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寅初
在西南联大旧址、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矗立着一块高大庄严的黑色石碑，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石碑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碑文称：“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石碑背面篆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入列者有832人，因而被人们称为“八百壮士”，石碑又被誉为“八百壮士碑”。
鲜为人知的是，这“八百壮士”中，有108名广东学子的身影。国难当头之际，他们脱下校服，穿上戎装，或加入中国远征军，征战于缅甸、印度，或为“飞虎队”担任翻译，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
投笔从戎
西南联大广东学子投笔从戎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41年和1944年。1941年，美国志愿飞行员在陈纳德的指挥下成立飞虎队，作为中国空军的一个单位参加抗战。飞虎队的建立，需要配备相应的翻译人员，在教育部的要求下，西南联大一批外语系学子应征担任翻译。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转折，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中缅印战场也转入战略反攻。随着来华美军不断增多，急需大批军事翻译。国民政府于是向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等学校大规模征调翻译员。
在日本侵华部队为打通南北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中国正面战场遭到巨大挫折，国民政府发起“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从军运动。
在这种大背景下，西南联大学子纷纷奔赴战场。1944年，正在读大四的中山人卢少忱看到招募，心情激动，主动报名要求去印缅地区。经过短暂军训，卢少忱正式入伍。1944年3月，他乘飞机经过著名的“驼峰航线”，抵达印度汀江机场，开始了军旅生涯。在缅印战场，他亲历了被称为“绞肉机之战”的密支那战役。这场战役给他留下了深刻记忆：
那时候日本兵被我们包围了，我们从密支那机场一点一点往城区打。包围圈越来越缩小。一到夜里，他们就要偷袭、突围。我、联络官、营长、勤务员在一个大坑里掩蔽。没完没了地下大雨，壕沟里全是水，腿都泡白了。敌人就在不远处，夜里不能睡，时刻端着冲锋枪等着。
我们在森林里，蚂蟥知道吗？它一吸血，你一抻它挺老长，一包血。你要是抻断了，坏了，另一半不撒嘴。后来就用烟头烫它，它一缩，你一拍，掉下来。蚊子不得了，被蚊子咬了高烧，24小时能死人的，根本来不及送后方医院。还想睡觉？前面是敌人，周围蚊子蚂蟥，还有蛇，蟒蛇！记得我们吃那种罐头实在吃腻了，还打了一条大蟒蛇，吃了蛇肉。
密支那战役历时3个月，共击毙日军官兵3000余人，中美联军也伤亡6600多人，其中阵亡2400余人。这场战役标志着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的第一期作战任务胜利完成。
1945年8月15日，卢少忱正在参加坦克训练，通过收音机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他与同在驻印军的西南联大同学相拥而泣。抗战胜利2个月后，他返回国内，从西南联大拿到毕业证和一纸遣散证明书。此时，从离开北京到昆明求学，再到抗战胜利，他已经6年没和家人通信，回到北京时正值深夜，一家人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不卑不亢
番禺人梁家佑加入的是抗日名将孙立人的部队——新编第1军38师，任少校翻译官。在战场上，梁家佑多次被爆炸炮弹掀起的土方掩盖，其中最危险的一次，将他的双耳几乎震聋，他的听力由此终生受损。他在报到时见到了孙立人，不超过十分钟，但是孙立人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孙立人说：“我们出来国外，一言一行代表着祖国，要保卫祖国的荣誉。不但自己不做有损祖国荣誉的事，还要为捍卫祖国荣誉而抗争。我一定支持你们。”
孙立人的态度大大激励了联大学子。西南联大学子在提供翻译服务时，不卑不亢，不逢迎，不屈服，以自己的努力和牺牲精神赢得了联合作战的美军的尊重。有一次，他们与负责摆渡的美国士兵交涉马匹过河的事时，美国士兵不允许，来自番禺的西南联大学子李桂华就派了12名冲锋枪手一字摆开，子弹也上了膛，强硬的态度反而赢得了尊重，美国士兵迅速为他们安排马匹渡河。
抗战期间，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是当时中国接收国际援助、运输战略物资的大动脉、生命线。当时，“驼峰航线”由美军和中国航空公司共同执飞。彼时的中国航空公司飞行员一般都是美国人，报务员和副驾驶则是中国人。广东三水人陈国强就是其中之一。他虽然就读于西南联大航空工程专业，但参军之前并没有真的开过飞机。他只有边干边学。他驾驶的运输机在飞越喜马拉雅山时，多次在空中遇到险情，或是遭遇日本战斗机，或是遇到暴风雪，屡次和死神擦肩而过，他曾说：“我只是为国家尽一点责任。”
这条大动脉是名副其实的“死亡航线”。据历史学家研究，“驼峰航线”全长超过1500千米，西起印度阿萨姆邦，东至中国云南昆明。从1942年5月“驼峰航线”开通至1945年11月25日关闭，运输战略物资85万吨，运送人员3万余人，共有1579名美国飞行员、53名中国飞行员英勇捐躯，损失飞机456架。
战争期间，世界各地华侨华人关注战局，大力支持中国军队，他们或积极宣传、或捐款捐物，更有一批华侨走上战场，以血肉之躯抵御战火。西南联大办学9年间，还招收了大约20位来自广东、福建的华侨生，其中就有2名来自广东的华侨子弟奔赴战场。一位叫陈廷彪，文昌人，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另一位叫甄露茜，是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华侨女生。她在第6军55师担任随行翻译官。1942年，中国远征军在日军进攻下撤退，甄露茜骑着骡子在水中跋涉，靠着难民们剩下的一点陈粮、野菜，才捡回一条命。在撤退到波涛汹涌的怒江边时，她得知就在一刻钟之前，她的西南联大同学黄维在渡江时不幸落水，被急流卷走遇难。
为国捐躯
名列“八百壮士碑”的前五个名字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其中名列第四位的吴若冲是广东潮安人。长期以来，他的生平经历模糊不清。2019年，清华大学致函潮安，请求征集吴若冲的后代亲属信息及史料事迹。受潮安区委宣传部委托，中山大学考察团通过学校档案馆，找到吴若冲的学籍表、贷金申请书、转学证书呈文等13份珍贵档案。
档案显示，吴若冲家住广东潮安城内打银街34号，毕业于汕头礐（音què）光中学。他的求学经历颇为辗转。1938年，经过国立各院校联合统一招生考试，他被录取为国立武汉大学英文系一年级学生。榜示之日，适逢广州沦陷，吴若冲随队退走连县星子镇，参加广东省学生集中训练。1939年4月，他转学到迁往云南澄江的国立中山大学。1941年1月，吴若冲因经济窘困，未能随中山大学返粤，旋即转学西南联大外语系三年级，随后应征从军，最终为国捐躯。
西南联大的广东子弟在军中表现优异。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对美国抗敌战争的援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1946年5月14日公布），授给作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名单上共有300余人，上至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部队军官、技术人员、军事翻译人员。在52名受奖的上尉翻译官中，有西南联大学生12人，其中就有中山人程道声、潮安人钟香驹。他们代表西南联大所有从事翻译员工作的同学获得这项荣誉，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军事翻译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投笔从戎的学子远不止“八百壮士碑”上所记。有研究者称，在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军离校学生295人，绝大多数未列入“题名”，两者相加共1100多人。据笔者统计，“八百壮士碑”上就遗漏了广东学子陈国强、甄露茜等人。
硝烟虽散，他们的英勇事迹不能忘。碑文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战时任务完成，学校结束之日，勒其从军学生之姓名于贞石，庶垂令闻，及于久远。其有遗阙，补于校志。”他们是广东的骄傲，其名其事，应该“庶垂令闻，及于久远”。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