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超平
1924年，鲁迅在其杂文《论照相之类》中写道，30年前，绍兴城里已经有照相馆了。而且，照相馆常挂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照片，6寸或8寸大小。简单推算，大致是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其时鲁迅14岁。
无独有偶，光绪十七年（1891）二月，高僧八指头陀（释敬安）在造访曾国藩故里后，写有《湘乡过曾文正里居》三首，其中有云：“山馆肃遗像，须眉凛若生。”这也就意味着，当时富厚堂内悬挂有曾国藩遗像。
迄今为止，曾国藩存世照片只有一张，它是否就是鲁迅所见的那张，抑或曾经作为遗像，都难以确定。那么，曾国藩的照片是怎么拍出来并得以流传的呢？
谁为曾国藩照相
曾国藩照相之事，仅见于他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
树堂约吴子登来，以玻璃用药水照出小像，盖西洋人之法也。为余照一像。
从时间判断，这次照相的地点是南京两江总督府内。当时赵烈文已经不在身边，张文虎、莫友芝等人的日记未涉及此事。唯一能与之相佐证的，是曾纪泽旁观了这次照相。他当天的日记是：午饭后观吴子登照相良久。二十八日又记：饭后与吴子登一谈，观其照相极久。但这一天曾国藩日记中没有照相记录。
吴子登，即吴嘉善，字子登，江西南丰县人。咸丰二年（1852）中式进士（贡士），入翰林院，授职编修。其堂兄吴嘉宾，与曾国藩同中式清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关系密切。
吴嘉善是一个颇有进取精神的进士，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他深感要抵御外敌入侵，必须知己知彼，早在翰林院任职时，就向后来任江苏巡抚的算学家徐有壬学习算学。同治元年（1862），因避战乱而至长沙时，又结识精研算学的丁取忠。次年，客居广州，又与精于天文历算的邹伯奇和精于几何、方程之术的夏鸾翔结识，学问日进。
吴嘉善能演算三角函数，并对化学、机械有所研究。徐有壬去世后，吴嘉善为其续写完数学著作《测圆密率》三卷。同治六年（1867），又为算学家李善兰校刊数学著作《尖锥变法解》一卷。他自己的专著《算学二十一种》，被收入大型数学论集《白芙堂算学丛书》。
不仅如此，吴嘉善还向传教士们学习英语和法语，能读懂英、法原版书籍，这为他日后参与洋务运动打下了坚实基础。曾国藩与吴嘉善建立书信联系，首见于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听闻吴嘉善“素精算术，于西人制器之方，均经深究”，因此，每思堤面一谈，藉窥奥秘。
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六日，曾国藩在日记中专门附记“徐寿（号雪村）、龚之棠（号春海）、斯桂（号鲁生）、殷家隽（号竹坞）、吴嘉善（号子登）”五人，又写下“光学、重学、流学、化学、电气学、磁石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八个在当时十分新潮而陌生的词。这五人随后陆续进入他的幕府。
照相技术从何而来
西方照相技术传入近代中国的时间是清咸丰朝。在上海，最早开照相馆的中国人是罗元佑，名士王韬在咸丰九年（1859）二月初九的日记中对此有记：
晨，同小异、壬叔、若汀入城。往栖云馆，观画影。见桂、花二星使之像皆在焉。画师罗元佑，粤人，曾为前任道台吴健彰司会计。今从西人得受西法画影，价不甚昂，而眉目清晰，无不酷肖，胜于法人李阁朗多矣。
王韬说的“画影”就是照相。“桂、花二星使之像”，是指刚于前一年与英、法两国签订《天津条约》的清朝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二人的肖像。可见后来绍兴的照相馆挂名人相片已成为一种习惯做法。
约在咸丰十年（1860）初，吴嘉善来到上海，与王韬结识。三月二十日，王韬日记：
清晨，吴子登来访，言拟学照影法。其书，壬叔已译其半。照影镜已托艾君（约瑟，字迪谨，英国耶稣会士人，颇诚谨）购得，惟药未能有耳。
由此，吴嘉善会照相的谜底揭开：他是根据算学家李善兰（字壬叔）所翻译的相关科技书籍而学成的。
艾约瑟（1823—1905），确有其人，他是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1848年在上海传教，与麦都思、美魏茶、慕维廉等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创建墨海书馆，王韬也参与其中，遂有密切合作。两人合译《重学浅说》《光学图说》《格致新学提纲》《西国天学源流》和《中西通书》等书。艾约瑟与数学家张南坪关系好，并通过张南坪结识了李善兰。艾约瑟和李善兰、伟烈亚力、韦廉臣合译《谈天》《代数学》《重学》《植物学》等书。其中，《重学》《植物学》正是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过的，可见当时他对李善兰等人有所耳闻。
王韬说的“摄影法”，就是《光学图说》一书，很少有人知道此书是李善兰翻译的。不过，对于吴嘉善这样的摄影入门者而言，要理解此书，仍有巨大难度，更何况冲洗照片的药水十分匮乏。因此，三月二十四日，王韬又带着吴嘉善拜访艾约瑟，“艾君颇肯指授”。
过了两个月，王韬带吴嘉善、李善兰去拜访痘师（给人种痘的医生）王春浦，他也在学习照影法，为王韬试照，结果是“模糊不可辨，衣褶、眉目皆未了了”，王韬因此觉得他还没入门。可见，当时对照相感兴趣的大有人在。
照相渐成风尚
吴嘉善学成照相技术后，于咸丰十一年偕母到湖南，与丁取忠、左潜等本地算学名家切磋交流。兴之所至之际，吴嘉善甚至向周围的人展示了神奇的照相技术，结果被人们误以为他是天主教徒，要抓他去见官。他百口莫辩，只好越墙而逃，寓所被众人洗劫一空。此番狼狈遭遇，他于次年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则表示：“人世泛泛悠悠之论，一倡百和，起灭无常，徒增意见之私。无当是非之实，皆此类也。”
若干年后，鲁迅在《论照相之类》开篇就说：“照相似乎是妖术。咸丰年间，或一省里，还有因为能照相而家产被乡下人捣毁的事情。”他说的正是吴嘉善的遭遇。
在给曾国藩照相前，吴嘉善已在湖南教会了尹和白照相。据杨恩寿的《坦园日记》，同治八年（1869）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将在第二天参加由张自牧组局的小聚，尹和白用西洋取影法记录了他们的行乐之况。但杨恩寿胆小，怕勾走魂魄，没有照相。
离开湖南后，吴嘉善又南下广州。在郭嵩焘离任广东巡抚时，为他照相。郭嵩焘非常开心，以《戏书小像》为记：
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
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与郭嵩焘自信地期许“流传百代”相反，曾国藩没有提过自己的照片，也从未吐露对照相的看法。他其实还有过一次照相，是他儿子曾纪泽在日记中透露的，即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十八日：
接陈莘耕（志尹）函，内有洋人照文正公小像，送至上房，与家人瞻视。
此时曾国藩已经去世，因此曾纪泽的用词是“瞻视”。至于“洋人”是谁？何时所照？曾国藩的日记、书信中都不曾透露过，曾纪泽也没有透露。
同年十月初一，曾纪泽正式开始跟尹和白学习照相。
同治十二年（1873）十二月大寒前一日，曾国藩的幕僚孙衣言在安徽按察使任上参加一次雅集时，由广东某人“用泰西法写人形貌”，他自己不仅单独照相，还与大家合影，“以志一时之事（成园雅集）”。
可见，艾约瑟、李善兰、吴嘉善，是曾国藩得以留下存世照片的原因所在。源于努力学习与实践，以及曾国藩、郭嵩焘、孙衣言们的大胆尝试，照相逐渐作为一种风尚流行起来。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