决定还是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让冯雪峰住到作家书屋去。与老舍、蓬子洽商后，1943年12月，由冯乃超陪同，冯雪峰迁到民国路作家书屋居住。
冯雪峰蜗居在作家书屋营业部楼上堆放存书和纸张的库房内，面积大概八九平方米。靠窗的地方摆着一张书桌，旁边有一两把木椅，右手边有一张单人板床，左手边离桌椅稍远处是一个脸盆架，此外没有别的摆设。冯雪峰被安排在如此简陋的地方居住，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不太妥。南方局文委书记邵荃麟向他们解释说，冯雪峰住在作家书屋很合适，有利于保障他的安全，也有利于开展统战工作。冯雪峰也曾亲自向来探望他的欧阳文彬解释道：你要知道，我住在这里，比住在别的地方安全，朋友来往也方便。……抗战时期一切从简，我这里既有书看，又能写作，不是蛮好吗？”
冯雪峰与蓬子本来就熟悉，早在“左联”成立前，蓬子就读北京大学时，就与一些左翼文学青年保持着密切关系。“1925年的春天，22岁的冯雪峰来到北京大学……作为旁听生。在他周围聚集了来自浙江的十余名爱好文学的穷苦学生……他们常常在一起交流思想、谈论文学”，其中也有同乡青年蓬子。
冯雪峰在作家书屋的住宿环境虽然简陋，但常常开门迎客。著名作家李霁野回忆拜访冯雪峰的情景：
我到作家书屋去看他，见他床上只铺一床破旧棉絮，别无所有……雪峰显然没有丧失气节，投靠国民党，不然不会这样一副穷酸相。因此我们这次谈话也开诚布公，我对他更加钦佩，以为他不是一个高谈阔论的空头政治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的革命者。
经常到作家书屋拜访冯雪峰的胡风，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
他的住房是堆纸的仓库，铺盖就放在纸堆上，总算有一桌一椅，还能写作。他和店员们生活在一起，很得到他们的尊敬。
作家书屋为冯雪峰出版了两本诗集。冯雪峰在上饶集中营经受了近两年炼狱般的生死考验，其间写下了多首含血带泪的诗。到重庆后，他把这些诗编成诗集，交由作家书屋出版。第一部诗集于1943年12月出版，名曰《真实之歌》，收录诗歌38首，外附《黎明》（《荒野的曙色》初稿）一首。诗集为土纸印刷，纸张厚实，柔韧性好。封面由漫画家汪子美设计。卷首有自序，冯雪峰以委婉、隐曲的口吻，交代了写作的历史背景、自己的身心遭遇以及对生命和理想的看法。1946年9月，作家书屋出版了冯雪峰的第二本诗集《灵山歌》，这也是他的最后一部诗歌集。
老舍愤而退股
作家书屋没有专职的财会人员，也没有正常的会计制度，更谈不上及时支付作家的稿酬和版税，往往是囊空如洗的作家上门来索要。遇到这种情况，蓬子便在口袋里乱摸一通，摸到几张钞票就塞给对方几张。1942年，作家书屋出版了孙伏园在大后方唯一的著作《鲁迅先生二三事》。书卖得不错，可是直到1944年都没支付稿费。有一天，孙伏园无意中透露出稿费难讨的苦衷，蓬子马上反应过来，无奈地说，稿费拿不出来，有上海产新光牌衬衫，拿几件去如何？弄得孙伏园哭笑不得。
当时，流亡到重庆的作家大都身无三分银、家无隔夜米，靠微薄的稿酬度日。作为文协当家人的老舍，自然要站出来为作家们说话。
1940年1月27日，《新蜀报》副刊“蜀道”，为支持文协发起“保障作家生活”运动，在胜利饭店举行“‘蜀道’首次座谈会”，就“如何保障作家战时生活”交换意见。老舍出席，参加座谈会的有阳翰笙、孔罗荪、韩侍桁、陈白尘、高长虹等26人。老舍对王平陵提出的作家不如改行去当教员的主张表达了异议，并建议最好不用“保障作家”这个大题目，只谈提高稿费和保障出版税，可邀请文化当局、出版界和报馆杂志的负责人来谈点切实的问题。座谈会后，《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纷纷发表文章，支持“保障作家生活”运动。
1943年，老舍主持文协会议，制定了《保障作家稿费版权版税意见书》，提出关于稿费与版税之改善办法。明确提出版税最少要15%，文协通告全国各地分会，请各处主持的文艺杂志和出版社首先实行，以资倡导。
抗日战争后期，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作家们的日子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文协以维护作家权益为己任，发起争取提高稿酬的“千字斗米”运动，意思是每一千字要按一斗米的价格付稿酬。当时一斗米是80元，很快就涨到120元。消息一出，各方也一起呼吁，《新华日报》还专门发表了《给文艺作家以实际帮助！》的社论。
许多作家贫困交加，生病了也没钱买药治病。老舍深受作家生活穷困的刺激，他最清楚，叶紫、王鲁彦英年早逝，洪深夫妇自杀未遂，都是穷困所致；他自己对作家辛勤笔耕而收入微薄、生活艰难，有切身体会。所以，早在自办书店之初，老舍就打算把稿费、版税提高到25%到40%。他认为，“只要你存心不要剥削作者或少剥削些，再高也可能的，我办书店就要为作者服务，完全为作者服务”。
1944年，文协在老舍主持下发布了《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缘起》。老舍在一篇文章中动情地说：“我患了相当厉害的贫血病……我只知道饿死事小，文章事大，假若不幸而人文共亡，我也不多说什么。活着，我就写作；死了，万事皆休，咱们各凭良心吧！”胡风回忆，蓬子确实有商人头脑，办书店利用一些名作家，不但打开了名声也赚了钱，但总是尽可能地拖付版税，或多印少付，一切都看他的“良心”了。冯雪峰也曾说过：蓬子那种爱钱的性格，常常使别人吃惊。”
老舍对蓬子拖延、克扣作者稿酬的行为深恶痛绝，曾苦口婆心劝说过多次，但蓬子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旧性不改，摆出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老舍忍无可忍，下最后通牒，说：“那么我退股。”蓬子不以为然，第二天竟然真的把20元股本退还给老舍，说：“以后你不用管我了。”为了给作家争取权益，老舍不在乎损失，毅然终止了与蓬子的合作。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