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恩发
《旧唐书·儒学传序》记载，唐太宗在位时，“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贞观年间，“四夷诸国”先后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入唐学习儒学。
有唐一代，如此盛况可谓司空见惯。
唐代的中国，是整个东亚文明的中心。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到中亚，万国来朝，万邦来贺，他们满怀着对中华先进文明的向往，向大唐虚心求学。
入唐留学，是各国与唐朝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纽带。大唐王朝海纳百川，慷慨地将知识传授给这些异国学子，并由此传播到天涯海角。
【仰慕大唐的荣耀】
唐代的交通远不及现在方便发达，有些地方山高水远，只能靠人力征服，一路上长途跋涉、险象环生。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派遣学生入唐留学时，便要经历惊涛骇浪的考验，船队经常沉没，或被迫折返，可说是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冒险。
查阅史料可以发现，奈良时期多次出现“甲寅，遣使者，祭广奈大忌神与龙田风神”的记载，由此可以推断遣唐使在出使之前会祭拜神，祈求平安，可见遣唐使之路的艰难险阻。正因为此，很多人拒绝担任遣唐使出海。日本平安时代著名才女小野小町的祖父小野篁，一听说自己被派遣出使唐朝，便惊出一身冷汗，宁愿流放海岛，也不愿接受遣唐副使的任命。朝廷多次催促无效，最后下令将他流放到隐岐。
唐朝人同样害怕这段旅程。天宝元年（742年），随第九次遣唐使团来到中国的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得知鉴真是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高僧后，来到扬州拜谒，邀请他前往日本传法。一开始，鉴真向弟子们征询意见：“谁愿意跟我一同去日本传授佛法？”徒众面面相觑，半天不出声。过了许久，一个叫祥彦的弟子才说：“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渺茫，百无一至。”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遣唐使的船队规模其实不大，一般是由三四艘33.6米长、9.2米宽的木制帆船组成。当时的日本由于缺乏金属加工技术，只能用木板和木栓把船拼合起来，难以牢固，再者纺织技术也很落后，只能用竹帘做船帆。而且因为船体小，船舱有限，除了装载船工、使者、留学生这些人员外，留给食物和淡水的空间十分有限，这一路上航行的十几天时间里，大多数时候都要忍饥挨饿。
一出海，船上面漏风，下面漏水，若运气不佳，就可能会被东海的巨浪掀翻，甚至船毁人亡。据统计，日本的历次遣唐使团，只有8次全部平安回国，先后有数千名遣唐使不幸葬身鱼腹。
大历十年（775年）的那一批遣唐使在回国途中遭遇不测，损失最为惨重。当时，持节副使小野石根的第一舶和副使大神末足的第二舶一同从苏州出发，三日后海上刮起大风，海浪猛拍船身，六十多人被大浪卷走。一时间，船折舷落，樯倾楫摧，其余幸存者分别挤在断裂的船头、船尾，在海上漂流6日后，才九死一生地到达日本。另外两艘船也遭遇海难，第四舶从江苏漂流到了济州岛，最终全船仅剩40人回到日本。
为何一千多年前，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小国，不惧艰险，拼了命也要来唐学习？只因他们仰慕大唐的荣耀。唐朝的先进文明，上自典章制度、律令体制，下至儒学、文学、艺术、科技、佛学等，无一不让他们叹服。
【把先进文化带回家】
入唐留学，并不是想来就来的。
以向唐朝派遣留学生最多的两个国家新罗和日本为例，留学生在来唐朝前，就已经过国内严格的筛选，随后必须经官方向唐朝礼部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成行。而留学生基本上是随使节团一道前来的，所以向唐朝派遣留学生，对于生源国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外交礼仪。
不过在唐朝末期，由于国家管理趋于混乱，无力顾及这一方面，有一部分新罗留学生则搭乘商船入境，比如有名的崔致远。
而唐朝给他们的名额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从国子监学生名额的变化便可以看出。据《旧唐书》记载，在贞观时期，国子监六学的学生共有8000余人，其中唐朝本国学生为3260人，外国留学生接近5000人，占比为60%左右，这是唐代比例最高的时期。
但随着唐朝国力的衰退，国子监六学的名额也随之减少。据《唐会要》记载，到元和年间，总数只有650人，这一数字基本维持到唐朝灭亡，与贞观时期相比大幅度缩水。而这650人中还包括唐朝本国学生，所以留学生名额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日本的官派留学生，多选自中下层贵族子弟中的学习优秀者，派遣来唐学习佛教的学问僧，也大多出自日本名寺。这些人都是博学多才、出类拔萃之人，其中鲜有游手好闲、鱼目混珠之辈。
隔壁朝鲜半岛的新罗，更是严格限制留学资格，初期选派赴唐留学的多为王族子孙。人数上，每次仅为2人至12人不等，所派人数若是超过唐朝的规定人数，就会被谴退回国，“并勒还蕃”。
隋唐时，日本刚步入封建社会，体制尚未完善，思想落后，文化凋敝，只好奉行“拿来主义”，一一效仿大唐。日本留学生漂洋过海奔向大唐，在学业上有明确的分工，有人学习政治律法，有人学习文学艺术。他们把唐朝的先进文化带回家，给日本带去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盛唐时来中国留学的吉备真备，在入唐后“留学受业，研览经史，该涉文艺”，历时19年。除习得经史典籍之外，还为日本带回了《唐礼》《大衍历》、乐器和武具，以及“儒家六艺”中的射艺。回国后，吉备真备为日本人传授五经、三史、算术、音韵等中国知识。《唐礼》是确定唐朝宫廷典礼的书，对日本朝廷礼仪的完善有很大影响；《大衍历经》《大衍历立成》作为当时最新的历书，促进了日本的历法改革。
得益于渡唐经历，再加上能力出众，因此吉备真备深受圣武天皇的信任，他于归国当年被破格升为正六位下大学助，指导400多名学生学习大唐的先进文化和各门类的知识，最终位极人臣。
【不给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开后门】
入唐以后，留学生还要再度接受筛选，经过严格的入学审批手续。
中唐时来华的空海法师，即电影《妖猫传》中的那位日本留学僧人的原型，他来大唐的目的是学习密教佛法。回国后，他将中国佛学与日本神道结合，作为维护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重要精神力量。
空海法师作为“学问僧”之一，随第18次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入唐。但不幸在行船途中遭遇风暴，一行人在海上漂流了34天，才到达福建长溪县（今霞浦县）一带，得到当地百姓的救援和款待。在长溪县停留41天后，空海等人由福建观察使阎济美迎接入福州，借宿开元寺。正当空海准备到长安报到时，同行的遣唐使却告诉他，因他资历尚浅，未被列入去长安的名单，只能滞留开元寺。年轻的空海心急如焚，当夜就疾书书信一封——《与福建观察使入京启》，直呈阎济美。在信中，空海法师表达了自己对到长安参学佛法的愿望，阎济美也看出空海求知若渴的心情，得知他确实是个人才，遂破格允许他前往长安。
到长安后，空海留学于青龙寺，遍访长安高僧，成为中日佛学交流的一段佳话。他圆寂时，日本嵯峨天皇亲自为他作悼亡诗《哭海上人》，以寄哀思。
与空海同期入唐的书法家、号称日本“三笔”之一的橘逸势，就没那么走运了。据传，橘逸势祖父的另一个孙女，是后来日本嵯峨天皇的皇后，按理，橘逸势为朝廷的皇亲国戚，留学应该备受优待。可唐朝对待留学生一视同仁，并不会给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开后门。
橘逸势“为性放诞，不拘细节”，按照当时规矩，入国子监学习者须为三品以上显贵的子孙，“外蕃”留学生则非皇子王孙不得入，所以外国留学生大多进入供五品以上官僚子弟就读的太学学习——但橘逸势不仅没有进入太学，还在大唐留学一年后便提出回国。
橘逸势委托同他一起前来的空海法师写了一篇“回国申请”《为橘学生与本国使启》，其中云“然今山川隔两乡之舌，未遑游槐林”。史载，日本的留学生在来唐之前都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汉语学习，像空海就曾在大学明经科学习。但回国申请的妙笔是空海写的，橘逸势还需空海为他捉刀，可见橘逸势并没能过得了困扰留学生千百年的“语言关”。
“日月荏苒，资生都尽。此国所给，衣粮仅以续命，不足束修读书之用”，停留异乡一年多的时间里，橘逸势不仅没学好汉语，还花光了从日本带来的生活费，只好请求回国。
好在橘逸势也没有荒废时光，他借此机会拜访当地名家，“历访明哲，受业学之”，“且温且习，兼学琴书”，长安的文人管他叫“橘秀才”。相传，橘逸势还曾向名动一时且“长于章草，为时所宝”的大诗人柳宗元求教过书法。
随第18次遣唐使来华的留学生中，只有学问僧园载一开始就顺利地获准到天台山求法，其余如伴须贺雄、长岑高名等人均被劝退。
【留学费用】
在唐代，留学生主要由鸿胪寺负责安排具体事宜，合格者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国子监有两处，一处设在长安，称为西监，另一处在东都洛阳，称为东监。孔颖达、贺知章、韩愈等知名学者都曾是国子监的老师。国子监下分六馆，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
国子监在学科门类的设置上和现代大学有些相似，分选修课还有公共必修课，各门学科还都有修业年限、毕业考试。但不管进哪一学，均有求学规范和年限规定：“凡六学学生有不率师教者，则举而免之。其频三年下第，九年在学及律生六年无成者，亦如之。”
留学生在国子监所学的课程中，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等科目与唐朝学生相同，其中必修课程包括《论语》和《孝经》，选修课程包括《礼记》《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
唐朝留学生所需费用由唐王朝与所属藩国共同负担。按规定，凡是国子监的留学生，不光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全免，一年四季的服饰也全由地方财政负责。但另外的费用，则由他们和生源国一同承担。
《延喜式》记载，遣唐使出发前，日本会为全体成员赏赐物品，其中“留学生给絁四十匹、绵一百屯、布八十端”。这些物品，一部分是生活所需，一部分是为了行“束修之礼”。
《唐会要》载：“初入学，皆行束修之礼，礼于师。国子、太学，各绢三匹。四门学，绢二匹。俊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各绢一匹。皆有酒酺。”所谓“束修”，是指学生入学前奉赠先生礼物，作为拜师之礼。上自皇子皇孙，下至黎民百姓，都要行此礼，留学生也不能例外，这是尊师重教的一个表现。
除了“束修之礼”，留学生的主要生活开支还有购书的费用。唐朝时期的书籍采用雕版印刷方式制作，效率不比宋朝时期的活字印刷，因此唐朝印制书籍的成本比较高，价格也相对不菲，对于外国来说更是“奢侈品”。所以书籍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物品，买书自然成了其主要开支。
据朝鲜《东史纲目》记载，新罗留学生的购书费用需自己承担。而按照惯例，新罗政府向每名留学生资助购书费用的数额为300两，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日本的情况和新罗类似。由于日本留学生跟随遣唐使节团前来，所以日本政府也给予留学生相应的资助，其待遇仅次于使节团正使和副使，可见日本政府对于遣唐留学生的重视。
第三为交际费用。这些留学生除了要学好知识外，还要争取融入唐朝士人官僚的圈子内，拓宽自己的视野，这自然需要一定的费用。
《唐六典》载，国子监各学最长修业年限为九年，律学为六年，凡在规定时间内未能结业者，则“举而免之”。在国子监的九年间，留学生如果未能完成规定课程，或连续三年考核均为下等，或犯有游荡、赌博、吵架、辱骂师长等过错，以及在一年内超假一百天以上者，全部会被勒令退学。所以，留学生如果不专注于学业，极有可能空手而回。
贞观元年（627年），大唐对留学生开放科举考试。据记载，当时参加长安进士考试的有日本、大食、新罗、安南等许多国家的留学生。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大食国（今阿拉伯）人李彦升，得到宣武军（汴州）节度使卢均的举荐，考取了进士，并被唐宣宗钦点为翰林学士。
新罗人崔致远，在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进士及第。崔致远在用汉文所著的《桂苑笔耕集》自序中介绍自己：“臣自年十二离家西泛。当乘桴之际，亡父诫之曰：‘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亦不谓有儿。往矣，勤哉，勿隳乃力。’”崔致远严守父训，来到中国不仅考中进士，而且还做了宣州潥水县的县尉之职。
尽管大唐对留学生有优待政策，但不等于可以肆意妄为。由于各国留学生素质良莠不齐，大唐官方对其留学期间的活动，还有一些具体的限制规定。
《唐律疏议》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根据这一规定，在大唐境内具有同一国籍的留学生之间的犯罪，可以适用本国的法律处断；不同国籍的留学生之间的犯罪，就当以唐律处断。这就要求留学生在大唐活动不仅要遵守唐朝法律，也要遵守本藩属部族的习俗法。
【晁衡：文化交流的使者】
留学，自然以学业为重。当时，唐朝科举有专门为外国学生准备的宾贡科，这其中有一位传奇人物——晁衡，他是一个日本人，原名阿倍仲麻吕。
晁衡来华时，正逢大唐开元盛世，社会安定、国力昌盛，彼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与使团中许多奉朝廷之命来到唐朝学习的成员不同，晁衡之所以远渡重洋而来，完全是出于个人喜好。因此，尽管其他同胞陆续归国，但晁衡始终坚持留在唐朝。
勤奋好学的晁衡，经过在国子监的多年苦学，考中了进士，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代皇帝，政治生涯长达几十年，官至秘书监兼卫尉卿，还曾辅佐太子研习学问。秘书省掌管国家藏书，晁衡的职务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卫尉卿职掌武器库藏、仪仗帷幕供应，可见唐皇对他的信任。他本人也热爱唐朝文化，能诗会画，不仅把名字改为汉名，而且和唐朝的众多著名诗人都有过亲密交往，诗歌酬唱自不可少。
晁衡的好友、诗人储光羲就为他写诗赞美：“朝生美无度，高驾仕春坊。”储光羲、李白、王维、赵晔与包佶等唐朝诗人、大臣，都被晁衡过人的才学和豪爽的性格吸引，与他结为至交好友，多次互赠诗文。晁衡曾将自己的一件日本布裘赠给李白，李白在诗里写道“身着日本裘，昂藏出风尘”，特别强调这身衣服是晁卿送的。
在唐效力多年期间，晁衡曾请奏归国，却被君主盛情挽留。天宝十一载（752年），日本第11次遣唐使团抵达长安。这批遣唐使的副使吉备真备，正是当年和晁衡一同入唐留学的故交，两位阔别多年的好友久别重逢，不禁感慨万千。彼时的晁衡，已不再是初入唐的未满20岁的遣唐使留学生，而是一位入唐37年、年近花甲之人了。
此次和老友会面，让晁衡的思乡之情变得浓烈，于是他再次奏请回乡。唐玄宗感念他多年鞠躬尽瘁，且家有年迈高堂，便应允他回国，并任命他为唐朝回聘日本使节。
晁衡的好友听闻他即将远行，在长安城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只有李白早已离开长安，未能前来送行。
席间，多人均有诗作，其中王维的一首送行诗（五言排律），尤其被人们激赏，诗云：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
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
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
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
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受到如此礼遇，晁衡自是心存感念，他计划办理完公务、处理完私事后，要立刻赶回来继续为唐朝做事。
然而，没过多久，一个关于晁衡等人不幸遇难海上的消息便传到了京城长安，友人们纷纷派人去打探。来人报告，晁衡等人的船只在经过淮安府海州附近的郁洲山时，由于大风大浪的激烈撞击，连船带人一起撞翻而沉没在茫茫大海之中。
因有事外出而没能来得及跟晁衡道别的李白，本就对此事深深遗憾，现在获悉晁衡这一意外噩耗，更是悲伤，他以诗哭吟道：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不久又传来了晁衡等人生还的消息。其实，他们的船只被大风浪打翻后，便随浪漂流，后来竟到了今天的越南一带，有幸被当地渔民救起。晁衡安然无恙，身体恢复后，又辗转回到了长安。此后，他继续在唐朝任职，历任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直至大历五年（770年），以73岁的高龄逝世。
在位列北宋四大部书之一的《文苑英华》中，晁衡的《衔命还国作》是唯一由外国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得到了后人的尊敬和纪念。
（作者系文史学者）
