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1923年4月，日本作家村松梢风来到上海，度过了两个多月的时光。回国后，他将沪上见闻写成了《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一书，还将在上海感受到的复杂意象浓缩为自创的“魔都”一词，流传至今。
“大世界”里的文娱活动
村松梢风之所以创造“魔都”这个词来形容上海，是因为“上海……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实在不可思议的城市”。上海给他的第一印象是摩登，高达84米的上海国际饭店就是这方面的象征之一，相比之下，二战前日本最高建筑、号称“东洋第一”的丸之内大厦，不过10层楼、高33米。
除了上海国际饭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还有哪些值得一去的地方？吴语将游玩嬉乐称作“白相”，意即不花什么代价观察、观看。古时候到街上去兜兜玩玩，上山看看风景，确实不需花钱。不过，外埠游客来沪必去的“大世界”，倒是要收费的。位于今天西藏南路、延安路交叉口的大世界，是彼时上海滩乃至全国规模最大、游客最多的大众化游乐场。
大世界创办于1917年，是一座4层高的钢筋楼房。两幢主楼之间架起天桥走廊，将各楼层连在一起，四通八达，任游客走动游览。大门入口处还有12块“哈哈镜”，在镜子中，有的人瘦得像根扁担，有的人胖得像个大足球，令人捧腹。大世界的营业时间通常是下午1点至凌晨12点，只需买一张银元2角的门票，就可以在里面玩上整整一天。
大世界底层有个“共和厅”，演出北方杂曲，也有“群芳会唱”。前者如大鼓、相声、双簧、单弦和快书等节目，在当时的上海大概只有在游乐场里才能见到，应该是游乐场开张后店家特意从平津聘来的。后者也叫群芳会，是以清唱为主（偶有彩唱）的戏曲演唱形式，唱者均为年轻女子。早期多唱京昆剧中的著名唱段；从1920年代起，渐有粤曲、徽调、评弹，后又常唱沪、越、扬、苏、锡等地方戏曲。
底层的中央是“游戏厅”，观众站在各楼窗口或天桥上都能看到外国人表演杂技。露天场地安装了高空飞船，类似今天的高空缆车；机器跑马、高椅旋转、高轮升转，类似今天游乐园里的大转盘；还有秋千荡船等。这些项目最能吸引青少年光顾。
大世界底层还有个“乾坤大剧场”，长年演出“大京班”。这里首开男女同台演出的先例，不少名角在此发迹，如名伶盖叫天、孟小冬、露兰春、李春来都曾在此登台。在当时的文化娱乐市场，京剧是最受欢迎也是最高雅的娱乐消费，最低票价2角。许多游客花钱进了游乐场，为了物有所值，一定会去京剧场看场京戏。
在大世界二楼的“共和阁”，有个放西洋音乐的“跳舞厅”。另外三个场子分别表演魔术、滑稽、男班绍兴文戏与苏州弹词。三楼的中心是“共和楼”，设中西餐厅。南边场子演“文明戏”（早期话剧），北边两个场子，一个演维扬文戏（扬剧），一个是“滩簧”（沪剧前身）场子。日后众人熟悉的沪剧著名演员丁是娥、石筱英、杨飞飞、汪秀英等，成名前都曾在大世界度过青年时代。
四楼“共和台”设有供奉济公与观音的“济公坛”，是游客烧香拜佛的地方。左右两个场子，一个是歌舞班子，穿戴艳丽服饰，演出歌舞；一个是“童子团”杂耍班，由一些还未成年的男女少年表演各种惊人绝技，深受观众欢迎。
大世界鼎盛时期，各种节目从中午12点左右开始，每个剧场里都有多个剧团或演员轮番演出，几乎没有间隙。一跨进大世界，凭你高兴，想欣赏什么就欣赏什么，可以固定在一个场子，日夜连看几场京剧，也可以连跑若干场子，来去自由。当时外埠游客来沪，必定要到大世界玩一次，更有人说，“白相了大世界就等于白相了大上海”。
“东方好莱坞”
对于新潮的游客来说，他们或许会倾向于在沪上的电影院轻松地看上一场电影。自电影这种媒体形式传入上海后，逐步成为最受欢迎的娱乐项目。至1930年上海已有23家电影公司，37家电影院；到1933年，电影院数量更增至45家。
电影院也分好几个等级，其中设备考究、座椅舒适，冬有暖气、夏有冷气，又拥有国外新片首映权的影院叫“头轮”。位于霞飞路（今淮海路）上的国泰大戏院（今国泰电影院）就是其一。这家电影院开张时，在沪上最大报纸《申报》上刊登广告，自诩“富丽宏壮，执上海电影院之牛耳。精致舒适，集现代科学化之大成”。其内部装潢体现了欧式古典风情，座位间的通道全部铺设紫红色地毯。这家电影院最大的特色是领位女服务员全都是“白俄”（1920年代流亡到上海的俄国人），她们穿着整洁的制服，个个面带笑容，态度亲切，仪态万千。
至于1933年由建筑师邬达克设计重建的“远东第一大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可谓上海影院业的顶峰代表。其门面以大理石装潢，豪华富丽，进门后大厅宽深高广，是其他电影院所不能比拟的。它那多达2000个舒适的沙发座位、宽敞的售票厅、富丽堂皇的休息厅以及浅绿色的盥洗室，都显示出现代化的气派。大光明电影院场内的每个座位都有“译耳风”设备，听不懂英语对白的观众，只需花几角钱，戴上耳机，就可听到同声传译的中文。这种先进的装备，开我国翻译西片之先河。
不同档次的电影院票价不一样。头轮影院如大光明，票价在1块银元左右。那些二三轮影院放映旧片，票价就低些。二轮影院的票价在6角左右；三轮影院的票价在2角到4角不等，有的影院甚至只要1角。四轮影院更差，有的买一张票进影院可反复观看不再收费。
上海是中国民族电影事业的摇篮，无论是电影公司，还是编导、演员，十之八九都集中在上海。当时上海不但是中国电影制作中心，更是“东方好莱坞”，各影片公司都挖空心思，寻找适合中国观众的题材。1931年明星公司与法国百代公司合作，成功拍摄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该片由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胡蝶和王献斋主演，1931年3月15日在上海新光大戏院首映，一时观众如织。
随着电影业的繁荣，电影明星的社会影响渐渐超过戏剧明星。一些大牌明星胡蝶、阮玲玉等成为新一代偶像。赵丹也以主演《十字街头》与《马路天使》两片声名鹊起。1931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运动使进步影星的形象在影院出现，为广大观众所熟悉。上海的电影院也自此成为革命与反动、进步与落后文化争夺的重要阵地，一直延续到上海解放。
若游客游兴尚浓的话，舞厅大概是个不错的选择。当时上海所讲的“跳舞”，通常是指交际舞、交谊舞，更规范的称谓是“舞厅舞”。舞厅可说是娱乐场所中令人沉迷的处所，“单从它的布置装饰和设备，已使任何其他的娱乐场为之退避三舍了”。
上海的舞厅业以“百乐门”的出现为顶峰。1932年，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70万两（不包括土地），在静安寺兴建“ParamountHall”，取中文名为“百乐门”，是一家集住宿、餐饮、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娱乐场所。其中第二层就是大舞池和宴会厅。这座大舞池面积达500平方米，舞池地板用汽车钢板整体支撑，当众人共舞时，地板会出现倾斜或颠动，产生晃动的感觉，故被称作“弹簧地板”，这也是上海唯一一家装有“弹簧地板”的专业舞厅。“物以稀为贵”，百乐门自然一票难求，门庭若市。不过，真的挤不进去也没关系，彼时上海舞厅众多，主要集中在西藏路、南京路和北四川路一带。
至于那些喜欢“轧闹猛”（上海话“凑热闹”之意——笔者注）的游客，跑马厅（现已被改建成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也是个不妨一观的选择。赛马是英国人带来的运动。一般赛马场都设在郊区，即使离市区最近的天津英租界赛马场，也是在英租界边缘的马场道上。位于市中心的上海跑马厅可算是独一无二的地处闹市中心的赛马场。
赛马是大型的、颇具挑战性的体育运动，也是此前上海从未有过的群众性娱乐活动，于是上海每次举办赛马时，不仅本地人空巷而出，周边城市如苏州、杭州、嘉兴等的市民也不顾路途艰辛，以一睹马赛为快，人们“环而观者如堵墙”。后来，上海的跑马赛逐渐从体育运动发展为博彩活动，如果自己选中的马胜出，可获派彩金，要是买中连位，又是冷门，往往可以获得数百倍的彩金。
霓虹下的真实世界
走出欢闹的娱乐区，当时上海市民的生活，事实上并不像大世界与百乐门展示的那样光鲜。人们漫步沪上，不难注意到成片的“石库门”住宅。旧上海里弄住宅约有9000余处、20万幢，建筑面积达2120余万平方米，占全市总居住建筑面积2/3。作为当时上海平民的主要居住建筑，石库门房屋一般是一楼一底，有客堂间、卧室、灶披间（厨房）等，这种设计适合独门独户居住。若以一幢为单位出租，价格自然比较昂贵，一人或一户租下房屋后，往往需与他人分摊租金，或招租房客，“二房东”由此产生。1906年，“鸳鸯蝴蝶派”作家包笑天从家乡苏州到上海后，花了7块钱，从二房东那里借了一间楼上厢房。他还在回忆录里感叹，“上海借房子，就是那样便利，今天说定了，明天就可搬进去”。
起初，二房东只求分担租金、减轻负担，并不以赚钱为目的。一些有商业头脑的人看到了赚钱机会，便对自己掌握的一块小天地想尽办法，将二房东做成一门生意，以增搭建为生财之道。他们利用石库门房屋层高高、开间大的特点，搭阁楼隔小间，扩大居住面积，增加分租。经过巧妙设计改装，原来三层楼可以变成六层楼，一间客堂间可以改成二三间；屋内再加阁楼，晒台改成房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原来三四间的房屋遂变成十四五间，往往能住上四五十口人，以至于“亭子间嫂嫂”“后楼里妹妹”“灶披间阿姨”等称呼开始流行起来。对于终日劳碌、工作繁忙的工薪阶层而言，拥有自己的住宅是最大的愿望，女作家苏青就写道，“现在，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走进自己的房间里，关上房门，我就把旗袍脱去，换上套睡衣睡裤”。
逼仄的居住空间当然是不得已的选择，根源是“囊中羞涩”。上海是民国时期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产业劳动者的数目，几占全国总数1/6以上”，工厂往往用极低的工资雇佣大批劳工。1928年，国民政府税则委员会对上海工人的收支情况作调查，时间从1927年11月至1928年10月，调查结果是每家每月的收入平均为32.8元，同期工人家庭每月生活必需品（只包括食物、衣服、房租、燃料、杂项）的支出平均为32.5元。换句话说，收入只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相当一部分工人连每日两顿饭都吃不饱，上大世界游玩一趟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奢望，遑论住上一间大房子了。民国沪上常见的人力车夫，则是生活条件艰苦的一个群体。人力车夫拉车一般分早、晚两班，早班每月平均约可拉20天，晚班每月可拉15天，平均每天可赚1元左右。各种费用扣除后，车夫每月净收入不到9元，可谓赤贫。他们的衣食简陋，终年破衫旧裤；每日两餐，以廉价的青菜、豆腐、咸鱼为主，鲜虾、鱼肉，绝少吃到。由于无力租房，人力车夫往往居住在“以污泥为墙，稻草为顶”的茅草棚里，“都只有一进门就是外房也是工房的食喝于斯生死于斯的一大间，父母子媳六七口住在一个处所，煨水烧饭也在这一个地方”。
这样的棚户区自然是游客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但它的确与著名的南京路并存。繁华的南京路百货汇集，霓虹闪烁，璀璨夺目，夜晚显得尤为炫目。然而，南京路属于“公共租界”，尽管华人占据公共租界人口的绝对多数，并承担了大多数税负，公共租界的实权却一直掌控在被英、美势力把持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称“公董局”）手中。工部局局旗上绘制有12个国家使用过的国旗或民用旗样式，其中有英国、美国、法国乃至丹麦、荷兰、葡萄牙，唯独没有中国。
在工部局内部，不平等也随处可见。尽管在1930年代，工部局与公董局里的雇员中，华员已占总数约3/4，可在整体工资方面，华籍职员与外（法）籍职员工资相差5倍，苦工起码相差10倍以上，相差二三十倍的是多数。就算这样，加工资时，“那些大薪俸的外籍职员，加得特别多，华籍职员加得不多，工人加得最少，这样贫苦工人的所得未免太少了”。当时的舆论为之痛心，“想起大家都是人，都是同在一个工部局服务的，有这样天与地的差别待遇，未免使人痛心不平”。地处上海都市心脏地带的租界，成为近代国人心中无可回避的伤痛，也给南京路的绚丽霓虹蒙上了一层暗淡的色彩。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