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 舒
我很早就看过江才健的专著《吴健雄——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这本书出版于1990年代，是唯一一部采访过吴健雄本人后写出的传记。在看过近期的电影《奥本海默》后，我又把这本书看了一遍，我忽然发现，在那个年代，有一批十分优秀的女性崭露头角，吴健雄即是其中杰出代表。
“她是我们同学中的健者”
1930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这是一所年轻而充满朝气的学校，经过了几轮改名，满打满算组建不过三年时间，但学校里已经人才济济，工学院院长顾毓琇、哲学院院长汤用彤、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外文系教授徐志摩、文学院教授黄侃、艺术系教授徐悲鸿、哲学系教授宗白华……名师出高徒，此时，学校里风头最劲的学生是法律系的陈梦家，这位新月派最年轻的诗人刚刚吃过一点爱情的苦头，但诗却写得一首比一首缠绵。
让陈梦家吃苦头的女生是谁，研究者们至今依然争论不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中央大学确实有一批引人注意的女生，长期以来，她们的才华很少被人注意到，取而代之的是情感八卦。比如农学院三年级学生曹诚英，未来的“中国马铃薯之母”，彼时人们只愿谈论她与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并肩共看明月。正在旁听并将在一年后入学艺术系的孙多慈（彼时她还叫孙韵君），未来知名的画家和教育家，但大家只记得她和徐悲鸿的“慈悲之恋”。1928年考入外国文学系的史人范（后来改名为史伊凡），是曾经参加过北伐的传奇女性，柳亚子曾为她写词，但今天大家只知道她是著名演员陈冲的外婆。
以上三位女同学，都有一位共同的朋友——数学系一年级新生吴健雄。
吴健雄在学校里以刻苦出名。化学系女同学程崇道和吴健雄同住在南楼，从她的房间望去，可以看到吴健雄的宿舍。后来在台湾大学化学系教书的程崇道回忆说，晚上宿舍总电源关闭后，还可以看见吴健雄在摇曳的烛光里独坐看书的身影。
吴健雄并不离群索居，恰恰相反，她的性格十分活泼。后来成为北师大教授的化学系同学严梅和说，吴健雄曾和她探讨《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是扬州人（其实是苏州人），不知道讲起话来是不是也“这块”“那块”？讲得严梅和大笑不已。
她也十分关心朋友，对于孙多慈和徐悲鸿的师生恋，吴健雄的看法特别直率：不要又要爱，又不敢面对，弄得一团乱——这确实是“慈悲恋”无果的根结所在。吴健雄真乃恋爱专家，但实际上她自己当时还没有谈恋爱。
1930年，军阀混战的中国迎来短暂和平，人们期待着国富民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当时菁英学子们最朴素也最真诚的愿望。吴健雄的梦想是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她在中央大学的老师，正是曾经受教于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夫人门下的施士元。那时候的她还不知道，20年后，她真的被大家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更加刻苦了，从数学系转到物理系后，吴健雄很少参加学校的娱乐活动，叔父接她出去吃饭或玩耍，她也很少参加，因为她知道，要登上学术的那座高峰，她的时间很紧、很紧。
1934年，吴健雄从中央大学毕业，先到浙江大学做了一年助教，随后被推荐去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指导吴健雄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性物理学博士顾静徽。在吴健雄快去物理所时，顾静徽遇到当时在化学所做研究的程崇道，问程崇道认不认识吴健雄，程崇道回答，“是的，我认识她，她是我们同学中的健者”。
顾静徽比吴健雄大12岁，1923年考取公费留学生，之后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她们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仅有的两位女性。顾静徽对吴健雄颇为欣赏，在前者的鼓励下，吴健雄决定去美国深造。
但当时的女生，要想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并不容易。
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王明贞，父亲和继母只资助哥哥弟弟读书，反对她求学。后来，她考取庚款出国第一名，考官说：“派个女学生出国去学物理，岂不是浪费钱？”直到1938年，她才在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的帮助下，前往密歇根大学读书。王明贞最终成为中国杰出的物理学家。
王明贞的表妹何泽慧，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当时的物理系主任叶企孙却认为“女生不适合学物理”，动员她转系。何泽慧坚持留下，并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在父亲何澄的老朋友阎锡山的帮助下，她得以公派赴德国入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攻读实验弹道学专业方向。
北京师范大学唯一的物理系女学生陆士嘉，1937年决定借钱自费出国，但当她只身来到德国哥廷根大学，拜见世界流体力学权威普朗特教授时，却遭到多次拒绝，因为教授认为这个中国女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流体力学。最终，陆士嘉靠自己的诚意，说服普朗特给自己一个考试的机会，她以满分答卷获得了拜师资格。
相比之下，吴健雄是幸运的，她得到叔叔的资助，在1936年前往美国，同去的还有她从小的闺蜜、中央大学化学专业的同学董若芬。
有趣的是，吴健雄和董若芬一块去买船票，她们只买得起二等舱，结果票全卖完了，只剩下一张头等舱票还空着。如果搭不上这班，下一班得再等一个月，恐怕赶不上开学。吴健雄对卖票的人提议，把这个头等舱座位卖给她们两个人，她们可以去二等舱吃饭。卖票的人说“这绝不可能”，吴健雄说：“为什么不可能，你回去问问你的老板。”一件小小的事，可以看出吴健雄永不放弃的性格。次日，轮船公司的人告诉她，老板同意了。
分别那日，正是盛夏，黄浦江岸边，一家人哭着告别，母亲哭得尤为伤心。吴健雄以为，读几年书就会回国，谁知这一去，竟是37年。她从此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父母。
才华出众，勤奋努力
吴健雄原本的目的地是密歇根大学，但因为一次拜访，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停留了一周，伯克利学生会主席热情地告诉她，两个礼拜前，恰巧刚来了一个学物理的中国学生，“让Luke带你去参观一下学校”。
这位Luke，就是袁家骝——几年后，他还会多一个身份：吴健雄的丈夫。
命运之手冥冥中安排了一切。袁家骝告诉吴健雄，伯克利物理系有劳伦斯（ErnestOrlandoLawrence）建立的放射实验室，当时已建成一具37英寸的回旋加速器。这个可以进行当时最热门原子核实验的奇妙仪器，让吴健雄非常羡慕，并直接改变了她的行程安排，她决定转念伯克利。但这一决定让她失去了同船而来的闺蜜董若芬，董认为吴健雄放了自己鸽子，两人就此绝交。
当时伯克利物理系的主任柏基（R.Birge）对女性是有性别歧视的，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接纳了吴健雄的入学申请，他知道吴健雄有多么优秀。也是在这一年，柏基还邀请了另一个人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系的教授，此人名叫奥本海默（JuliusRobertOppenheimer）。
吴健雄非常仰慕奥本海默，他当时是量子物理课的老师，吴健雄叫他“奥痞”（Oppie），她说，奥本海默绝顶聪明。吴健雄在伯克利的后期，因为奥本海默没有挑选她一起工作，十分失望，和传记作者江才健谈起来，仍旧几乎要落泪。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奥本海默非常欣赏吴健雄，一直称她为“Jiejie”，这是一个亲热的称呼，中文意思是“姐姐”。
吴健雄在伯克利是有名的女士，她总是穿一身旗袍，才华出众而又勤奋努力，她进入伯克利放射实验室工作，大科学家劳伦斯是她名义上的指导老师，而实际上指导吴健雄做实验的，是曾经跟随费米工作的物理学家塞格瑞（E.Segre）。
吴健雄深知，在群星云集的伯克利校园里，要做出一点成绩是很难的，而她作为一名中国女性，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无疑要承受双重歧视。她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证明自己的才华。她每次考试之前都担心不及格，会被赶回中国，无家可归，但最后总证明她是杞人忧天。她选择的庆祝方式是去学校旁边的中餐厅“茶园”吃一顿。
吴健雄每天都在实验室里工作到很晚，系里担心她的安全，让另外一位也经常在实验室中工作到很晚的同学威尔森（KennethGeddesWilson）开车送她回去。因此，每天凌晨三四点，威尔森就会来到吴健雄的实验室说：“吴小姐，你回家的时候到了。”威尔森对吴健雄非常好，他甚至想方设法帮助吴健雄参加大科学家波尔的欢迎宴会，可是即便如此，也没能获得美人芳心。
远在加州洛杉矶的袁家骝，究竟是如何抱得美人归的？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吴健雄的眼光不错，她挑中袁家骝的两个优点：稳定，可靠。
对于一个渴望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女人来说，一个提供情绪价值且永远真诚的丈夫，确实如金子般可靠。吴健雄的老师塞格瑞说，吴健雄告诉他，成为科学界成功女性的先决条件是：一个“好丈夫”，短途通勤以及良好的托儿服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袁家骝负责在家做饭，开车送吴健雄到任何地方，他永远把她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就像吴健雄的朋友所说的那样，袁家骝是吴健雄真正需要的人。
吴健雄总是能够抓住机遇，永远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1942年5月30日，吴健雄和袁家骝在吴健雄30岁生日前一天举行了婚礼，而此时，她的闺蜜孙多慈已在两年前斩断了和徐悲鸿的缘分，嫁给了许绍棣。被吴健雄戏称为“外婆”的另一位闺蜜曹诚英，则在峨眉山带发出家一年后，进入复旦大学农学院任教，她对马铃薯的研究不断深入，写出了《马铃薯遗传工程学》一书。
1942年暑期，奥本海默集合了一批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开始了大名鼎鼎的“曼哈顿计划”。此时，吴健雄却因为自己的性别而无法在伯克利找到一份工作。正如她的孙女所回忆的那样，在吴健雄艰难的上升过程中，一个不变的话题是：无论走进哪个房间，她都是罕见的、通常也是唯一的女人，而且还是个中国女人。1941年《奥克兰论坛报》在一篇报道她的核裂变研究的文章中，称她为“身材娇小的中国姑娘”，“看上去像是个演员、艺术家或者追求西方文化的富家小姐”。当年那些关于她的文字，几乎都以带点情色的东方主义笔调称赞她的美貌，仿佛对她竟是奥本海默所称的β衰变研究“权威”表示惊讶。
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前往并没有物理实验条件的史密斯学院教书。后来，老师劳伦斯为她写了推荐信，才让她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教职——她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讲师。
不久，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秘密战时研究项目将她吸引过去。面试当天，两位物理学家花了一天时间考问她，但始终不透露她将从事什么工作。考问后他们让她猜，她回答：“抱歉，如果你们不想让我知道你们在做些什么，本应把黑板上写的东西擦干净。”他们当场聘用了她。1944年3月，吴健雄加入哥伦比亚大学“曼哈顿计划”下属的原子弹重点研究实验室，解决了工程区内连锁反应无法延续的难题。
1945年7月16日，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不久后，美军向日本广岛和长崎丢下了名为“小男孩”和“胖子”的原子弹，第二次世界大战随即走向尾声。吴健雄对“曼哈顿计划”的贡献，对中国战区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日本提早投降，挽救了中国战场上可能牺牲的同胞。20世纪60年代，吴健雄回到台湾，有人询问她对于做原子弹的意见，吴健雄表示了反对，她对原子弹的看法是：“我对人类有信心。我相信有一天我们都会和平地共处。”
1947年，吴健雄生下了一个男孩。这是她和袁家骝唯一的孩子。生产期间，她意外迎接了一位特殊访客，这个访客用口音很重的英文对她说，他听说她的肚子被“cutopen”了。访客名叫爱因斯坦。
当吴健雄生产的时候，45岁的曹诚英在复旦大学附近发现了一个在路旁生下小孩的产妇。当时天气寒凉，母子俩孤立无助、奄奄一息。曹诚英赶忙回家，搜出家中仅有的两个鸡蛋，送来让产妇吃下。曹诚英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但她并非不渴望家庭，一错，就是一生。
失之交臂的诺奖
关于吴健雄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失之交臂的故事，人们大概已经听了太多次。
1957年，吴健雄经过多次实验，证实了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设想——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吴健雄等人的论文《在β衰变中检验宇称守恒》1957年2月15日发表于《物理评论》），这在物理学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杨振宁和李政道也因此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这在当时其实引起了争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如果没有吴健雄的实验结果，李、杨二人的理论只是一种构想，吴健雄的实验结果让构想落地了，吴健雄应该当之无愧地与他们共同分享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吴健雄的孙女JadaYuan在撰文回忆祖母时，还原了也许最接近事实的原因：
她的实验的初步结果令人震惊。……圣诞节前夜，她登上了回纽约的火车，把好消息带给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她的工作——后来被人称为“吴实验”——看来证明了宇称在β衰变中不守恒。原来，宇宙有点像个左撇子。
她于1月2日回到华盛顿验证她的结果。两天后，李政道与一群哥伦比亚的科学家分享了这个消息，尽管我的祖母曾要求他不要这样做，暂时不要。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她这项发现的功劳归谁的问题。由利昂·莱德曼（Leon Lederman）领导的另一组哥伦比亚科学家正在做另一个实验，莱德曼意识到自己的试验稍加修改也可以测试宇称的不守恒。他们在四天之内确认了我祖母的结果。
消息传播开来。我的祖母感受到了赶在莱德曼之前发表论文的强大压力，同时反复检查她的结果。在物理学中，谁首先提交和发表研究结果，荣誉就归谁。
莱德曼在李政道的要求下暂缓提交论文；如果他们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这样的善意不太可能发生。直到1月9日，我祖母的团队才从抽屉里拿出一瓶稀有的1949年波尔多拉菲酒庄出品的红酒，为推翻宇称守恒而举杯庆祝。两篇论文都发表在1957年1月15日的《物理评论》上。莱德曼的论文承认他是在听说我祖母的结果后才开始实验的。
……这是一场胜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损害已经不可挽回。那年下半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拒绝把奖金授予任何实验方面的人士；李政道和杨振宁因理论工作而获奖，成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籍物理学家。
看来这里存在着性别歧视，虽然不是那么明白公开。120年来，只有四位女性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DiscoveringDr.Wu，《华盛顿邮报》（2021年12月13日）
对于没能获奖，吴健雄没有公开发表任何不满。但1989年1月，她在回复史坦伯格的一封信里，曾这样说：“尽管我从来没有为了得奖而去做研究工作，但是，当我的工作因为某种原因而被人忽视，依然是深深地伤害了我。”这里的“某种原因”，恐怕很大程度是性别。
面对这一歧视，吴健雄曾发起反击。1964年，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场会议中公开发言：“我十分怀疑，微小的原子和核子难道也会对男性或者女性有着不同的偏好吗？”当有人称呼她为袁太太时，她会正色说，你可以叫我吴博士。
1970年代，吴健雄曾在她“学术领域中的女性”报告中说，在美国15个最顶尖的物理系中，助教授以上职位的物理学家中，男性有760人，而女性只有6人。这种情况在欧洲也普遍存在，被爱因斯坦赞赏为“天赋超过居里夫人”的麦特勒（LiseMeitner）曾告诉吴健雄，当年在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做研究时，待在地下室，那里只有男厕所，没有女厕所，她只好少喝水，以免去上厕所的需要。麦特勒是最早发现由慢中子造成核分裂现象的科学家，和她合作研究的哈恩以此成就获得了1945年诺贝尔化学奖，麦特勒却没有名列其中。
吴健雄曾说，“在美国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女性科学家都是邋遢的老处女。这是男人的错”。吴健雄的父亲吴仲裔一直致力于女子教育，创办了“明德女子学校”，他如果听到女儿的讲话，一定为之自豪。但在1936年黄浦江一别后，吴健雄再也没能和父母见面。吴仲裔在1959年去世。
吴健雄也没能再见到好友曹诚英。曹诚英虽然在中国农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这些成就依然难以掩盖她一生苦恋无果、爱而不得的落寞。1973年1月16日，72岁的曹诚英于上海瑞金医院悄然逝世，死时身边没有一位亲人。她的遗嘱是，死后要葬在旺川东头胡适归乡的必经路口，等君归来。
两年后，在美国治疗乳腺癌的孙多慈，在吴健雄的陪伴下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一个春节。大年初三，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孙多慈突然清醒了一些，吴健雄正陪伴在床前，见她睁开眼睛，非常高兴：“多慈，你一定要撑着好起来，我们还相约回去看看的啊！”孙多慈用手指在吴健雄的掌心费力地画着。吴健雄猜出，在她掌心留下的，是“慈”和“悲”两个字。吴健雄说：“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一生，就是慈悲为怀啊！”
相比之下，吴健雄拥有比闺蜜们幸福得多的家庭，她曾大声疾呼：“在我们现在这个富足而成熟的社会，在白天提供优良的专业托儿服务，使得妈妈们可以摆脱单调的家务，在她们喜好的领域工作，这种要求难道太过分吗？”科学家们固然需要家庭生活。“可是，在理想情况下，这种对于伴侣和父母作奉献的人类高贵愿望也必须由男性平等分享。”
袁家骝恰恰是吴健雄所说的那种愿意为伴侣作出贡献的丈夫。袁家骝宠爱妻子是出了名的，出去旅游，扛着照相机拍照的是他；工作再累，回到家后，他也从不抱怨，还常常分担家务，照顾孩子。他热爱自己的事业，但与此同时，也全力支持妻子的事业。他不仅不担心吴健雄在事业上超过自己，甚至还帮助她清扫障碍，给她创造安静的研究环境。
吴健雄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曾这样说：“在与他的共同生活中，我对他了解得更为透彻。他在沉重工作中显现的奉献和爱，赢得了我的尊敬和仰慕。我们狂热地相爱着。”
1997年2月，一个寒冷的星期天，当袁家骝正在家中做午饭时，吴健雄永远倒在了书桌旁边的黄色扶手椅中，享年85岁。当时，河南安阳（袁家骝出生地）和江苏浏河（吴健雄家乡）都表达了希望能安放吴健雄骨灰的愿望。袁家骝表示，他要尊重妻子的意愿，把她送回故里。他把妻子的骨灰埋在一棵紫薇树下，这棵紫薇树是吴健雄童年时代种下的，吴健雄的小名微微便由此而来。袁家骝在墓前喃喃说：“她好像还在这，但是实际上她不在。”
袁家骝的妹妹袁家倜回忆，把吴健雄的骨灰安放回浏河后，袁家骝回到纽约，家里所有的陈设全都不许动，好几年过去，床垫衣服都如吴健雄生前的样子摆着。他时常拿起吴健雄的相片，动不动就掉眼泪。
2003年2月11日，袁家骝在北京逝世，他和妻子去世的日子正好都是农历正月十一。
2003年2月20日，袁家骝和吴健雄合葬在太仓明德中学的紫薇树下。
（作者系作家、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