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怀宇
萧公权在学术世界里以政治学名世，他从未涉足政治，但又不失真诚的关怀。金耀基在《海德堡语丝》中说：“韦伯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热性的政治世界，一个是冷性的学术世界。他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对学术之真诚与承诺，一个是站在政治边缘上的绝望的呼吁。”回顾萧公权的一生，不妨亦作如是观。
【救国必先读书】
萧公权生于江西南安，从小由大伯父教养，久居重庆，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萧公权回忆：“一个人的性格和习惯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养成的。五四运动的健将曾经对中国旧式家庭极力攻击，不留余地。传统家庭诚然有缺点，但我幸运得很，生长在一个比较健全的旧式家庭里面。其中虽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父母双亡的我却得着‘择善而从’的机会。因此我觉得‘新文化’攻击旧家庭有点过于偏激。”
萧公权原来的学名为“笃平”。在重庆读书时，萧的老师何笃贞指导习楷书，要萧临柳公权的《玄秘塔》。萧很欣赏“柳字”，因此，在上海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越级从三年级报考五年级时，他改名“公权”。
1918年6月，萧公权中学毕业。那一年春末夏初，蔓延全球的流行感冒病症传到了上海，萧公权也染上了。他在大考前的星期四下午感觉不适，星期五勉强上课，到了晚上便不能支持而病倒了。当时认为是平常的“重伤风”。同学好心给他饭食，都不能下咽，只是口渴，大喝冷水。卧床三天后，勉强能够起身。虽然全身疼痛，却喜无碍动作。到了星期一，他居然能够去应毕业考试。这个险症竟糊里糊涂地挺过去，可谓“勿药有喜”。病中的萧公权当然不能温习功课预备大考，好在他的功课平日已经用心做过，因此无论小考或大考来临，用不着“临时抱佛脚”，在考期前几天挑灯苦读。他不但不埋头看书或阅教室的笔记，反而抛开书去做不用脑、不烦神的活动，这样一来，到了考试时头脑更觉清楚，不会把平日所学的遗忘或弄错。萧公权曾说：“我这考前不看书的办法此后一直应用，结果确实不坏。如果没有这个习惯，考前一病，必定不能应考了。”
1918年夏天，萧公权考进了清华学校高等科三年级。那年投考三年级的学生，六七十名当中几乎全是各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在三年级录取的八名新生当中，萧公权可谓“考运亨通”。一个刚要从中学毕业的学生，何以敢报考清华高等科三年级？这完全由于他的八哥（萧蘧）一再写信鼓励：“你中学六年级所读的课程与清华二年级何其相似。我相信你的程度足以考取。无论如何，你必须一试，纵然不取，于你并无损害。错过机会，实在可惜。”
萧公权在清华的课程里有一门“兵操”。学生上操时都穿上草黄色或藏青色的军式制服，拿着木质的“步枪”去操练。教官王赓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兵操”也略仿西点军校的格式。有一次北京各校整队游行，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止，清华学生全体参加，一色的制服和整齐的步伐，引人注目。萧公权认为：这些重视身体发育，培植尚武精神的教育措施，与中国宋明以后传统观念几乎完全相背。平心而论，这正是医治中国读书人文弱的对症药，未可厚非。”
1919年，萧公权亲历五四运动，他被推为清华的代表，与北大代表去天津合办《民钟》日报。《民钟》问世不到一个月便被迫停刊。萧公权回忆：“昙花一现的《民钟》日报不过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个渺小的节目。时过境迁，早已被人忘怀了。但短期做过冒牌记者之后，我不知自量，对于‘办报’发生了兴趣……清华学校允许送我进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肄业。如果后来不因为自己发现我不是做‘无冕王’的材料而改学哲学，我很可能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名小卒。”
清华两年的时间迅速过去。面对国内政治紊纷，萧公权只是埋头读书。他说：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爱国心，而是因为我有一个自己的看法。国家兴亡，匹夫当然有责。但匹夫要能尽责，必须先取得‘救国’的知识和技能，仅凭一腔热血，未必有济于事。读书应该不忘救国，但救国必先读书。这个看法适用于文人，也适用于现代的军人。我在出国的时候，胸中充满了兴奋（甚至乐观）情绪，相信游学美国是取得新知识，新技能，因而对于担负匹夫之责有所准备的好机会。”他还有另一看法：“古人‘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有其真实性，但在现代的生活中，‘仕’应当广义解释为‘服务社会’，不必狭义解释为‘投身政治’……‘从政’以外尽有个人效忠于国家于社会的行动场地。‘匹夫’可以对祖国的经济、教育、科学、文艺等工作有所努力而肩负了‘兴亡’的责任。”
【放眼看书】
1920年8月23日，萧公权乘邮船“南京”号，前往美国留学。当年萧公权有志于新闻事业，入读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萧公权和同学去见新闻学院院长韦廉士（WalterWilliams）。院长指示他们除了必修的新闻学课程以外，应该尽早选修近代史、政治学概论、经济学原理、社会学、哲学概论等课程，以求开展视界，扩大知识范围。新闻学是职业性的学科，但必须辅以其他课程，才能避免眼光狭隘的缺点。因此，萧公权选了“哲学概论”和“社会学”。
韦廉士是美国新闻学的大师，讲“新闻学原理”这一门课，深义络绎。但令萧公权“伤脑筋”的课程是“初级新闻采访”这一门。除了在教室里听取教授讲明采访技术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火车站上访问下车的乘客。这些男女老少的人们，行色匆匆，极少愿意答复学生记者的访问。即使偶有几位愿意答复萧公权的问题，所答却极其平常，没有“新闻价值”，没有在《密苏里人》（新闻学院为学生实习所办的日报）上刊登的资格。学期终了，萧公权虽然勉强及格，但做“无冕王”的野心打消了。知难而退，萧公权放弃了新闻学，同时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到了第二学期开学时，萧公权成为哲学系的学生。
当年哲学系只有郝真（JayWilliamHudson）和佘宾（GeorgeH.Sabine）两位教授。主修哲学的学生，连萧公权在内，一共不过四五名。萧公权于1922年6月大学本科毕业，成绩优秀。清华官费留美，限期五年，萧公权还有三年的官费，决定进研究院。他用八个月时间写成约二万字的硕士论文《多元国家的理论》，1923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随后前往康乃尔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
康乃尔大学所在的绮城风景清丽，略有中国江南山水的意味。萧公权常和同学在节假日结伴探幽寻胜。当年康乃尔大学哲学系颇有名望，萧公权受业于狄理教授（FrankThilly）。狄理指导萧公权，注重思考启发而不偏向灌输知识。狄理有自己的哲学立场，但不强人从己，更鼓励学生各寻途径，自辟境地。学生所见纵然不合他的主张，只要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也任其并行不悖。
萧公权认为狄理这种“教授法”不仅适宜于指导哲学系的研究生，也适用于其他任何学生。学生固然受益不少，学术本身或者可能因此日新月异，继长增高。
那时狄理已是六十岁以上的学者，不但诲人不倦，并且学而不厌。晚餐之后，他经常到大学里的书斋去阅书或写稿。一灯荧然，每过乙夜（约为夜间十点）。后来萧公权在国内外大学任教，看见若干同人在晚间甚至日间“无所用心”，或“博弈”或“聊天”，因而对狄理教授的钦佩，不禁历久而愈深。
狄理教授读过萧公权的硕士论文，问萧是否愿意写一篇有关政治多元论的博士论文，对这题目作更进一步的研究。萧公权很愿意试作比较深入的探讨。多年后，萧公权也当研究院导师，当学生问他应当怎样运用资料，撰写论文时，萧公权往往把自己写论文的经验提供给学生参考：
不同的题材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但在一般情形之下，我所取的途径是可以走得通的。胡适先生谈治学方法，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名言。我想在假设和求证之前还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书”字应广义，解作有关研究题目的事实、理论等的记载。）经过这一段工作之后，作者对于研究的对象才有所认识，从而提出合理的假设。有了假设，回过来向“放眼”看过，以至尚未看过的“书”中去“小心求证”。看书而不作假设，会犯“学而不思则罔”的错误。不多看书而大胆假设，更有“思而不学则殆”的危险……“学者”“思想家”的错误假设，非同小可，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后果。照我看来，不曾经由放眼看书，认请全面事实而建立的“假设”，只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偏见或错觉。从这样的假设去求证，愈小心，愈彻底，便愈危险，近年来有若干欧美“学者”因急于“成一家言”，不免走上这一条险路。
1926年7月，萧公权学成归国。他立志：“我今后要利用留美所受的一点训练，所得的一点知识，去从长研究中国文化。我在美国曾研究西洋政治思想。我回国后的主要工作当是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
【万古江山】
萧公权回国后与薛织英结婚。1927年2月携妻前往天津南开大学任教。萧公权所教的“中国政治思想”没有现成的教材，必须全部搜辑编排。他每星期虽然只授九小时的课，所用于做准备教材的时间大约五倍于此。伏案工作时常要到子夜。
1929年9月，萧公权举家到沈阳东北大学任教。张学良是东北大学校长。萧公权回忆：“开学不久，校长设宴款待新到的教授，约请各院长、系主任和一部分旧教授作陪。这是一个场面不小的宴会。张学良和他的夫人于凤至都在座。有一件很少人知道的事，也可以作为他品性的写真。当我在东北任教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在那里任教授。‘少帅’见了这位女教授十分倾倒，嘱人向她致意，请她做家庭教师。她婉词谢绝，等到课务结束，立即同着丈夫离开东北。”
从1932年到1937年，萧公权在清华大学任教五年。在清华的朋友中，萧公权与吴宓晤谈最密。吴宓是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高足。萧公权说：“雨僧的文学主张，大体上宗奉师说而不墨守其枝节。他治学为人都带着严肃的态度。虽然我的性格与他显然有异，虽然我没有实在的文学修养，却蒙他不见弃，过分奖许。他在《空轩诗话》里说我与他‘论道论文论事，皆深相契合，盖皆有取于西洋之积极的理想主义。’他鼓励我学做诗，甚至把我不成熟的作品录入《吴宓诗集》或‘印授清华学生’。”
萧公权在清华园的生活颇为愉快。他家与陈岱孙家紧邻。俞平伯、闻一多、潘光旦的住宅相距不远。周末或假日，他们有时结伴去游卧佛、秀峰、碧云等寺。颐和园也是他们游踪所到之地。学校离城虽不算近，城内的名胜，如雍和宫、故宫、三海、陶然亭等处，他们也时去游览。正阳楼、东兴楼、便宜坊、馅饼周等著名餐馆和小吃店也偶然去光顾。至于到琉璃厂书铺里去“访书”或到东安市场去买食物和用品，更是进城时的重要节目。
清华园的多年“清福”随着抗战而烟消云散。萧公权一路辗转，写了不少离乱之诗。他经过徐州时颇有所感：“孤城危峙夕阳开。旧迹谁寻戏马台。万古江山彭祖夭，一家兴废项王哀。地经劫火高低赤，人冒征尘断续来。四望烽烟留不得，车轮何用苦相催。”
在奔波之中，萧公权也颇能“苦中作乐”。他经郑州时在一家旅馆稍事休息之后，到近处的餐馆去吃晚饭，饱尝全国驰名的黄河鲤鱼的美味。在汉口时，他每天早出晚归，在餐馆里吃饭，享受粉蒸鮰鱼、红烧野鸭、清炒虾仁等味美价廉的佳肴，比起清蒸黄河鲤鱼，“真是各极其妙，难分轩轾”。在重庆嘉陵江边散步，看见满载橙子的小船，买来品尝：“四川东部所产的橙子（重庆人叫广柑）汁多味甜，远胜于美国的脐橙。广东的新会橙，甜味与川橙相伯仲，但芬香似乎略逊。”
萧公权到了成都，在国立四川大学重理“粉笔生涯”。从1938年2月到1947年8月，萧公权在成都住了九年半。1938年6月中，学校课务结束之后，萧公权从成都起程，经过昆明、海防、香港，到上海去接家眷。将离昆明的前一天，陈岱孙对萧公权说：“陈寅恪全家住香港，学校尚欠他一个月的薪金，无法汇寄到香港。你可以带现款去交他吗？”萧公权说：我随身只携带一个小箱，里面装着一些夏天换洗的衣裤和毛巾牙刷等物，尽有余地放几百元的钞票。”陈岱孙说：“安南政府禁止中国货币入境。你肯冒险，与人方便，不但寅恪应当感激，我先此向你致谢。”萧公权说：“冒险倒无所谓。万一不幸被安南人没收了，我可没有力量赔偿这一笔款。”陈岱孙说：“你当然不负赔偿的责任。”萧公权把钞票用旧报纸包着，放在箱里。到了牢该（入安境的第一站），萧公权同着其他旅客鱼贯走进车站，把行李放在一条长案上，听候检察。萧公权事先把小箱开了，毫不在意地推到检察员的面前，检察员看了一眼，便挥手叫萧公权过去。到了香港，萧公权当天把钞票送到陈寅恪的寓所，请他通知学校，款已照收。
从1939年9月至1947年6月，萧公权在光华大学任教八年，并在迁往华西坝的燕京大学兼课。他一家人在铁门坎农家居住两年，四面都是田野，不用“跑警报”，生活安定而愉快。乡居之时，萧公权完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撰写。他在清华任教时所编的参考资料和历年授课所用的教材，全部带到了成都。在城内四川大学任教时又从图书馆所藏的中国旧籍中搜集了一点补充资料。萧公权利用乡间的安静环境，着手写一部适合大学生和一般读者参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每天晚饭已毕，稍事休息之后，萧公权便独坐书房，在灯下构思走笔，日复一日，很少间断。1940年夏天，全书脱稿。1945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风雨弦歌】
萧公权儿童时代已经开始学诗。在清华园，经吴宓的启发和感召，萧公权分出时间再度努力学诗。1944年夏天，吴宓到成都任教燕京大学，与萧公权重逢。萧公权献诗两首祝吴宓五十大寿。其一云：
鬓霜剑外乍添丝，守道身严似旧时。
移座倾谈心曲语，启囊亲检别来诗。
尘劳愧我真无状，天命知君已不疑。
杜陆遐踪今有继，风流儒雅亦吾师。
萧公权与朱自清（字佩弦）颇多唱酬。萧公权毫不迟疑地说：“他（佩弦）是我学诗过程中最可感谢的益友。他赞许我的许多话，我虽然极不敢当，但经他屡次指点出诗中的甘苦，我学诗便有了显著的进步。”
两人唱和书信时相往返。萧公权回忆：“佩弦的不断奖掖，不但增加我学诗的勇气，并且使我对章法、风格等重要问题更加注意。同时，从他称许某首某联而不提到其他，我知道哪些是我学诗比较成功的地方，哪些是我失败的地方。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诚然应当自有权衡，如杜工部所说‘得失寸心知’。我所作的诗，或好或坏，我也未尝不试加甄别。但佩弦的评骘加强我的信心。他寄寓成都一年便回昆明去执教。这是我学诗的一个顿挫。”
萧公权写诗，纯然出于喜欢。他说：“做诗不是毫无益处。人是理性的动物，也是感情的动物。心有所感，最好用合理的方式发泄出来。闷在肚里，不是办法。感到悲哀，可以怆然涕下，也可以号啕大哭。感到喜乐，可以莞尔微笑，也可以哈哈大笑。除了这种纯任自然的发泄方式以外，真情实感也可以采用艺术的方式来表现。图书、音乐、诗词是三种主要的方式。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够有持久的学诗兴致。”萧公权既不想做诗人，不想自成一家，学诗便不分宗派，不守门户，顺意所喜，随兴所到，因遇所宜，放心去学，放手去做。
【为工作而工作】
萧公权早在二十几岁时，就立志不做官，专求“学”。此志始终不曾放弃。抗战期间，从政的机会一度降临，但萧公权不为所动。然而，萧公权对国家的前途并非漠不关心。
在胡适、蒋廷黻等人组织的“独立评论社”发行的《独立评论》周刊上，萧公权时有撰稿，小尽“书生报国”之责。1933年7月，萧公权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如何整顿大学教育》，指出“粗浅的实用主义”是中国教育停滞的一个主因。教育家和学生往往不能认清大学教育的真正功用在培养青年的求知欲，在坚定他们为学问而问学的志趣，换言之，在使他们对致知穷理的工作抱着古人所谓“敬业”的诚挚态度，不把毕业文凭看成敲门砖或踏脚石。急功好利的心理流行于“最高学府”之中。许多青年企求速成，不肯埋头读书。他们既没有实在的学识，便不易成为真正的有用人才。凭着“科学救国”的口号，限制文法名额的政策，而不积极地鼓励笃实的好学风气，我们的高等教育不但难于产生优秀的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现代国家应有的人才，甚至也未必能够产生卓越的科学家。
萧公权相信无论做任何工作，应当对这工作的本身有真实的兴趣，把全副精神放在这工作的上面。这可以说是“敬事”“敬业”，也可以说是“为工作而工作”。他说：“我以为缺乏为工作而工作的‘敬业’精神，是中国‘国力’不充实的一个主因。有了这种精神，国力才会增长。如果国人能够忠实地为做官而做官，为当兵而当兵，为读书而读书，为游戏而游戏（可怜的中国人，往往连游戏也有另外的目的）——如果多数人有这样的工作态度，全国的事务必然好办多了。我们想培养这种态度，最好从所谓知识阶级做起。号称最高学府里的师生应该有为读书而读书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学术才能迈进。”
从1932年到1948年，萧公权发表过若干文字，“立言”的宗旨在促进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萧公权说：我虽始终不会从政，但时常关心国家，并且撰写政论，贡献一偏之见，一得之愚，也算小尽匹夫的责任。借孔子的一句话来说，‘是以为政’。”
【融合中西学术菁华】
1949年，萧公权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客座教授。他主要教授“中国政治思想”“中国社会制度”等课程。同时，远东研究所择定十九世纪为工作的重心，建议萧公权研究十九世纪的中国乡村。
从1950年初到1953年夏，萧公权翻检了将近千种的中西文书刊，虽然研究时实际上引用的不过半数左右。萧公权说：美国一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或文化，往往首先设立‘假定’，然后搜寻资料来‘证明’所设的假定。我不敢，也不能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我认为不曾认真研究过乡村生活而先设立任何假定是一个不很妥当的办法。我觉得三十年前，我在学生时代写毕业论文的一套方法还有用处：‘放眼看书’，认清对象，提出假设，小心求证’。
但现在因为适应实际上的需要，我加以修改。‘放眼看书’辅以‘小心抉择’。这一步工作做得相当充分了，不必去大胆假设，假设自然会在胸中出现，不必去小心求证，证据事先已在眼前罗列。”
1953年秋天，萧公权收集和分析资料的工作大体上完成，开始草写计划中的《中国乡村》这部书。1955年秋天，英文著作《中国乡村》全书脱稿。1960年发行。1967年重印。有学者认为《中国乡村》是韦伯论述中国社会宗教之书后的最重要作品。
在《中国乡村》的序中，萧公权指出：“中华帝国的乡村农民绝大多数目不识丁。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所作所为通常不会引起那些能读能写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因而大部分未被记录下来。一些官吏和知识分子经常提到的‘民间疾苦’，可能只是重述一般性的看法，而不是展示乡村生活的真实情况。此外，笔者从形形色色的中文史料中收集到的相关材料，对本研究也不是全然或直接有用。研究原始经济生活的历史学家往往满足于古人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即使留下这些记载的古人对我们今天所感兴趣的问题一无所知。研究距离今天相对较近的一段中国历史，可以比较利用的材料数量很多，因而比起那些研究原始经济生活的历史学家来说，笔者算是幸运的。不过，笔者还是情不自禁地希望过去记载中国历史的作者早已预料到今天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和面临的需要。十九世纪的作者虽然经常把引人入胜的一份份材料遗留下来，但却点到为止，因而稍后时代的读者读起来，往往茫然不解。或者，在其他例子中，可以在某个特定的史料中找到关于此时此地的有用资料，却找不到彼时彼地可资比较的资料。”
华盛顿大学后来改聘萧公权为常任教授。从1949年秋天到1968年夏天，萧公权在华盛顿大学做了十九年的教课和研究工作。
1960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授给萧公权一项“人文学术卓著成就奖金”。奖状说：萧公权“融合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菁华”；他少年时代著书论述西洋政治思想，表现了“创造性的灼见”；他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显示了“自辟蹊径的史识”；他不仅是学者，也是“诗人、作家和哲学家”；他平生任教，在美国和在中国一样，赢得了学生的“经久爱戴”。
1968年5月31日，萧公权在华盛顿大学教最后一课。下课铃响，萧公权将要走下讲台时，坐着的学生一齐起立，鼓掌致意。萧公权在走出教室之前对学生说：“当五十六年前一个春天，名哲学家兼诗人珊达雅纳正在哈佛大学授课的时候，一只知更鸟飞来站在教室的窗槛上。他注视这鸟一下，回过头来对他的学生说‘我与阳春有约’，于是宣布下课，跟着向学校辞职，退隐著书。他那时年纪还不满五十，竟已从心所欲，油然而逝。我没有资格学珊达雅纳。但我知道一件他不曾听见的秘密。照十一世纪中国哲学家邵雍计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一一完全重现重演。现在我与你们约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我们在这间屋子里会面吧。”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