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宜庆
浙江大学，这所著名的高校，经历了风云激荡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可以说是在国难中诞生，在国难中发展。
1936年4月，“品格和学问的伟人”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抗日烽火中，他以惊人的魄力和非凡的胆识率领浙江大学师生辗转西迁，流亡办学。他卓越的教学思想、执着的求是精神，使浙大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崛起成为全国著名大学。
浙大西迁办学，历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余公里，于1940年初定址贵州，并在遵义、湄潭、永兴坚持办学7年。
江西泰和是浙大西迁过程中的一个驿站，浙大在泰和办学期间，竺可桢经历了家难与国难，双重的精神打击，几乎令他陷入人生绝境，但他仍以柔弱的身躯挑起家国重任。
【百年风云浙江潮】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求是书院，诞生于1897年。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割地赔款，朝野震动，一场御侮图强、兴办新式学堂的风潮在中国各地兴起。求是书院是继北洋西学学堂、南洋公学之后，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新式高等学堂。
1897年5月21日，求是书院正式开学，校址位于杭州蒲场巷（今大学路）普慈寺，杭州知府林启兼任求是书院总办（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才，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由是开启了民族复兴、教育救国、人才培养的探索历程。求是书院的师生“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形成了“勤、诚”的优良校风和“兼课中西”“救亡图强”的文化特色。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随着社会变革，求是书院经历了求是书院—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浙江高等学校—浙江大学的发展历程。这期间，学校几度易名，甚至一度停办，办学极度艰难。直到一位著名学者的出现——他就是中国著名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
1920年秋，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的竺可桢回到国内，一直坚持“救国救民靠科学”信条的他，一心投身教育和科研。他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等地教授气象学和地理学，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地理和气象工作者。1928年，他被任命为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并于当年在南京建立第一个由中国人管理的气象台，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气象事业的垄断。
竺可桢得知自己被举荐为浙大校长时，第一反应是“不愿就”，对此竺可桢有三重顾虑：一想远离政坛；二是时局动荡，万一半年内战事发生，则不免提心吊胆；三是即使接受任命，以半年为期，而半年之内则难看出成绩，加之一辈子都不愿放弃气象研究，如果当校长，势必减少科研时间。尽管有种种顾虑，但还是万难抗命，竺可桢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和蒋介石“约法三章”，他顺势提出出任浙大校长的三个条件：其一，教育部和浙江地方财政需源源不断地支持；其二，校长有完全的用人权；其三，时间以半年为限。
1936年的4月7日，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他心如止水，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晨，雷雨。上午有雾。午有雷。下午四点见阳光。晚又雨。玉兰盛开，杏花落，寓中白樱花开。”“今日行政院政治会议通过余长浙大事，即有通讯社人员来询行期”。日记中还详细记录了当天的气象变化：“昨日暖如初夏，最低温度亦17°C，而今日则骤冷，日中亦只十四五度，可知变迁之速。晨大雾，但未几似有晴意，至晚复雨。一日中由雷雨而雾而晴而雨，倏忽千变，可以代表春季之天气。”时局波谲云诡，世事“倏忽千变”，竺可桢自己也没有料到，他本想出任浙大校长半年，谁知，这一干就是十三年。
【竺可桢的“两问”】
初到浙大，竺可桢看到学校连像样的教学楼都没有，一到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图书馆的藏书只有六万余册——要知道那时候的清华大学馆藏超过36万册。国文、历史系里没有拿得出手的师资，还不断有教师辞职。
面对这样的烂摊子，竺可桢感觉压力巨大。在就职演讲中，他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在这样的主张下，他开始四处招贤纳士，先是跑到上海交大科学院的院长办公室，借来胡刚复。院长裘维裕视胡为“镇系之宝”，坚决不放人，竺可桢软磨硬泡，与院长商议先借三个月——后来三个月一眨眼变成了十三年，浙大物理系也成为了中国物理研究的前沿阵地。
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教授和燕京大学来的谭其骧教授，也被竺可桢聘来浙大，并给予重用。正因为这份重视和厚待，许多浙大教授都很尊重竺可桢，校长交待的事，大家都一定办到。曾任浙大数学系主任的苏步青回忆，当年竺可桢让他当很难干的训导长，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至于补课、代课等，更是不在话下。而对于浙大原有的优秀教授，竺可桢也坚持留用，还动用私人关系邀请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到浙大作学术报告。
1936年9月18日，竺可桢在与新生的一次谈话会中，提出了两个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他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今天走过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大门，“两问石”仍然伫立在那里，正是竺可桢执掌浙大期间，浙大整体办学水平大大提高，学校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大学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打破了校园的宁静。为了避免敌军轰炸，竺可桢在参加庐山谈话散会后，便立即奔赴远离城市、地处深山丛林中的浙江西天目山禅源寺，与该寺妙定方丈商议，租借其寺院闲置房屋，作为新生的教学和生活所用。经请示，得到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批准，9月21日至26日，浙大一年级的新生相继被安置妥当，并于27日正式开始上课。
为了让每个大学生明了自己的责任，熏陶学生的品格，1937年10月12日，浙大开始在天目山分校实行导师制，成为国内第一所实行导师制的大学。
导师制的办法是不分系别和性别，每组由导师负责管理16名学生，由导师随时将学生的思想、行动记录下来，作为指导依据。当然，师生分配并不固定，根据师生双方的情况，可作人员调整。学校迁徙至建德后，导师制全面推行，此后一直坚持执行。这一制度有益于师生之间相互关心和帮助，而且培育了浙大的办学特色，为浙大成为全国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留在杭州本部的师生们，虽然经常处于敌机的轰炸中，但仍然坚持在轰炸间隙学习。
【举校西迁】
随着战事的发展，西迁被提上日程。在讨论浙大迁往何处时，竺可桢和教授们认为，浙大绝不能迁到如武汉、长沙、重庆那样的大城市去，以免造成内迁大学生过度集中在大城市，而是要搬迁到那些未有过大学的城镇，甚至僻静的农村，使大学的内迁与内地的开发相结合。经考察，迁校地点选在了浙江南部的建德县。
从1937年11月11日开始，浙大师生分三批在杭州江干码头乘船，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11月下旬，浙西形势危急，天目山中的一年级新生，有陷入绝境的危险，学校决定将他们也搬迁至建德县。自11月底起，天目山师生分批行动，女生和教授乘船，男生由军训教官率领，荷枪背弹，行军南下，到桐庐后搭上小汽船，经五天奔波，也全部到达建德。由于杭州师范也迁至建德，一时间，建德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俨然成了一座大学城。
11月20日，竺可桢从广播中得知南京国民政府迁移重庆的消息。与此同时，苏州陷落，日寇南侵，逼近嘉兴，建德不再是安居之地，浙江大学考虑再次搬迁。
从1937年11月24日到次年1月20日，浙大师生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从浙江建德出发，经金华、玉山、樟树，到达江西吉安。
值得一提的是，浙大在西迁途中，还考虑到保护国粹，延续文脉——协助浙江省图书馆转移文澜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成书时共抄录七部，其中三部在19世纪毁于战火，有两部在抗战后落入敌手，剩余两部，故宫文渊阁的一部已迁往四川，原杭州文澜阁的一部，在淞沪抗战前由浙江图书馆运到富阳乡下存放。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存放在富阳已经不再安全，省图书馆想把它运至建德，但经费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安排。
浙大迁到吉安后，竺可桢在给教育部汇报时，提出为了安全起见，应该将《四库全书》运往内陆。在烽火连绵的岁月，文澜阁《四库全书》与浙大师生、浙大的教学仪器一起，行进在颠簸流离的漫漫长途，虽然历经艰难险阻，但薪火相传。
浙大刚迁移到吉安，时值隆冬，师生沿途既遭受敌机空袭，又饱受交通堵塞、露宿荒野之苦。幸而人员、物资均无损失，因泰和校舍来不及准备就绪，抵达吉安后，教职工住在乡村师范，眷属租用当地民房。浙大先后在白鹭洲书院、净居寺、阳明书院临时办学。这期间，竺可桢住在与白鹭洲仅一水之隔的木匠街53号。
阳明书院为浙江余姚人王阳明在吉安任知县时开坛讲授理学的地方，竺可桢来到此处，从阳明理学中提炼出“求是”精神，酝酿出后来浙大的“求是”校训。
1938年11月19日，竺可桢主持召开校务会议。在他的倡议下，会议确定了“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竺可桢在历次演讲中反复强调：求是精神”就是一种“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理”的精神，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一是不盲从，不附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求是精神首先是科学精神，但同时又是牺牲精神、奋斗精神、革命精神”。正是秉持这种精神，无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境遇中，竺可桢都对科学和教育事业倾尽全部心力。
【为民办实事】
西迁的路上，每到一地，只要稍作安定，浙大便会迅速开课。全校师生加班加点，弥补迁徙中损失的时间，缩短寒暑假也要补足课时，因此学生们的学业基本未受大的影响。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认为浙大是所有西迁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坚持得最好的一所。
英国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曾先后两次参观浙大。李约瑟对浙江大学在战火纷飞中坚持办学，尤其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学术空气之浓厚，师生科研水平之高发出惊叹。盛赞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
1938年2月15日，浙大师生由水路（赣江）和陆路（赣粤国道）南行40公里，将校址迁移至离泰和城西2.5公里的上田村，借用萧百万老宅办学。萧百万本名萧柄南，是清末泰和的传奇人物，因盐业发家，在泰和县上田建造了庄园。该村有两座古书院——大原书院和华阳书院，后来大原书院成了浙大在泰和的校本部，而村中原有的趣园和遐观楼（即藏书楼），则成了浙大的图书馆和教室。
当年浙大开设有游泳课，据浙大女生王灵芳回忆，在泰和，一天夜里某同学途径图书馆门口的小桥回宿舍，不慎落水后溺亡，竺校长万分悲痛，提出每个浙大学生必须学会游泳。上田靠近赣江，于是将赣江一水流平稳的浅水区圈成游泳池，开设游泳课。游泳课上，签到台置于泳池中，要签到必须下水，如此，一些害怕下水的同学也不得不纷纷下水。当时一位同学怎么也学不会，教导主任提出，只要下水三十次，就让她及格。没想到，这位同学下到三十次时，竟然学会了游泳。
在浙大西迁之前，讨论将来迁往何处时，竺可桢和教授们就认为要将大学的内迁与内地的开发相结合。在西迁的道路上，每停留一地办学，浙大都会尽力促进当地的发展。浙大师生留驻泰和期间，就为当地人民做了三件好事：修筑防洪大堤、创办澄江学校，还协助开辟沙村示范垦殖场。
泰和为赣江主流所经，两岸大多为平原，夏天大雨时，洪水几乎年年泛滥。当地人民虽屡遭水害，但因无力防治，也就习以为常。浙大了解这一情况后，决定负责全部技术工作，浙大土木系的工读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测量水位和堤基，历时二个月，修筑了一条长7.5公里的防洪堤。此后，上田村一带未再遭水灾。江边还设有一码头，取名“浙大码头”，这个名称一直延用至今。
赣江流经泰和的一段，又名澄江，为使当地农村儿童和搬迁中的浙大教职工子弟得到良好的教育，学校与地方联合创办了澄江学校，庄泽宣任校长。师资方面，除聘请了两名专职教师外，其余均由浙大各系高年级同学担任。后来这所学校改称县立上田村小学，后被省立实验小学接管。对泰和当地的教育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
抗日战争的烽火使得不少苏、浙、皖的群众流离失所，有的难民来到了江西。于是，浙大和江西省政府商议合办垦殖场，以解决一部分难民的居住和生计问题。他们利用沙村附近的荒田600余亩，建立了沙村示范垦殖场。该垦殖场由浙大学生勘定、测绘，由农学院负责主持筹划，两位浙大的毕业生具体指导。垦殖场安置了140名战区难民，垦荒耕种，集体经营，既使难民的生活有了着落，也推进了农垦事业的发展。
【送别至亲】
竺可桢的夫人张侠魂出身于湖南的名门望族。张侠魂的父亲张伯纯是前清举人，清光绪年间曾协助曾国荃督办两江学务，辛亥革命后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张家有兄弟姐妹八人，张侠魂最小，二姐张默君是著名的妇女活动家，张侠魂在姐姐的影响下，性格开朗正直，并有侠义之气，喜欢冒险。1916年夏天，南苑航空学校试飞飞机，张侠魂搭乘飞行，成为中国第一位乘坐飞机的女性。
1920年寒假期间，竺可桢与张侠魂喜结连理。不得不说，竺可桢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离不开妻子张侠魂的支持。没过多久，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竺可桢甚是欣喜，为孩子起名为“津”。有了孩子后，为了能让丈夫专心致志于工作，张侠魂负责照顾子女，持家理财。
1938年，抗战愈烈，7月时九江失守。浙大在泰和已经无法上课，不得不再次筹划西迁。竺可桢又一次离开，为学校的下一步搬迁勘探合适的校址和迁移路线。这一次，他辗转武汉、长沙、衡阳、桂林等地，历时20多天。
浙大广西宜山校址落实后，竺可桢正准备和胡刚复一起去宜山实地考察，1938年7日23日，一封加急电报改变了竺可桢的行程——电报中称张侠魂患上了痢疾。竺可桢一路急行，再次回到泰和，距离上次离开已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晚上七点多，一路颠簸的竺可桢在上田村长堤上见到等候在那里的竺梅、竺安、竺宁（长子竺津已在1938年1月考取军校离家），却没有看到次子竺衡。就在竺可桢接到加急电报的前两天，年仅14岁的次子竺衡突发痢疾，不幸夭折。
丧子之痛，让竺可桢伤心不已。早在两天前，竺可桢在途中就听学校里的人提及竺衡生病，并说病情已稍有好转，他以为不过是小病，万万没有想到竟会夺去一个孩子的生命。回到家中，他看到张侠魂卧病在床，身体十分衰弱，不得不强忍着悲痛，悉心照料爱妻，寸步不离。张侠魂说她真怕再也见不到丈夫，并问候衡儿的病怎样了，已知真相的竺可桢怕刺激她，只能一边隐瞒，一边宽慰。
“他们的感情是很好的，没有见过他们吵架、红脸，但是我父亲这种受儒教教育的人，他感情不是很外露的”，竺可桢的小儿子竺安回忆说。略通医术的竺可桢每天给妻子测脉搏，量体温，四处寻医问药，可由于条件的限制，一切的努力也无济于事，8月3日，张侠魂病逝，一路追随丈夫的她，再也不能继续西迁之行。
半月之内，竺可桢接连失子丧妻，这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但竺可桢仍以巨大的毅力克制住，不在公众场合轻易流露内心的情感。
1938年8月4日，张侠魂入殓。竺可桢将在美国波士顿为张侠魂购买的一块手表和一支自来水笔放入棺内，并把一枚银戒指戴在妻子的小手指上。“绕棺一周后盖棺，而从此侠与世隔绝矣。呜呼痛哉！”
半年后，竺可桢将积蓄1000元作为基金，设立“侠魂女士奖学金”，奖励家境贫寒且学业成绩优秀的二、三、四年级女生。
【马一浮开讲】
就在这样国破家亡的处境之中，竺可桢仍然不遗余力主持浙江大学的校务。“近来早稻均在收获，田亩中景色甚佳，但值此国破家亡，对此大好河山，不能不作楚囚对泣之象也。晚月有华，上田村竞烧纸锭及放爆竹。”由此可见竺可桢内心的悲恸，他以忘我的工作来排遣亲人病逝的伤悲。
竺可桢的儿子竺安说：“我们兄妹5个人中，二哥是父亲最喜欢的孩子，他14岁去世，半个多月后我母亲又去世，对父亲打击非常大。但当时我根本看不出来，因为他肩上有很重的担子。随着日寇步步入侵，必须一次次地迁校，顾不上为家事而悲伤。我后来在整理日记的时候才看到，母亲去世约半个月后，有一次他一个人在深夜，悲从中来，嚎啕痛哭。这是母亲去世后他唯一一次感情爆发。”
浙大在泰和办学半年多，时间虽然短暂，但浙大的诸多名师在当地讲学，留下了深远的学术影响。
当时，“儒释哲一代宗师”马一浮正被日军的炮火赶出书斋，处于“虽曰流离，尚未失所”的状态。在此进退维谷之际，马一浮给竺可桢写了一封求助信，信中表示：当年竺可桢礼聘我到浙大，我生性野散，拒绝了有失礼数。现因战乱逃难，不堪其苦，如日寇继续进逼，我只有南下江西一条路可走。但平时隐居读书，在江西没有朋友，知道浙大迁到泰和，能否帮助寻找关系，以栖身渡过难关。
竺可桢接信后，为马一浮对浙大的信赖而欣慰，不计前嫌，立即发去电报，再寄聘书，申明讲学内容、时间均由马自行决定。
马一浮在浙大的讲学，深受师生们的欢迎，竺可桢也曾数次前往听课，并在日记中记下听后感“惜马君言过简单，未能尽其底蕴”，此语微言大义也。
马一浮在浙大讲学一个学年。他讲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激励青年学子“树起脊梁，猛著精彩，依此立志”。在浙大期间，马一浮阐发体悟多年的“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学说，由其弟子记录，以《泰和会语》《泰和宜山会语合刻》为名结集出版，成为马一浮一生中重要的代表作。
后来在广西宜山，马一浮还应竺可桢之约，为浙大写了校歌歌词：“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礼主别异兮，乐主和同……”2015年11月27日，浙江大学发文公布“浙大精神”：“海纳江河，启真厚德，开物前民，树我邦国”，由校歌歌词中精选三句和稍改一句而成，可谓撷取马一浮歌词之精华。
1938年9月15日，竺可桢在告别泰和时，把妻子和儿子安葬于松山岭。就在这一天，首批浙大女生出发，迁往广西宜山。
竺可桢带着孩子们到妻子张侠魂墓前道别，他在日记中留下了告别的情形：
午后收拾行囊。至三点半，偕梅与彬至松山侠坟上。时正值堆土，有校工十余人，由士樵指挥。余拍照数张，不知何时重来祭奠。去年十二月同来（吉安），今则不能偕行，岂不悲哉！
竺可桢日记中摘录了这样一句话：“人生最系恋者过去，最冀望者未来，最悠忽者现在。”竺可桢在惊涛骇浪之中，始终把握着浙江大学的航向，他要把这艘大船带向光明的未来……
浙大西迁办学，是一次投身救亡图存的征程。漫漫西迁路，浙大从迁移之初的3个学院16个系壮大为6个学院27个系，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最为著名的大学之一，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在环境艰苦之时，师生们教学不辍、实验不荒、科研不废；在雪凇冰凌、山峦叠嶂之地，他们不曾丢弃图书仪器；栖身于破庙茅屋、俭餐淡食果腹之境，办学仍斗志昂扬。
而校长竺可桢所经历的国难与家难，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精神品质。他倡导并力行的“求是”精神，激励着一代学人追求真理、敢为人先，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